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早餐俱乐部》这本书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讲述了四位主人公在伦敦相遇并展开哲学探讨的故事。书中穿插了大量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引导读者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真相。通过这本书，让人深刻理解到哲学的重要性和启发力。
《哲学早餐俱乐部》读后感(一)
故事源起与1833年英国科学协会一次会议上柯勒律治对“自然哲学家”的质疑，本书的主人公之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科学家”，为“科学人士”独立于哲学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打开了我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的新篇章。惭愧的是四位科学家我只认识发明（而且最终并没有成功）了差分机的巴贝奇。作者的叙述略嫌事无巨细，从主人公的经历铺开，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欧洲社会、历史、知名人物的方方面面，再绕回关于各学科的创立，发展与发现，需要读者消化的知识点有点太多了，但又非常完整地展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的时代。其中巴贝奇制造差分机以及他与拜伦女儿艾达（本书中译作阿达）来往合作的事，有被日本的科幻作家山田正纪写成一篇有意思的科幻小说《艾达》，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这样小小的“重合”，也是作为读者觉得十分有趣的事情吧。 在最后四位科学家走完了他们可以说坎坷但也是精彩和成功的一生。正如后记所说，他们始终贯彻了学生时代组建的“早餐俱乐部”的科学精神，推动着现代科学走向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虽然个人成就有点零碎和繁杂，但是他们推动了像物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建筑学等等成为独立的学科，“科学家”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就整个科学史和引入大众对科学的关注来说不可或缺的。
《哲学早餐俱乐部》读后感(二)
这是一本关于19世纪科学发展的书，书中以哲学早餐俱乐部的四位成员，即威廉•休厄尔、查尔斯•巴贝奇、约翰•赫歇尔和理查德•琼斯为主线，精彩地讲述了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进步，涉及了水利、教育、化学、机械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天文学、植物学、计算机、编程、绘图、潮汐学、地质学、地磁学、摄影、翻译、密码、探讨外星生命、生命起源、科学和宗教关系等多个领域。这四位主人公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重视培根的“归纳法”，他们是那一代科学人士中的巨人，涉足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同时他们也影响带动了后起之秀，科学因此而改变，现代社会因此而崛起。
他们也是最后一代自然哲学家，在他们的时代，科学和艺术之间并没有如今的高墙，他们在多个科学领域有着极高的成就，同时在艺术方面也涉猎很广，修为颇高。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科学不再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自娱自乐，科学成了一种职业，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为国家和社会谋利益，但遗憾的是，像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们这样集严谨研究和浪漫情怀的自然哲学家永远成了逝去的背影。
这本书绝对不仅仅是一本科学史书，书中的人物各个鲜活，呼之欲出。以四位主人公为例，威廉•休厄尔出生贫寒，一路奋斗到了三一学院院长的席位上，他高大英俊，头脑聪慧，意志坚定，可是追求女士时，也免不了失望，也免不了出丑，还被人形容为“发情的雄性火鸡”。
查尔斯•巴贝奇的父亲是银行家，他不用为钱发愁，但他认为科学发明应该由政府出资。为了自己的差分机和分析机，他到处申请资助，碰壁的时候不少，他也是牢骚满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有美满的婚姻，可妻子早逝，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与人争斗似乎是他的癖好，凡是看不上的，看不顺眼的，他都要骂一骂，最后，连街头音乐家都被他告上了法庭，他临终前也不得清静，摇手风琴的在房子外面摇琴，还有一个“男人教唆男孩子们拿着旧锡桶制造噪音”。
约翰•赫歇尔出生名门，父亲是发现天王星的威廉•赫歇尔。作为独生子，他当然是被给予厚望，理应子承父业，但他最开始的愿望并非如此，化学和光是他的最爱。虽然他在天文学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他在植物学、化学和摄影方面的成就同样非常惊人。这样伟大的人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在纠结，也在徘徊，似乎这种纠结徘徊持续了一生。
