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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经典读后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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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经典读后感有感
时间:2024-09-04 02:00:35   小编:

本文通过对多位著名诗人的创作历程和生活经历的介绍,揭示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诗人们在创作中表达对生活、对人性、对自然的思索和感悟,让读者在诗歌的世界中感受到了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启迪。诗歌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和启迪。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读后感(一)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自古以来诗人们都有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 他们自信或自负, 但大都情感细腻, 常借由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 现代的诗人们也是如此, 在看《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时, 尤其这种感觉。 有些诗人的诗看似平静, 却在平静中包含着 似乎随时可能释放破坏性的力量。 那些看似散漫的,无序的诗句, 似乎各自独立, 却又有着相同的思想奔向。 作者复旦教授张新颖在这本书中, 带我们一起去赏析一些诗, 去了解一些诗人的故事, 去分享一些关于新诗的笔记, 和我们一起共读一些经典的现代诗…… 冯至、穆旦、海子、崔健其人其事其诗, 在张教授的解读下, 仿佛有了更深一层次的含义。 从《静夜思》中我们也看到, 简单的语言也可以创作出诗中的经典, 这就是一种语言,文字的魔力。 很喜欢书中的那些小诗。 “…… 这是黑板,这是粉笔, 我是中国人。 ……” ——《黑板、粉笔、中国人》 内容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却一样深深的戳痛了我们的心。 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林徽因的《古城春景》 …… 我们可以在书中和张老一起重温, 再次收获到不一样的感觉。 甚至才知道林徽因和建筑的那些故事, 她在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 所付出的努力。 才知道有些诗是经过改了又改, 才变得更自然,拥有了更充实的情绪。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这些诗里富含深情…… 为什么一本书能如同甘霖? 因为它触恸了我敏感的一根神经……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读后感(二)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是张新颖关于中国新诗文本细读、诗人掌故与阅读笔记的一本新书,但这本“新书”却引发了我很多关于“旧日”的怀念。

时间倒回2010年3月,在复旦光华楼,我第一次坐在“中国新诗”的课堂上,听张新颖老师讲新诗。张老师给复旦本科同学开设的课程中,有两门堪称“招牌课”,一门是“沈从文精读”,另一门就是“中国新诗”。说实话,我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兴趣更多在小说,对于新诗总感觉有点隔膜和距离,所以一直拖到大三才选这门早已被安利过无数次的“好课”。没想到这次与“新诗课”的结缘,后来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在大四和研一时,又两轮完整地旁听了这门课,终于成为“新诗课”的“铁杆粉丝”之一。直到这本《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出版,其中很多篇目就是当年张新颖老师在“新诗课”上讲授内容的结集,也是其多年来对于这些诗歌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结晶。

当初在“新诗课”上,张新颖老师从胡适的《蝴蝶》讲起,讲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早期新诗,也讲卞之琳的《断章》、戴望舒的《雨巷》等名作,讲他自己最爱的冯至和穆旦,也讲北岛、海子、崔健,还有李宗盛和罗大佑……那时候,张老师往往是先读一遍诗,再一句一句、细细地展开来讲;他读诗时声音不大,也没有很多声调上的起伏,有时读到最后,声响和语气还会渐弱下去;但听众却能感受到字与字之间独特的韵味,获得一种安静的感染与力量。和其他课堂上同学们往往喜欢挤在教室后面不同,张老师的“新诗课”,很多同学都会抢前两排的座位,就是想要更好地听他读诗。

时隔多年之后,再来读这本小书,我经常会感到一种时间穿越的恍惚,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本科课堂,耳畔传来那并不响亮却颇有味道的读诗与讲诗的声音。

除了对具体诗作的品读分析之外,张新颖的“新诗课”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启发学生如何读诗。面对中国早期新诗,经常会给人两种感觉,一种是很多诗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幼稚;另一种是更多的诗显得很晦涩,看不懂。对于前者,张新颖把早期新诗创作比作小孩子刚开始学说话,幼稚是其必经的过程,但同时也有着一份属于幼稚的自然和可爱:

而对于后者那些让人感觉看不太懂的诗,张新颖则告诉我们,也不要感到畏惧和为难,诗歌本来就是将情感、经验和语言高度陌生化的文体形式,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想要追求读“懂”一首诗,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妄念,读诗更需要的是读者对于语言丰沛而敏锐的感受力。当然,强调读诗过程中的“感受”,并不意味着一目十行与观其大略式的读法;相反,对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张新颖的主张是要老老实实,一句、一词、一字的去读、去理解、去感受。这既是读一首诗的唯一途径,也是对诗作本身最大的尊重。正如张新颖在谈诗歌创作时所指出,写诗不是“使用“语言的过程,而是语言自我敞开的过程,写诗的过程中诗人“与字、词、句子的相处交流关系,与语言相处交流的关系,从意识的模糊缝隙,逐渐开阔为生活的实在空间”(《写诗的事——关于〈在词语中间〉》),如果把这个意思具像化为张新颖自己的诗句,那就是“风吹到句子之间/风吹词语/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而作为一名诗歌读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句子和词语之间、在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去感受“意识的模糊缝隙”,去捕捉那阵“风”的气息。或者用这本书标题中的说法,就是寻找其中“诗的消息”。

