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定名与相知》，我深深感受到作者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抒发。文章通过对人的名字与相知的关系进行探讨，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通过文字的交融，勾勒出了一幅人生百态的画面，让人不禁感慨生命的美好和脆弱。
定名与相知读后感篇一
扬之水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说是偶像也不为过。这本博物馆参观记让我看到了一位专业人士考据的耐心和仔细。一件器物，可以看造型、纹样、设计，复原它在历史场景中的样子，找回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名称，这就是定名与相知，名与物的对应，这样的研究很有意思。
扬之水先生对于博物的理解，虽然不是博物馆学目前的学习科目，是属于博物学的范畴，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与文学的组合，文物与文学，都有一个文字，文加物，文加学，文加心，文物文学文心。先生的梦想是用名物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叙事系统，就是把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学识储备的，非常期待。
一篇考据文章的呈现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中间从关注到实物到资料的整理，无一不是用尽心血，能找到喜欢的事情并能作为供养自己的工作而为之努力，真是大大的幸福。
另外，这本书确实是贵了，都是扬之水先生以前研究的一些文章的集合，我觉得我还不够努力。我要把《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棔柿楼集》读完。
定名与相知读后感篇二
此书内容一关定名，确定事物原有的名称（“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二关相知，确定其时用途与功能，实现“名与物的还原”，以某一类型的器物或某一个出土器物展为主题组织整体结构，参观博物馆的记录或作为实物范例支撑某个主题，或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描绘及发散，确是从书名上就概括了全书的内容及架构了。 看到对这本书的评价常提到“信息量大”，主要是旁征博引甚多，对于文物的描写又非常精细且用语专业，专业用词就常有注释不会覆盖到的，读的时候边翻边查，感觉得到的信息比书上细细描述的要更丰厚。语言的雅致古意与文物的古韵互相融合，描写细致但毫不赘言，描述之外有个人评价，但只轻轻带过，对引用的文字及前人的成果也保持着严谨且谦逊的态度，整体有一种非常和谐的美感，读着能感觉到作者丰富的知识底蕴、严慎的治学态度，阅读时就算不去考虑获取知识，只品味文字都会感觉写得很美。 图片会一一注明是引用还是作者参观自摄，书的纸质很好，印刷也清晰，但有些附图中作者特意提及的地方可能还是受印刷尺寸所限看不清楚，如果能单独放大标注就好了。 提到的主题大部分在宋及明清，读完对宋朝有了更大的兴趣，毕竟相比明清的追求“雅尚”，还是宋时在博物、多识的空气里，将雅事化为日常的生活情趣来得更吸引人。
定名与相知读后感篇三
翻《说文解字》，“名”的解释很有意思：“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名字而已，为何这般重要？这问题先贤早有论证。《论语》中：“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此处之“名”，虽已由本义生发出“名分”的内涵，但此番生发，仍根植于其本义。张岱年先生认为，此处所谓正名，就是要让名实相符。在孔子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里，“名”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孔子论名，强调其在政治中的应用，至于公孙龙、墨子、荀子等人，则进一步推演出“名”对于普通事物的重要性和“名实相符”的意义。其实细细想来，便可知道，倘若万物无名，则人大概近乎失语。构建在语言文字中的一切灿烂辉煌，将瞬间黯然。倘若“名实不符”，则世间的一切讨论将失去准确，鸡同鸭讲。