理查德•琼斯提高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他参与改革了什一税，但他是个相当肥胖的美食和美酒的爱好者，胖到什么程度呢？连登上讲坛都有困难，学生对此有着精彩的描述。肥胖当然不益于健康，他是哲学早餐俱乐部四个人当中中去世最早的。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对于科学而言，书中所记录的那五十多年就是最好的、智慧的、光明的、有信仰的、有希望的，直登天堂的时代。对于这本书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就是有关十九世纪科学和科学家的一本最生动详细的画卷。
《哲学早餐俱乐部》读后感(三)
从「自然哲学家」到「科学家」，业余变成了专业，科学有了不同的面貌。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功地将科学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四位巨匠重新设置了科学的轨道，也就是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学是主演。
在离世之前，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员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在学生时代的计划开花结果。他们成功地将科学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上，他们的成功甚至超过了他们最乐观的梦想。他们重新设置了科学的轨道，也就是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学是主演。之前，提到自然哲学家，人们想到的是业余爱好者，通常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在闲暇时间收 集化石，或是进行实验，但这种形象彻底改变了，变成了科学家的形象: 他们是专业人士，在大学里接受的训练，毕业时拿到的是科学学位，他们 属于科学团体，他们阅读科学期刊，他们申请研究资金——不久，他甚至 可以是她，是女性，她们先是踏入了英国协会的大门，接着就更深入地 朝着科学职业的道路走下去。1853 年，切尔滕纳姆的鲍尔比小姐成为了 英国协会的正式成员，后来皇家学会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团体也开始接收 女性成员。这些新的专业人士可以找到有薪水的职业了，他们可以在大 学里成为科学领域的教授，可以在新成立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员，比如说， 哲学早餐俱乐部最后一位成员去世的那一年，剑桥开始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修建。
科学研究职业化并没有立刻受到人们的拥护，许多自然哲学家拒绝接受“科学家”这个头衔。有一段时期，很多科学人士同柯勒律治一样，他 们依然觉得“自然哲学家”爱好者的身份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崇高，更加自 由，就连赫歇尔，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持这个观点，他是哲学早餐俱 乐部成员中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自然 》( Nature )杂志在 1869 年问世， 一开始就使用了科学家这一称呼，希望这个称呼能深入人心。在最初的几 期杂志中，有一个作者赞扬了“ 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然而，一直到 了 20 世纪，科学家这个称呼才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美国一直以来 对新事物的态度都更为开放，这个词在美国普及得要快一些。这个词与美 国科学家们联系非常紧密，到了 1874 年，人们已经忘了这个词源自英国， 英格兰哲学协会的会长说“ 科学家 ”这个词是“ 美国式野蛮三音节词 ”。 虽然有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想科学家职业化，但科学家还是职业化了。 1887 年，《 自然 》庄严地宣布，科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了“ 他们也是一个伟 大职业的成员 ”。
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员们不仅仅将科学人士转变为了职业的科学家，他 们还转变了科学行为本身。巴贝奇、赫歇尔和休厄尔都坚信，科学需要绝对 正确的计算，这种绝对的正确只能通过造价高昂的新型机器来实现，这就是 今天科学追求测量、计算和精确的根源。为了达到这种精确程度，科学的工 具箱里有了新科技，他们这几个人或是亲自参与，或是鼓舞到其他人发明了 以下这些，包括准确观察的工具，比如说，光度计、风速仪、潮汐预测机、 太阳照相仪; 准确捕捉交流观察的技术，摄影术; 更新了计算大量观察数据 的数学技巧，其中就有欧洲大陆的微积分、分析数学和统计学。
