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利茨》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籍，讲述了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的残酷现实。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描写、历史背景介绍和读者的想象力，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二战时期的恐怖和残忍，也让我们更珍惜和平与自由。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一)
若我白发苍苍，容颜迟暮，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双手，倾世温柔。
2、红颜远，相思苦，几番意，难相付。十年情思百年渡，不斩相思不忍顾！
3、酌酒独饮空凭祭，一盏相思人入画。凭栏望江听流水，何人伴我数落花？
4、黄泉路上，忘川河中，三生石旁，奈何桥上，我可曾见过你
5、缤纷且浮华，不过情非得已。
6、破冢蝶飞不过瞬间，惬梦中红颜浮生却变。
7、我要怎样才能躲掉，命运的心血来潮。
8、握住苍老，禁锢了时空，一下子到了地老天荒
9、无人处，暗弹相思泪。
10、雾散，梦醒，我终于看见真实，那是千帆过尽的沉寂。
11、烟花易冷，人事易分，而你再问我是否还在等。
12、也许是前世的姻也许是来生的缘错在今生相见徒增一段无果的恩怨。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二)
二战时期犹太人的创伤对于即使没有亲历的孩童，也会如弹痕印在家族记忆中。那些因为恐惧而凝固的记忆，是让人失去构筑今日之“我”的往昔，而它一旦如幽灵般被突然唤醒，便会将主人解离。
本书跟随奥斯特利茨的记忆，追溯他的经历，体验他细腻的意识与思考：从时间到生活，从记忆到梦境，从城市到历史。他的过去，从逃避到坠入，他依靠记忆穿越现实与过去，也许他对那些场所已没有确定的印象，但他也依靠那些饱经风雨依然留存的场所——留存了他的痕迹——能够记住他，从而证明了存在？
随着人的记忆，随着物体的痕迹，随着意识与思考，得以构造的并不只是自身的记忆，还有属于一群人的历史，它得以再次构筑在人类集体的意识中。
人们为遗忘那些伤口，企图避而不谈，用新的经历来掩盖旧的记忆，如同在遗弃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新式建筑，空有规模的外形掩埋了过往，努力划清界限。然而，如作者所说，站在记忆深渊的边缘，没有围栏，也没有过渡可言，时间如黑洞般等待着猎物。
遗忘并不能够终结。也许去寻找过往，寻找存在，寻找认知，才是补全自我的方法。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三)
塞巴尔德出于对历史的追忆，使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处于一种追寻的状态。对历史的追溯，说的更准确些，对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记忆的追寻是他的文学母题。他很想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但作为严肃的学者却处处碰壁，一些学术著作因为涉及敏感话题而屡屡被禁。所以，塞巴尔德在晚年转向创意写作实属无奈之举，却间接促成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诞生。这里，我们不妨猜想一二：热爱摄影的塞巴尔德会不会受到同样热爱摄影的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对于摄影的出色研究，塞巴尔德会不会早已谙熟于心？我情愿做出肯定的回答。
但仅仅作为猜想，这是冒险的，研究者不该对文本随意猜测，而应该实事求是。但我能看出塞巴尔德那对真实历史的探求，奥斯特里茨一次次踏上追寻之旅，关于自己的身世、姓名、故乡以及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追问，企图透过迷雾看穿历史的真相的渴求，促使塞巴尔德写下的不再是完全的虚构，而是浸透了真实感的个人史。作为犹太人，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在文本中吁求一种真实，而小说的虚构性质构成对这种吁求的质疑，于是塞巴尔德毅然运用图像达成对虚构的消解。 但我的研究尚很浅薄，某种程度上，我的阐释是对塞巴尔德的一种误读。
（学年论文最后一段，哈哈。）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四)
