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考古学》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作者通过对知识的历史演变进行考察，揭示了知识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知识的价值、传播方式、获取方式等方面的变迁，同时也能够对当前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进行思考和反思。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籍。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一)
话语作为承载知识的载体，是一种载体，也是一种工具。对于话语的垄断，又何尝不是对权力的垄断？福柯经历过二战、冷战、（68运动）的社会动荡，再加上他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使得他对社会的权力秩序和边缘群体有了细致入微的思考。如果不是早逝，或许能对冷战之后甚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秩序有所指点。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二)
这无疑是为人文学科编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 妇科的仪器有些笨重，在有些地方无法使用，这本书不能适用于具体的某个项目，而更像是一个工具袋。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工具，学者可以拿来使用，以求，更加全面的认识，作者本身并不会就某一个问题为你答疑解惑，哲学从来都是这个样子，他所提供的经济是方法论上的指导。然而，也正是这种指导，给了庖丁一把刀，他才有解牛的机会。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三)
读着费劲，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陈述本身有结构化的力量在，如果在脑袋里构想一副陈述人在陈述的图像，旁边附上沉默的背景——可能是黑色的。陈述总会把中心拉到陈述人身上，形成一套话语体系，规则，构筑了整个话语实践的过程。
福柯去追问：“谁在言说？”如果只是把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加注在福柯身上，可能有些不如他意，但他仍然会认同，只是这样的认同不是对理论或观点，而是针对一种对陈述的反叛。“在话语中，你们不会与死亡和解”，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陷入到所说的东西中呢？
福柯的观点是从“拒绝历史学的结构主义陈述”开始的，我有些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种长时段的，因果机制的历史陈述被福柯批判到底。但我又有点明白，一旦主体和中心存在，那么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存在断裂，事实上是不是存在断裂呢？我还不能肯定。但能够理解福柯为何如此拒斥观念史研究的一致倾向。
人应该有断裂的自由，不必背负经验的重担。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四)
评论家在谈起福柯时常常会用“转向”“差异”“分裂”来形容他从知识考古学到权力谱系学的变化。在《知识考古学》和法国“五月风暴”文化政治风波之后，在福柯身上似乎的确存在着方向改变或重点转移的一个时刻。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试图展示人文科学是如何将人类的“自我治理”概念化，即他称之为话语的体系。与早期的作品不同，他将注意力从对收容所和医院等社会制度的分析转移到对话语运作的更抽象的分析上。因此，知识考古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话语或思想体系的历史分析方法。更确切地说，对构建了人文科学的话语的“形成规则”的分析。那么，什么是话语？
对福柯而言，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话语的运作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宝贵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譬如说“传统”、“影响”、“演进”这些概念促成了学科服从于同一构成规律。福柯表明，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往往倾向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段，他们仿佛希望穿透政治事件的变化，揭示某种稳定的、几乎坚不可摧的制度。他认为，这种特定科学中的全部陈述呈现连续性的原因就在于“话语”的运作。
福柯也将话语（或者更确切地说，话语形构）视为与物质制度相关的知识组织模式。陈述是“话语的原子”，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供了“话语”的三种定义方式：“时而是陈述的整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 。 第三个含义表明，在福柯看来，话语并不主要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即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或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概念），而是与权力的实践和配置有关，通常植根于由学科知识控制和构建的组织中。例如，医学或监狱中的话语构成了某种不可动摇的真理，即陈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组合和规范，以形成和定义一个独特的知识领域，并划定一个特定的“真理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某些话语的权威结构（医生或科学家的声音）被强化，并取代其他人（患者或罪犯）的声音。同时，话语不仅规定了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可以说什么，而且规定谁可以说话，以及说话的时间和地点。由此，话语是语言和实践的“结合体”，通过语言产生知识，为物质对象和社会实践赋予意义。
福柯的话语研究深远影响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为她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武器。对他理论的深入接触与分析也许有助于解决当下国内女权的理论困境。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五)
截止到目前，《知识考古学》已经印刷3次，特将第二次印刷修订部分附文如下，以告广大读者！
《知识考古学》（新译本）书影
说明：自2021年9月，《知识考古学》（新译本）出版后，不少读者向我反馈了阅读感受，也就一些译文和术语进行商榷。根据各位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我趁第二次印刷（2022年4月）进行了修订，特此感谢邓冰艳、姚云帆、郭峰、王艳秋、杜超、胡泽洲、陈思等师友和读者！
另外，正如人无完人，翻译亦如此，只有不断地精雕细琢译文，才能有更好的译本，期待更多读者给《知识考古学》（新译本）反馈意见和建议，以备订正错误，完善译本，早日为汉语世界贡献一个可信可靠的中译本！
p4 倒数第5行“学科”改为“科学”
p4 倒数第3-4行“现时性”改为“现实性”
p38 倒数第4行 将“永远保存”改为“作”
p56 第1行“从属”改为“依赖”
p57 倒数第5行 “变化”改为“不变”
p63 第7行“只”改为“曾只”
p63 第9行“当时医院”改为“医院于是”
p69 第3行“从属”改为“依赖”
p74 倒数第8行“现时性”改为“现实性”
p131 倒数第4行“准-可见性”改为“准-不可见性”
p133 倒数第10行 “突现”改为“突显”
p140 倒数第11行“唯一的”调到“能指”一词前，即“唯一的能指”
p144 倒数第4行“从属”改为“依赖”
p145 倒数第2行删掉“不会”二字
p154 倒数第9-10行“现时性”改为“现实性”
p154 倒数第4行 “语言”二字改为 楷体
p155 倒数第15行“现时性”改为“现实性”
p155 倒数第3行“现时性”改为“现实性”
p158 第11-12行 其他描述不可能产生的这种考古学能提供什么？改为 这种“考古学”能提供其他描述不可能给予的什么东西？
p213 倒数第6行 “这涉及”中间 加一个 “不”，即改为 “这不涉及”
p248 关键词“现时性”改为“现实性”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六)
p.s.谨以此作为对友人就《规训与惩罚》之疑问的答复