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真理之间不可能产生冲突”，有了这一信念，就有了科学真理不必受制于宗教的现代观点。约翰·廷德尔接替法拉第，成为了伦敦皇家学院的院长，1874 年，廷德尔在这一方面走 得更远，他在这两个领域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廷德尔在英国协会贝尔法 斯特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赞扬了达尔文的研究，他总结说，不应该允许 “宗教情绪”“侵扰知识的领地，这片领地不属于宗教”。 在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们的有生之年，他们看到科学家们的目标发生了细小的转变: 研究的依然是自然世界，但同时也着眼于改善人们的实际 生活，遵循了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 ”的劝诫，这种力量应该用于“ 将人类 从当前生存状况中解脱出来 ”。关心制造实用东西的人不再只是制造商和 实业家; 科学家们也开始认为，虽然某一类科学研究的实际价值不是那么 明显，但是他或者她的研究必须以为公众服务为目的。科学家们和那些对 科学家的工作感兴趣的人开始关心科学方法的描述和定义，更多的时候， 科学的方法就是培根以实证为基础的归纳的方法，而不是里卡多在经济学 中使用的纯粹的演绎方法。( 正是因为哲学早餐俱乐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才有了强劲的学科研究。)
当时，科学家在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中寻求国际合作，甚至国际竞争 有时也会加快进步的速度。他或者她在大学里学习科学，在实验室里工 作，加入科学团体，在科学期刊上阅读到科学相关的文章以及自己发表 文章，并且以此为生。巴贝奇、赫歇尔、琼斯和休厄尔去世时，“ 科学 家 ”和科学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他们在剑桥哲学餐桌上制定的路 线设定好了。
英国协会成立于 1831 年，这一年，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也降生到这个世上，他就是“ 科学家 ”这一新职业的缩影。在爱丁堡大学学习 后，1850 年麦克斯韦拿着福布斯写给休厄尔的介绍信来到了剑桥。福布 斯告诉三一学院的这位院长说，这个年轻人“ 待人接物非常笨拙，却是我 见过的最有原创精神的年轻人之一 ”。他从三一学院毕业了，是一等合格者的第二名，史密斯奖第一次颁给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麦克斯韦 成为了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亚伯丁马里夏尔学院自然哲 学的教授。后来，他又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自然哲学教授。1871 年，他 回到了剑桥，成为了第一位卡文迪许物理学教授，他负责监督用于科学实 验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修建。麦克斯韦在爱丁堡和剑桥接受了数学和物理 学的训练，他一生都是科学家，做科学实验、管理实验室和教下一代年轻 的科学家也是他的谋生手段。
麦克斯韦积极参与科学专业团体。14 岁时，他写了一篇题为《椭圆曲线》（Oval Curves）的论文，递交给了爱丁堡皇家学会，这是他递交给该学 会多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宣读论文的人是福布斯，当时大家觉得他太年 轻，不该站在讲台上。1855 年，刚从剑桥毕业，他给剑桥哲学学会递交 了他开创性的论文《论法拉第的力线 》(Faraday's Lines of Force)。他是英 国协会的会员，1870 年成为该协会的会长。麦克斯韦后来也成为了伦敦 皇家学会的会员，他的研究显示光谱上三处的光线，也就是三种所谓的基 本色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任何一种给定的色觉，而且他的实验似乎证明 了色盲是因为对三种基本色中的一种不敏感的猜想，为此伦敦皇家学院颁 给了他拉姆福德奖章。
同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员们一样，麦克斯韦也关注自己研究的实际结 果，特别是那些能改善他人生活的研究。他在色盲成因方面写了很多开 创性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说，实验完成后，他给一位参加实验的 人制作了“ 一副眼镜，一个镜片是红色的，另一个是绿色的 ”。参加实验 者“ X 先生 ”正在尝试着通过眼睛看到的不同效果来获得一种区别红绿两 种颜色的习性。“ 虽然他永远也不会获得红色的色觉，”麦克斯韦解释说， “ 他或许( 能够 )区别出什么是红色，这一思维过程可能会变得非常熟练， 成为像新感觉一样的无意识行为。”
麦克斯韦的物理学研究也是按照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们设定的哲学纲 要进行的，如今的研究模式也是如此。休厄尔的科学哲学极大地影响了麦 克斯韦——麦克斯韦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巴贝奇和赫歇尔的科学哲学影 响了他。麦克斯韦也施展了大型的一致性研究，他把电学、磁学和光学的 观察、实验和方程式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理论，即电磁场理论。这是 物理学上的第一条现代“ 万用理论 ”。
1831 年，迈克尔·法拉第把一个磁环靠近一节电池，他意识到是变 化的磁场引起了电流。这一现象被称作“ 电磁感应 ”，这一发现是现代 科技的奠基石，为大多数电气机制的运行奠定了基础，其中就有发电机 和变压器。法拉第继续实验，探索电流和磁力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它们 其实是一种“ 电磁 ”力量的两种表现形式。当时，休厄尔同法拉第书信 往来，给后者的新发现命名，并且建议他研究磁和光之间的关系。法拉 第照办了，他发现光通过透明的物质，比如说玻璃，就能被磁场所影响。 这就是说磁和光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但法拉第本人没有证明这是一 种什么样的关系。