张新颖在书中强调诗歌是一种不透明的文体,这种不透明性不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还包括一种表达经验上的私人性,正如胡适所说,“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想要对一首诗有着更为细致、准确的解读,就需要对诗人的经历、写诗的背景,乃至改诗的过程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胡适《蝴蝶》看似平常的句子背后,那个“很大”、“又很质直”的情感到底是什么;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柔美感觉究竟来自于哪里;海子为什么在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仅仅两个月之后,就选择卧轨结束自己的生命;熊秉明《教中文》最简单、朴素的语言中所蕴含的“奇异的魔力”又从何而来……在这里,诗歌、诗人与诗人的故事相互呼应,“知人论诗”,历史与审美获得了某种统一理解的可能。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张新颖老师当初在课堂上对林庚《破晓》一诗前后修改过程的介绍和分析,这让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诗不是简简单单、一蹴而就写成的,而是经过不断打磨、修改而成。对一首诗诞生“过程”的阅读,远比只读最后作为“结果”而呈现出来的诗,更能让人理解其中每个句子和用词的得来不易与深意所在。这个精彩的过程展示,同样也收录到了这本小书之中,值得一读。

那究竟什么才是诗?借用张老师最爱的——同时也是全书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冯至《十四行集》第二十七首中的句子:

诗就是那个瓶子,可以给那些泛滥如水一般,没有固定形状的生活、情感、经验与思想以某种定型,也是“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而张新颖的“新诗课”与这本《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去感受那面风旗,以及那面风旗所携带的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以及其他各种“把不住的事体”。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作者:战玉冰)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读后感(三)

“这是黑板/这是粉笔/我是中国人”,老师举着粉笔站在黑板前重复这些句子。你是不是以为误入了初级中文教室?不,这段复沓的结构,来自熊秉明的诗《黑板、粉笔、中国人》。你大概也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也是诗吗?这些最平常的词句和最简单的语法,也能构成诗的主干吗?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认识,正是从这样简单平常的小诗开始,从复旦中文系张新颖老师的第一节“中国新诗”课开始。

现在,与这门课紧密关联的一些文字,集结成了这本《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它在形式上不是讲稿,却像一本小小的“物证”,使记忆中的课堂恢复了真实的质地。翻动的书页间,熟悉的名字一一浮现,它们唤醒诗歌世界里远行人的乡愁——重返学诗的起点,以单纯而素白的诗心,认识“简单”“朴素”“幼稚”和“小”的价值。

我很快想通了老师为什么要从熊秉明讲起。熊秉明的诗集《教中文》,写的是他自1962年到1972年间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初级中文的日常经验。这些平常词语和简单句法十年如一日在他唇齿间滚动,牵动着他“牙牙学语”的童年记忆,使他“咀嚼到语言源起的美妙”,并开始“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最单纯朴素的诗”。而一百年前的中国,正是在同样的“牙牙学语”中,孕育着新诗的初生与童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的新文学开山之作《尝试集》,第一首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小诗《蝴蝶》。1917年2月它初次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题目是《朋友》。“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老师念着胡适对这首诗创作背景的自述,言及其文学主张的孤单。而白话新诗自新文化运动发轫伊始,就持续不断地遭受着非议与责难,“新诗失败论”不绝于耳。但你能说小孩子学说话的过程是一场失败吗?小孩子认知世界的原初感受、存储在尚未被过度开发的语言中质直的表达,往往潜藏着最容易为人忽视的珍贵直觉和真相。“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1918年《新青年》4卷1号上沈尹默的《月夜》,作为第一批新诗的代表,正是以“学语期”看似无意识的直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引出了“人与自然分离的重大主题”。废名讲胡适的《蝴蝶》时说“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也正是因“小”而显现的“大”。早期白话诗人用稚嫩的语言写下这些小诗,抒发着新文学最初的现代性感受,又以充分敞开的自我,连通和感应着一个更大的世界。