正因如此，董仲舒说，“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万物之名藏于其自身，但却只有圣人能观其象而察其质，给予它合适的名字。这等描绘当然不免过于理想化——物件如此之多，圣人如此之少，哪里忙得过来，不过却很能说明古人为物命名的审慎。而在时间隧道中畅行之文物，又常有历朝历代有识之士修正其名，物名背后的文化内质和讲究，由此层累成壳，更增深厚。只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古今易变，物是人非，物的寿命往往比人和记忆的更长久。古物散落于今人之手，物不开口，今人瞠目古时月，多数时候只能落得“物我两忘”的尴尬。而这一困窘，正是扬之水在《定名与相知》中试图解决的难题。
也不是没有前辈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历朝历代都有文物出土，零零碎碎的抚今追昔，不绝如缕。文物研究真正在文化界掀起波澜，还要数宋代的金石学。不过，吕大临、李清照等人关心的器物范围相较于今日文物要窄得多。他们的心头所好，一是青铜器，为金，二是碑刻，为石。对二者的研究合为金石学。而在青铜器中，雅士们又更偏重带铭文的器物，关注其中的文字。说到底，真正让这些文人兴趣盎然的，还是古时传下的文字和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过，通过对铭文的解读，竟时常发现铭文中有器物的名字。器名之谜，由此迎刃而解。如此“定名”，关键在于认字和类比。铜器之名惹人关注，当然也因为这些铜器事关礼法秩序。宋徽宗着意于礼制改革，追溯古意，制礼作乐，倘若所做礼器张冠李戴，无论是当时后世，终不免贻笑大方。正因如此，宋人研究器物，虽范围有限，但却以探源、补经、纠错为目标，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分类定名体系。此后元明清各代金石名家的工作，几乎未能超过宋人圈定的范围。
近代以来，考古学家接手金石学家的工作，致力于对文物的研究。在考古学时代，无论是文物的时代范围还是材质范围，都远较“金石学时代”为宽，不止三代，连宋元明清的日常器皿也是文物了。金银铜铁、陶木漆骨，但凡能留下的东西，都是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职责之所在。不仅如此，在考古工作者的理想中，对文物信息的发掘也应该更为深入全面，诚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所描绘的，“古器物学的原始资料……必须经过有计划的搜求、采集和发掘，最详细的记录和尽可能的校勘，广泛的比较，方能显出它们真正的学术价值”。从发掘源头到整理分析，强调全方位的细致，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掘文物可能存在的信息。可问题是，随着文物范围的拓宽，绝大多数文物身上可都是没有字的，记录文物的发掘地点和地层位置，可解决不了文物的身世问题，连文物的名字都定不了，那该怎么讨论文物相关的种种问题呢？面对“纵使相逢应不识”的窘迫，通行的解决方案是，起个标本代号，或者根据类型学研究的结果起个新名字，先行讨论其他基础问题——考古工作者并不是不想搞清楚文物原本的名字，但经历过田野考古的人都清楚，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能把一个工地的大小事务梳理得清清楚楚、让考古报告在几年内出版完成，已经足以让人精疲力尽了。
精力有限虽是个很充分的理由，爬梳经史考订物名难度太大，也是令人羞赧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原因。能像宋人那样辨析金文已属不易，面对周身遍体找不出一画字来的文物，想要叫它一声让它答应，就是宋人也难有这般能耐。虽然考古学引进之初，蔡元培、李济等人仍保持着对传统智识的清醒：“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自宋朝以来，中国考古学这段光荣的历史。”但是现行教育体系下，众多从业者鲜有旧学基础，难以用实际行动响应这一号召。当然也有例外，如宿白先生所撰《白沙宋墓》，是对考古学与传统考订之学的完美结合和全新开拓，堪称典范，但此本一出，却几成绝唱——不是不想学习模仿，实在是太难模仿了！
在“人”“物”面面相觑的狼狈中，方能见出《定名与相知》以及扬之水众多其他著作的意义来。