大概是在1862年，麦克斯韦在国王学院做教授时，计算出电磁场 的传播速度同光速差不多是一致的。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他说: “我们很难排除这样的结论: 组成光的横向波动介质也是电和磁现象的原因。”
麦克斯韦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从计算结果的预测来看，振荡电 场波和振荡磁场波在空荡空间传递的速度可以通过简单的电气实验来预 测。通过当时可测得的数据，麦克斯韦预测出了每秒 310,740,000 英里的速 度。大概这个时候，麦克斯韦给法拉第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这一预测性成 功（哲学早餐俱乐部的做法）。在 1864 年的论文《 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 》（A Dynamical Theor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中，麦 克 斯 韦 说，“ 结果的一致性似乎说明光和磁是同一物质的属性，光是按照电磁规律传播的电磁 扰 动 。” 1873 年 ， 麦克斯韦出版了著作《电磁通论》( A 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书中用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 ”集中总结了他的电磁 场理论。
这一惊人的成就是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之后，物理学上第二次伟大 的统一。自此以后，所有之前的其他经典规律或是这些规律的方程式都成 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简化案例。如果休厄尔还活着，他就会说这是物理学 历史上的“ 新纪元 ”。麦克斯韦精湛地践行了一致性这一理念，在今天， 这一理念依然在物理学中是主角。现代物理学将麦克斯韦的电磁力、牛顿 的万有引力，还有弱相互作用力与强相互作用力，也就是原子核内的两种 力并列在一起。如今，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用这四种 力量中的一种或是多种来解释。
然而，有些物理学家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今天，许多物理学家都在 继续研究，探寻能够将这四种力量统一为一种力量的理论，一种真正的万用理论——这一目标与一致性的标准紧密相连。爱因斯坦想要找到一种场 论来说明引力和磁场都是一个基本理论的不同表现。爱因斯坦的这一理想 被称为现代物理学的“ 圣杯 ”。有些人认为弦理论是找到这一理论的途径。 布赖恩·格林在《宇宙的琴弦 》(The Elegant Universe)一书中所描写的， 从一个原则——也就是所有的事物，从最微观的层面来看，是由不同方式 组合起来的震动的琴弦——弦理论提供了单一的解释框架，包罗万象。如 果科学家们找到了这一圣杯，他们就在逻辑上实现了哲学早餐俱乐部统一 自然界的梦想。
麦克斯韦还描述了气体分子的运动，被称为“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 ”。1866年，他制定了现在称为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的定律(当 时，奥地利的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两人都是独立 实验 )。麦克斯韦以凯特勒的统计学定律为武器，研究了分子运动论。凯 特勒是比利时天文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赫歇尔为这本书写 了评论文章，而麦克斯韦正是从这篇评论文章上了解到了统计学定律。 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律给出了在给定温度下，气体分子具体运动速度的分 式。麦克斯韦注意到，一种气体中不同分子即使在开始时速度是一致的， 在与周围分子的碰撞中，速度也会出现不同。因此，他用了一种统计学 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所有的分子数量被分成几组，每组中所有分子 的速度都处在一个狭窄的上下范围之内。计算每一组分子的平均速度， 麦克斯韦就能找出速度和这一组分子数量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一方法概括了之前确立的热力学定律，更好地解释了存在的现象和实验。这是一 致性理论的又一例证。
麦克斯韦的这些发现是标志性的时刻，从这一时刻开始，物理学家开 始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基本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是非数学专家，是无法读 懂这种语言的。1846 年，约翰·库奇·亚当斯用数学的方法预测了海王 星，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无法理解了; 还不到 30 年的时间，物理学家已 经走得更远，不会再回头了。法拉第用磁场线的运行情况来表达对电磁规 律的理解——这种线条的形象便于他自己总结，也便于听众理解。麦克斯 韦不同于法拉第，他认为自己必须用复杂的数学关系来解释法拉第的发现 中更深层次的意思。麦克斯韦在电磁理论和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改变了 物理学的视野，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奠定了基础。因为麦克斯韦的研究极 其难以理解，他的理论也进一步切断了有知识的普通大众与创造了最新最 重要的科学发现的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科学人士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们没 有预料到的变化，要是他们看到如此的变化，会深感遗憾吧。