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泥淖之子》，我被主人公勇敢坚韧的精神所感动。故事讲述了一个身处贫困山村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最终走出了泥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本书不仅展现了人的力量，也让我明白了只要有信念和努力，就能战胜困难，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
《泥淖之子》读后感(一)
第一章
现代传统一词的悖论性
对现代性传统的认识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现代性？
作为批判的激情的现代性传统
现代传统引发的幻觉：历史的加速
对于这一感受的反思、“秘密的一体性”，不能从这一加速式的抹除谈论现代传统
彰显现代传统的事实：时间意象的改变，与传统的关系之改变，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之认识的改变
原始社会：作为开端的过去，唯一的原型，永远在场的范本，保证同一性与常规性的胜利。时间作为压制变化的媒介。变化即不祥。
东方和地中海：时间的循环，开端拥有生命。未来是尽头与重生。
印度：梵的设立，变化成为幻觉，循环是梵天的梦。
基督教：对循环的切断，对不可避免之衰落的信仰，末日之迫近的信仰，对个人救赎的承诺，时间是有限而个人的、不可逆转的，时间的不断分裂与异质性，历史同义于堕落。
总而言之：反对变化。
现代：肯定基督教式的时间，但否定其原型，对变化之热忱。
《泥淖之子》读后感(二)
历史决定我们到多大程度，人到何种地步才能引导和改变它的进程？在必然与自由贸易悖论之上可能还要加上一个：现代社会的批判采取了一种暴力行为的形式。革命是被翻译为行动的批判。与此同时革命又是平等者之中原初契约的续订，历史与不平等之前的时间的恢复。这一恢复意味着一场对历史的否定，尽管这样一场否定的发生要拼接一个绝对是历史的行动：被转化为革命行动的批判。朝向原始时间的回归，回到历史和不平等之前，代表了批判的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这命题会显得多么惊人，只有现代能够带来向着原始时间的回归，因为只有现代能够否认其自身。
现代诗歌，自十八世纪末诞生以来，始终体现着这样一种对批判的批判。出于这个原因它是一个既先于又对立于现代性的原则上寻找它的基础的。这一原则，不受变化和时间演化的演化的影响，即是卢梭的开始的开始，但它也是威廉·布莱克的亚当，让·保罗的幻象，诺瓦利斯的类比，华兹华斯的童年，柯勒律治的想象。【无论它的名字是什么，这一原则都是对现代性的否定。】现代诗歌肯定自身为这一原则发出的声音，视其自身为基础的原初词语。诗歌是社会的原初语言【——激情与感性——】，先于一切宗教启示；同时，它也是历史和变化：革命的语言。诗歌的原则是社会的，因此也是革命：它是对原初的、不平等之前的契约的回归。它是个人的而又属于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它是对原初的天真的收复。它既反对现代也反对基督教，但它又是一个肯定，即肯定现代世界的历史时间（革命）也肯定基督教的神秘时间（原初的天真）。【在一个极端上，】建立另一个社会的主题是一个革命性的主题，它将开端的时间置于未来之中；【在另一个极端上，】原初的天真的恢复是一个宗教主题，它将堕落之前的过去置于当下，现代诗歌的历史是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震荡的历史。
《泥淖之子》读后感(三)
前言
在多年以前出版的一本书，《弓与竖琴》[El Arco y la lira]（墨西哥，1956年）之中，我曾试图回答有关诗歌的三个问题：诗是什么？诗说的是什么？诗是如何传达自身的？这本书的内容是我试图对第三个问题作出的回答的扩展。一首诗是这个或那个诗人的，也是这个或那个社会的语言、节奏、信仰和执念所造就的一个客体。它是一种历史和一个社会的产物，但它作为历史之存在的方式是矛盾的。诗是一架制造反历史的机器，即使未必是出于诗人的本意。诗歌的运作是对时间之流的一种颠倒和转变；诗并不阻挡时间——它将其否定并使其变形。无论是在一首巴洛克十四行诗，一首流行的史诗还是在一个传奇故事里，时间都是以不同于历史或我们所谓现实生活之中的方式流逝的。历史与诗歌之间的矛盾见于所有的社会，但仅在现代才呈现得如此显著。对社会与诗歌之间的不调和的感觉与认知，从浪漫主义开始，已经转变成为我们诗歌中心的，往往又是秘密的，主题。在本书中我尝试，从一个西班牙语美洲人的角度，描述现代诗歌运动以及它与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矛盾关系。