认识“简单”和“小”,是为了获得“敞开”。在稿纸和书页上,小诗往往能留出更大的空白,这是视觉上的敞开;而在诗意的层面,语言的留白又使诗获得了一种表达与接受的敞开。张新颖老师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敞开”的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不叫“诗论”,而叫“诗的消息”。翻开目录,也没有出现一个“论”字,它们被含糊而迟疑地统称为“诗歌笔记”。这不是一本封闭的“结论”,而是一本“我”与“诗”之间的通讯,是“我”向“诗”发出的问候,和“诗”向“我”寄回的信片。(与此相呼应地,其中引述的文本有不少是真的书信。)它从材料出发,在感受中长久地停留与体会,并不急着走向结论。材料是原始状态,结论是最终状态,而感受是一种中间状态。它以“不定”和“无形”为指征,暗示着对“确定”和“有形”的反省与抗议。这样的反省启发自一句真正的小孩子的话:“水在水里就是水的形状。”老师曾在课上着重提出这句话,作为冯至《十四行集》第二十七首的参照。这首诗也是本书第一卷“细读几首诗”中的第一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他借由瓶与水的关系来体认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冲动,先是肯定了“瓶”对“水”的“规范的力量”,而后敏锐地指出,得到规范的只是“这点水”,剩下的水仍然是“泛滥无形”的。所以在“瓶“与“水”这组意象之后,冯至紧接着提出了“旗”与“风”的关系:“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无穷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不同于“瓶”对“水”的“定形”,“风旗”对“风”及其捎来的远方“事体”所做的是“把住”与“保留”,在新颖老师的进一步分析中,更是“整合”与“表现”。在为“中国新诗”课编选的教材《中国新诗:1916—2000》的序言(本书也收录了这篇小序)最后,老师再次引用了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把这首诗定为《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而张新颖老师把它放进当年教材的序言里,又把分析它的讲稿定为本书的第一篇,皆隐含了重要的用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书名中还有第二个短语,“诗人的故事”。这些对诗歌的细读,并不只是沿着文字与诗行封闭于文本的内部,而往往是沿着诗人各自的生命来路,将诗作放回个人的历史中去凝思。这样的习惯仍然是张新颖式的——说得学术一些,是缘自他对“主体性”的关注(这一观念产生于90年代他动笔写博士论文前),但我更愿意称其为对“生命力”的珍重。就像在他最为人熟知的沈从文研究中,他关注的不止是作为文学家和文物研究专家的沈从文,而是作为一个大的变动时代中的弱小生命个体的沈从文,是个人对于时代的超越性力量。我始终记得《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后记的结尾:“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在前文提到的《<中国新诗:1916—2000>编选小序》里,他说:“这一件事情的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中国新诗为中心联结、汇聚起许许多多的个人,这本诗选也正是献给许许多多的个人的。”这部新诗讲稿,也是这样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人在惊涛骇浪的历史现实或波澜起伏的内心经验中的故事:戴望舒、卞之琳、赵萝蕤、陈梦家、穆旦、熊秉明、牛汉、海子……张新颖老师通过文本的线索和实地的寻访探听到了“诗人的消息”,又通过收集这些消息的过程展开了“诗的故事”。我突然发现,书名中的两个短语“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其实是互文的关系,这本书显然同时也是——诗的故事,诗人的消息。

本书正文前还有一篇小序,小序的主体是张新颖老师自己写的一首诗《诗:之,止,姿》。他由米沃什《魔山》一诗中的“陈先生”引入陈世骧其人和他的中西文艺理论研究。“诗”字的语根同时具有“之”和“止”相反二义,“之”与“止”的交替,足之动与停,正是原始踏出节奏最自然的行为,而节奏是舞蹈与诗章的基本元素。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中,姿态(gesture)是语言的起源和本质特征,进而升华成诗文乃至一切艺术的审美标准,这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其物也多姿”产生了遥远的辉映。以此为基础,新颖老师用四个同韵的汉字进一步搭建了一个诗歌的观念结构,“诗:之,止,姿”——“之”与“止”构成的“姿”,既是“诗”的起源,也是其本质。几年前老师在微信上发来这首诗,我对着它的结尾会心一笑:“陈先生从中西文艺批评阐发‘姿’字,名其为/活动最富有意义时的把握与表现,纪律与组织。”把握、表现、纪律、组织——这不就是冯至的“风旗”吗?

开头提到的第一节中国新诗课,新颖老师还讲到了熊秉明的另一组诗《静夜思变调》。这组诗的写作依旧来自那个异国的中文课堂,熊秉明向西方学生讲授他童年学背的第一首中国诗,李白的《静夜思》。各种意义上的起点彼此重叠、连属,一个眺望另一个——“它在我们学母语的开始/在我们学步走向世界的开始/在所有的诗的开始”。

(原载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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