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的写作》这篇文章探讨了在写作中理论的作用和局限。作者认为，写作不应仅仅依赖于理论，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文章呼吁写作者要敢于突破传统框架，勇于表达个性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理论之后的写作》读后感(篇一)
“理论之后”在一度喧嚣后仿佛停滞不前，给人话题不再往前推进之感。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似乎更加新的话题的出现，分散着学界注意力，主要恐怕与后理论研究自身迄今尚未取得应有突破有关。本书引论想提出并践行的一项奠基性工作是：在找寻后理论突破方向之前，先来细察“理论之后”这个命题的一系列空转之处，沿此进行基于分析哲学精神的语法综观、拆解与析疑，对研究现状作出一种新的梳理。
《理论之后的写作》读后感(篇二)
“理论之后”的后理论，不可避免地将为证明自身合法性，而表示与“理论”不同，这种表示又不免会以总体性判断的方式来进行，那和自己试图告别的对象——“理论”的某种总体性目标，有否内在矛盾？
以语言论为基础的“理论”，在发生因缘上就反抗总体性，因为证明了语言不直通事物而自具意义建构的表征性质，便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由于无视语言这一性质而导致的“不管你怎么说，真相只有一个”的符合论（总体性）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要谈论“理论之后”，前提一定是“理论”对总体性的反抗不彻底，甚或又陷入了另一种习焉不察的、更为隐蔽的总体性。扼要地说，这就是作为其基座的语言论，在符号差别区分中所逐渐凝固起的“无论怎样区分，区分关系总是始终存在，而保证着意义的安全稳靠”这一总体性格局。它使语言论慢慢陷入某种意识形态，政治转向是其必然后果。但当后理论试图超越这一点时，它需要对“理论”在这方面的不是之处进行概括总结，而这种概括总结，难道不仍是总体性思维的复演？就像解构主义当然以消解各种总体性（在场）因素为靶子，但解构批评又俨然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派，本身是不是即带有某种反讽意味？
如果这的确包含着回到某种家长制、而非家族相似局面的危险，被后理论引以为目标的“弃大专小（抛弃宏大问题专注于小问题）和扩展话题范围”等演进方向，仍在某种“大”法下进行，便有前后抵消之嫌。它究竟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呢？这里面蕴含着更多细节性追问。例如它还像“理论”那样使用概念吗？使用概念，便不免于总体性概括。如果像目下一些后理论方案声称的那般，后理论有可能不使用概念而仍成为新理论形态，我们深感困惑和兴趣的便是：一种摒弃了概念的理论还能叫理论吗？取消了概念间关联和推导的理论如何可能？
《理论之后的写作》读后感(篇三)
熟悉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人都知道，二十多年前，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已指出，随着1960年代理论爆炸时代涌现的老一代理论家陆续凋敝，西方人文思想学术也进入了后理论时代。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理论中的文学》中，将解决方案转向对理论与文学关系的重新思考，认为“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死去，恰恰相反，理论变得如同我们身处其间的空气一般无所不在。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如何在“理论之后”重新调整学术写作方式？
原本以为热衷于谈论“理论之后”问题只是西方学者的专利，读到刘阳教授近期出版的36万言新著《理论之后的写作》，方觉得这或许是汉语学界首部直面“理论之后”写作形态调整问题的学术专著。这部书在对“理论之后”命题进行了一番分析哲学的处理后，指出当代西方理论经历了吸附型理论、暗合型理论的发展，必然走向话语创造型理论、即理论与文学融合的后理论形态，“它作为初始实验，指向了理论与文学融合这一方向，很自然地产生出一个关键问题：两者如何达至临界状态？”答案便在于“临界写作”。以“临界写作”这一理论与文学的共生形态来应对“理论之后”的当代处境，显示了其与卡勒思路的不谋而合。作者在卡勒基础上更进一步，即对建立在能动（Agency）论基础上的“理论中的文学”方案进行虚空论置换，提出了“虚潜诗学”（Virtual Poetics）。
“虚潜诗学”正是对应于“临界写作”而提出的概念。全书由此的论证思路是：1、对“理论之后”命题进行基于分析哲学旨趣的语法拆析，初探语言限度、独异性与文学的内在关系；2、澄清“理论之后”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3、厘定理论/文学的临界写作这一可取的选项；4、对临界之“界”的现有解释作出反思；5、在此基础上以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方案为考察核心，揭示其未完成性；6、用虚空论置换能动论学理基础，改造卡勒方案；7、以虚空-外界重释临界之“界”；8、引出虚潜诗学及其对理论阐释度难题的解决机制；9、以虚潜与事件思想为联结点与突破口，走向更合理的理论/文学临界写作，使之在概念与伦理上产生新貌；10、例析“理论之后”的汉语写作因缘。全书据此从英美与法国（欧陆）视野的融合中，展开了“理论之后的写作”新图景。
作者创造性地吸收当代学理，以“虚空-外界”重新界定临界之“界”，以此作为“临界写作”的哲学新基础。这不仅有助于纠偏过度阐释，修复理论阐释与理论对象的关系，也为“理论之后的写作”提供了新的伦理维度，即独异性伦理，“理论之后”走向文学的后理论，因而不仅没有弱化伦理，相反在虚潜及其事件性独异中深化着伦理，后理论研究更新着同样坚实的伦理维度。由此观之，独异与事件乃一体两面之关系，如结合作者上一部专著《事件思想史》来审视，那么这层思想关联就显得更为清晰。
在我看来，《理论之后的写作》作为汉语学界第一部直面“理论之后”写作问题的专著，标志着汉语学人积极参与全球理论对话的努力。在跟着西方理论界后面亦步亦趋多年之后，如何加入领跑者行列，可以说是不少汉语学人的夙愿，而这一隐秘的问题意识，在本书末章中被揭呈而出：如何“让后理论说汉语”，如何从汉语写作回应“理论之后”，透露的正是这部著作背后与西方学界对话的主体意识。作者指出，在以反形而上学为目标的理论余震中，汉语写作虽然极具优势，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故步自封，而是应充分吸收西方当代理论尤其是事件思想的养料，将之转化为汉语写作之于“理论之后”的贡献。事件思想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中的文学”方案的中国接受，由此既取决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在思想方式上的新探索与新突破，也取决于批评与理论在这一观念调整与深化方面的相应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