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读后感：通过阅读《楚辞集注》，深刻感受到楚辞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其中蕴含着古代楚国人民对生活、爱情、忧伤等情感的真挚表达，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深刻思考。这些诗歌如同一面明镜，反射出古代楚国人民的智慧和情感，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楚辞集注读后感篇一
以正变系统为纲。骚相对于诗为变。 其人“或过于中庸”为变而“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复归于正。其文“词旨跌宕神怪、怨怼激发”为变而“缱绻恻怛、不能自已”复归于正。其功“变风变雅之末流”为变而“天性民彝之善交有所发，增三纲五典之重”而复归于正。 风雅颂入骚，由正至变，甚至于再变（“语冥婚而越礼”之再变之风，“摅怨愤而失中”之再变雅）。 以杨雄反离骚为代表的异质观点，相对于屈原忠君恋国之至诚，是“偷生惜死”。杨雄对屈原的批判是鸱鸮笑鸾凤，孰正孰变甚分明了。 以赋比兴为网。标举赋比兴中之赋比兴尤为卓见。“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比人神非其处，人神非其处比求君而不遇。“比”之链条的揭示甚至能清晰地反应出文学的形象性。 “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歌”则展示出楚辞以情达理、以理治世的接受过程与功利作用。而重视这个过程中由相似人生境遇而引发类似情感激荡的环节，说明朱熹深刻把握到“情”作为文学的关键要素，包括情感与现实千丝万缕的关联、情感超越时代的可共感、不同情感直接的可互通。
楚辞集注读后感篇二
屈原和渔父真的是一儒一道吗？ 我倒觉得渔父才是儒，屈原只部分是儒，部分是狂狷，至于属于诸子百家哪一家我也不清楚。 先看屈原吧。 屈原的忠君爱国，显然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可是他投江的做法，孔子若泉下有知，想必是赞扬但不赞同的。 孔子虽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是没说一定要杀身不可，孔子主张的是中庸之道，凡事不可太过，也不可死脑筋。 面对君主昏庸、小人当道的楚国国情，屈原的“正确做法”，孔子早就有回答。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第五》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第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十四》 孔子的意思是：国家清明，就好好做官、兼济天下；国家昏暗，就装装孙子、保持低调，实在待不下去就隐退。 没说要像屈原那样硬刚吧？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屈原显然不是中行的，而是狂狷的。 因此后世儒生对屈原评价都不高： 例如班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离骚序》） 例如程颢：“离骚之中，忧君之心则至，然谓之不合道者。”（《二程外书·朱公掞录拾遗》） 朱熹虽钟情于屈原和楚辞，可是也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楚辞集注》）“过”是“超过”，“过于中庸”即是“狂狷”。 再说渔父。 渔父真的是主张归隐山野的道家之人吗？ 看看他说的话：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渔父责怪屈原深思高举使自己被放逐，暗含的意思即是不应该离开朝堂；而渔父所说的与世推移、淈其泥而扬其波、糟而歠其酾，都是告诉屈原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水清呢就洗缨，水浊呢就洗脚，不能同流合污，更不能抱石沉江。 渔父的观点，不正和孔子的相符吗？ 渔父是儒。 最后引孔子一段话：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屈原就是史鱼，刚直不屈、清白无比，死得伟大，但是可惜。我们不能鼓励人人都去牺牲。
楚辞集注读后感篇三
【作者简介】莫砺锋，男，汉族，1949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84年10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梅庵书院首任院长。2014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科院士）。著有《江西诗派研究》、《朱熹文学研究》、《杜甫诗歌讲演录》、《杜甫评传》、《唐宋诗歌论集》、《唐诗与宋词》、《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浮生琐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