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往事（1925-1952）》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回忆录，通过对李劼人生平的描写，展现了他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奋斗和牺牲。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勾勒出李劼人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让人感受到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厚意。同时，书中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动荡和残酷，让读者深思革命的艰辛和不易。这本书引人入胜，让人对李劼人的故事和中国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李劼人往事（1925-1952）》读后感(篇一)
从1925年开始，李劼人的风雨人生就和造纸行业，和嘉乐纸厂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直到1952年嘉乐纸厂公私合营为止，长达27年的时间，李劼人的壮年时期都和嘉乐纸厂同呼吸共命运。
开办嘉乐纸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和容易。经历艰难曲折的资金筹备、购买机器、运输设备、落实厂址、安装调试、确定原材料等等一系列过程后，嘉乐纸厂终于开始投入生产。刚开办的工厂，外界对之充满了好奇感，各方人士纷至沓来，大有欣欣向荣之象，但热度很快就烟消云散。
因为应需物料毛毡、钢丝布所购数量甚少，需买又不能赶上生产需要，机器时开时停，每日产量只有十令，且质量与洋纸相比相差甚远。生产、销售不佳，纸厂经营困难，磕磕碰碰，让众人心灰意冷。1929年，因种种原因，工厂工作、公司开支都无法继续，嘉乐纸厂只好宣布停业。
1930年春夏之际，停工了十个月的嘉乐纸厂又恢复了生产。李劼人为了嘉乐纸厂的复工，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进去了。
1927—1936年间，三开两停的嘉乐纸厂经历了步履维艰的困难时期；1937—1945年间，嘉乐纸厂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1938年后，沿海及中南地区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纸张来源断绝，纸张供应只能靠内地。加之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大批文化机构、高校及工矿企业也随之迁到西南地区，纸张需求大大增加，反而刺激了西南造纸业的发展，也给嘉乐纸厂的扩张发展带来良机。1939年4月股东大会，嘉乐纸厂建厂十二年来第一次分红。十二年的艰难维持和执着努力，终于让嘉乐纸厂发展壮大起来……
《李劼人往事（1925-1952）》读后感(篇二)
李劼人的小说有三个源头，一个是中国旧小说对他的影响。李劼人读中学时就笃爱小说，凡能搜集到的小说均有滋有味地读，并在同学间去讲书，他的同学魏时珍就回忆：“围坐者莫不屏息倾听，令人神住。既摇‘夜自习’铃后，始怏怏散去，相约次日同时再讲再听。”李劼人一直有读明清旧小说的嗜好，甚至到了1935年，他还请在上海的舒新城为其“代购旧小说若干”。所以，李劼人小说中在人物和细节描写中常常有旧小说的神韵，应该说这是继承了传统文学的精华。
另一个源头是法国文学。李劼人在法国游学四年多，这也是让他眼界大开的四年。但由于家中经济支持有限，必须自己想法赚钱，他常常以翻译作品为谋生手段，而这对他深入地接触了法国文学非常有利。十九世纪的法国是人才辈出、高峰迭起的文学大时代，李劼人翻译过莫泊桑、福楼拜、罗曼·罗兰、都德、龚古尔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或多或少影响了李劼人后来的创作，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死水微澜》是借鉴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但真正影响他的是文学新思想，当时的自然主义文学正在法国兴起，其倡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创作理念，正是西方现代文学大潮下的产物，而这被身处法国的李劼人最早感受到了，并将它们带回了中国。同时李劼人也受当时法国的“大河小说”的影响也很深，他的小说就汲取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模式和全景式的叙事风格，用文学再现历史。李劼人曾经也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宏大计划，想要“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文学重任，无疑这是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开先河的事情，而这也是郭沫若称其为“中国的左拉”的原因。
还有一个源头是四川方言。李劼人游学西洋，自然懂得洋与土的区别，但他在写作中选择了最土的方言，让人感到很奇怪。其实，这是他有语言的自觉，李劼人所涉猎的题材都是四川乡土和历史题材，所以他选择了用四川方言来写作，这对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讲述有独特的神韵。方言写作生动、活泼、透彻，读李劼人的小说，常常为他在四川方言使用上的恰到好处叫绝，可谓有滋有味、精彩绝妙，换成另外的语言就不行。其实，李劼人也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最为鲜活的四川方言，还文学以灵性和自由的土壤，使之不被规范语言的侵蚀，这不是狭隘，恰恰是对文学的贡献。
应该说，这三个源头构成了李劼人小说的底色，既有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也有从西方文学的输入，还有对乡土语言的唤醒，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在八十年前的中国是少见的，这在他同期的作家中也是绝对出类拔萃的。在经过了半世纪后，人们逐渐发现李劼人留下了真正的文学，不是那种喧嚣一时、倏忽而过的东西，而是与世界一流文学接近的好文学，他不应被忘记。
《李劼人往事（1925-1952）》读后感(篇三)
《李劼人往事（1925-1952）》
龚静染著 商务印书馆 2021-10
在四川驻京办事处的大院里，只有一座巴金的塑像；而在成都本地，李劼人故居“菱窼”外，有一条李劼人路，但成都没有巴金路（2005年巴金逝世，成渝两地都有此提议，但未闻结果）。
这似乎是一个隐喻：传统现代文学史上名列第四又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巴金，是四川对外的文学名片；而在成都人心目中，李劼人才是成都真正的史官，他是成都人的老舍。
美国学者司昆仑这样比较过李劼人与巴金的成都书写：
与巴金小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劼人的作品，李劼人也出版了一部以20世纪早期的成都为背景的小说三部曲。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他的小说的名气都比“激流三部曲”小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作品缺少巴金小说中的情感冲击。而李劼人实际上是一个优秀得多的社会历史学者。通过揭示人物怎样囿于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选择如何受限于习俗和律法，李劼人对于早期成都生活的描摹更加真实，对于小说中不同角色的行为逻辑也（解释得）更为合理。
李劼人也比巴金更加深入地嵌进了蜀中的生活：他在成都开过饭馆，在乐山创办了纸厂，当董事长27年之久，1949年之后还当过成都市副市长……一边经商，从政，一边笔耕不辍。真是我蜀现代史上一位奇才。
前几年与龚静染兄联络，他总说一周有三四天在乐山，“在写李劼人的纸厂”。我也总是说：“好久我跟你去乐山看看！”说啊说，都没去成，疫情来了，还没平复，疫情又来了，世界总给人一种随时停摆的感觉。就在这缠绵悱恻之中，龚兄的《李劼人往事》居然已经出版，还获得了商务印书馆2021年十大好书的殊荣。
你们走开，让我一个人惭愧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