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这本书通过对汉代文书行政制度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汉代文书行政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描绘了汉代文书行政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文书行政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读后感(一)
自从当年读完富谷至的《木简竹简述说中的古代中国》，便一直期待能早日看到他在书中所许诺给读者的《书记的政治制度史》。如今，作为这一许诺产物出现的便是这部汇集其已有文章而成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坦言之，本书所包含的三编，彼此较为孤立，只是分别统摄在“行政文书”、“视觉简牍”、“行政制度”等几个关键词之下，全书尚不能与作者此前许诺的《书记的政治制度史》那般应有的系统性相符合。不过，就本书而论本书，其中的创见和问题意识还是随处可见，正文的三编也基本循着由浅入深，即由简牍形态至简牍公文再至简牍应用的脉络展开，读者观此，当可对简牍文书的特性与功能有一大体而扼要的认识，而这也正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私以为，如以结论的坚实性而言，第二编的考证基本都可成立，第三编其次，第一编的一些问题还有待新的证据与再思考。又如以功力之深浅而论，第三编的制度考证最可见作者之扎实与广博，第一编的问题处理则多有方法上的别出心裁，至于第二编则可见其思考之绵密与立论之合情。不过，本书在多有创获的同时，也有不少瑕疵与立论尚显薄弱之处。一些论断由于缺乏关键史料的支持，尚只停留在逻辑上的应然抑或情理上的成立，不能使读者尽服。此外，本书在翻译和校对上的问题颇多，特别是简文的引用常有前后不一致之处，极大地影响了该书的使用价值与阅读感受。而最后的结语，虽然点出并一再强调文书行政是秦汉王朝的时代特性，但对此的展开又有些语焉未详，从而使得本书在对考证的意义提升上有些戛然而止的味道，未免让读者感到意犹未尽。
按，本段仅是个人读后的粗浅感受，本不当写在书评一栏，只因字数所限，权移至此，俟日后有时间与精力当正式写一书评。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读后感(二)
【作者简介】童岭，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六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学，古代东亚史与域外汉籍等，著有《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译有《唐代传奇小说论》《中古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史》《天之子李世民》。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读后感(三)
前两年看过同一作者的《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印象颇深：原来木简竹简里面藏着那么多有意思的学问。那是一本普及读物，但写得真是好看。连同上面介绍的《秦汉帝国》，不得不说，日本的优秀学者真的很愿意、而且有能力为读者贡献通俗读物，在这方面中国学界好像还是差了一大截。
按照作者的定位，《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其实是“書記の文化史”，而《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属于“書記の政治制度史”。大体翻阅了一遍，感觉还是很有收获。比如说“以亭行”和“以邮行”的区别，比如如何解释“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矛盾，比如简牍长短的意义。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论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被当作儒家愚民思想而大遭挞伐（当然我一点都不懂、也不喜欢什么国学和所谓新儒家）。如果回到历史，特别是本书所指出的，在文书行政面向官吏而不是民众的条件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大意是：有什么不能做的、禁止做的，就得告诉民众，让他们知道，没有明文禁止、不让做的，就任其自然。
当然本书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秦汉帝国处在一个以简牍传送政情的时代，而简牍这种文书材料有它的独特性，作者称之为“视觉简牍”，就不是拘于内容来考察，而是从它的形态和功能来考察文书行政。
作者指出，公元2世纪初蔡伦改进了纸张制造的工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纸张取代简牍的过程。东汉末年，简牍书册还相当普遍，直到4世纪初书籍基本上用纸张书写。也就是说，纸与简牍并行的年代持续了两百多年。作者认为，册书简牍消失于东汉末年，而随着书写材料的演变，汉代文书帝国走向终结。这两者是否存在作者所说的对应和因果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展示出本书的议题背后的视野和旨趣。
附带说一句，在中西书局微信公众号看到童岭兄主编的“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第一辑第二种即是冨谷至先生的《汉简语汇考证》，这是他在《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跋文里预告的，不禁为之一叹。
末了，说两个瑕疵，一是“公诸于众”（应作“公之于众”），一是把“夏鼐”写作“夏鼎”，前者出现了很多次，后者就我印象所及就有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