用熟悉的叙写方式去描画熟悉的年代背景，这已经决定了塞巴尔德绝不至于把这本书写坏。与《移民》同样，本书依然有着塞巴尔德对法西斯统治前后犹太人遭际的关切；也与《移民》同样，这种关切的表现并不是定格描写血淋淋的屠刀、残肢的尸体和森森然的白骨（尽管塞巴尔德并不避讳相似的描写），而是通过对蛛网般记忆的反复铺写来不断反刍当事人的迷茫与无奈。尽管这种写法与策兰完全不同，但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殊途同归地触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一主题。就我个人而言，我青睐塞巴尔德的写作。 说回书的内容。对主人公奥斯特里茨，塞巴尔德通过不断移动的视角与所见为见到这一切的角色赋予魅力，使其成为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男子”，同时忽略角色在见证过程中的成长性——在我的认知里，这种写法更多见于电影而不是小说。从这个意义上，《奥斯特里茨》就已经是值得一读的作品了。 于我而言，塞巴尔德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的闲笔。写舒曼在杜塞尔多夫狂欢节的人群中跳入莱茵河以及晚年妻子和勃拉姆斯通过精神病院门上的一道活门看望室内的他，这类闲笔就像一道道汇往城市中心的水流。城市终将被水淹没，但塞巴尔德不是洪水。 此外，出于类似的原因，这部小说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弱化的，你完全可以读得很快。但读得慢一些却能听到更多的声音——毕竟塞巴尔德独特的笔触让他笔下的时间如同一场絮絮扑落的大雪。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五)
阅读期间哭得眼睛肿了好几次……我难以说明这本书有多么多么多么的好，我对它的感情有多么多么多么的深切……一个人游走在虚无的过去与苍白的未来之间，凭着某种直觉般的情感重构起自己的过往，会发现也许构建本身没有意义，证据本身也并不真实，但是生活和记忆有时候并非私人，而是一段时间，一个烙印在许多人胳膊上的痕迹，一份历史的记叙。很多时候不必把事情说得清楚，因为，当我们凝视如深渊般的矿井，在布满灰尘的相册里查找熟悉的面孔，在画满荧光图案的马戏团帷幕下抬头，聆听一曲悦耳的民乐，在那些时候，在那些瞬间，生和死，真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似乎不再重要了。当我们都变成奥斯特利茨，都变成一个抱着旅行包乘坐火车离开家人与祖国的小小流亡者，在失忆的边缘，是这些清晰如岩壁上的攀爬点的时刻把我们捞起来。你知道吗？这真的太动人了。当你看到我们的过去像一条河已经流淌而去的水，当你看到也许认识的人最终永远消失不见，当你知道自己的寻找也许徒劳，当你知道自己总想证明什么存在过然而它却了无痕迹。这实在是一份诗意的温柔。它也许悲伤，也可能让人悲哀，但总有那种时刻，让你脱离了笨拙的参与感，而是以相当宽容且深沉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就像“堤”这部电影，原来我们记忆中所见到的不断死去的人，是我们自己啊。塞巴尔德在这本书的最后就说明了，有时候人们最终会明白，生命以及它相对的永不可能到达的另一头之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六)
在内容与写法上，我对这本书会不吝夸奖：完全地对于真实与文学的模糊，一切故事的边界都消融于转述与再转述之中；战争的阴影，历史的长河，精神家园的破碎与重建，都流淌在奥斯特里茨一场又一场的演讲之中，“我”就仿佛一位忠实的记者，用最诚恳的态度如实地纪录下一切，佐以照片为证——这种类非虚构文学的虚构文学写作技巧，实在是非常有趣……奥斯特里茨由于其出身的敏感性，在身份丧失-重拾的过程中感到了自我定位的丧失，由此在一段时间的萎靡以后，展开了探寻有关他本人的历史的旅途。奥斯特里茨敏感、脆弱、哀伤、多虑的性格延展了他对于事物的想象，这使得书中诸多句子在颇有些矫情的同时让人也拓宽了视野。 但是，在电子书的阅读体验上，说实话我不会给这本书打太高的分数。不分段落与章节的写法让人实在很难把握剧情节奏，在无法一口气阅读完全的情况下，我常常会不知道在哪里停下才好(更别说我还有点注意力涣散的问题）；超忆症患者一般事无巨细的写法——各种建筑物的名称列举，场景内每一样微小事物的外形与状态，以及等等等等——细节的铺展实在太多太多，虽说这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真实”与“可靠”，但同时也会带来一种类似于感官过载的信息量爆炸的体验，这使得我每次都无法长时间地沉浸其中；最后是让我最头疼的翻译译法：也许是为了尽可能地贴近原文？书中相当一部分句子的语法与中文实在相差甚远，阅读这些句子的时候我偶尔会出现卡壳的情况，不得不返回句首重读一遍，将内容在脑中打乱重组，才算百分百地了解句子想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翻译专业，对这方面也并不了解，但这种仿佛可以根据中文译本推算出英文译本的翻译，应该算是适合阅读的好翻译吗？(也有可能是书籍本身的段落排版使得这些长难句的存在更扎眼了)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七)
