《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收录了黄文弼在西域考察中所获得的珍贵文献，内容包括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通过这些文献，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这篇论集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值得一读。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篇一)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所收一封黄文弼致胡适的长信（第10-14页）提到其所获西域文字中有一种出于疏勒东之托和沙赖，并已托钢和泰男爵研究。原信附有该种文字影片两张，可惜没有收入，否则可以板上钉钉了。不论如何，可见他知道托和沙赖发掘品的文字，应无记忆失误问题。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篇二)
森安孝夫的《黄文弼发现的〈摩尼教寺院经营令规文书〉》（白玉冬译，《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第136-176页），是其经典作品《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第二章的摘译（森安这次又新作了修订）。森安是日本杰出的语文学家（philologist），他似乎特别喜欢修理“中国突厥学第一人”耿世民，哈哈。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篇三)
荣新江代前言“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提到：
最后，黄文弼先生在今新和县于什加提（玉奇喀特）遗址发现的所谓王莽时期西域都护李崇之印，被朱玉麒“所谓‘李崇之印’考辨”一文所推翻，给出“李忠之印信”的新释读。。。
但是，提交于2012年、发表于2013年的朱文明明说过（第323页，脚注20）：
此印释读为“李忠之印信”，仅见于周晓陆主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2页。
那么，明知道前面已经有人读为“李忠之印信”（虽然没有交代理由），为什么还要称朱文为“新释读”呢？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篇四)
台湾学者庆昭蓉的《略论黄文弼所发现之四件龟兹语世俗文书》（第290-312页），首次将这四件龟兹语文书全部加以转写和译注（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并推测黄文弼在整理出土物品时，“极可能是出于记忆之误植或登记数据之误认”，误将四件文书的出土地点报告为托库孜撒莱僧坟遗址。其主要理由之一是，黄氏日记只说“发现古物甚多，有经纸数块，长尺许”，未提纸上文字为汉文抑或其他民族的古文字，而在黄氏的用语习惯中，“经纸”不仅用来指汉文和民族文字的佛经写本，甚至包括汉文的官文书。可惜她没有注意到，黄氏《日记》中固然未提纸上文字，但他却在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所作蒙新考古报告中明确说过：“巴楚。。。托和沙赖。。。工作二日，掘获古物两箱，泥像木器为稍多，残纸亦有少许，要皆为印度文书也。”可见，早在1930年，黄文弼已经明确提出托库孜撒莱出土的残纸为“印度文书”，所以绝不存在庆昭蓉所说“单凭1929年9月26日日记，很难推知他在僧坟中发现的‘数块经纸’究竟外观如何”的问题。黄文弼报告曾刊于《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和《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可惜庆昭蓉未能参考。这次《黄文弼研究论集》已经收进这份报告（第15-18、18-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