几乎没有直接到达《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其直接原因是其双重身份：它要同时说明福柯早期三部代表作至少在指导方向上的正确性，它同时还要说明这种指导方向的新颖性。这使得作品一开始就构成了论战的笔触：“考古学不是abc，而是xyz”的句式随处可见。因此，惯常的思路是把此书当作破解《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复杂元素之连接的密码本。但这条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三者都没有真正彻底地遵循陈述与话语构成分析的原则，这是福柯在本作一开头就提及的。另一种可能的思路是从谱系学时期倒过来看福柯的理论，鉴于《规训与惩罚》的清晰性，我们很快就捕捉到了“断裂”、“对象作为建构”、“拒绝宏观指导原则”等共同点，并在一种不合理地对比中宣布，如果谱系学是研究权力如何在一个平面上组织起光-可见者和陈述-对象，那么考古学就应该是深挖对象如何被各种陈述的“结构”组织起来。 这样，考古学分析就成了对对象、陈述类型、概念和策略之深层结构的确定。这也是我初次读此书的切入点，即从结构主义出发讨论知识考古学的创新之处。这种创新因此几乎仅仅是把结构的共时性框架用到了历史模式中。一种常见的结构主义解读是，能指的网络决定了每一个能指所对应的所指，这些网络可能是偶然间形成的，但一经形成就根据其差异性与所指产生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能遵循简单的“指向性”，也可能需要一套转换规则。但无论如何，这个能指网络完全规定了其中的所指。我们如此堂而皇之地使用规定、决定这样的词，因此医学话语、法学话语、宗教话语对疯人的描述自然也是一种规定和决定。我们还乐于使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说考古学对疯人的描述和宗教话语对疯人的描述不都是一种规定吗？以结构主义为出发点，我们似乎就只能止步于此，最多宣布福柯是一个用偶然性连接不同结构的准结构主义者，因此也算不上什么哲学家。 但话语毕竟不是能指-所指，不管后者到底属于何种层次。《知识考古学》为数不多提及这两个词时却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说法：“诸陈述……只涉及这种意义……与这个唯一的所指相关的能指要素的过剩。但因为这种最初的和最终的意义通过清楚的表达而产生，因为它藏在那显示出来的东西之下，并秘密地将其分开，因此每种话语都隐藏着那说它所言之外东西的和由此包含意义复数性的能力：与能指相关的唯一的所指的过剩。由此看来，话语既是完满自足的，又是无限丰富的。”（140）福柯强调的是，一个陈述的集合最开始汇聚时呈现出一个所指与多个能指，而在其最终的弥散状态下则构成多个所指一个能指。某陈述最初是为了某个确定的相关项或确定对象（如疯子）被汇聚的，但随着它和各种陈述渗透、融合、抗争，这相关项被各种各样的可评价规则所分割（如单狂、歇斯底里），这些可评价规则或可见性此时对应的对象却变得不在模糊。这几乎就是莱布尼茨在《人类理解新论》中对观念进行的区分。在属神的和属人的最高观念之前存在两个阶段，其中一个是现实的，它在直觉上清晰，但它在概念上含混；另一个则是潜在的，它在知觉上模糊但是概念上分明。莱布尼茨用大海和海浪进行了这个比喻。而福柯的陈述强调的正是类似的情况。 我们因此可以以此为路标勾勒陈述的真正含义。福柯强调了陈述分析的三个层次，首先是陈述与其他陈述连接起来的关系蔟所规定的东西，它包括对象、陈述类型、概念和策略，其中第二个指一个陈述与主体的关系，第三个指两个陈述之间的关系，第四个指一个陈述游移变动它与其他陈述之连接的倾向。第二个层次显然就是这些陈述所组成的关系蔟本身。第三个层次则是使得这些陈述可以按照一定规则连接的整个平面，它被称作话语构成。第三个概念似乎凭空编出了新的实体，如果我们不过快地将它和结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但话语构成从倒过来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些陈述在组成关系蔟时所形成的规则。同样的，这也是陈述规定对象、概念的方式。这种说法是非常诡异的，因为话语构成正是知识考古学要分析的对象，它说明陈述的规定性并借此说明对象、主体性、概念和策略，但如果话语构成仅仅是陈述的组合，那话语构成就不应该构成陈述的限制，因此考古学就什么也没有发现。 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想，这其实是一种不同于决定的独特的规定性。既然谈到了规则，一个最显见的路标是维特根斯坦对规则遵行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区分了两种对“我是如何遵循规则”的分析方法：首先我们可以以内省的方式说：在我过红绿灯时我是如何遵循规则的，但此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就遵循了规则。又或者在一些更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总结出了一些规则，比如说我的论文书写习惯。但这一回答其实构成了一个递归形式：我是靠遵循了某些规则来遵循另一些规则的。这样当我们无限地问下去，我们就会回到“不知道怎么但反正我遵守了”的情况；另一种方法是，我们提出一套评价标准，然后看看我们的行动或者心态符不符合该规则。但行动具有连续性，心态也可能在下一刻发生变化，比如虽然我现在还在遵守交通规则，但红灯一亮我不会踩刹车。我们完全可以说再加上几个动作我们才组成了一套规则遵行，而这个规则遵行就不再符合那套评价标准。维特根斯坦由此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我盲目地遵守规则。”且不论维特根斯坦本人试图用这个结论来做什么，但它暗示了一种不同于那种因果性的决定性的规定性。实际上，福柯正强调了，陈述的集合规定了言语行为，而在分析哲学界，言语行为在大多数解释中如果不诉诸心理，那就正是被规则所规定的。如果陈述和对象的关系、话语构成和陈述的关系都是规则遵行的关系，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刻画这一关系。 回到维特根斯坦提供的典型场景，当我们看向红绿灯，我们盲目地遵守交通规则。这个场景并不是真正普遍的，因为当我们拿起锤子时我们也确实在盲目执行使用锤子的规则，但我们并不直接“得到”这个规则本身。在同样经典的《存在与时间》的第十七章，海德格尔强调了路标与其他上手工具的不同，通过后者我们通达了我们想要施加作用的对象，拿起锤子我们就通达了钉子，通过前者我们却获得了想要到达施加作用的对象应该做什么的规则，看到一个关于锤子的路标，我们就知道为了通达锤子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福柯也确实暗示了陈述与路标的相似性。“言语活动似乎总是密布着他者、彼处、距离、远处：它被缺席掏空了。他不是除自身之外的另一物出现的所在吗？而且在这一功能上，它自己的存在看样子不会消失吗？”陈述似乎总是引领着人们去向他处而忽略其存在，它不是目标，它也不能在手，因为一在手它就退化成锤子，丧失了作为指引者的指引性。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用路标和人的关系来描述陈述与其上下者的规定性。
这种规定性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描述，它首先是路标向人发出的，允许的范围。如果不进行更深入的，因此可能是不合法的探究，那么路标不过是告诉了人们，这边是被允许走的。它并没有导致某人走向某处。因此遵循规则就是在允许范围内做事，而在这允许范围内我们显然可以继续创造出规则。另一方面，从人的角度出发，它暗示了人在最根本层次上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路标只限制人所做的事情而不决定所做的事情，那么在没有路标的世界里，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陈述是一个有活力的，不断运动的东西。它在话语构成允许的范围内与其他陈述构成新的规则，这一规则即对象、陈述类型和概念。 不过海氏的路标概念是过于贫乏的，他在海德格尔处总是一个实践时使用的对象，用以通达存在或者引领他人通达存在，就像福柯所说的，此时路标本身被跳过了。考古学要做的就是对路标的发生学描述，但在这之前陈述式路标还需要更精细的界定：陈述式路标就实际情况而言总是在两个层次上是复数的。首先，陈述在指引到目标的意义上总是需要多次指引，总是要多个路牌才能引领我们到终点，而且在看到每个路牌时我们都不能知道终点是什么。其次，存在很多层次的陈述。一个路牌上可能存在很多符号，它们不一定是同一组串联所使用的路标。相反一块路牌上有很多种层次的指引，有时候人们关注M所指引的麦当劳，有时候人们只关注500m所指引的不远处有建筑物。话语构成的平面其实是一个厚厚的层，期间有不同层次的陈述连接着。因此存在两种情况考古学的考察方向：一个是通过确定一层内的陈述所遵守的规则，也就是其话语构成，来确定这些陈述之上的对象、陈述类型、概念、策略所受的限制；一个是考察层与层之间的陈述被连接成一个层时连接变化的脉络。这两个方向其实构成一个考察序列：先考察第一个方向，才能确定第二个方向中的两层曾经是两层。接着两层合为一层，其上的对象等才会发生变化，以此类推。从我们的考察来看，第一个方向进行考察时对象是清晰的，话语构成是含混的。第二个方向进行考察时对象是模糊的，话语构成却是分明的。正因为有这种清晰性或者分明性，考古学获得了它不断变化的实证性。 这是从莱布尼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为路径通达的福柯，但在这通达之中暗含着明显的危机。福柯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他强调自己不能用逻辑推理的模式说明话语构成和陈述关系簇的确切关系。这是因为路标并不仅仅开启了人能够做的规则的集合然后就静静待在一边让人随意活动。相反，它作为陈述本身作为有活力的东西其实是在开启一片领域的同时向我们发出了“冲撞”。这尤其体现在福柯对陈述之上的策略概念以及陈述之下和话语构成同层的物质性的语焉不详上。当语言学话语宣布它们就某个主题进行研究而这个主题并非共时时，它其实就是语言学话语的某种研究策略。更抽象地说，它就是一个陈述关系簇中陈述的运动倾向。这种倾向说明陈述并不是在规则中完全自由的。一个规则可能性范围的给予同时包含着某种致使性的变动。这一致使性因素不反映在任何层上也不反映在层与层的连接上。