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与奥斯维辛（Auschwitz），这高度的相似性从一开始就揭示出该书一个内核，对二战中德国行为的审思。塞巴尔德围绕奥斯特里茨这个虚构人物找寻自身的过程，一步步揭开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受的劫难。这么看来似乎只是常规的奥斯维辛式小说，而真正使这部小说具有独特魅力的我想一部分是出于于塞巴尔德的文字风格。在奥斯特里茨中能看出他从受到的伯恩哈德的影响——结构精致的长句，在成熟的叙事技巧压抑下的狂野，而塞巴尔德的句子则在哥特风格的瑰丽上更近一步，他用文字构建起了一座阴暗而宏伟的教堂。此外则是塞巴尔德巧妙的虚实结合手法。在书的前半段，伴随着奥斯特里茨的讲述，附上了大量关于他生活痕迹的图片，我们可能会困惑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而当我们看到塞巴尔德附在书中的幼年与青年的奥斯特里茨的照片时这种疑惑则会达到顶峰，奥斯特里茨究竟是不是一个虚构人物，倘若是的话那么照片中的人是谁？此时重视Austerlitz和Auschwitz的相似性时，可能就会明白塞巴尔德想要表达的——他可能是任何人，在战争中失去姓名的任何一个人。在行文中通过叙事的分层排布的叠加，我们已不自觉的与奥斯特里茨这个人物拉开距离，而这也是塞巴尔德的目的，为了在此处完成奥斯特里茨这个人物真正的抽象化，也真正回归了他名字的暗喻。我们会明白书中的图片可能是无数人生活片段的叠加，他们没有名字，没有言语，在图片后面冰冷的注视，共同以他们的残缺构成奥斯特里茨，而奥斯特里茨又只是整个奥斯维辛一个及其微小的缩影。我想这便是塞巴尔德身为德国人，在经历了这个身份带给他的种种民族性沉思后发出的招魂，让我不由想起乔伊斯《死者》中那著名的结尾句，“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八)
《奥斯特利茨》的封面黑中透着一点红，像是一枚来自异国的神秘宝盒。
装帧设计着实下了功夫，黑色封面和红色英文字的触感细腻，仿佛邮票般戳在包装膜上的正方形腰封一撕即无，更巧妙利用另一个腰封背后的空白处印字，精美的程度十分适合当书签。
之前在树德生活馆看到了新民说出版的鲍勃迪伦诗歌集，采用薯片包装的它们颜色醒目身体鼓鼓，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到了超市货架旁挑选薯片。新民说光是在装帧设计上来说，就能先得到一颗星。
一个身份不明的异乡者，在人生的螺旋楼梯上徘徊、呢喃、寻觅，第一层是安特卫普，往上第二层是伦敦，然后是禁锢犹太人的地狱……在写完这句话之后，我翻到下一页：“有时候，当云层在城市上空裂开那么一会儿时，就会有零零星星的几束光线射入候车大厅里来，可是大半在半道上就已经消失了。其他光束又以违反物理学定律的奇怪轨迹离开这条直线，在被摇摆的阴影吞下之前，拧成螺旋和旋涡形。时不时的，眨眼工夫里，我看见巨大的门厅打开了，有通往极其遥远之处的一排排列柱和柱廊，有重重叠叠的拱顶和砖砌拱门，还有不断地将我的目光引向上方色一段段石砌台阶、木楼梯和梯子。”螺旋楼梯在他这里成了独立的两个词。这本书可真是爱丽丝坠入的兔子洞，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页呈现的是一个什么世界。
我喜欢《奥斯特利茨》的生物学——在烟雨霏微中游弋和嬉戏的澳洲白鹦、挂满红色浆果的花楸树、湖底深处的斜齿鳊、永远可以找着回家之路的鸽子、采摘藏红花的椋鸟……
我喜欢他描写的那些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人们——系着皮围裙的铁匠、赶着羊群走过乡村公路的牧羊人、编织一只草绿色长袜的太太、取出墨汁铅笔写字的传教士、电影放映员欧文、头上戴着一顶大礼帽的马车夫、整理花色品种迥然各异的手套的婶婶、抓着装炭火的熨斗舞来舞去的裁缝………
我也喜欢里面那些服饰、建筑艺术、天文学……
《奥斯特利茨》，是一本让我发现当代文学作品原来还可以有更多可能，还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小说。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九)
因为我不太同意摄影图像作为客观性注入的这种说法，所以想写一下书评来谈一下我的看法。
塞巴尔德的写作方式给予了我们对于人生与历史创伤事件的一种思考——我们要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创伤？迂回晦暗的文字与幽冥般的影像在创伤内核外部徘徊，一点点的勾勒轮廓，逐渐的去接近迷雾中的真实。一种宿命感在这种徘徊中油然而生，正如奥斯特里茨所说的那样，无论人生是如何的发散，“所有的河流最终都会流向自身”。透过迷雾，我们看到人生的水流包裹在历史的长河里，产生不同的流速线，枝干以及漩涡，但尽管会产生不同的分叉，无论你是否看得到它，心灵的调性会在冥冥之中操控水文学的景观，奥斯特里茨被埋没在水底的遗骸所吸引。