休厄尔去世 不过 10 年，科学变得极为专业化，麦克斯韦本人也在哀叹这一事实。英 国协会地质学部门的成员不再可能理解并且参与到物理或者化学的最新讨 论中来了。不久之后，物理学之内，研究这一领域的人也难以完全理解另 一领域的研究者在研究些什么了。再也没有可能出现休厄尔这样，集数学 家、矿物学学家、建筑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经典学学者、物理学家、地 质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登山诗人等数个角色于一体的人， 也不会再有赫歇尔这样的，精通三种语言的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摄影师、音乐家和翻译家。现在的科学家们在剑桥或者别的地 方接受一门特定的专业科学的培养，在像英国协会这样的机构中的某一部门的成员，只在这一科学领域做实验，只阅读这一领域的专业杂志，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怎么能够理解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呢？而当年的那些 爱好者身份的哲学家，他们可以在度假的时候考察地质，晚上在家里的地 下室利用电池做实验，在研究晶体几何学特性的间隙，还要审核史密斯数 学奖章的候选者名单，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就研究什么。那是一种更为自在，更为跨学科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将这一学科看似互不相连的知识用 于另一学科，从而产生意料之外的发现。
从我们这四位朋友的观点看来，更糟糕的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建立起了一堵高墙，C.P. 斯诺后来将这堵高墙描述为“两种文化”的界限。 1959 年，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 》正好 100 年的时间，斯诺在剑桥的评 议会大楼发表演讲——休厄尔在这里提出了“ 科学家 ”这个词——在这 篇演讲中，斯诺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不够交流互通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障 碍。斯诺的观点一部分是与冷战相关的，他认为民主国家应该让不发达 国家实现现代化，否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这样做，他还认为有必要 在西方让更多的人接受科学的培养，以抵制苏联，但斯诺的文章也传递 出一个超越了时代特征的信息: 在过度技术化的世界里，我们遗失了一 些东西，遗失了一些人文人性的东西。艺术家和作家们脱离了科学，科 学忽视了艺术和文学，文化就会付出代价。诗人和艺术家精彩地表达了 大自然带给他们的惊奇之感，而审视世界的科学家们似乎感受不到这一 点。如果科学家们不能把这种惊奇传递给他人，传递给非专家们，想当科学家的孩子们就会越来越少，科学人士就会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生活， 脱离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失去的就是科学人士的浪漫主义者形象，我 们不再觉得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的人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了。1821 年， 休厄尔马上就要去湖区旅行，在给琼斯的信中，他很好地刻画了这一浪 漫形象:
你想不到我会怎么样利用一座高山。也许，在山脚绘制了素描后，我 就会爬到山顶用气压计测量其高度，再用地质锤敲下一块岩石，看一看是 什么成分，然后再在山顶沉静的空气中背诵一段华兹华斯的诗句。
在赫歇尔的笔下，他自己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甚至更多的是一 位艺术家，满足于“ 游荡于科学海洋的沙滩，捡起我喜欢的贝壳和卵石， 为了让自己高兴，我把它们摆放起来，看它们有多漂亮 ”。从某种角度而 言，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就是自然奇观的仰慕者与职业科学家之间的这堵 墙始建于 1833 年，当时柯勒律治站了起来，要求用一个词来区分从事科 学领域的人士和“ 自然哲学家 ”，休厄尔建议使用“ 科学家 ”，“ 类比于 ” 艺术家，结果日后科学家就与艺术家分割开了。我们应该往回看，在哲学 俱乐部成员那里探索如何将这两种文化再次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们让人 文回到科学中，让科学奇迹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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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有一张赫歇尔的著名照片，由他的门徒茱莉 亚·玛格丽特·卡梅伦摄于 1867 年。当时休厄尔和琼斯都已去世，不久， 赫歇尔和巴贝奇也相继离去。这张照片上，赫歇尔满头白发，一半脸在阴 影当中，另一半在光线之下，就像是他耗费不少时间凝望过的天体。他看 着前方，神情有一点惊愕，仿佛看到了什么。也许赫歇尔惊愕的是他和他朋友们的成就：他们真的改变了科学，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