相反，倾向性是在连接开始之前就提供的，先有碰撞才有融合。正因此，似乎没有必然的方法研究这种倾向性、策略和物质性。而且，这种致使性的规定性是难以确知的。碰撞并不一定是因果性的，因为碰撞者合被碰撞者都已经是一个关系簇。之所以使用致使性，是为了让它和路标的允许性相区分。 对这种致使性的界定可以是历史性的也可以是本质性的。虽然不能直接说明这种致使性但是当我们描述陈述与不同层陈述连接时体现的基本倾向时，我们可以以这正是这种致使性的效果来反向描述这种致使性。后来福柯会把这种倾向性的来源命名为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只能通过效果来反向确定，因此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对策略及其效果在两层陈述之间进行深度追踪，这样话语构成本身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正因为倾向性本身是由权力发出的而不是本身就是一种强度性的实体，所以这种致使性的强制性是远低于德勒兹所设想的。在后者看来，权力可以和欲望等同，正因此，改变这种倾向性的几乎唯一的办法是在与域外相遇后造成无器官的身体后形成新的图表，或者说没有目的性的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游戏。而福柯则给了这种倾向性更大的自由度。正因为有这种自由度，其后期才能研究人的自我技术。如果人也不过是和陈述同质的东西而且已经受到了倾向性的影响并因此进去其打开的允许领域中，那人如何能决定给自己施加某个陈述，换言之就是给自己施加倾向性呢？ 不过分歧或许并没有如此巨大。倾向性实体总是复多的，陈述总是一组陈述的连接。从效果来看总有某种倾向性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事后的角度，但就那个连接的时刻而言，很可能对人而言什么倾向性都不会发生。连接的传递还没抵达人就已经被消磨了。但这种消磨却给予了人使用此倾向性实体的机会。谱系学考察并没有涉及这种可能性，福柯因此才不能回答为什么有权力就有反抗。我们注定不能通过谱系学发现这种可能性，考古学却可以给人提供某个筛选机制：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陈述是可能的，那么当我们试图用陈述来制造自我技术以抵抗权力的某种倾向时，我们就可以确定探索的范围。不断地相遇依旧是必须的，但确实存在于相遇之前提供倾向性的可能。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七)
福柯的“学院哲学面向”
福柯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对当代中国人文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学术界对福柯思想的阐释全面而深入，甚至让福柯在人文学者眼中变得“普通”起来。在文学、艺术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硕博士论文中，“规训”“谱系”和“考古”等词语变成了标配，福柯的生平思想成为文化界的日常行话。可是，我们是不是深入理解了福柯呢？我觉得很难说。
自然，在福柯的翻译和评介上，华语学界的前辈学人都做出了一流的表率。李猛、张旭、汪民安、钱翰等前辈老师在评述和翻译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这样的一种评介表面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福柯的学术工作已经为中国研究者全面了解，其关键概念也被深入地梳理和应用。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其思想要旨已经被华语学界基本“消化”了。其实这种印象有一定的偏差。首先，法国以外的西方学界对福柯的译介重点关心福柯对现实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的学说和概念。例如，他的疯癫研究、规训学说、生命政治学说和治理术概念。这类介绍扩大了福柯的学术影响，却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几乎很少有人追问福柯在制造和使用这些概念时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其次，福柯自己也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他曾明确指出，他不为自己的著作提供某种确定的解释立场，欢迎别人摘引、解释和应用他作品中的任何一段话。这种对多元解释的“鼓励”不能掩盖如下事实：福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选择，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有着深入的考虑。这一考虑并非由福柯社会理论家、文学理论家或精神病学家的身份，而是他的哲学家身份所决定的。虽然中国学界将福柯看作法国二十世纪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但这种定位更多地着眼于福柯拓展了“哲学”的领地，更确切地说，是他超越以概念分析和体系论证为主要形式的“学院哲学”所界定的哲学之范围。
但是，与我们的印象相反，福柯在法国主流“学院哲学”界的地位极高，这和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里达虽然以胡塞尔研究起家，写过非常“学术”的现象学研究，但他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直到其晚年才有所提升，而其最终的学术位置止步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社科研究中心主任，并与“学院哲学”的主流学校索邦大学关系不甚融洽。福柯在学院哲学界的口碑则与德里达完全相反，他很早就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获得讲席，并接替了他的老师——黑格尔研究专家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教席位置。福柯的这位老师地位极为特殊。一方面，他是对法国二十世纪学院派哲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这不仅体现为他试图通过对德国观念论思想的译介和阐释造就一个说法语的黑格尔，而且体现为他主导并主编了一套汇集当代法国学院哲学最高水平的丛书“爱皮米修斯”（Épiméthée），对当代法国学院哲学基于哲学史阐释、融合现代德国哲学和法国本土传统的路径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另一方面，伊波利特又是当代法国哲学变得“不那么学究气”的推手，受他影响的哲学家有阿尔都塞、巴丢、巴利巴尔、德勒兹等人，都不喜爱学院哲学围绕概念和哲学史讨论问题的方式，而其中的翘楚就是福柯。伊波利特极为欣赏福柯，称他为当代哲学的化身，并将自己的教席传给了福柯。在福柯之前，这一名为“系统思想史”的教席并不讲“疯狂”“规训”和“治理术”这些离经叛道的题目，而是沿着伊波利特的老师戈胡（Martial Gueroult）的思路，以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中心，重构现代法国哲学史的进路。这一进路不仅是观念或者思想演化的历史，而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或哲学问题。
因此，在研究福柯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关注他离经叛道的一面，更要关注他“传统”的一面。表面上看，福柯完全背弃了老师们的论域。但是，这种激进的背弃包含了他老师伊波利特和“太师父”戈胡的一贯关切：不仅在历史中把握哲学思想或概念，也把概念和思想的历史化过程看作一种哲学问题来反思。
福柯
“反学院”的学院派著作
《知识考古学》就是福柯学院哲学功力的体现。正如上文所述，福柯基本隐藏了这种功力，只处理一些传统哲学不处理的论域，并在其中形成自己的哲学叙事和基本概念。所以，在他的论著中，用传统哲学的方式讲述其方法论的文本较少。《知识考古学》却是这类文本中最重要的一本。在这本书中，福柯一改其晓畅流利的优雅文风，以一种艰涩、学理化和迷宫般的风格对其思考问题的路径进行了全面解释。而这部著作也成为福柯最为学院派的作品。
《知识考古学》分成如下部分：一、导论；二、话语的规则性；三、陈述与档案；四、考古学的描述；五、结论。尤为本质的部分是二、三两章。正是在这两章中，福柯提出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全新哲学方法。正如译者董树宝教授在译注中指出的，“历史”在法语语境中含义较为复杂。但是，如果再具体到《知识考古学》本身，福柯重提“历史”有着特定的针对对象。这些对象主要包含如下两个层面：首先是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其次是哲学的层面。