尽管各国的语言和文化不同，西方世界却只有一种现代诗歌。几乎毫无必要指出“西方”这个用词也包括英美和拉丁美洲的诗歌传统（后者有三个分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为了阐明现代诗歌的一体性我选择了据我所见是它的历史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它在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之中的诞生；它化为法国象征主义与西班牙语美洲现代主义[modernismo]的蜕变；以及最后，它在二十世纪先锋运动中的高潮与结束。从它的发端开始现代诗歌始终是对现代的一个直接反响，时而朝向时而背离不断改头换面的现代性：启蒙，批判理性，自由主义，实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解释了它与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的暧昧性——几乎总是以激情投入开始，随后便是突如其来的破裂——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都是如此。在反对现代理性主义时，诗人重新发现了一个传统，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其活力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十六十七世纪的赫耳墨斯神智学派与玄秘学派及倾向。这一传统跨越了十八世纪，穿透了十九世纪而抵达了我们的时代。我指的是类比，视宇宙为一个对应系统，视语言为宇宙的复本的世界观。
浪漫派与象征主义者所理解的类比被反讽，也就是说，被现代性的意识及其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批判所颠覆。二十世纪将反讽转变成幽默——黑色的，绿色的或紫色的。类比和反讽令诗人遭遇了现代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同时又同样粗暴地，它们也令他与基督教精神互相对立。现代诗歌的主题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一场既赞同又反对现代革命与基督教信仰的矛盾对话；另一方面，在诗歌与每一首诗作之中，它又是一场类比和反讽之间的对话。在这一双重对话内部展开的语境又是一场对话：现代诗歌可以被视为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交织着迷恋与排斥，在罗曼语言和日耳曼语言之间，在希腊-拉丁语古典主义的中心传统与浪漫主义所代表的个体与独特的离心传统之间；在音节诗律和重音诗律之间。
二十世纪先锋运动遵循上世纪的同样模式，但方向却逆转了。英美诗人的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场回归西方中心传统的努力——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截然相反——而法国超现实主义则将德国浪漫主义载送到它最远的极点。我们自身所在的当代标志着先锋的结束，由此也结束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现代艺术的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成问题的不是艺术本身的理念，而是现代性的理念。在本书的末尾我要探讨自先锋运动以来所产生的诗歌。这些书页联系着《旋转的符号》[Los signos en rotación]，我在1965年发表的一份诗歌宣言，现在用作了《弓与竖琴》的收场白。
【这册书中的文本是我在哈佛大学1972年上半学期的讲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经修订扩充后的文本。】
我希望将我的感谢致予译者，雷切尔·菲利普斯，致予安·露易丝·麦克劳林，以及诗人威廉·弗格森，是他们帮助我修订了组成这本书的那些讲义（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
《泥淖之子》读后感(四)
最开始可能要明确这一系列演讲的目的所在：在1965年出版的《弓与竖琴》（El Arco y la lira），帕斯认为自己试图回答三个问题：
诗是什么？
诗歌说的是什么？
诗歌是如何传达自身的？
这本讲稿的内容尽力专注于第三个问题。这样看来，读者可能会对《孤独的迷宫》中的主题感到疑惑。或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阅读经验看作是种种问题的补充回答，《泥淖之子》中也并不单纯指涉帕斯提到的第三命题，因为这一问题既不简单，也不存在单纯的回答。
为了显得更清晰一些，我找到了几个概念——
帕斯称：尽管各国的语言和文化不同，西方世界却只有一种现代诗歌。
几乎毫无必要指出“西方”也包括英美和拉丁美洲的诗歌传统（后者存在着三个分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浪漫主义这一传统跨越了十八世纪，穿透了十九世纪而抵达了我们的时代。在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同时，诗人重新发现了一个传统，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其活力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提到浪漫派一词首先就要回到德国，海涅在《浪漫派》中试图对歌德逝世后对德国文学发展的总结，而浪漫派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概念关系在每个诗人的理论下都不尽相同，我对此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暂且不提。帕斯在书中使用的概念应为浪漫派，但仅指涉作家心中的概念。