《哲学早餐俱乐部》读后感(四)
要想理解并解决困扰了东西方学者数十年的「斯诺命题」，有必要先了解「哲学早餐俱乐部」四位成员。因为是他们重新设置了科学的轨道，他们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学是主演。然而，自此之后，艺术和科学之间慢慢建起了一道围墙，迄今为止，这道围墙依然矗立。
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可以说是东西方的一个共同命题。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胡适、梁启超等重要人物都加入战团，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和人生观之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物理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因为看不惯文人对科学家的鄙夷，发起了「两种文化」的话题，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影响。自此，西方开始重视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割裂，直到今天仍有人会提及斯诺的谆谆教导，并不断探讨斯诺所提的解决之道「第三种文化」。[1]
C.P.斯诺
20世纪90年代，以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为代表的科技作家群体，重提斯诺命题。1995年，约翰·布洛克曼为此还出版了一本专著《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就是：科学界身先士卒，向社会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1998年，KK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第三种文化》。文章称，第三种文化是一种「从技术中来，到技术中去」的流行文化，可以叫它「讷客文化」（nerd culture）或者「书呆子文化」、「技术宅文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世纪最后20年里，技术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的人文环境里，你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对于玩着任天堂长大的孩子来说，技术就是他们的文化。
KK认为，科学产生了真，艺术产生了美，而技术则产生了机遇：新的未知事物；新的表达方式；新的通讯工具，以及新的破坏手段。这些新奇的东西，构建不一样的了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崇尚科学的严谨，但其目的又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追求新奇。和人文艺术一样，这种文化「以人为本」。在这样的第三种文化理念下，纯粹的真理没有意义，纯粹的表述也没有意义，只有真切的体验才是重要的。
KK凯文·凯利（Kevin Kelly）
与纯粹的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同，技术这种文化确实更为有机，它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弥合两种文化的鸿沟而存在。[2]
KK所描述的「讷客文化」，似乎在两百年就流行了。那时候有一群类似于「讷客」的人，不过他们爱好的不是技术，是科学。那时候，做科学研究的人被称为「科学人士」（man of science，因为当时很少有女性干这个），「学者」(savant，最初是法国人称呼博学之人的词），或者「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因为自古以来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密切）。
在 19 世纪初，搞科学的人大都是乡村牧师这样的神职人员，他们有大把的闲暇时间用来收集甲虫和化石。一些富有的绅士喜欢搞科学，他们可以在自己花钱建的实验室里做实验。这些富人的杂务总管，也常常跟着搞科学，给老板打下手。那个时代，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之间还没有鸿沟，两种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
那时候「文艺复兴人」一样的通才并不少见。1817 年，著名诗人柯勒律治就写过一本有关科学方法的小册子，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不过，和柯勒律治一样，很多人认为「自然哲学家」仍然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在科学方法上，人们注重的是理论以及理论的「演绎推理」，而不是事实和事实的归纳分析。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与KK口中的「讷客」不同的是，那时候虽然有很多人热衷于探索未知，但这种探索仍然只是有钱人的个人爱好。社会从上到下，也鲜有对这种探索的支持和认可。科学界内部的交流，也存在很大的障碍。虽然那时候没有高墙横亘在人文与科学之间，但知识的传播却被别的高墙挡住了。
在《哲学早餐俱乐部》（The Philosophical Breakfast）一书中，美国科学史作家劳拉·J.斯奈德（Laura J. Snyder）有这样一段描述：