很多人往往忽略《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学方法论的思考，而将之简单看作一本哲学著作。但是，《知识考古学》一个明显的论敌就是法国年鉴学派早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长时段学说。这一点，译注中有专门的说明。这段注释虽然不多，却呈现出国内福柯研究一个比较被忽视的问题：福柯所谓的历史的“连续”和“断裂”概念并不直接讨论历史本身是不是连续或断裂的；否则，我们会把福柯看作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福柯更关切历史书写的方式本身，即能否通过一种原则，将我们对特定历史事实的认识贯穿为一个连续、完整，并服从特定发展目标的统一体。这种历史书写原则被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早期年鉴学派继承下来。福柯则反对这种历史书写的假设。其次，在当时，同样存在一种与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原则相耦合的哲学思想（福柯认为，这主要体现为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学说）。这些哲学思想的目标并非历史书写，但却需要通过这种历史书写作为中介，在历史中“拯救”某些描述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普遍原则，如“理性”“人性”和“人的整全本质”等等。福柯肯定不反对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但是这种连续性是否必须用历史书写的连续性组织起来呢？这种连续的组织方式是否也是我们关于人类历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知识系统唯一的组织方式呢？《知识考古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这种批判兼有认识论批判和话语重构的性质。福柯首先区分了“认识（Connaissance）”和“知识（Savoir）”。前者是对历史中发生的具体事实的感知和理解，后者是这些具体认识组织起来的体系。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以两种方式理解认识和知识的关系：一、一系列具体认识在历史中的连续累积就会形成知识；二、知识作为一种先天的体系，提供认识得以成立的形式，在这一形式的统摄下，具体的认识同样会在历史中形成一个系统。福柯认为，这两种理解方式其实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看法：具体认识的增长会贯通起来，形成对事物本质的全面认识，而历史的发展是这一认识逐步清晰完善所依赖的场域或中介。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主导这一认识增长的原则是基于经验的推论，还是某种先验形式。福柯的理解与上两种方式都不一样。一方面，他认为，知识的构造依赖某种先验的“话语形成（formation discursive）”的统摄；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形成”兼有历史性和经验性。这时，话语的概念就被引入了进来。
这时，我们就要讨论福柯的“话语”概念了。通常，我们会把话语概念与结构主义对福柯的影响联系起来。但是，福柯一直强调自己使用“话语”的方式和结构主义者有着很大不同。就现在的福柯研究进展而言，我觉得他的表述未必是不真诚的。这就必须理解福柯所谓的“话语”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篇（discourse）”或“语言（langue）”等词语复合体的差别。福柯认为：话语是“在其表达的时代中就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分配、被分类和被确定特征的陈述集合（ensembles d'énoncés）”。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其次，规范话语形态的力量是历史性的。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层面。什么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呢？“陈述”不是一个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如果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看法，“语篇”和“语言”的基本单位都是音素。在语言系统规则的主导下，音素之间通过差异关系与组合关系，形成字、词、语篇等更复杂的语言集合体。音素是个相对稳定的“自然”或“准自然”的单位，人能发的元音和辅音虽然众多，但都受制于人体发音器官的限制，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是简单稳定的。正统结构主义思想强调揭示一种内在于所有人思维内部的普遍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是类比于语篇基本单位之间对立统一单位建立起来的。但是，“陈述”与话语的关系却不是如此。首先，“陈述”不是一个稳定的“自然”和“准自然”的单位，不存在相对稳定的限制。它始终出现在话语展开的特定空间内部，并随着这种空间形态的改变改变自身。其次，陈述并不依赖某种自然的发音器官而生成，也不是某种思维形式，而是一种被看见的符号关系。这一点，很多福柯的读者会忽略，从而不能发现福柯的话语学说和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别。结构主义思想建立在对听觉关系的类比上，形成了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超历史的普遍抽象。而福柯的话语学说建立在视觉关系之上，“陈述”这一基本单位也是一个依靠“看”而发现的单位。这就意味着，一旦福柯所谓的“陈述集合”内部的各个要素发生变化，最基本的陈述的形态也会发生关系。例如，按照字母排序的字典中，作为陈述的二十六个字母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按A到Z排列的有序索引空间；而在密码表中，这些字母的关系又构成一种互相指涉的符号游戏空间。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看上去相同的陈述，在空间排列原则改变的情况下，就是完全不同的话语基本单位。
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陈述排列的既定原则可以决定陈述在既定话语中的位置，但是这种原则又依赖于每一个全新陈述在排列过程中对整个陈述集合空间形态的改变。话语是陈述集合的结果，又是主导陈述集合方式的先在原则。它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之所以说它是先验的存在，是因为话语既定的构成方式，即福柯所谓的“话语形成（la formation discursive）”是每一个陈述进入话语中的既定位置的“既定条件（donné）”。心细且对法国当代思想有所了解的读者会发现，“既定条件”也是一个现象学术语，在当代法语哲学的语境下，它被用来翻译现象学术语“被给予（Gegeben）”。现象学将被给予行为看作把握事物本身不可避免的先验条件，如果事物不给予意识某种东西，我们也就不能认识事物本身。但同时，“既定条件”意义上的先验性又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先验性，康德所谓的先验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先天条件。而话语则始终具有直接性和可觉知性。换句话说，话语是可以被给予的感觉经验材料，但却先天地限定了话语依靠陈述行为进一步展开的方式。我们不妨说，结构主义者仍然秉持着康德一样的深度思维和形式思维，让抽象和不可见的形式规范决定可见可感的表象；福柯的话语学说则让表面可见的经验材料决定事物本身（在《知识考古学》的语境中，就是历史本身）的运作逻辑。
因此，福柯所谓“话语的质料性”就是这样一种依赖于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依赖视觉经验而展开的话语形成的经验原则，福柯将之称为话语的“规则性”。董树宝教授的这一翻译比之前译本为优，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法语的regularité兼有“规则”和“规律”两义。如果揣摩《知识考古学》的文辞，两重含义都可。但是，如果上承法国学院哲学的脉络，“规则性”一词非常好。因为，在笛卡尔那里，这个词和拉丁语Regulae的关系密切，指思维的最简规则，这些规则的重组可以把握一切对象。把这个词译为规则性，体现了福柯对法国经典哲学传统的致敬和继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规则性”也包含了一种反讽。福柯特别强调组成话语的陈述是稀缺的，是不断重复的。但是，这种重复必须与他对话语“策略”的使用结合起来看。某种程度上，“话语策略”是榫合福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思想的关键概念。福柯也没有对“策略”概念进行描述，从他对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相关例证看（78页），策略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它是对福柯所谓话语场域（champ）的一种主题化过程，例如，重农主义重点讨论“财富流通”这个主题，比较语言学讨论诸语言之起源这个主题。其次，它是对这种主题化在实践中应对某种历史境遇的指涉，往往这种指涉并不简单存在于话语表面。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讲演录中，福柯将话语策略转化为了一种“权力”策略。实际上，这个转化只是明确了话语策略指涉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名为“权力”的目标同时也主导了话语策略展开的方式，从而影响了话语形成的方式。