在塞纳河岸，象征着现代性的法国国立图书馆拔地而起。一本本关于大屠杀与过去书籍在试图通过理性的构建做到包罗万象的大楼中被掩藏起来，如同要塞一般层层构建的现代性结构成为阻止人们直面创伤的防御机构。奥斯特利茨早年间靠着人生的防御系统过活，被大楼，火车站等现代主义建筑深深吸引，直到经历了无数次城市夜游，做出无数次抉择后才能在人生这个完全构建的防御堡垒中感到从别处渗透进来的忧郁（melancholia），从而开始被精神病，兽医博物馆等不被现代性包容的部分吸引。
那些幽冥的影像从何而来？孑然一身的飞蛾，偶然发现的母亲照片，沉入土地的墓碑，塞纳河畔的马戏团——都不能作为证明历史的客观证据。游离的文字呢？夜间动物园里的目光，沉入水底的村庄，一头撞死在图书馆玻璃上的鸟，不用谈论自身便能了解她的女子玛丽——恰恰是防御建筑灰蓝色砖墙缝隙中透出来的光。上万只飞蛾托着螺旋的光带，阿方索说，这些不过是光学幻象的痕迹。当我们看到它时，发出亮光的昆虫早已离开那里了。正因如此，当我们按下快门时，光学成像不过是历史滞留下来的痕迹，摄影仅仅只能作为这种痕迹存在——任何试图产生客观性的尝试都是对历史事件非人道的概括。书中的图像，带着洞悉一切的忧郁，成为了心灵景观与人生建筑分歧处的锚点。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十)
塞巴尔德的独特之处在火车站的拱顶照片出现时便显现出来。虚构的人物和真实的景象，用以穿插一片空白，接着，一种新的生命活动藉由真实的记录出现了，正如奥斯特利茨说，“这些照片本身就有记忆”。
记忆？对于奥斯特利茨来说，记忆是一个游戏，有两条支线，一条源于传教士埃米尔·埃利亚斯的家的表象记忆，另一条则在与被迫害的母亲阿加塔温柔的怀抱别离时结束，头尾相接，却无法像衔尾蛇一样流利，因为时间。“对于奥斯特利茨而言，有些时刻是没有所谓起点或终点的”，他的起点本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普通犹太家庭，然而他离开了，在这个时间的支线上他消失在了这个吞噬阿加塔的地方，出现在了另一个他所认为的“起点”。记忆是否真实？主观的奥斯特利茨是虚假的，不论是他的表象记忆还是他本身，照片的记录真正捕捉了时间的痕迹，奥斯特利茨藉由着记录开始游历遗忘和遗忘的后续，也在不断重现着血液中流淌的创伤。
照片的记忆是一种刻痕，它们把事件、情感、时间全部熔于奥斯特利茨的身体里，因此在叙述者的隐喻里，初次相遇时奥斯特利茨便是候车大厅里的一员——他们这些人是一个人口减少、被逐出家园，或者业已消失的民族的最后的成员。奥斯特利茨总是在各种建筑中体会到异样的情感，这是一个异乡人——流浪的犹太人本能的对冲突的反抗，而那些庞大而沉默的建筑总是显露着集中营一般森严而冷酷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断游走的记录者。奥斯特利茨的人生与行动全部笼罩在犹太人遭遇的阴翳中，在他与薇拉整理记忆时，追忆的情感与故乡的亲切抵挡不过时间的摧毁，集中营的冷酷气息在奥斯特利茨的眼中——各处的建筑（火车站，图书馆，工厂）中破败，重建，从未消亡；在照片定格下来的场景里，荒凉替代了一切曾经的可能性，在更加需要“记忆”的地方，例如特勒青，则用那些刻板沉默的大门“封存了那些从未被阳光穿透过的黑暗”。历史的伤痕从未消失。
奥斯特利茨在一生中遭受着异乡悲情的反复折磨，他眼中的景色一直无法逃离起点的阴翳，由此可见，所谓没有起点和终点的时刻，便是那些已逝去的熔铸痛苦的相似景色。破碎的既是时间，也是人生和记忆。主观的自我认知的混乱重复是所有的像他一样的“种子”的归宿，作为他们中的代表，奥斯特利茨重复着追寻意义的道路，也一直裹挟在无法散去的黑暗里。照片的记忆表现着黑暗之处的破败，却在奥斯特利茨的记录里一次次重生，而美好之物的死去却像是永久的沉睡，无法寻回。人类是否是痛苦延续的承载物呢？
追寻，记忆，反复，奥斯特利茨用一本追溯家族史的书来总结共同的路线和情感，他承载着历史的创伤，还将继续漂泊下去。而作为记录者的记录者的“我”，则在最初便表达了自己的惋惜：
“我久久地观察浣熊，看它神情严肃地坐在一道小溪旁，一而再再而三地清洗着同一片苹果，仿佛它希望通过这种远超任何理性范畴的清洗，就能逃出自己所在的这个虚幻世界，而可以说，这并非它自己的过错。”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十一)
一个人在路上，他关注的是现在，也许还有未来。很少有人回过头去看，那让人欲忘不能的过往。在无情的时光中，过去已经属于死神。可世界并不总是如此，它的精彩也正于此。一个叫奥斯特利茨的人，形只影单地背起行囊，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寻找过去的路上。他的身影有点悲壮，却也很感人。