此外，科学一直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王和政府服务的，很少有人认为科学应该用来提高普通人的生活。就这一点而言，也与「讷客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科学虽然流行，但显然已经遭遇瓶颈，传统的「自然哲学」已经无法推动它进一步发展，科学从中脱胎而出另辟蹊径独立发展，是势在必行了。
1833年6月24日，「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诞生了。
当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很多人从英国各地乃至欧洲大陆和美国，前来参加会议。三十多岁的剑桥大学明星学霸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上来致开幕辞，讨论了科学的现状，对科学的本质做了总结，指出「事实和理论」构成了科学，两者都很重要：要成功地进行科学研究，既要有明锐的观察力，又要有理性的推理能力。为此，他还特意提到了三一学院以前的一位成员——弗朗西斯·培根，17世纪的科学改革家，倡导科学人士用培根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开幕辞获得了如雷般的掌声。掌声沉寂之后，一位男子很狂妄地站了起来。他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曾在数十年前写书谈论科学方法的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此前的三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但这一次，他觉得有必要不辞辛劳赶往母校参加大会。这样的行程对他来说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对于科学史而言，柯勒律治这次的介入影响深远，至今都不容忽视。
柯勒律治尖酸地说道，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成员不应该再自诩为「自然哲学家」。
就这样，「科学家」这个词诞生了。自此，科学也从知识中独立出来，与人文艺术有了区分。科学开始职业化，科学人士的形象也逐渐有所改变，他们在大学里接受的训练，毕业时拿到的是科学学位，他们属于科学团体，阅读科学期刊，申请研究资金。
但这种形象彻底改变了，变成了科学家的形象: 他们是专业人士，在大学里接受的训练，毕业时拿到的是科学学位，他们 属于科学团体，他们阅读科学期刊，他们申请研究资金……
不过，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并没有立刻受到人们的拥护，许多自然哲学家拒绝接受「科学家」这个头衔。有一段时期，很多科学人士同柯勒律治一样，依然喜欢自称「自然哲学家」，因为这种爱好者的身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更崇高，更自由。
1869 年，《自然》（Nature）杂志创刊， 一开始就使用了科学家这一称呼，希望这个称呼能深入人心。最初几期里，曾有作者赞扬了「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过，一直到了20 世纪，科学家这个称呼才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美国人对新事物更开放，所以这个词在美国普及得要快一些。这个词与美国科学家们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到了 1874 年，人们已经忘了这个词源自英国。英格兰哲学协会的会长说「科学家」这个词是「美国式野蛮三音节词」。 虽然有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想科学家职业化，但科学家还是职业化了。 1887 年，《自然》庄严地宣布，科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了「他们也是一个伟大职业的成员」。
「科学家」这个词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由休厄尔提出来，并非偶然。它代表着休厄尔和他三个朋友二十年来工作成就的顶点。
休厄尔的三个朋友，就是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这四个人相识于剑桥。二十年前，他们还在剑桥读书时，就深入讨论过休厄尔1833年演讲时涉及的话题。这四个人把他们的这种谈话称为「哲学早餐」。 这四位科学家年轻时候很有批判性。每个星期日上午，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审视当时的科学研究。
劳拉·J.斯奈德《哲学早餐俱乐部》
他们谈到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执行培根在两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的改革：把脱离实际和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和培根一样，他们认为科学既离不开推理，也离不开观察。在他们之前，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培根的「归纳法」，但没有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在休厄尔等人的推动下，培根的归纳法后来才得以发扬光大、 普及推广。至今为止，归纳法还在指引科学家的工作。
巴贝奇、赫歇尔和休厄尔都坚信，科学需要绝对正确的计算，这种绝对的正确只能通过造价高昂的新型机器来实现。今天的科学之所以追求测量、计算和精确，便来源于此。为了实现这种精确，他们或是亲自参与，或是鼓舞到其他人发明了众多工具和技术，比如光度计、风速仪、潮汐预测机、太阳照相仪、摄影术、微积分、分析数学和统计学，等等。