这就让规则性这个概念面对这样的挑战，尽管在特定规则的主导下，话语中的基本陈述是稳定的、重复的，甚至是乏味的。但是，陈述组合起来的方式和它们产生的效果是不稳定的、变化多端的、无限的；这是因为，权力所面对的处境在不断变化，策略也由此变化，甚至策略的改变又加深了权力莫测的改变。最后，一个吊诡的结论出现了，话语的规则性最终引发了话语效果的不规则状态，进而构造了一种知识史和思想史的不确定性和无目的状态。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握一种完整的历史，而只能呈现历史中事物发展的特定契机。只是这种契机发生的前提不再是对某种全能的理性和精神的操纵，而是一种在后来被称为“权力”对不可见力量陈述进行塑造和重构的结果。而塑造出来的话语又反过来限定了这种力量的运作方式。福柯并未认为，导致话语形成的力量让历史的发展缺乏连续性；相反，这种力量创造了观念和实践更复杂、更多变的连接方式。最终，福柯指出了两种话语的趋势，一种是努力维持自身完整和自洽的话语形成方式，它试图让陈述构成一种稳定和连续的统一体，让它们构成“书”“总集”和相互批评的“序列”。福柯认为，这种序列构成了话语的实证性，并成为决定话语形成先天原则的“历史先天性”。另外一种话语则在这种“先天性”之下，单个陈述对特定历史事件的描述。这种描述虽然是历史先天性所依赖的既定材料，却总是滑出了这一“先天性”塑造的原则或既定条件，成为话语形式无法彻底包含的个别存在。举一个福柯研究领域中较为简单的例子：关于“疯癫”的一系列陈述，将“疯子”隔绝和贬抑在社会之外；但是，被这些陈述规定的精神病人，在某些能力上变得极为卓越（如数学家约翰·纳什），这让被隔绝的“疯子”和疯癫话语的一部分又回到了社会内部，造成了这一话语自洽性和完整性的断裂。这种断裂并没有造成历史本身的断裂，而是造成描述历史的一类话语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实质是：话语的实证性遭遇了以档案面目出现的特定陈述的挑战，显现为一种不自洽、不周延的状态。但是，正是这种不自洽状态，却是事物自身的真实状态经由话语形态进入人们视野的契机，也是福柯所谓“未说出”和“未看见”之物得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的契机。
总而言之，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通过话语分析方法，既重构了西方人自我认识的历史，也重构了人们对历史认识的知识系统。这种重构导向了一种历史认识论批判。这一批判必须和他对历史本体的认识区分开来。虽然历史学界对福柯在史料运用和历史叙事的技术上的取向存在争议，但福柯甚至比很多历史学家更“老派”，因为他坚持了十九世纪以来法国思想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传统。只是，在福柯的历史认识论批判中，认识的实证性转向了话语的实证性。但是，正是通过话语的实证性分析，通过实证知识体系的累积和演化趋向普遍真理的道路被颠覆。福柯在遵循传统的同时，倒转了这一传统的方向。在这一倒转的过程中，对当时法国学院哲学诸多思想资源如法国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借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福柯的借用包含了诸多创造，他同样反对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性，却将传统上依附于理性主义思想的“实证”与“分析”这两种工具变成了一种理性批判工具。而现象学对福柯的影响则隐匿在《知识考古学》的行文之中。福柯使用了很多现象学的笔法。当然，这些笔法都是用来反现象学的。比如，他提到了让事物（Chose）非在场化（de-presentifir），并论及“事物本身（Choses même）”。这恰恰与德语现象学概念“当下（Gegenwart）”“事情本身（Sache selbst）”的法语对译有着密切关系。福柯反对“事实本身”能够穿透话语的力量呈现于认识者面前，却又承认话语的物质性和事实性。这也说明他正是在现象学内部反对现象学。
由此，《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少有的一本学院哲学风格的著作，但恰恰是这部著作从内部攻破了法国学院哲学的诸多堡垒，却也由此让福柯获得了学院同行的尊重。他们也许感叹：福柯懂他们知道的一切，而对于这位大师的本来面目，却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仍然隐匿在话语的迷宫之中。
回到福柯最基本的志业
译者董树宝教授专心耕耘于法国哲学十余年，本以加塔利和德勒兹研究见长。最近数年，他一直在翻译和校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此书已有两个重要译本，一个是谢强、马月的译本，一个是王德威教授的译本。前者过于晦涩，几乎不可读；后者准确畅达，文字流丽，是我们理解福柯的中介，但是未必忠实于法文。董教授的译本是第三个译本，从法文译出，并花了很大功夫校对。即便不读这一译本，从其态度而言，应该会形成自己的翻译特点。福柯基本上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考虑到他的跨学科影响，这个“之一”也可以去掉。他的著作有两三个译本出现，也是很正常的。
读过这个译本之后，发现董译的用心不止于再译一遍，以达更为精准的效果而已。他之所以选择《知识考古学》，更包含了对福柯研究，乃至对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的一些想法。由于其个人魅力和文采，福柯的影响力反而体现为他如何用哲学去处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一系列话题的匠心上，至于他如何认识自己最基本的志业——哲学本身，至少国内学术界思考得很少。而一旦郑重对待这一点，福柯使用的很多概念例如“考古学”“陈述”“档案”等，在中文里都没有比较细的辨析和反思。英语学界自然有各种福柯导论和术语词典，但是法语和英语隔了一层，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一反常态，用词十分学术化，包含对当时法国哲学和思想史走向的诸多思考。所以，英美学界的研究可资参考，却不如细读一手原文，反复揣摩，再“反刍”成中文来得精彩深入。
董译确实在这一点上部分超越了前辈。他对用词的考究显然是学理性的，而不仅仅是翻译层面的。比如，他对巴什拉“认识论的行动和界限”这一概念的表述中，将法语Seuil翻译成“界限”，显然是深入读了原文和相关文献的结果。“界”包含分割标记不同阶段的含义，“限”则强调知识累积的突然停顿。这一翻译非常切合巴什拉所在的科学史学派“认识论断裂”这一背景。又如，福柯重要的概念“话语形成”一般被翻译成“话语构型”。董译显然更有分寸感，谨慎剔除了“构”字，实际上也有廓清福柯与结构主义关系的意味。这样的努力呈现在译文的非常多细节中，呈现出这一翻译以辨明学理为中心，而不刻意求文采的风格。在当代的福柯研究领域，这种扎实的工作，反而凸显了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学院派”的一面。
当然，为了篇幅和可读性，董译本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译者在前言中也提到，他的案头功夫并未完全呈现在注释中。比如，在文本中出现了“范围（champ）”一词，也有“体制（régime）”一词，后者其实也可以指特定力量主导的领域。它和范围的差别，类似于康德哲学中“领地（Gebiet）”和“范围（Boden）”的区别。译本并未对这些细微差别进行详细考证。这也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深受福柯影响的德勒兹似乎喜欢用régime这个词。这些问题，在法语为母语的学者中，不是问题；但如果对想深入了解当代法国哲学，并有志于进行一点专业性研究的读者还是有些启迪的。
以福柯为代表的当代法国哲学研究在汉语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思潮和思想风格为中心的介绍已经完备；但是，许多关键概念的考释和具体方法论细节的研究还是有相当的不足。对福柯为代表的法兰西1968一代，许多人为他们的魅力感召，成为“粉丝”。但是，对他们思想史价值的定位，以及他们真正的学理价值和学术贡献，尤其是他们与法国乃至欧洲哲学传统的关联，才是真正严肃的研究者更关切的问题。只有准确理解，才能谈及创造性转化。这样的看法有些驽钝庸俗，却是一个法国思想研究后学的一点感悟。对于福柯这样“狂放”的思想家，发掘其“狷介守拙”的一面，在福柯已经成为新的传统的时候，尤为重要。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知识考古学》读后感(篇八)
题记：本文刊发于澎湃《上海书评》（2021-10-31），适值《知识考古学》新译本出版一周年，特重新刊发以示纪念。这一年不少读者对新译本亦是爱恨交加，读得真不容易！但愿我接下来别太懒，希望我能组织一场研讨会，请各位专家一起聊聊。 经历了二战的洗礼，法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处涌动着新观念、新思想，如日中天的学术领袖萨特遭受年轻一代思想家的挑战与质疑，出现了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对峙局面。福柯在颇具结构主义倾向，但与结构主义有所差异的《词与物》（1966）中对萨特的主体哲学和历史主义提出了质疑，批判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立刻给予了回复，指责福柯的知识型转换与过渡未曾考虑实践与历史，抨击福柯没有严肃地对待历史，“谋杀了历史”。福柯在不同场合回复了萨特的抨击，他公开指责萨特执迷于大写历史的哲学神话，指责萨特依然把历史当作他的主体辩证法的最后避难所。萨特的质疑与攻击透露出的传统历史观念令福柯久久不能释怀，尽管《词与物》让他一举成名，但类似的质疑之声与批评之音不绝于耳，常常令他有一种未被理解的苦闷，他愈发觉得有必要撰写一部著作来回答《词与物》所引发的争议，充分阐述自己的思想追求与方法论探索。1966年9月，福柯带着这种强烈的执念远赴北非风光旖旎的突尼斯大学任教，他每天早早起床，面朝大海，著书立说，系统地阐述他的“知识考古学”，力图给予传统史学与先验哲学致命一击，促使人们走出观念史的藩篱，重新认识和审视历史。