奥斯特利茨是同名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寻找过去的不快乐的异类，背负着沉重的灵魂，维特根斯坦似的人物。读《奥斯特利茨》，你会感到一种压抑。这本书成功之处，在于作为读者的你也仿佛走进虚无的历史深处，亲眼目睹一个灵魂的自我救赎，陪他沉默，陪他伤心，陪他一步步接近真相。
书中弥漫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氛，不止是伤感的文字。人作为有感情的动物，同情别人是高贵的天性，这原本正常。《奥斯特利茨》整本书完全不分段的写法，与乔伊斯《尤利西斯》没有标点符号的作为，产生了某种异曲同工的效果。不分段落，阅读难以停下，塞巴尔德这种别具一格的写法，攫住了读者的心灵。
而塞巴尔德把奥斯特利茨作为第三人称加以叙述，并让他大段大段地独白，借由“我”来穿针引线，就使得我们能更加客观面对故事冷静的发展，这比作为第一人称加以叙述更让人信服，少了浓重的主观色彩。
书中同步出现的插图也恰到好处，有一种历史即视感。你会感到真实，超越虚构的真实扑面而来。那些具有历史沧桑感的建筑，已经凝固了的历史。朴素的黑白照片，无论是建筑本身，抑或照片中的人，与我们有着巨大的时空隔阂，穿越而来，彼此相望。
奥斯特利茨，别有深意的名字。古战场，纳粹集中营，破空而来的意象，跟随着我们从头到尾。二战已成过往，但它对人的伤害还在继续。记得有一部《朗读者》的电影，讲述了一个 20世纪五十年代少年迈克和中年女子汉娜展开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汉娜在二战中曾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在战后的审判中默默代人承担重罪，被判终身监禁。因为表现出众，最终被提前释放，却由于迈克不愿意与她握手而选择自杀，一个本该得到原谅的灵魂就这样凋谢了。集中营不仅伤害了犹太人，也伤害了被卷进战争的德国人，哪怕她是一个良心未泯的女子，哪怕她有勇气开始崭新的生活，毕竟她用一生来赎罪。
奥斯特利茨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母亲阿加塔在特雷西亚施塔特集中营的遭遇，他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在法国的遭遇，是犹太人在二战中的缩影。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深受二战的肉体和精神的屠戮，集中营是其中最大的伤害。《安妮日记》通过一个犹太小姑娘的亲身遭遇真实再现了集中营的生活，《奥斯特利茨》则是通过重新返回历史，“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奥斯特利茨锲而不舍地寻找这段黑暗历史，背负的不仅是揭开个人命运的真相，也是为了不再重演悲惨的历史。
战争对人心灵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奥斯特利茨是没有过去的，为了寻找过去，他付出了一生。在义无反顾的执著寻找中，个人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在其中沉浮。遇见自己，真相被一点点揭开。
一个人在巨大冷酷的历史面前，终究是渺小的。他被过往无情的抛弃，在不可把握的时光洪流里。只有思想，能自我把握，射出微光，在红尘里照亮，一颗卑微的灵魂。我觉得奥斯特利茨是高大的，因为直面过往需要勇气，这勇气常常吞噬冷漠的人群。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十二)
《奥斯特利茨》是德国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代表作，也是他意外辞世前最后发表的作品。这部小说被苏珊•桑塔格誉为“伟大文学”，而赛巴尔德也因其深刻、富有哲思的文字最终跻身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之列。
《奥斯特利茨》讲述了被英国家庭收养的男孩“奥斯特利茨”找寻自己身世的历程。主人公终其一生，跨越欧洲多国，在漫漫旅途中寻找可能的痕迹，试图拼起斑驳的图案。值得注意的是，奥斯特利茨的“拼图”不仅是关于人生的，更是关于时代、历史的，他的漫长寻找之路也是思考和解读之路，而本书的意义正在于此。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采用了“自述”的口吻铺展文字。小说中的“我”伴随奥斯特利茨大部分的追寻之旅，后者的言论和思考正是通过“我”的转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是观察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像附在奥斯特利茨身上的“运动相机”，在拥有他的主观视角的同时，还读懂了他的精神世界。
