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年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讲述了一群同年出生的朋友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友情、爱情和挫折。小说通过不同角度展现了人生的起伏,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无常和珍贵。读完这部小说,让人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珍惜身边的人。
我们同年生读后感第一篇
p.38
大江健三郎
之前我们在哈佛大学一起接受荣誉博士称号,那次仪式很长,下午挺无聊的(笑),不过一位老人坐在我旁边,他也是接受这个荣誉称号的,后来他寄给我一封信。信中大致是说,“我受不了那种祭典一般的场合,不过和你交谈得很愉快。有机会还想与你这样畅谈。”这位老人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p.94
大江健三郎
之前我们去哈佛受领荣誉博士学位。要说十一个当选的人当中,现在最优秀的是哪一个,大家一致认为当数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在派对上作祝酒辞也妙语连珠,仪式当天发表演讲的也是他。我们是比较笨拙的同级生,只能坐在那里听。
p.84
小泽征尔
音乐的根本在自然现象中。以此为出发点去解释古典为什么长盛不衰,原因是:音乐最初在教会里是单纯的,到了十八世纪左右它的分析力陡然提升。提升到那个程度,音声已经没有多少变化空间了。将来想必不会再发生那么大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做的,无非是在一次大规模提升之后的余波里,时而对它否定,时而将它复杂地组合起来。简而言之,从巴赫之前几十年开始大致到十九世纪末期发生的变化,可能是音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演变。今天的作曲家抱着不输给前辈的志气创作了很多新作,不过结果到底怎样还没有揭晓。
p.98-104
消灭双重标准
p.125
小泽征尔
说到作曲家,莫扎特在这个意义上是最健康的,或者说最自然的。他的音乐能引起最多人的共鸣。所以才被称作天才的吧?反过来说,莫扎特的音乐里仿佛没有人间愁苦,没有病态成分。所以我偶尔指挥莫扎特的音乐,为了营造诙谐感稍作一点细微加工,大家会惊愕不已。但之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能领悟过来,并自然而然地接受。
我们演奏家,最好能对作曲家自然的部分和病态的部分全都理解,如果不能理解就危险了。
p.129
大江健三郎
梅西安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曲谱长达九百页,而你在第一次公演时,把它全装进脑子了。威廉姆斯(John William)说,小泽背诵的能力和努力让人惊叹,他还说,问你“为什么全都背下来”,你是这么回答的:”对指挥家来说,与演奏家之间的eye contact很重要。“
1/3页我们同年生读后感第二篇
2000年6月,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和小泽征尔先生同时被授予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此为契机,荻元晴彦先生组织他们在长野县奥志贺高原进行对谈,畅谈两位大师的奋斗历程、工作和学习方式、对音乐和文学艺术的理解、与同行的交往,还有在世纪之交对“新日本人“的担忧和期许。
虽然三次对谈分别命名为《忆昔思今》、《艺术支撑人类》与《培养“新日本人”》,但实际的对谈主题是互相串联的。
书中的语言虽然非常平实,大师们用三言两语道尽的道理(至少对我)却不算易懂。由于是对话体,观点难免碎片化,不能像艺术研究专著那样理出清晰的逻辑线,需要更多对文学和音乐的体悟才能真正领会。
大江先生关于自己如何理解小泽所说内容的方式非常完整,也值得参考:1. 面对面时“囫囵吞枣”整体理解; 2. 一个人时“写在笔记本上再探讨一遍”;3. 不明白的地方再当面询问;4. 一个人时阅读“信得过的人写的书“或看录像,延伸扩展。
在这样反复质疑体会和现场观察后,再结合原有的对古典乐的积累,大江先生得出了指挥家就是“把自己全身心体会的音乐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翻译出来”的工作,这一阐释也得到了小泽惊喜的认可。