福柯六十年代在突尼斯
毋庸置疑，历史是福柯进行哲学研究与探索的疆域，而哲学促使他深刻反思历史主义的迷误。通观其一生的重要著述，福柯几乎将他的考古学与历史、话语并置起来，他通过考古学的描述撕裂了历史光怪陆离的表象，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话语实践。《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是一部未被任何理论扰乱的、活生生的疯狂史，探讨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有关疯狂话语的断裂时刻，以便确立“一种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旨在描述现代医学诞生的历史，探讨了1790至1815年间医学话语的变化，以便确立“一种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1966）旨在描述一种思想形式得以产生的历史，探讨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知识型（épistémè）之间的断裂与非连续性，以便确立人文科学考古学；《规训与惩罚》（1975）旨在描述监狱诞生的历史，探讨了权力、知识、话语与真理的隐秘关系，以便确立权力谱系学；《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1976）旨在描述西方有关性的历史，探讨了性的权力-知识机制与性话语的生产机制，以便确立“一种有关精神分析的考古学”。这些著作皆立足于丰富的原始文献，融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于一体，文采斐然，创见迭出，足见福柯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史学素养。唯有《知识考古学》（1969）例外，它是“有关话语的话语”，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一般探讨了巴洛克风格式的话语理论，它是对观念史进行反思、构建考古学理论的方法论专著。在福柯看来，历史为考古学提供了最佳的实践场域，我们从中可以洞察知识与话语的演变过程，考古学则为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框架，我们从中洞察到历史的断裂与不连续。 这种对断裂与非连续性的探索性研究一直贯穿着《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福柯的历史研究与哲学反思，最终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建构了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savoir）-科学、而非基于意识-知识（connaissance）-科学的考古学。《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最早以疯狂为研究对象，探讨断裂与非连续性的重要著作之一，主要研究西方世界自中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的“关于疯狂的话语”，探讨了疯狂话语因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经济变革而发生的改变，由此导致对待疯子的态度与处置也会发生改变。疯狂在中世纪末期被视作某种神圣的东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冷嘲热讽式的理性，疯子被认为一种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是“聪明的傻子”，他们乘坐着朝圣的愚人船去寻找理性和知识，但他们并未遭到其他人的鄙视，也未完全被社会所排斥；疯狂话语在十六世纪末发生剧变，疯狂被视作一种病态，以致出现了古典时期的“大禁闭”，疯子应该与普通人隔离，应该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于是沉闷的精神病院取代了朝圣的愚人船，成为监禁疯子以及犯人和穷人的场所；疯狂在十九世纪被皮内尔、图克等精神病理学家视作一种生理疾病，疯子不应被视作社会异类而遭受监禁与虐待，理应受到人道主义的特殊治疗，由此理性之于疯狂的独白“打断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话”，非理性的生命力量只能在荷尔德林、尼采、阿尔托等人的作品中一闪而过；及至二十世纪，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模糊了精神健全与精神错乱之间的界限，亦即模糊了理性与疯狂之间的界限，以倾听的方式寻找精神失常的潜在病因。总之，福柯以其优美的文笔向我们描述了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对待疯狂与疯子的不同态度与处置方式：文艺复兴时期“聪明的傻子”、古典时期的身体监禁、十九世纪的疾病治疗、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传统史学往往会在不同时期之间建构起一种起承转合的连续性，貌似找到逻辑上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福柯却不以为然，他指出不同时期的疯狂话语各自独立，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不同时期的疯狂话语并未导致所谓的医学进步，启蒙运动所谓的进步神话和解放神话在福柯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自说自话，人根本没有摆脱被支配、被奴役的困境，而且社会则愈加以潜移默化的、难以察觉的方式操纵与控制着人。福柯笔下的疯狂史有悖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充斥着断裂与不连续，显示出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古典时代疯狂史》，[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出版，867页，69.00元
如果说福柯尚未有意识地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探讨断裂与非连续性，还多少保留着传统史学的研究路数，那么他在《词与物》则自觉地分析、研究不同知识型之间的断裂，开始深入地探讨非连续性主题。《词与物》旨在揭示“知识的匿名的非连续性”，揭示西方知识型演变中出现的两次重要断裂，一次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创了古典时代的知识型，一次是在十九世纪初标志着现代性开启的知识型。福柯所谓的知识型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支撑各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基础，“是指能够在既定时代把那些产生知识论形态、科学，可能还产生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连接起来的关系集合”（[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三联书店，2021年，226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西方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其相应的知识型。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分期大体相当，福柯在《词与物》中也区分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基于相似性原则，致力于“异中求同”，被福柯描绘为“世界的散文”；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的古典时代知识型基于再现原则，致力于“相异”与“分类”，分析与比较取代阐释与相似；十九世纪的现代知识型基于“人”的形象，强调“有机体”观念与“时间”观念，注重分析人的有限性，阐释生命、劳动与语言如何限定“人”，并以生物学取代博物学，以语文学取代普通语法学，以政治经济学取代财富分析，这一切最终都被赋予了历史的深度，打上了历史的烙印。福柯从知识型的起承转合中洞察到，知识型之间存在着断裂与非连续性：第一次断裂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与古典时代的开启，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差异，《堂吉诃德》标志着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向古典时代知识型的转变；第二次断裂意味着古典时代的终结与现代的开端，促使“人”的诞生，萨德的作品标志着从古典时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转变。虽然福柯没有明确阐述现代知识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型，但我们从《词与物》及其相关文献中亦可推测出第三次断裂，即现代的终结与后现代的开启，尼采与马拉美的作品标志着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的转变。总之，福柯的考古学就是发现这些断裂与非连续性，确定这些断裂之间所累积起来的遗迹，描述知识型得以可能的历史条件。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7月出版，403页，66.00元