“我”与奥斯特利茨相遇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作者并没有定义这场相遇是偶然或是必然，但文中“我”的描述则像在肯定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在“我”眼中，他的身上有电影《尼伯龙根》中德意志英雄少年齐格弗里德的影子，有能够让他在众多“无动于衷、独自出神的旅客”中显得“绝无仅有”的气质和举止。而对于“我”省略寒暄、直问建筑艺术的提问，奥斯特利茨却没有丝毫惊异，反而不假思索地作答，似乎是“惺惺相惜”的回应。
除此之外，塞巴尔德似乎还故意用语言上的“黏着特征”，来表现出他们在精神上的亲密性、“一体性”。在这部“独白体”的小说里，读者很容易就将“我”与奥斯特利茨的陈述混在一起，而奇妙的是，即便混淆也无关紧要，二者相互补充，自然交融，已然形成了思想上的整体，刻意去细分反而有些不恰当了。
模糊“我”这个转述者与奥斯特利茨的界限，让读者与“独白”变得更近，更易走进主人公的思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凝视狐猴的深邃巨眼，仰望建筑的各式穹顶，痴迷飞蛾的生死秘密，思考时间的真正意义；我们的足迹遍布各地，从安特卫普到伦敦，从格林尼治到柏林，从威尔士到布拉格……“我”和奥斯特利茨涉足的世界是如此斑斓、深广，超越时空，以至于让人忘记了他们正行走在寻找的旅程之中。
阅读《奥斯特利茨》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斯蒂芬•茨威格的文字，同为德语作家的茨威格也擅长“边行走边思考”的叙述技巧，《昨日的世界》同样是对昔日的追寻，对时代和人类的思索。而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在思考的主题上，相比茨威格有后发优势，“后发”的位置让前者站在可以回看更多历史的端点，拥有更多的“拼图”碎片，从而能够咀嚼到更多议题。
由此，不禁想问：茨威格若能走出二战的阴霾，他关于“昨日欧洲”的回忆是否会更深刻和博大？塞巴尔德若能免遭意外而目睹更多时代百态与变迁，他通过《奥斯特利茨》呈现的拼图背景是否会更丰富？对此，塞巴尔德似乎已在书中写出了肯定的答案：奥斯特利茨乘坐杰拉尔德的飞机飞掠欧洲，他们俯瞰广阔大地，仰观浩瀚星空，“永远不会忘记”身处远见之境的强烈感受，永存无穷兴趣和探索愿望。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十三)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之言与其说是对诗的宣判，莫不如说是对人祸的自惭形秽，一种幸存者或局外人面对死难时对生的惭愧，纵使他后来改口承认诗作为表达的合法性（如受刑者尖叫的合法性），但仍然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而诗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表达，也需要是一种客观的证词，所以策兰对这句宣判进行了反宣判。
历史应该是客观的。诗也应该是客观的，虽然它被以主观的方式写出。那么，在主观和客观之间，诗人应该如何行动？塞巴尔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方法。
在《奥斯特利茨》中，奥斯特利茨作为种族屠杀下的遗孤和幸存者，实质上是一个“被动的人”，这一被动的身份，将他作为战后生者的主动性取消了，他便像是一个被放置在屋角的废纸篓，无可选择地储存着屠杀及其恶曾经存在的证据。他看似主动追索身份的行动，仿佛源自天然的合理的内在动机，其过程不断揭示着记忆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证据”的客观性。而记忆本身的主观性意味着对历史的遗忘。
对客观（历史）的“遗忘”，被奥斯特利茨主观的“记起”重新发现，这就是塞巴尔德的叙述方法，在主动追寻身份和被动承受身份之间，塞巴尔德建立起滋生张力的沟壑，用《奥斯特利茨》这部小说使奥斯维辛之后仍然“野蛮地写诗”的文学，因为智性的冷静的力量而不再尴尬，让书写痛苦从身处野蛮的困境中走出，回到不仅合法而且必须的位置。
塞巴尔德将照片注射到小说的文体之中，以照片/摄影的纪实性（证据性）取消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再通过仿佛不可靠又仿佛可靠的间接引语（全书数百次的“奥斯特利茨说”），进行“名词性”的口述史叙述，名词性，就是通过写作，给那个不能被遗忘却正在被遗忘的历史命名，而命名是一个需要主语的行动，塞巴尔德于是在奥斯特利茨之外设置了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我”站在奥斯特利茨身边，听其追述、看其寻索、历其生老，并将这所听、所看、所历转述给我们，这转述就是在完成对奥斯特利茨这一个虚构的客观被动者的命名，也就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指认。
