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四十年诗选》是一部梳理多多四十年诗歌创作成果的精选集，展现了多多在不同时期的诗歌风格和情感体验。读后让人感悟到多多诗歌中蕴含着对生活、对人性、对世界的深刻思考和感悟，让人深深被其文字所打动和感染。
多多四十年诗选读后感(一)
不敢谈僭越，只是会想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相遇，想到《黑暗骑士》放映剧场外的枪声，以及最近马克龙的耳光。两首小诗，一首写于１３年左右，一首应写于２０年秋。 多多 5月17日，多多在上海讲座， 连中六刀， 犯罪嫌疑人刘某， 男、河南人、23岁、诗人， 现已被警方批捕， 请广大市民放心上街。 刘感与文化自信 这段时间以来， 刘感一直在注意多多的行踪， 多多近期有什么公开活动， 多多最近是否出门， 多多这学期是否还去学校上课， 皇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如诗中所说， 终于有次在某大学礼堂， 多多正在台上宣讲， 刘感身着浅色上衣， 把A3纸复印的《多多》一诗贴在胸前， 身后贴着两竖行“刘感，扩大影响力”的白纸， 以大喊大叫，扰乱会堂秩序的方式， 在冷淡和保安将之架出去之间， 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多多说， 你是谁？ 于是刘感答道，我也是诗人，我没有掸掸衣服， 却说，一开始想到的是用大头针， 但是呢会容易伤到人，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折了三折的两张A4纸递过去， 过了一会儿，多多的眉头松了， 他说，先回去，过后聊， 散会后，多多与诗人走在一起。 诗人问，你想要怎样？ 刘感答道，这些年各类综艺层出不穷， 演唱，达人，小品，街舞，脱口秀应有尽有， 中华诗词大会都在先例，何不尝试一个现代诗红楼大观？ 以你做常驻，以地域分几个区， 每个大区特设在地的文学诗歌界声望人士为嘉宾， 配合几十名教授，批评家，作家等专业评审打分， 参赛资格要求，59岁以下未出正版诗集或29岁以下的年轻诗人， 参赛要求，汉语普通话朗读个人作品，限3首或5分钟，且60行内， 排名奖励，不过是刊物邀约一下稿子， 协助部分诗人出版合法诗集， 写作班招一些学员或助教， 文联作协吸收新的朋友， 花不了多少钱，成就多少功业！ 名字我都想好了， “以诗之名，重现大唐”
多多四十年诗选读后感(二)
韩东：又见多多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开始读到北岛、芒克的诗，这些诗先是抄在小本子上四处流传的，后来我才见到北岛主编的《今天》，接触了江河、杨炼、舒婷、顾城这些人的诗歌以及史铁生和北岛的小说。“今天”写作群对我而言的“启蒙”意义非常重大，在心理上我亦视这帮人为英雄豪杰，惊为天人。后来，舒婷、顾城被官方刊物大面积地接纳，其魅力顿减，北岛等也已经被我读得太熟了。最后是多多。在我的印象里，他在后来的“今天文学研究资料”里才出现，被视为“今天”写作群的“最后的秘密武器”，并有传言，北岛曾说：“我们不过是一些写诗的人，多多才是真正的天才。”待读到多多的作品，我才相信此言不虚。
一九八五年，我在北京多多的家里见到了多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头发虽然花白，但面目年轻，并因此显得格外年轻了，当真是鹤发童颜。多多眼睛细长，虽算不上有多英俊，但十分具有个人魅力。他抽“长乐”烟，并告诉我北京人都抽这个牌子。墙上挂着多多本人的油画作品，房间四周目光所到之处充斥着各种古董或者半古董以及不知从何处搜罗来的民间工艺品，记得有一只台灯的灯罩居然是一只绣花的鞋面展开做成的。我觉得多多的住处就像是一个博物馆或者博物馆的仓库，他置身于这些乱七八糟的“美”的事物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很像他的诗歌作品。总之多多很“艺术”，而不“文学”，如果他不是待在一间“艺术品仓库”里而是待在书斋中，四周书架林立、经典闪烁（现在很多诗人、作家的家里都布置成这样），他的形像在我的心目中一定会降格的。似乎我们也没有谈文学、谈诗歌，谈的是生活。当时正是正月年后，屋外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多多说，北京每年的这个时候至少要炸出六十只眼珠，我听了不免一惊。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多多，但他的消息会偶尔传来，听说他出了国，在海外出版的《今天》上也时常能看见多多的作品。但在国内，多多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今天”写作群诸人各奔前程，史铁生因其小说写作蜚声文坛，成了大作家，舒婷早年的诗名一直得以维系，并逐渐扩大影响及于大众，流散海外的几位中顾城因杀妻和自杀经媒体的传播更是家喻户晓。多多则再次重返“秘密状态”，了无声息，直到本世纪初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偶尔读到他的作品，不免又惊呼如见天人，其激动和词不达意一如我们当年。
这个月我去苏州参加一个诗会，意外地又见到了多多。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并戴上了眼镜。如今多多在海南大学当任教授，但国籍已非中国。他老了许多，也平和了许多，那双细长锐利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也不怎么看得清楚了。当他登台朗诵诗歌，为了看清楚稿纸，将眼镜往额头上一推，架在头顶，就像一个飞行员一样。我又看见了多多的真面目，他的诗歌在飞，整个人在飞，是飞而不是滑翔，轰隆作响，绝对是重型飞机。接着当年的那次谈话，多多对我说：“要是在现在，每年就不是六十只眼珠了，而是六百只。”掷地有声，我听了不免又是一惊。