经历了《古典时代疯狂史》《词与物》的具体分析与研究，福柯开始在《知识考古学》中详述他的历史观，对断裂与非连续性进行理论概括与总结，让我们得以洞察他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取向。在福柯看来，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是传统史学的研究主题，也是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一再批判的关键问题。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将此描述为“合理性的命运和科学的目的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行长期的、连续的思想工作，意识的觉醒与进步、意识自行获得永久的复苏、总体化尚未完成的但又从不间断的运动、向着永远开放的起源的回归和最终是历史先验论的主题”（48页）。在传统史学中，“传统”，“影响”，“发展”或“进化”，“心态”或“精神”等观念都保证着这一演变趋向：“传统”的观念呈现出一种线性时间观，意味着消除差异趋向同一，意味着对起源的无止境的确定；“影响”的观念隐含着因果变化的过程，经由时间把个体、作品、观念或理论等单位联系起来；“发展”或“进化”的观念重组一连串分散的事件，发现一致性与统一性，经由起源与终端之间的永远可逆的关系来把握时间，暗含着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心态”或“精神”的观念可在既定时代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的历史现象之间构建意义与联系，促使集体意识成为统一与阐释的原则出现，其中潜隐着笛卡尔以来的主体观念。不仅如此，“书”和“作品”，“作者”，“文学”和“科学”等单位亦保证了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的研究主题，理应予以重新审视与理性反思。而且福柯还提醒我们应该摒弃两个与话语密切相关的、未经反思的连续性的主题：一是话语的历史分析注定是对任何历史规定性的起源的探寻与重复，一是话语的历史注定是一种同时可能是“未说之物”的“已说之物”的解释或聆听，它们保证了话语的无限连续性与话语面向自身的隐秘在场（30页）。
《知识考古学》（1969）
《知识考古学》一开篇就慷慨赞扬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尝试证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与巴什拉的“知识论断裂”的哲学思考并不相悖，尝试在断裂与非连续性的主题上将两者融合为一体，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史学理论。一方面福柯当时洞察到以年鉴学派、英国历史学家为代表的新史学，要终止萨特等人信奉的历史的哲学神话——连续性、人类自由的有效行使、个体自由与社会规定性相结合；另一方面他借鉴了巴什拉、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等人的科学史研究，致力于考察历史分析中的断裂和非连续性，思考断裂、界限、割裂、突变、转换等不同的非连续性概念。为此福柯认为文献应该被重新质疑，重新审视文献之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昔日历史学将过去的遗迹（monument）转化为文献（document），导致考古学趋向于历史学；如今考古学应该对遗迹进行内在描述，使历史学趋向于考古学，由此导致断裂、差异、非连续性的增加，以及对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的深刻质疑。在福柯看来，非连续性充满了悖论，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研究的工具：它在传统史学中是为了事件的连续性而被扭曲、简化和消除的东西，是历史学家为了消除时间混乱而留下的印记；在新史学中则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操作，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不断详细阐述的概念。最终，非连续性从传统史学的阻碍变成了新史学的实践，融入了历史学家的话语，成为新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与此同时，福柯质疑且批判了与起源、连续性一脉相承的总体化观念，“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一种突变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它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理性的目的论或人类思想的演变构成的长系列；它对聚合与完成这类主题重新提出质疑，它对总体化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第9页）。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批评了康德的总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anthropologisme）和萨特的历史总体化观念，并在《福柯答复萨特》的访谈中指出，“从黑格尔到萨特的哲学基本上还是一种总体化的事业，即使不是关于世界、知识的总体化，那至少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总体化”（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respond à Sartre, in.Dits et écrits I. 1954-1975, Gallimard, 2001, p. 693），而且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想杀死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一种宏大广阔的连续性），杀死历史的哲学神话，即萨特所谓的“谋杀了历史”，但他无意杀死“一般历史”。随后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做了进一步分析，区分了“总体历史”（histoire globale）与“一般历史”（histoire générale），批判西方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到萨特的总体化趋向。“总体历史”以原则、意指、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为中心，促使产生因果关系网络，确定同质关系的系统，致使历史本身被时期或阶段等重要单位联系起来，试图呈现传统史学所谓的时代面貌；“一般历史”（新史学）对“总体历史”提出质疑，促使系列、分割、极限、落差、差距、时序的特殊性、残留的独特形式、关系的可能类型问题化，探讨什么样的系列、什么样的“系列之系列”被建构起来，展现着一种异质多样的、消解主体的、去中心的弥散空间。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不断强化“总体历史”的研究，强调连续历史与原初主体，“反对一切去中心化，从而挽救主体的至高权力，挽救人类学和人本主义的孪生形态”（15页），为此它不得不歪曲马克思的学说，使马克思成为一位探索总体性的历史学家，不得不以先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将尼采的谱系学降至起源研究的层面。因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导言中“开篇明义”，他拒绝历史的结构主义分析，重新质疑目的论与总体化，确定一种不受任何人类学中心主义束缚的分析方法，从而为考古学的出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萨特（左）、福柯（右）与德勒兹（后），1972年。
