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侦探事务所》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讲述了一位翻译侦探在各种案件中的惊险经历。故事情节曲折，充满悬念，令人难以放下。主人公聪明机智，善于发现细节，解决问题。这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侦探的智慧和勇气，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翻译侦探事务所读后感(一)
所谓侦探，需要通过各种细节抽丝剥茧，同时也需要具备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其实每个领域也许都需要一个侦探事务所，去探寻那些被掩盖、被篡改、被抹除的历史的真相，《翻译侦探事务所》就是通过研究现有的资料、查找译者的人生去尝试展现台湾真实的翻译史。 现在看国外作品，不管是译本还是原版，都很方便，但是在上个世纪，尤其是某些非常特殊的时间段，想要读到国外的作品是极其困难的，很多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书都会被列为禁书，就算读到了，也可能不是按照原文翻译，而是掌权者希望大家看到的内容。此外，由于海峡两岸的敏感关系，很多译者的作品都在岛上被禁，出版社要么换个马甲出版，要么干脆不附上译者，还有的为了蹭热度，将一些译文冠上一些名家的名字，以假乱真。 某个关于老蒋的作品（名字就不说了）明明原文是中文，还得通过先翻译成外文，再翻译回中文的方式来推出，包括老蒋随身携带的《荒漠甘泉》更是专门为其服务的译本，而部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作家会以移居后的使用的英文来写作，再交给他人去翻译，更不用说真正的伪译如《南海血书》，这些都会被拿来作为斗争的工具，在那个纸媒的时代，书籍绝对是各个集团关注的重点。 其实《翻译侦探事务所》里的题材能够被我们看到，还是有些意外的，主要作者赖慈芸还是着重围绕事实来书写，没有添加太多的个人观点，只是偶尔感叹一下翻译作品的一代不如一代，惋惜一下在炮火中流失或是译者没能完成的作品，更多的时候还是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去暗讽荒诞无稽的曾经，以侦探的手法去列出查找出来的史实。 那是混乱的时代，堪称文学的黑洞，但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一群人努力去将国内外的好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尽管为此也付出了逮捕或是封杀的代价，当下很多上个世纪流传下来的翻译作品，也都是得之不易的。从另一个角度，《翻译侦探事务所》里提到的书籍也是一纸值得一看的书单，在那么多的作品中能被挑选出来，能得到那么大的关注，也充分证明了这些书的价值，且看且珍惜。
翻译侦探事务所读后感(二)
文/舒念
读过这么多外国文学作品，你有没有关注过译者呢？
还记得小时候在书店选书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关注自己口袋里的零钱够不够书的价格，其他都是次要的，长大之后，算是走入文学殿堂，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之路，才发现原来不同的译者，不同的出版社，都会对书产生不同的影响，读过生疏的译本之后，才知道一个好译者的难得之处。
赖慈芸的《翻译侦探事务所》便是将译者放在第一位的学术研究，这本书中收录了许多不同的译本与译者的故事，也层发表在她的博客上，此次整理，将故事重新订正，也更具系统化，让读者读之便能明白两个道理：第一，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疏漏问题，第二，为何要补过拾遗，破获译者疑云。
首先，赖慈芸生活在台湾，自然会遇到许多意识XT的问题，台湾一度使用日语，又有闽南话为主，而后出现英语以及普通话，各种语言影响之下，各种译本也是参差不齐，也是因此出现了滑稽的翻译怪相，即一本中文书，要在日本出版后，经日本再译回中文，才能得以面世，此间出版社、文化局以及社会当局都有不同的考量，作为读者只能接受，而赖慈芸却偏要弄个清楚，才有了这一端疑案。
其次，大陆学者众多，普通话造诣更深，也更早就引入了外国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普通读着看世界的领路人，台湾同胞也需要看世界，但却不得不隐去译者的身份，这当然是时局下的权宜之计，但也未必不是出版社的谋财之道，毕竟以当时的通讯，大多译者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译作被重印乃至抄袭，译稿费用全无，出版社也是坐享其成了。
虽然年代久远，无法为译者们争取这份工资，但是至少《翻译侦探事务所》的努力，还能给这些译者们正名，在无数随机笔名、无译者署名或编译部署名的情况下，其实是译者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读过这本书，更能知道译者的不易之处。像《红与黑》这样的长篇作品，需要作者持之以恒的决心，才能带来一份完整的译本，或许知道这本书的故事之后，下一次选书的时候，你也会主动关注译者，毕竟文学翻译，其本质更是一种文学的创作。
翻译侦探事务所读后感(三)
翻译一事，在梁启超等人看来，是强国第一要义。若说到立国之本，的确西语与西学，鸦战与马列，彻底左右了中国的命运。赖慈芸的书，讲的岛屿古早事，像放在对岸的一面镜子，却也能映照出我们的影子，乃至尴尬失笑之余，吓出一身冷汗，也不用意外。
2022年度读物九选中，提了赖慈芸的《译难忘：遇见美好的老译本》。
三联出版社刚引进了她另外一著作《翻译侦探事务所》，趁热读完，依然推荐。
即便没到考究译本的书痴程度，是个影迷，都会因机翻、烂翻还有官字，围绕“信达雅”扯几句——但往往也仅限于此。《翻译侦探事务所》和《译难忘》则都是立足于学者专业角度，以趣味博闻的断案形式，考究了华文翻译史的冤案错谬。KMT迁台，再到入轨国际版权公约。四十年中，市面流通着各种张冠李戴的外文材料。许多原本，均来自民国时代，化用难考的名家手笔——上有一纸政策，下面的人却要掉脑袋。与此同期，这些译者在大陆沦为牛鬼神蛇，遭修理批斗，同样令人喟叹。 不难发现，这一白色恐怖下的火种时代，正对应后来大陆盗版碟的草莽洪荒时期。具体还有什么关联呢？
举一例子，好比华语影迷都知道，《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被美誉为“夜色杰作”，主场景正是书店云集的牯岭街，它是以延绵的旧书摊闻名，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牯岭街上，贩卖的都是什么书呢？再进一步想，哈尼看的《战争与和平》，会是哪个版本呢？首先你就会知道，它肯定不是一个通行于大陆的版本。 还有新电影又一代表作《小毕的故事》中，少年偷看的禁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考据得知，那位闪光一现的译者饶述一，居然是：朱光潜。
这样的联想，看似走火入魔，误把虚构的电影，当做了真实发生的事件来阐释。然而，电影不又正是来源于现实。战后，台湾本省人和知识分子，受教育原用日语，民间通行闽南语方言，其身没有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横遭了从西方外语翻译为另一种外语（国语白话文）的处境尴尬（即一般译者翻译操作，都是从外语到母语）。精神文化面貌，不免一穷二白。
他们失陷于真真正正的失语——这也是解读《悲情城市》梁朝伟角色的又一把钥匙。要花上十到二十年，才有本省年轻人在六十年代，开始抱起书本狂啃的奋起直追。 这本基于趣味和考据的书，道出了翻译在知识之重量，难度与技巧以外，译者与出版，貌似天经地义的一桩事，偏在这片东方大地，还要遭受何等牺牲或代价——如本书开篇第一句：翻译不外乎权力。而遭涂改易名，几可说是最普遍的常态。
牯岭街会卖哪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