2005-4-24
多多四十年诗选读后感(三)
多多：与词的搏斗
凌越
对多多诗歌最初的记忆是1988年，高中几个同学筹划出油印的诗刊——因为是文科班，再加上少年情思的萌动，许多同学都会写上几首小诗——大家聚在一起，有个同学拿出一份诗刊给大家看，一边指着一首诗一边用一种哗众取宠的表情给大家念：“我看到一块麦地上长出我姨夫的胡子/我姨夫早已系着红领巾/一直跑出了地球——”自然是一阵哄笑，那时大家争相传阅的是席慕蓉的《七里香》。
1993年我大学毕业来广州结识黄灿然，他每年都会来几趟广州，每次来必会彻夜谈诗，他那时就是多多诗歌热情地推介者，但是我却长时间地不为所动。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年头不容易找到多多更多的诗，他倒是在1986年出过一本诗集，可是由于印数极少，根本见不到，只是在有限的几种选本里有零星的几首，完全不能反应他的创作实绩。另一个原因是，黄灿然随口背出的一些多多诗句没能打动我，我记得他说得最多的是像“牧场背后一齐抬起了悲哀的牛头”“大海，满载黄金般平稳”之类的句子，而我自己当时整个沉浸在美国当代诗的氛围之中，整天脑子里转悠的是诗歌的现代性、口语的节奏等问题，对这类强调意象的诗句多少有点不以为然，话说回来，我至今还觉得这并非多多最出彩的诗句——它们确实漂亮，可是漂亮得似乎有点过头了。
我开始进入多多的诗是在1998年一个潮湿的春天，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随手翻开一本《时期的地下文学》，忽然几行诗句跳进我的眼中：“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青春》）当时的感受可以用狄金森的一句话来描述：“它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令我温暖，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这就是诗歌进入心灵的方式：直接、神秘，许多时候难以解释。这也是我诗歌阅读史上最强烈的若干次经验之一，这几句诗对于我如同“芝麻开门”一样，忽然打开了多多诗歌厚重的大门，在那个当时尚无太多人问津的仓库里无疑密藏着许多珍宝，不久我又再次被《风车》和《北方的海》的结句所震动：
而，我们的厄运，我们的主人
站在肉做的田野的尽头
用可怕的脸色，为风暴继续鼓掌——
但是从一只高高升起的大篮子中
我看到所有爱过我的人们
是这样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搂在一起
如果你在短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受到某位诗人如此的“猛击”，那你就会对这位诗人产生信任感，并且自然地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诗句特有的轻柔的抚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多多是一位迟到的诗人，大多数读者比我还要迟一点，要到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才算喜欢上多多的诗，尽管他在写作的最初几年已经显露出高人一筹的秉赋，甚至不少早期作品堪称杰作。多多的写作起始于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年代，那是一段又贫穷又富足的时代，多多和中学的同班同学芒克、根子形成一个诗歌小圈子，他们相互切磋砥砺，各自怀揣着不为人知的梦想。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没有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但是大自然是就他们最好的老师，而借助“串联”的机会，多多和几个少年时代的好友拥有了最初的流浪体验。他们在一起写诗、唱歌（2004年在海南大学阶梯教室我听到过他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版的《我的太阳》）、打乒乓球，甚至追逐女人。就像2004年刚回国接受我采访时多多所言：“我的大学是田野。”这样的早年经历反而赋予多多个性和诗作某种未经“驯化”的野性，而这种罕见的素质是学院里的诗人难以企及的，多多诗歌中那种无拘无束的突破陈规的气质显然和他早年这段“浪游”的生涯有关，而这大概也是多多日后一再强调的他不曾放弃的“诗歌原点”之一吧。
多多1982年开始少量发表诗作，而他真正在一个较小的诗歌圈引起关注是在1985年，那年老木编选了《新浪潮诗集》，多多有二十多首诗入选。稍稍年长一点的读者肯定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诗歌热潮，可是这一切似乎和多多没有关系。当时流行的诗人排序，是由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五人诗选》奠定的，依次为：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根本就没有选多多的诗。2004年多多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再声明自己和朦胧诗毫无关系：“我根本就不是朦胧诗人，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可见多多当时对此也一定愤愤不平。
