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1949—1989》是一部详尽分析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作者通过文学作品的演变揭示了时代变迁和思想风貌。书中深入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展现了中国文学在这段时期的独特魅力和力量。是一部值得深入研读的经典之作。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篇一)
最近旁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读洪子诚老师的小书。四十年当代文学史，就是由统一而分化的历史。体会有四：
1. 政治社会压力的宽松化，导致个人自由的扩大，但同时商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将因意识形态抬升地位的严肃文学打翻在地，并迅速过渡到大众文学的时代，文学反倒由中心走向边缘，形成奇妙的悖论。文学要独立于政治与资本，皆非易事。
2. 八零年代的文化热反映的实际是智识的贫瘠，大历史造就大时势，作家的井喷得益于环境的变化，也受限于自身的经历，不得不说是某种悲哀。另外，不同年代人有不同精神气质，是很有意思的观察视角。
3. 域外思想流派走马灯式地在十年间传入扩散，但又是几十年过去，属于我们的新的东西仍需要“真正的消化、融合、重构的工作”，这是“比80年代任何时候都要艰难得多的工作”，也是如今新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要求。
4. 原来对建国后文学的印象，除了那些知名作家的小说就是朦胧诗派，但没想到一方面可读的作家还是多，另一方面朦胧诗派的持续时间竟如此之短，到80年代中期已经不活跃了。我们对于时空的感知，大概也是如此吧。
最近又连着两三天都没有读专业书的动力，还是得好好调整状态。加油！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篇二)
《中国文学：1949-1989》是洪子诚老师一部短小精悍的佳作。本书细讲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练版。
本书的上半部分讲五十到七十年代，并没有涉及太深当时的文学，亦或者当时并没有太深的文学可以涉及。上部从建国大背景开始，描述了胡风、周扬和“文化激进派”三派各自的理论和历史。
在这三派争斗带来的历史波动中，在不断变化的“文学的任务”和“革命的文学范式”中，作者定位了耳熟能详的作家，以及他们各自的命运。这里既有“知青文学”、“七月派”、“朦胧诗”、“归来的诗”，亦有“工农兵文学”和“文学”等已经过时的文学类别。
本书的下半部分讲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审查松动，文学蓬勃发展，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精髓中扎根，各自发展出了“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主义”等流派。也有一章专门讲女性文学和女性作家。
作者带着谨慎的态度审视课题，也许太谨慎了。下半部分并没有很深入的分析，也没有采用太先进的理论，只是草草介绍了主要作家、流派和各自的特点。女性文学一章的理论框架甚至显得有些过时。文中出现的理论家的名字也只是提及名字。我最大的收获反而是一个自己记录的书单。但瑕不掩瑜，这依旧是一本优秀的入门书籍。
虽说作者认为本书比《中国当代文学史》更有可取之处，但我不幸地更期待与后者的相遇。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篇三)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讨论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下编讨论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不难看出，在结构、方法和情感立场等诸方面，上、下编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说结构。在总体结构上，洪子诚老师围绕中国当代文学从”一体化“走向”多元化“的进程展开讨论。具体来说，上编分析“一体化”，从文学的规范：政策、人事管理与稿酬制度、报刊、会议等写到理论论争、创作状况等。下编分析“多元化”，写法则向传统的文学史著作靠拢，首先以宏观叙述描绘80年代文学的总的发展情况，随即分文类（诗歌、小说、戏剧）进行讨论，进而提出“女性文学”这一新的问题式，最后落脚在85年后文学的变化之上。
从中不难看出，上、下编运用的方法也有较大区别。上编是典型的“外部研究”，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切入，讨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围绕文学政策、文学制度如何影响文学生产进行研究。下编则偏重“内部研究”，虽然涉及外部环境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但不作为主要内容。而是以作品的“内容”为核心，兼论语言与风格。
进一步思考，这种结构与方法上的“断裂”，隐含了洪老师的情感立场。对比《中国当代文学史》，两者结构上可见出较大差别。在《当代文学史》的上编里，存有较大篇幅的作家作品论，而在《中国文学1949-1989》的上编里，作家作品论的占比就小了很多。其部分原因在于：“……但是总的看来，成绩较为有限，特别是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阶段”，换言之，因为洪老师对50-70年代文学本身的估值不高，因此更加看重制约文学生产的外部因素。而这种估值，是建立在他对“五四”文学和19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的阅读之上的（见《我的阅读史》），可以说他建立了一套规范—偏移模式，以“五四”文学和外国文学为规范，衡量中国当代文学，符合规范的给出较高评价，偏移规范的则探讨偏移的原因。以“纯文学”的视角观照，80年代文学的水准高于50-70年代文学。因此，这种“断裂”也是可以想见的。
综上，本书中文学史叙述的“断裂”，其根源是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与19世纪世界文学的阅读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