类似这样的“对话-理解-再展开-确认”模式一直贯穿在对谈中。小泽作为指挥家/音乐家的说话更跳跃,但非常率真好像他的顽童形象一般;而大江作为文学家,显然对于语言文字表达更纯熟,而且有种发现万物运行规律的好奇心(从他提到所以除了对话者之外,他还扮演着小泽的翻译和归纳者的角色。
两位大师谈到在战后的年代成长,“生而逢时,输掉战争使大人们也丧失自信,他们再也没有束缚我的气力”,加上民主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两人都在初三时决定了一生的志向也让人又惊讶又羡慕。
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他们也都保有“无路可退的饥饿感”,可以说就是这种危机意识和巨大的渴望让他们达到了突破性的成就。而他们担心的“新日本人”显然处于另一种生态环境中,物质的充沛让年轻人少了老一辈的冲劲,而伟大作品很少是在优渥的状态下面世的。
关于全书核心的艺术表现,两位大师的意见归纳为:1. 先要作为独立的人;2. 再有主观表达的意愿;3. “用力挤出自己内在拥有的东西”;4. 认准方向、距离和心情投掷出去。
在集体主义文化根基深厚的日本,两人一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开放性:“只有个体作为个人独立,才能对其他个体传递有方向的声音。对面的人也是站立的,因此方向成立。”“即便有国家、有交易,真正重要的是人和人的交流。”
而使他们警觉的社会环境——锁国主义:“日本人到国外,总是不相信自己能够同等地被接受,自我封锁起来。反过来一样,也不去同等地接受来到日本的人。”“沉默的日本大众支持者新闻解说员的不公正言论。”这不也是中国长久以来的问题吗?
2/3页我们同年生读后感第三篇
“娴熟的读者心里,住着一个优秀的演奏家。”
试想一下,当你老了,朋友也老了,但日子是婴儿般的新鲜,春初新韭,秋末晚崧。随身携带着的岁月的平静,不再是疯狂、恣意、霸气,有的便是承认的心情,于是,豁达和包容就从言语和身形里扩散开来。
《我们同年生》,是大江健三郎和小泽征尔的对话集,涉及音乐与文学等诸多命题。印象中一直想收藏的是一本《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喜逢知己,笑谈人生,向往不已。
但这本也很好。
大江健三郎说,锤炼是我的人生,小泽征尔没有类似的表达,但说到了一种“饥饿感”,解释为危机意识。他们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故而自觉感动若停留于表面的文字与音符,必然失去方向的束缚,可能很随意,但,存在的秩序也就消失了,那样随性的创想并不适于任何人。
两位老人接着谈到自我在集体中的定位:对自我的把握不是来自于自我封闭,而是敞开自我——与他人沟通——找到全新的自我。拥有真正的自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每一个个体生生不息、自由自在地成长。
还说到了方向感,喜欢这个表达——邮件的收件人姓名、住址也包含着一种方向。写信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之后,记起最满足的事情便是一笔笔写下送达的人、地。意味着到达,意味着此时的状态会被拆信的片刻记取,真的很难得呵,你没有发现在某日看友人的信,真有种昨日雨今日下的惘然吗?
论及悲伤。
小泽征尔说,艺术与人类的生命交会时,存在于某处的寂寥与悲伤,是整个人类的本性。
大江健三郎则这样面对——“悲伤之情是存在的,年轻的时候会思考这些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认真面对这样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悲伤无以复加的时候,从中获取战胜悲伤的力量。
这句话立即打动了我,那是很早了,我读完林夕的几本书,准备写点东西,上网看他的视频,在获得金针奖的颁奖感言里,他提到自己写的《黑择明》,叫一个本想自杀的人悬崖勒马,说,“如果我写的每一首歌,即使再悲伤的歌,能够让大家认识悲伤,再写一些励志的歌,让大家了解悲伤,发泄出来……”
认识悲伤。
所以我喜欢陈奕迅唱的歌,分别是《好久不见》(自然是第一)《shall we talk》《明年今日》《富士山下》,还有不能忘记的,《黑择明》。最近加上一首《约定》。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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