不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多多诗歌早期被埋没到今天被广为接受的过程，正好揭示出当代汉语诗歌的某种变迁，大体而言当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正从强调大而无当的社会责任转向诗自身。不能说早期朦胧诗一无是处，但是当时许多诗作流于空洞的口号却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让人们还来不及或者不懂得赞赏复杂的“美”。多多的诗作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某种道德诉求内化，让它们屈从于诗的本体屈从于美本身。多多的诗显然有一个对抗的主题，但是他对抗的往往是某种抽象的宿命般的力量，因而他为自己的诗赢得了更高的境界和张力，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轻易丧失或者变得面目全非乃至让人不忍卒读，就像很多与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一样。
在形式上，多多的诗以意象和节奏取胜，他的诗中经常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意象，像上文引用的《青春》，几行诗简简单单勾勒出人们熟悉的一个冬天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背后似乎又有着某种奇怪的魔力，让人欲罢不能。多多像许多杰出的诗人一样听命于意象的引领，他显然知道意象自身有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诗人自己也难以阐释，然而它正是“诗”的最好的居所。多多早期诗作善以排比制造节奏，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多多诗歌的节奏变得更复杂和美妙，他的许多诗作有着很强的音乐性，像《我读着》、《没有》、《依旧是》等诗篇的节奏就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声调最终长出自己的双足，去找寻令诗人自己都深感意外的神秘的意义，在此多多踩上经典的现代诗歌节奏，而疯长的意义之树则是其硕果。
1989年多多离开中国，开始长达十五年的旅居海外的生涯，其间多多的诗歌创作也迎来又一高峰，漂泊异乡的经历给多多的诗作染上了一种沉郁的基调，《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和《在英格兰》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们给中国诗歌传统的“乡愁”主题，增添了毫不逊色的现代例证。2004年夏天在离开故国十五年后，多多回到国内，我去白云机场接他，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诗人已经变成满头白发的长者，他从众多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游客中孤身向我走来，拖着沉重的皮箱。多多有一行精彩的诗句：“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那个家显然不是海南大学给他提供的住宅，就像他在华语传媒诗歌奖受奖辞中所言：“我们来自书写诗歌的同一只手。”那个家是诱惑着所有诗人的同一个家，它在天上，看不见的地方，强烈的引力使诗人的思绪朝上，成为感人的诗篇。
回国近七年，多多归国之初的欣喜早已被对社会和现实的激愤所替代，每次见面谈诗论艺和对现实的抨击都是交谈的两条相互交错的主要线索。就像波德莱尔所言，龌龊的现实只能让抱有理想主义信念的诗人“感到恶心”，诗人和现实的天然对立也充分体现在多多的生活和诗作中。如果说多多以对物质生活——仅举一例：他在海南大学的住所，七年来依然像一间简陋的学生宿舍——的全然忽视表明对物质现实的蔑视态度，他的诗作则以超然于现实的哲思从思想的维度上同样再现了这一点。多多回国之后一如既往地对诗歌写作倾注全部心血，很多时候他每天花在写诗上的时间有六七小时之多，这种专注不要说在多多那样的年纪，就是在年轻诗人中也是罕见的。最可贵的是，多多没有停留在以往有效的写作路径上，——这种有效路径是以对炫目意象的经营为主要特征的——，而是在抽象的言说的层面迈出他诗歌生涯晚年最重要的一步，达到的效果暂且不论，这种诗艺上的敏感和勇气首先就令人尊重，他这几年写作的重心是试图将“思”和“诗”嫁接在一起，那是诗歌和哲学共同的探源之旅，而现实将会跌入蓝天的深渊里，现实的尸骸是多多诗歌写作的重要材料，某些时候对于现实的批判性揭示依然会稳稳飘落在诗思巨大背囊的一角，而这并不会妨碍诗人的主要工作。
此次访谈在多多海大的寓所进行，那是一桩显得有些空旷的屋子，因为家具又少又陈旧，客厅里只有几把老式藤椅和一张用于堆放书籍和写作的乒乓球台。从外表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对生活持完全无畏态度的年轻诗人的居所，但是当一位头发花白的诗人为你打开屋子的大门时，你只能用敬畏面对这一切。一种英勇的气质贯穿多多诗作的始终，他的眼神依然犀利，他的声音依然高亢，花白的头发更加凸显出这一点。
当诗人说话，世界只能屏息静听——
本文为多多访谈撰写的采访手记，原刊于《生活》杂志2011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