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河神》是一部描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小说。主人公为了解救家乡水源，踏上寻找河神的旅程。在旅途中，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最终通过勇气和智慧成功找到了河神，并得到了它的帮助。通过这个故事，作者传达了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的重要性。
寻找河神读后感第一篇
第一次读这种纪实类作品，感觉就是文字版的纪录片。这本书背后有很多记忆，包括理想国出品的不合口味的特调咖啡、台湾地区接受程度或许比较高但是在大陆依旧不太能谈论的性别认同、爸爸妈妈在国内文化界的地位。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作者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松弛感，在于愿意花时间做一件在大多数人眼中完全不重要的事情。台北的河，逐渐消失了，好处是有了更多的用地，坏处是他们消失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开始踏访，一一寻找这些消失的河流曾经流经的地方，伴随着它们的消失，还有更多的承载着记忆的地方消失了，或许是老一辈的记忆、居所，又或许是自己的记忆和居所，与河流相伴的人事物都逐渐随着河流的消失而消失了。个体记忆的消失、集体记忆的消失，我突然想到这两个词，似乎和之前看的戏《887》隔空呼应。其实在阅读过程中，很多台北的地名于我而言是陌生的，所以我读的时候往往选择略过，所以很多细节并不深刻，但是通过去机场的漫长来回路，我把它一口气读完了，不得不说有种解脱的感觉。从功绩角度来看，我不信一个普通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去记录同一个话题，即使是第一人，我也不信它的销量会很高，这是我唏嘘的地方，幸好她出身文化世家，所以有这样的性情和能力耐得住性子，按自己的理想行事。也得益于这本书，我找到家里另一本纪实类作品《江城》，准备耐下性子择空阅读。
寻找河神读后感第二篇
看到书名和简介的时候，以为是民俗学方面的著作，考证当地河神信仰之流，毕竟河伯之流的神话传说在我国神话传说里有着它独特的脉络，《西游记》里若干大大小小的龙王也是这种信仰的体现与扩大。无论东西方，人类文明诞生伊始便沿河而居，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而作者笔下所叙述的追寻台北水脉残存的些许印记的旅程，既是追寻他心中那个与河流一起成为历史的时代，又是漫步在城市街头、大街小巷间一次次对于自我真灵的探寻。或轻或重、或急或缓的脚步声，宛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寒山钟声，是真实存在过的，但更多回荡于“游子”们的心田……河神其实就在作者心中，在其内心深处想要追寻的自己的心中。
看这本书的时候台湾历史、风物、人物不时浮现，仿佛跟随作者寻找河神的过程中也在实地游荡台湾。在作者提到的这么多个有性格的人物与或熟悉或陌生的风景中，侯孝贤留下的印记无疑是最多的，或者说至少在一般读者看来是最鲜明的，也符合大陆读者影迷对于台湾认识的刻板印象之一。很遗憾，看这本书之前我没有看过侯孝贤的电影，但这种遗憾反而是阅读本书时候一种独特的体验，进而更能激发自己，想要了解作者笔下叙述的风景的动力。这个游记调查笔录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几本书，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李娟的阿勒泰系列以及梁鸿的梁庄系列，甚至是三和大神们的故事。这一类书籍共同的特点就是给予读者易于想象的同时，又将场景抽离出那个具体的现实生活，赋予这个生活永恒性与片刻性的统一，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风物、人物身上打乱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排列，激荡读者想象的同时，更好地表达作者自己的感情以及那片土地本身的魅力。也希望2023年能够看到同类型更多更好的书籍。
寻找河神读后感第三篇
谢海盟是朱天心和唐诺的儿子，大概因两作家文学生涯之长，总觉得他是个孩子，实际上八五后“文三代”也已三十七岁了。有意思的是，他的文字却要比实际年龄“大”上很多，语言成熟、老练，应是从小与上一辈甚至上上辈知识分子交往、交流的缘故，也因内里活着一颗“老灵魂”——相较当下，他显然更喜欢自己出生前的时代，称之“天生带有不属于自身的记忆”。
谢海盟写台北水路，让人想到杨潇写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在中国西南的一条行路（《重走》）。两本也值得对读，不为比较，而是通过探看两岸、同代人对相似题材的书写，可以参考个体如何表达和行动。首先，两人都是在前辈的启发下开笔的，后者是历史学教授罗新，前者是作家舒国治。杨潇走了四十多天，对正统历史和地方性文化的考据更多些，谢海盟走了七年，主要写具体的条条道道和相应城市改造过程的“时事”。他们都有深邃的对自己所代表的这一代人的反思，所站的位置或说书写视角略不同，《重走》更像是“过去我们拥有过什么”，《河神》是说“现在我们失去了什么”。两人在语言气质上都有天真、纯净的成分，可能因学业/从业经验差别，一个写得偏文学性，一个写得偏研究型。
“河神”为名，是说一种精神和信仰，作者明确表示当人对河流的记忆消失，河神就消失了。这有点能体现台湾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有限继承，也是谢的核心表意：他对生活在城市中这件事有充分的敬畏，因而对以“现代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不顾往昔、不顾个体生命的颠覆性改造提出质疑。其中很多指名道姓的台湾政客、部门机构和社运，像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穿破了一层写作的窗户纸。这也让17年的作品在五六年后方才引进出版，有一种延迟的“历史价值”。
最后，他写作的自由还在于某种“逆行”，不仅愿意写无人问津亦无商业价值的议题（甚至全是对商业化、逐利风气的批判，资本家和消费者应该都不爱听吧），还有他不会拿出读者想看的东西，比如那些私交，《舒兰河上》一节写到陈平（三毛），最后一节写到和侯孝贤等人玩宝可梦的游戏，类似的“轶事”足够单独成“传”了，但他不这么写。甚至觉得这样的他比母亲朱天心的很多写作是更“任性”的，但其实也有非常明显的和父母“重合”的部分，如对街头流浪猫救助组织、电影幕后拍摄的讨论。但他愿意在介绍自己的书封上写“喜欢无用的知识”，而不抓着自家种种传奇性的叙事不放，也足够代表个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