在前言里，帕斯关注的诗歌是作为一个“客体”，由一个诗人，或者一个社会、语言、节奏、信仰和执念所造就，但诗歌作为历史之存在的方式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毕竟记录了一些事件，有时或许并不出自诗人的本意，它也可能是“反历史”的；另一方面，在诗歌中，时间的流逝方式不同于历史或我们所谓现实生活之中。
帕斯认为，正是历史与诗歌之间的矛盾见于所有的社会，但仅仅在现代，这一矛盾才显得如此显著。这种不可调和的认知与感觉，从浪漫主义开始，已经转变为一种主题。作为个人来说，我更习惯于把帕斯所称的矛盾称为“犹豫”，不是哈姆雷特那种对于承认自身命运的犹豫，而是关于应该如何在种种主题中做出选择的犹豫。如果我们回忆起《堂吉诃德》中的那种充满同情的淳朴语调，就能够意识到“直接”作为一种品质，几乎没有出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中。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特点作为帕斯所称的“现代性”的一个部分。解释这一命题，帕斯说出本书关注的重点——现代诗歌运动。 现代诗歌运动在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之中诞生，化身为法国象征主义与西班牙语美洲现代主义（modernismo）的蜕变；以及最后，它在二十世纪先锋运动中的高潮与结束。从发端开始，现代诗歌始终是对现代的一个直接反应，有时是朝向，有时是背离。帕斯在这里给出一个判断——“几乎总是从激情开始，随后便是突如其来的破裂。”对于这种带着主观性的判断，读者需要意识到在本书中作者关注的重点是浪漫派和象征主义，或者说是浪漫派与象征主义的语言。
“在罗曼语与日耳曼语言之间，在希腊—拉丁语古典主义的中心传统与浪漫主义所代表的个体与独特的离心传统之间，在音节诗律和重音诗律之间。”
为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有个关于帕斯所称“类比”的认识：第一是语言。之所以使用“希腊—拉丁语”，是因为罗马帝国即使是在鼎盛时期，也并非只通行拉丁语，而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双语世界。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拉丁语通过七种（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现代语言、天主教会和图书馆等方式保留了下来。在许多方面，我们的近代世界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延续，当然在应用科学和医学、音乐等方面存在例外。如果能够想象文艺复兴，甚至是十六、十七世纪的那些神智学派，读者似乎可以明白这种视语言为宇宙的世界观。
希腊—罗马因素对我们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种种参与造就了今日的我们。这种高贵而复杂的文明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因为一系列的入侵、疾病、政治和宗教上的灾难而走向灭亡。但它永不消失，当西方文明开始重建自身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它，并通过这种“唤醒”式的体验对它进行改造。在《古典传统》里，海厄特认为这个过程始于1100年，伴随着偶尔的停顿和挫折，到15和17世纪时，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同时经过这种模仿，部分通过受其刺激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和思想，近代文明就此奠基。
“浪漫主义所代表的个体与独特的离心传统”则是关注在二十世纪先锋运动，帕斯认为，这场运动遵循着上世纪同样的模式，但方向却逆转了。英美诗人的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场回归西方中心传统的努力——这可能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截然相反。读者自身所在的当代，已经标志着先锋的结束，我们在桑塔格的许多著作中都能看到类似的观点。在《泥淖之子》的结尾处，帕斯谈论了自先锋运动以来产生的诗歌，这些内容联系着作者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诗歌宣言，后被用作是《弓与琴》的开场白。
持续了长时间的战争、瘟疫和革命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先前诗人的提问，有时候半开化的人类可能会在废墟上建立起临时的栖身之所，但修补大于重建，然后会再次出现新的焚烧和破坏的痕迹，在此之后一切消失。帕斯的回答，或者说回应，是在“泥淖”中向下挖掘，设法找出一些遗迹以求能够了解先前的美，并模仿它们（甚至不存在超越）。诗人，或者说现代的诗人的命运比我所能够了解的更加复杂，他们或许延续了这份工作，并且走的更远。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周围，出现的是的新的黑暗时代的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