如果福柯真的“谋杀了历史”，那么历史何以可能？我们又该如何思考与研究历史？《知识考古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深入到历史与哲学深处来探究断裂与非连续性，通过话语分析与陈述（énoncé）分析来实现对历史的微观研究与局部考察。福柯化解了西方哲学史上出现的诸多思想，以匿名性的方式消解了笛卡尔以来建构的“作为主体的人”的作者形态，陈述不断地生成与转化，概念持续地产生与发力，由此呈现了陈述分析和话语形成的动态发生过程。在福柯看来，话语是陈述的集合，陈述是话语的原子，话语形成与陈述分析在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主题上存在着对应性，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消解了观念史的基本主题。“分析话语形成，就是在陈述和确定陈述特征的实证性（positivité）形式的层次上，探讨一套言语运用，或更简单地说，是确定话语的实证性的类型。……用稀缺性的分析取代总体性的研究、用外部性关系的描述取代先验根据的主题、用累积的分析取代起源的探寻”（149页）。实证性在此发挥着历史的先天性（a priori historique）的作用，而先天性是诸陈述的现实条件，历史的先天性超越历史先验论（transcendantalisme）的主题，有助于陈述分析与话语形成的分析。福柯又以“档案”（archive）一词，指称一些把诸陈述当作事件与事物来建立的系统，确定事件-陈述与事物-陈述的运作系统，但档案在此被他赋予新含义，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文献总和。在他看来，档案令我们抛弃了连续性，消除了同一性，中断了先验目的论，促使他者与差异显现。考古学经由档案的分析与揭示来探讨话语形成、实证性与陈述分析，话语由此被描述为一些在档案的要素中被详细说明的实践。“考古学的描述恰恰是对观念史的抛弃，是对观念史的公设和程序的系统拒绝，试图要创造一种有关人类说出来的东西的、截然不同的历史”（161页）。观念史将话语当作文献，强调阐释作者的意图或作品的意义，注重探寻真理与意义，而考古学则把话语当作遗迹，拒绝以作品、作者、个体与创造等概念描述话语与陈述，拒绝深层阐释与意义探寻，尽力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揭示陈述与话语实践的规则性；观念史注重构建话语的一致性，以同一消除矛盾，而考古学则探讨矛盾的类型、层次与功能，旨在描述诸矛盾的纷争空间，对诸话语样态进行差异分析；观念史注重解释宏观的连续性，旨在进行因果分析，而考古学是比较分析，要发现话语实践存在和作用的领域；观念史以时间上更迭和连接的现象为基本主题，注重描述话语的历史性展开，而考古学则忽略时间序列或共时性，以转换分析取代变化描述，旨在确定陈述与话语的形成规则。总之，考古学就是反对以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为主题的观念史，致力于分析断裂、非连续性和差异的话语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savoir）-科学、而非基于意识-知识（connaissance）-科学的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虽销量不错，但并未获得《词与物》一样的轰动效应，而且褒贬不一，争议颇大，其在方法论上的失败导致福柯不得不在1970年代彻底地改写他的计划，致力于研究一种基于尼采且矛盾性地基于梅洛-庞蒂（他也计划研究真理的谱系学）的谱系学。谱系学承继了考古学的要义，是对考古学的细化与深化，它同样拒绝起源、连续性与总体化，同样诉诸断裂、差异与非连续性，强调局部研究、偶然性与权力争斗，谱系学最终回到了尼采的历史模式，对遗迹的崇拜变成了对历史的滑稽模仿，对古老连续性的虔敬变成了对同一性的系统分解，它大胆地在无限展开的知识意志中摧毁认知主体。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1971）一文指出，谱系学反对理想意义与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谱系学的任务并不是先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然后揭示：过去仍在，仍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并在冥冥之中唤醒它”（[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51页）。过去与现在始终是历史研究无法摆脱的时间向度，也是萦绕福柯心头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他在《词与物》中还执迷于过去的描绘，在《知识考古学》中则侧重探讨话语所导致的过去与现在的共谋关系。《知识考古学》最初题目是“过去与现在：人文科学的另一种考古学”，明确研究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及至《规训与惩罚》，福柯竟然将“现在”与历史并置，提出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在的历史”概念。“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32页）。显然福柯接受并改造了尼采的谱系学，改变了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如果说考古学旨在呈现那些从过去划分出现在的结构性秩序、结构性差异与非连续性，那么谱系学则尽力呈现“来源”与“出现”，探讨权力争斗的偶然性如何形成现在，因而谱系学目标不是历史地思考过去，而是运用历史材料重新思考现在，让过去的知识对现在的经验继续起作用。
《规训与惩罚》，[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出版，380页，48.00元
在当代法国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潮流中，福柯无疑是最系统、最激烈的，他以考古学与谱系学为武器，批判了历史先验论、历史目的论、连续性与合理性，他既批判了十九世纪以来黑格尔和孔德等人以进步和发展为旨归的、呈现启蒙理念的历史哲学，也批判了十九世纪以来作为学科建制的、基于历史价值的历史学科，还与当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渐行渐远，终结了他与传统史学的“错姻缘”。福柯曾与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走得比较近，他认可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隐含的结构观念，但历史学家与福柯之间的对话一度出现紧张状态，他们误解了福柯的历史思考，低估了福柯著作基本的哲学本性，福柯本人却从未隐藏过他的思想取向。“在此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历史学家们的计划。他们（他们是对还是错，这是另一个问题）把‘社会’当作分析的一般范围与定位某个特殊对象所必须相关的层级（‘社会、经济、文明’）。我的一般主题不是社会，而是有关真假的话语”（Michel Foucault, Table ronde du 20 mai 1978, in.Dits et écrits II. 1976-1988, Gallimard, 2001, p. 852）。真理问题，即“哲学的真正疑问”一直是福柯持续不断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历史与哲学之间，历史只不过是福柯著述的表象，哲学才是他毕生探讨的主题。他临终之时依然思考着康德的“何谓启蒙”，他始于六十年代康德的“哲学考古学”，经由尼采的“道德谱系学”，最终又回到康德的终极追问。“问题在此不是真理的分析，而是可被称作现在的本体论、现时性的本体论、现代性的本体论、我们自身的本体论”（Michel Foucault,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Paris: Gallimard, Seuil, 2008, p.22）。作为诊断活动，哲学诊断现在就是说出现在是什么，说出我们的现在不同于，且截然不同于所有不是现在的一切，即我们的过去，这也许是当下赋予哲学家的使命。 尽管历史学家一度指责，甚至痛骂福柯不合常规的历史研究，谴责福柯对传统史学的无情批判与解构，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研究方法也悄悄影响着历史研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问题域。毋庸置疑，总有一些历史研究者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考证福柯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真伪，并往往会发现一些福柯“虚构的”、强行阐释的历史事实，这不免令人大跌眼镜。不过我们换一个视角来审视福柯的做法，如果历史就是叙事，就是以虚构的方式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福柯不就是以反讽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再叙事，将大写的、单一的历史故事（History）进行无情地解构，分解为众多的、小写的当下故事（histories）吗？我们每个个体不就是以人生的经历（history亦有“经历”的含义），在历史的进程中讲述着自己的当下故事吗？这或许就是福柯批判传统史学的关键原因所在，让历史呈现出本来的面貌！诚然，《知识考古学》是一部晦涩难懂的“可读文本”，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部持续敞开的“可写文本”。福柯将西方思想史上的众多哲学家的观念，以匿名的方式融入了他的《知识考古学》，构建了一个类似于博尔赫斯小说一般的理论迷宫，期待着后人不断地探索与挖掘，缕析西方思想史的潜在脉络，发现那些寂寂无名之辈，构建一种另类的思想史。它与德勒兹的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相互映照、琴瑟和鸣，形成了法国当代哲学最璀璨的哲学景观。不过，通过《知识考古学》，福柯一再提醒世人：历史终不过是话语实践的产物，主体与意义也不过是话语建构的结果，真理在历史的天空中被永远悬置起来，最终一切都在话语空间中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正如从来没有救世主一样，也从来没有所谓的大写真理与大写历史，唯有历史故事不断地流传后世，唯有现在的历史回荡在哲学的天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