摇晃在记忆的主观性和身份的客观性、非虚构的必须性和虚构的方法论之间，《奥斯特利茨》这部小说供述了稳定、可信的沉郁证词，而当虚构也成为可信的、深刻的证据，我们应该醒悟到，历史在人类的内心刻下了多么深的痕迹。
塞巴尔德没有阿多诺的优柔寡断，因为他明白并直面自己的身份：不可动摇地源自大屠杀历史局部的身份，他理解并相信文学的准则之一便是不回避真相，而文本的迂回只是一种美学的选择而已，他明白，在美学之上，更重要的是真实，以及，良善并不是肤浅地等同于怜悯。一个严肃的作家，如果囿于怜悯，就只会成为无用的、抒情的懦夫。因此，如果真相正是悲剧本身（而真相的确几乎都是悲剧的），那么就应该直接地撰写悲剧，这是文学在古希腊时就已确证了的法则。
我们应该感谢塞巴尔德的不回避，因为即便策兰们已经成为历史，而我们毫无疑问仍是历史序列所创造的人，我们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我们不可能因为不记得、不知道曾经发生的事就成为无辜者、无关者，我们永远都是这个族群内部的关系人，我们即便不在彼时彼处，却仍在相同的灾异的边缘或腹地。
在战后德语文学的真实性、可信性上，塞巴尔德比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走得更远，后者在叙述美学上仍然顾虑着、雕琢着浪漫主义窗幔的柔光，而事实上格拉斯对于自我的指认也是迟迟才得以做出，塞巴尔德无疑更加直接，他毫不迷恋读写间隙之间的喘息处或安全屋，而是直接抛去了幻想、寓言、童话、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工匠的刻刀，直接将冷练的叙述砍在文学和历史的对照体上，同样的道理，他也因此比荒诞派、存在主义更加简练有效。
因此，塞巴尔德的《奥斯特利茨》才是奥斯维辛之后真正的诗的冷光源，它独一无二，它的力道逼近历史本身。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十四)
其实我很想知道，作为一位作家，能以这样一本书为人生和写作收尾，会是怎样的心情？（尽管这本身并非作家本人的主观意愿。）我甚至觉得，《奥斯特里茨》和贝九，就像在一百多年中遥相呼应的德意志文明的一面镜子的正反两面：贝多芬肯定的是古典时代人类精神和意志永恒的信心，塞巴尔德奏响的却是上帝死后人类进入现代所遭遇的至暗时刻——大屠杀——的挽歌。
我猜测塞巴尔德写这本书，想必经历过和冯内古特写《五号屠场》差不多的心路历程吧？如何找到能与最丧心病狂的战争/大屠杀相匹配的书写形式。他们最终都找到了。
塞巴尔德笔下的奥斯特里茨，一个当年侥幸逃脱了大屠杀、坐上了“儿童专列”被送往英国寄养家庭的四岁犹太儿童，终其一生游荡在欧洲，寻找自己的父母，试图解开身世之谜。恐惧、孤独、压抑、自我封闭、抑郁、精神崩溃，终生跟随和困扰着他。
读到奥斯特里茨终于在布拉格与儿时抚养自己的女邻居相见那一幕，我停下阅读，从CD里找出斯美塔那。但斯美塔那笔下17世纪的捷克，充满活力奔流不息的沃尔塔瓦，那天真和谐、完整确定的前现代情感，和“被从自己的生活中连根拔起”、长期生活在恐惧绝望中、随时会晕厥在街头的犹太人奥斯特里茨，已经没有任何基于共同的国家主义或者地理养育上的情感关联了。他们已形同陌路、格格不入。而我曾经一度以为这是一种无法被切断的天然的联系。
厄普代克曾经这样写911:“眼前的这番景象给丹的感觉比往常更强烈，因为上帝已从他脑子里被抹去了。在他的前半生，普通的无神论对他而言并无足够的独创性，说到宇宙，它似乎也不够宽厚仁慈。现在，他看到了宇宙对他的善意是如何的无所谓。”
抽象的上帝死于尼采笔下，但具体的上帝们，又是何时死去的呢？问问索姆河诺曼底的英国人、奥斯维辛和特雷西亚施塔特中的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广岛长崎的日本人、古拉格科雷马的苏联人，911中的美国人。
约翰·威廉斯在《斯通纳》中，借斯通纳的老师斯隆之口，说出了战争对人性长久和深刻的戕害：“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
塞巴尔德在书中借薇拉之口，描写了这可怕的平庸之恶。雪崩中的那些雪花。而这种聚沙成塔的时代情绪、无法逆转的命运之轮、仇恨和战争的幽灵，似乎正再一次地在我们当下的世界中游荡和复活。而上帝的羔羊们啊，也再一次地束手无策。顺从、沉默，祈祷和等待雪花的意外融化。
读塞巴尔德常常会想起《游隼》的作者J.A .贝克，虽然他们站立在相距遥远的不同文体的两极上，但他们都是那种沉潜在精神或心灵之海的极限深处的人，是一生都在向内追问答案的人。读塞巴尔德会有一种踩着弱音踏板弹琴的感觉（也有点儿像听管风琴的声音）。那声音如此准确，但却隐藏在一层毛毡背后，像玻璃上雾气迷蒙的水珠，似乎马上就要逃逸和消散。你必须竖起耳朵，去捕捉每一个飘散在空气中的音和泛音。这种逼仄，锤炼了他们的作品，使之如此凝练、完美，像诗歌像音乐，跳过大脑直接作用于感官和心灵。击中你、包裹你、淹没你。
在这本只有300多页且不分任何章节的书里，在各种建筑学昆虫学语言学兽医学知识交织、旁逸斜出驳杂凌乱中，我们居然得到了一个如此完整的故事，如此生动富于细节的人物。读者仿佛化身为飘荡在奥斯特里茨上方的影子灵魂，和他一起感受和经验着他的存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地。存在的对位法——用文字构筑了一个生命存在于历史地理心理交汇处时、内心的多声部赋格。