除了科学方法、科学行为，哲学早餐俱乐部的四个成员还促进了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家使命的认知。
如上文所说，科学界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很多人是为了得到国王和帝国的荣耀，另有些人（比如柯勒律治）则是为了推动「纯粹的知识」。一直到了19世纪末，科学家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对公众负责的。
哲学早餐俱乐部四位成员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而且应该）用来理解、并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后来，这一理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识。虽然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将这一理念当成前进的动力，但它却始终是众多现代科学研究的核心动力，而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中，这一理念也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能够在科学史上共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四位科学人士（因为其中有人并不喜欢用「科学家」这个词来称呼自己）自然不是凡人。
「科学家」一词的发明者威廉·休厄尔出身寒门，是木匠的儿子，但最终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界最权威的人之一。
查尔斯·巴贝奇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发明者，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设计制造计算机，英国政府曾给他提供了相当于两艘战舰的拨款，可惜最终他还是抱憾而终。
约翰·赫歇尔是德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的儿子，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名声超过乃父，成了那个时代最 有声望的天文学家；同时，他还是摄影技术的发明者之一，是杰出的数学家、化学家和植物学家。
爱好美食、体形肥胖的理查德·琼斯是这个小群体各种科学讨论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帮助下，新兴学科「政治经济 学」（当时被称为「经济学」）才有了体面的地位。
虽然哲学早餐俱乐部后来出现了不和，但彼此的密切交流和互助，对四人在科学界的成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科学的发展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四人的历史，就是现代世界诞生的历史。
正如劳拉·J.斯奈德所说，《哲学早餐俱乐部》讲述的既是四位科学家的故事，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故事。
而这个时代的辉煌，与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密不可分，因为：
现代世界的发端，源自科学职业化。而随之而来的，有两个重要分野。
一个是宗教与科学的分野。那个时代的英国，科学人士仍然是信仰上帝的，科学要遵从宗教的指引和约束。但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真理之间不可能产生冲突」，有了这 一信念，才有了「科学真理不必受制于宗教」的现代观点。1874 年，约翰·廷德尔直接在两个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他曾发表演讲说，不该允许宗教情绪侵扰知识的领地，这片领地不属于宗教。
另一个分野，就是上文提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分野。1817 年，作为诗人的柯勒律治还会写书讨论科学方法；而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赫歇尔生前还曾翻译过诗歌。这在当时都不算奇怪。只是，到了 1833 年「科学家」这个词出现之后，诗人谈论科学就已经很少见了。1833 年之后，这种「跨界」几乎就是难以想象的了。
再到后来，尤其是四位俱乐部成员去世之后：
如果哲学早餐俱乐部成员在天有灵看到这个结局，一定会感到非常遗憾吧。幸运的是，百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推倒这道围墙，尤其是KK所描述的「第三种文化」，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作者：张文武 2017年10月25日
[1] Wikipedia, The Two Cul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Two_Cultures [2] Kevin Kelly, The Third Culture, Science,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279/5353/992.full [3] 劳拉·J.斯奈德，《哲学早餐俱乐部》，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118740/ （引文部分皆来自于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