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这篇文章描绘了玉米的生长过程和重要性，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种常见的粮食作物。玉米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广泛的用途。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们不仅了解了玉米的生长特点，还深刻体会到了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玉米》读后感(一)
这本书几年前在蜗牛读书上看的，当时只有玉米那一篇，觉得文笔对我胃口。然后看了作者的另一部作品青衣。相对于玉米，青衣的人物性格感觉塑造的更清晰更完整。 回到玉米这本书，玉米，玉秀，玉秧选择和结局，和他们的性格，时代，家庭是分不开的。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玉米了，她好像一直都很明确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有规划有方向的一步步向前走着，我挺佩服她的。玉秀其实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可惜总是看错人，看错了姐姐玉米，每次发生事情时，从来没有想到找姐姐依靠，从而导致最终酿成大祸，害了自己一辈子，当然这是她们从小到大的生活有一定关系。玉秧在这之中不太喜欢的一个女孩，可能是她内向沉闷胆小的性格让我感到烦闷。当然，她可能也是这三个女孩中，以后自己最有能力的一位吧，毕竟她运用知识改变了命运。但她这个性格和老魏的一些事，是我对她的以后的美好生活产生了怀疑。 那个时代对女性实在是苛刻，家庭性教育也实在是贫乏的可怕。当我看到老魏诱骗玉秧时，玉秧的想法和决定真是让我想冲进书里把她拖走。但想想书中的社会背景又觉得真实的可怕。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社会也一样经常性发生。
《玉米》读后感(二)
在中国人眼里，贞洁二字重要也不重要。不重要是因为每个女人都有这么一层，迟早是要有那么一天；而重要是这是能锁住一生的链子、浸死人的水、是金光闪闪血光闪闪的大招牌。 无论是什么时机什么方式，总归是要做这么一遭；可就算总归要做这一遭，还是要看什么时机什么方式。 刚开始看我更怜惜玉米，作为一个早熟的大家长，她身上背负了太多男儿的责任和女儿的付出。玉米要强，从不肯颓起她的脊骨，在家里大事上也隐隐当家。她具有中国传统女人的坚韧、勤劳，又兼有男人的野心和壮志，从她嫁给郭家兴要重振家里荣光就可以看出来。 同时玉秀的投机取巧、见缝插针让我对她没有一点好感，唾弃于她辜负玉米的苦心。 看到第二部分的后半段，玉秀怀着孩子在死与不死之间徘徊，开始像根丝线揪心起来。被人糟蹋并不是她的原罪，被郭左走前欺负反抗权也不在她。“反正七八个了，多自己一个也不算多”，玉秀茫昧，可郭左并不，人情消弭后就剩下情欲了。郭左一走了之，玉秀怀胎惶惶不可终日，看着玉米的孩子，她还是咬咬牙不舍得死了。 从一个被施暴者完成对母亲身份的心理转变，玉秀成了被人随意拴在岸上的舟。“找来找去却四顾茫茫了。四顾茫茫。” 可能是由于我尚幼稚的缘故，我还是不喜欢玉秧。但是就能说她是绝对错的吗？不能。在跟姐姐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学生和乡下人的身份让她幼稚又早熟，自卑而要强。对人际人事懵懂、普普通通的她自然而然成了魏向东手里的一把枪，裹挟着自己隐秘的私心，打向了高红海、庞凤华还有班主任。值得一提的是，无力的魏向东发现自己只能对玉秧开枪。 恋人完美形象的破裂、同学的排挤冷眼、老师的偏心偏爱，给玉秧自卑的心投下阴影，也埋下黑暗的种子。事实上，这些扎心的事可能只是对方生活的一个小插曲，根本无人在意。玉秧的反抗是晴天里的哑炮，却轰隆隆炸起连片的雨。
《玉米》读后感(三)
一、《玉米》
毕飞宇的《玉米》这篇小说采用的并不是传统长篇小说的闭合结构，而是由《玉米》《玉秀》《玉秧》三部分拼接起来的。这样的小说结构模式让整体呈现的比较分散，虽然三部分彼此之间也互相由联系，分散的结构正好呼应了小说中一直隐含的一种对立关系。
故事发生的时空是在70年代的王家庄，以玉米的母亲施桂芳终于生出了一个男孩“小八子”为开始。小说中的人都以“要生男孩”为狂热，在没有生男孩之前，施桂芳便需要“装”的客客气气的，收敛着的。而在施桂芳生了男孩以后，施桂芳就有了底气，身上也有了气焰。
伊瑞格瑞的《内视镜》中表达了在社会中占据着主要地位，统御社会的权利都是男性，所以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第一性”的存在、“本质”的存在，代表着“理性”。而女性，则是“非理性”的，“边界模糊”的。
小说中人们对于男孩的吹捧是痴迷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十分认同男孩就是“第一性”的存在。当施桂芳的男胎的掉了，这被她理解为“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是这样了”。
在这样的一种父权制社会中，男人与男人们之间团结起来，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来对这个社会进行掌控，继而对社会资源来进行分配。男人虽然有可以彰视着自己性别的生理特征，但还需要依靠对女人的掌控才可以被这个团队所认可。
在小说中王连方当面对妻子不愿意配合生小孩时，“正面一个，反面一个给了两个巴掌”。男人用暴力来规训女性，让她们顺从自己。当王连方的妻子终于生下来一个男孩小八子的时候，王连方和施桂芳都终于觉得自己更“完整”了，完成了这个社会中制定的规则。