《奥斯特利茨》读后感(篇十五)
奥斯特利茨——这一被用于多重命名的词汇，既在话语不断被“我”转述的叙述者参与对自己的命名中被使用，又在此过程中作为其为之热烈而欣喜的，对拿破仑的功名伟业附着于失而复得之姓名的知识性语汇。“命名”的行为只是小说中诸多知识性阐述的一小部分，却以姓名作为身份符号的性质给读者造成了诸多错觉。一开始我们期盼它成为叙述中一种始终将情感进行隐形联结的线索，甚至可以将其填充进“参与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姓名”这一解读思路中，延展出对威权暴力性地剥夺个体拥有“姓名”与身份的权利这一行为的批判。但出人意料，它只是在叙述的不经意间轻微地鸣响，读者与两位叙述者的感应却不甚同步。
将“命名”行为淹没的源源不断的知识性阐述贯穿整部小说。在开头“我”与奥斯特利茨相识后，两人一起抬头凝望火车站门厅中悬挂的巨型钟，混杂于对景象的描绘中的是“我”与奥斯特利茨对它作出的知识性阐述。在此，这种即时的论述与先前空间性的视点联通，视点给予他们作为在当下进行的回溯与审视的主体被确立的感受，知识性阐述则在表面上赋予这种目光一种“历史知觉性”，成为“我”与奥斯特利茨为感知不在场的创痛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情感体验与历史叙事的关系变得模糊而微妙：个体对历史过程对自身的重塑的感知在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迟滞中经过层层代理才能到达，创痛因自身对其的不在场而加剧，但在回溯中让自身在场的尝试却又只能借用于对客体进行知识性阐述的方式。这种阐述通过反复的搬引与借用，几乎在话语间隙构成一个承载着共同想象的知识共同体。即使它拥有在这一回溯的特定语境中对被阐述之知识进行再生产的倾向，但由此而生的不可避免的叙述同质性，在“我”与奥斯特利茨的双重声音中被不断印证。“我”仅仅作为“奥斯特利茨叙述”这一事件的见证者，这种仅见证“说话”的转述将不可弥合的不在场情境进一步推至深处。因此，穿插于文字中的图像不仅仅承担着作为物的图像在视觉意义上对叙述的又一层确认或是以摄影的见证性介入虚构的功能。在一种在场的不可能性中，它们充当介入之物的做法反倒进一步否认跨越层层代理，指认特定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作者原注中叙述的“我”对卢塞恩火车站的回忆是对此非常生动的体现——如果仅仅“看”的行为与对阐释的接纳也与灾难的突发建立了某种共谋的关系，这种目光无疑使自身承担的罪责进一步扩大化。在创伤已经过漫长流通的后一阶段生成的反思性语言，其效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在某些知识性阐述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打破这一既定现状的预兆，尽管它们本身以一种阴影式的可怖之姿存在。小说中对于要塞与市政建筑的阐述与说明，是对作为狂热想象产物的实体系统的溃败的论述，通过论述生成过程中对于自身的系统化构想的破灭而得以表达，被内化进阐释客体自身的表达反倒因对自身力量的否定而承担了一种批判的功能。这种否定性对叙述承担指认责任的作用在小说后段对图书馆或档案室等庞大系统的叙述中体现得更为明晰。与此前对要塞或市政建筑的论述不同，对上述系统的叙述是奥斯特利茨在寻访过程中通过置身其中的方式直面后得出的经验。庞大且令人窒息的运转系统以其体量与内在不断进行的分类拆解的空间秩序抽象地毁灭了文献与档案被希望进行见证的目光借用的可能。这种毁灭指向前文的“知识型阐述”，也即指向了论述这种毁灭过程的论述本身。如前文所述，如果对系统的论述因对客体模仿的破灭过程而以一种否定性承担了批判的功能，那么包含对使在场成为可能的知识型阐述的论述，同样遵循论述客体中“破灭”的进程，也使自身的生成成为被言说的一部分，由此承担通过文学这一体裁进行特定历史指认的尝试的批判。读者在其中承担“我”之于另一叙述的见证身份，实际上我们仅见证了“我”对一切叙述的转述，但其之于这种批判形式的作用不言自明。
奥斯特利茨的叙述中大篇幅地提及了他不断跨越疆界，回访他曾被迫远离的故乡。这种跨越被各种名称附加其上（包括对名为奥斯特利茨的火车站的提及），使人们站立于经历史走向将空间切割的不规则线条中，用定义与名称确立“划分”这一行为的持续性。但“我”与奥斯特利茨的叙述无穷无尽的对既有定义与名称的言说使它们大量堆积，并将其自由地纳入与“我”一同在场的词汇中。于是，被见证的叙述行为也遵循着相似的进程，试图跨越历史见证与不在场之间被暴力性且无可挽回地添加的疆界，从中包含的多重被否定确立意义的论述，隐藏着文学特有的否决之手。即使我们始终被隔离于曾经闪着光的符号与线索隐约流动的景象中，但最终还是得以带着凝神的哀伤目光，进入不可知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