从扬之水最早的著作来看，她最初的兴趣似在于文，而非物。实际上，若读书有穷根究底的精神，则由文入物，既是“迫于无奈”，也是自然而然。就如国人最为熟稔的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中间多少物事描写，谁能一一说清？囫囵吞枣倒是不影响情节，但却让原作者苦心经营的画面感付之东流，诗意大损。如李商隐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句，倘若不知唐时需用烛剪调亮烛光，恐怕对作者想要挑灯长谈、共诉衷肠的心境难有体会。扬之水大概是不愿错失前贤的一番心血，便把目光转向了海量出土的文物上，希望一探究竟，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竟踏出一条为物“定名”的道路来。
这道路说来也并不算新奇。古代诗词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物的名称与描写，出土壁画和传世绘画中有形形色色古代情境的描绘，库房中有种种不知名的遗物，三者对照，寻寻觅觅，自然能有所收获。一番对比，不仅能把物名弄清，往往还能顺便把工艺源流、类型式样研究得清清楚楚。如《定名与相知》中谈及花头钗簪，其名称由宋元话本中的名称“花头”谈起，物证取于宋墓所见的金钗银簪，同时又附上出土壁画上的妇人形象，多重证据展开，让当时妇女头上风景的可能性一览无余。
这方法看起来甚为轻巧，似不过是现成材料的对应，呈现的成果似乎也不过是个名字身世。用扬之水的淡雅笔调说来，仿佛是自我介绍的头一句，一切都理所应当。看似简淡，其实是扬之水举重若轻。难易究竟如何，一试便知。倘若不是对文、画、物三者极为熟悉，此类研究根本无从着手，就算上手也难免顾此失彼。难便难在于海量文献、文物资料数据中的贯通自如。而扬之水或由文入物，或由物及文，竟毫无滞涩之意，实在令人叹服。再加上其文思泉涌，用力又勤，撰文之快，让人应接不暇。无论是文史功力还是治学态度，我辈望尘莫及。
让文物回归古名，而非囿于出土代号，其意义，在于相知。荀子说，名定而实辨。考古现场，脱离情境的出土物，就算再精美，也只能弃用。因为出土情境包含了文物最基本的信息要素。而文物本名，其命名之时，亦有情境，失其名，则失其境，即失其实。文物由古至今，宛如时光远行，无法逆转，倘若失其名姓，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文物亦再无“回乡认亲”的可能。恰如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的设置，死者的名字如果在生者的记忆中消失，那么它在阴间的灵魂也会消失——定名，着实是在为文物铺就回乡的道路，亦是为今人寻找未曾抵达过的前世过往。
扬之水的定名工作，在古今相知之外，亦能让学科相知。如今学科越分越细，学者越钻越深，同一学科不同方向，而鸡犬不相闻的情况，层出不穷，遑论不同学科的壁垒。中国考古学原本系出于历史学，但两者分道扬镳之后，各有侧重，渐行渐远。考古人知书不足，史家知土难懂，谁也看不明白谁的成果，那便谈不上利用。考古学与历史学如此，中文、哲学就更插不上话了。由此造成的断裂，使得学科间的交流无法真正碰撞出火花来。扬之水的定名，正跨越在文史与考古文物之间，以物之名，为文史研究和文物研究构建了曼妙的桥梁，文史学者由此而知物之工巧，考古学者由此而知物的身世。有桥上相会之日，方有学科相知之时。定名之力，功莫大焉。
《定名与相知》副标题为“博物馆参观记”，意欲彰显博物馆展览于新知所获的贡献，这是扬之水对博物馆众多帮助的感念。但实际上扬之水这样的定名者对众多博物馆来说也是难得的“宝库”。倘若无“扬之水们”呕心沥血地在文海中乘风破浪、在书山中披荆斩棘，展览中不少精彩文物的名片——说明牌，只能付之阙如。从这一角度来说，扬之水的定名，又带来第三重“相知”——也是众多文史普及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愿望——让普通的博物馆参观者，亦能够借此步入窥探古代世界的门径。这一重相知，让冲在专业与公共对话边界的博物馆，真正实现了它的沟通功能。
柳永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其实，倘无“浮名”，喝不上小酒，倘若无“名”，喝了酒也唱不出词儿，那也就唱不出味儿。扬之水自谓寻名于微处，言极自谦，但处处寻微定名，已成就一片历史的星空。看似“点点星光”，不过是因为观者距离渺远。离得越是迫近，越是能知道每一点星光似微实巨。那背后蕴含着的聚变式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文 | 丁雨
北大考古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注：本篇书评首发于《中国教育报·文化周末》（paper.jyb.cn）2018年10月26日第4版；版权归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所有，转载自“中教文化乐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