小说中表现了在父权制社会中性对于女人的支配，上野千鹤子认为“所谓性的双重标准，只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男人把女人分为“玩弄对象”“结婚对象”，玉米的父亲王连芳只是把施桂芳当做生育的工具，当她完成任务，不能再给他带来快感，他便在村子里寻找别的可以给他带来快感的其他对象。
小说中玉米这个人物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与这个家庭绑死在一起，她把她的一切都与家族的荣誉和社会声望挂钩。在玉米选择婚姻时，她对王连方说只要手里有权利的男人。玉米对于自己那个五六十岁的丈夫是不满意的，但是这个丈夫可以带给她权势。在小说《玉米》和《玉秀》重合的地方，小说也描写了玉米的心理，她在拿自己来换一个家庭的荣誉。
不仅如此，玉米还促使家庭成员主动承担起规训她们的责任。玉米与玉秀针锋相对，玉米对于玉秀那种“妖里妖气”十分不满，因为这种“浪荡”的表现是不符合一个正经人家的。玉秀遭遇不幸的时候，玉米非常心痛，但是转头又对玉秀说如果不是她妖里妖气，怎么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二、《玉秀》
小说中出现了多种女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来展开小说的描写，几乎是小说的中心。玉米和玉秀的关系，玉秧在学校中与女同学之间的关系。
玉米对于玉秀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大家长对于手下小辈的那种掌控关系，玉米把自己当成家庭的权威，没有人可以逃脱她的掌控。而玉秀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不安分的人，她天生长得漂亮，在王家的姐妹中最出挑的一个，也是一直想要脱离玉米的掌控。玉米和玉秀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紧张的，对立的，两者相互敌视的。但是小说并不仅仅只停留在塑造一对敌对的女性关系中，玉米和玉秀之间除了互相敌视，还带有不由自主的温情。在这个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两者别扭的相互依存。
女性之间的友谊书写一直都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一般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只是“花瓶”般的存在，互相争宠，相互伤害。在《玉米》中，玉秀也承受着来自姐妹的攻击。无论是玉米把玉秀受到的伤害归结到玉秀自身还是玉穗骂玉秀“尿壶，茅缸”，这些都让人感受到女性之间的相互迫害，就算是亲人之间也是如此。
小说中玉米和玉秀的关系一直都是别扭着的存在，玉米心里也想着玉秀，想把她安排在收购站上当司磅员。但是玉米又想到自己要拿身体来换家里的面子，但是玉秀只是坐享其成心里又觉得不舒服，十分别扭。
说到底，玉米有这样的别扭的心理也是受到长久以来社会环境的规训有关，对于妹妹的不检点气质是丢了家里的“脸面”，所以她痛恨着玉秀。但是玉米心底里还是有一丝真情的，看到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会抱住她安慰她，会在离开家的时候嘱咐玉秀保护好自己。
小说塑造的主人公的行为也与小说中的时空背景都有关系，七十年代的时候，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发生着冲突。社会生产资料比较的缺乏，所以女性之间也需要去抢夺资源，她们的嫉妒心是比较明显的。
三、《玉秧》
小说的第三部分《玉秧》似乎在结构上有些断层，主要描写玉秧与周围同学发生的故事。第三部分的生活空间已经不再是第一二部分的乡土和城镇，而是缩小到了校园。而这个校园却是一个缩小的社会一般，玉秧在这里依旧摆脱不掉被权利掌控的命运。
小说在第一二部分一直在消解掉宏大叙事，而在第三部分《玉秧》中更是表现了个人在权利面前的扭曲。福柯认为，话语同权利的概念密切相关，知识都是由权利建构的。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表示。如何一种观点或者理论被判定为“真”，都是因为它符合了社会主流权威的利益。
在《玉秧》中，学校领导的话语就是权利，当玉秧被怀疑偷了舍友的钱包的时候，她连忙脱下裤子来解释是因为身体原因才一个人回的宿舍。尽管不是玉秧偷的钱，但她在这种无形的权利压制下终于受不了了，偷偷地把钱给补上了。当学校领导魏向东找到玉秧，让她做隐秘的监督着时，玉秧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她感受到自己不再是没有用的。当王玉秧拥有了权利，尽管这是隐秘的，她仍然感受到了高度的荣耀。
当玉秧把平时写诗的文艺青年楚天告到了魏向东那里去时，魏向东的逼问让楚天一下子失去了骄傲。楚天甚至都没有做什么伤害，但是对于代表着权利的校领导来说，这些臆想都是不被允许的。楚天的“臆想”“作诗”被当做“洪水猛兽”，魏向东十分正经的让楚天做“自我揭发”，这些描写都是喜剧化地消解着宏达叙事。
而小说最后段戏剧性的描写代表着学校权利的魏向东向玉秧求爱时下跪，这更加消解了权利的宏大，以及带来了一种思考，为什么玉米，玉秀以及玉秧都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女性要获得权利只能依附于男人的处境这样子的书写更让人怀疑父权制度下的不合理。
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三部分结构看似不连贯，但是于细节处都有相互联系，这便能让我们在一种不闭合的小说中来生发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