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化的后现代》探讨了当代社会中人类对动物的利用和剥削现象。文章指出，人类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动物的权益和尊严，导致动物被物化和压榨。作者呼吁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动物的权益，转变对待动物的态度，建立更加公正和尊重的人与动物关系。
《动物化的后现代》读后感(一)
站在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的肩膀上，试图从御宅族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出发描绘消费社会在数字时代的图景。亮点在于敏锐地把握大小叙事的关系，并将叙事拆解为要素和数据库；对“原创”和“二创”的关系的阐明很有意思。 粗浅地认为，缺憾在于： 1.“萌”要素从何而来？如何被认定？ 2.疑似过于否定叙事的地位，同时未能阐明“萌”要素本身如何能抓住观众并带来“廉价”的“泪目”？ 3.对“萌”的消费可以从图像被延伸到任何“要素”的消费，乃至包括了叙事本身。试图扩大解释范围的同时，也就减弱了对叙事等传统的否定力度。 4.写作至今二十年了，彼时的御宅族文化和现在一脉相承但也有所区别了。 抛开上面种种，本书的中文序无疑是令人动容的。
《动物化的后现代》读后感(二)
作者引用的各种理论术语和他的推论之间几乎不存在推理的过程，而只有一种简单的嵌套关系。这一特征直接表现在143页对斋藤环的引述中:“按照他的论述，丧失了大叙事（借用斋藤环的表述是“象征性阉割的失败”)……”作者在此，仅仅因为两个术语所指涉的现象的相似性就粗暴的把“大叙事/元叙事”和精神分析中的“象征性阉割”等同起来，这种粗暴的化用根本没有任何逻辑支撑，只是一种无理取闹。
113页作者将齐泽克所论述的“犬儒主义”观点表述为:“实质与形式之间的这种扭曲关系……有时甚至为了这种形式（即表象)而无可避免地牺牲实质。”这里的表述问题很大，实际上，在齐泽克那里并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实质”与“形式”的分离。我暂且不知如何理解东浩纪在此所表述的这种“实质”，如果他想说的仅仅是寻常意义上的“真实的本质”这种庸俗原子论式表达无疑和齐泽克的本意相背离，甚至不是一个结构主义的表述。在齐泽克那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粗暴的虚实二分，这一点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在齐泽克本人的文章中看到:“在现实（“硬的事实”）和幻想（幻象、象征的建构）之间的对立中，“真/实在”在幻象和幻想那边：从定义上说，“真/实在”当然不会被完全象征化，它同时又是象征化这个过程本身生成的一种“过度”。没有象征化，就没有“真/实在”——有的，就只会是“在那里”的平白无奇的愚蠢了。”（一个思想具有放射性的人的告白/王立秋译)
此外，作者对于亚文化现象的考察本身就不严谨，譬如在对“高校辣妹”的论述部分，他甚至自己就承认他只有一些粗略的印象，那么下文的分析哪里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总体上来看，本书论述的中心立场直接来自利奥塔，其论述内容大致是“元/大叙事崩塌”这一表述在日本“御宅族”文化中的表现。私以为，这种叙事中心主义本身是十分值得商榷的。必须指出，“叙事”这一术语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我指称的结构，这种非实体性的表达只能在形式上获得它的独立性。叙事绝非实体性的存在，因为叙事有赖于主体，因此他并不直接地与现实相联结，充其量只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对象性。故此，以“叙事”的退场为起点来构成理论的做法就使得这一理论的基石首先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一矛盾还体现在作者对于科耶夫的引用上，我们知道，科耶夫的“动物化”与“历史的终结”指向的是黑格尔式的直接历史性结果，而历史作为一种理念的自为运动，必然是超出叙事这一多元结构的。这两种概念在根源上无法接合。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术语是鲍德里亚的“拟像”，作者对这一术语的运用也十分粗暴，他在开篇把二创行为视为一种“拟像的拟像”亦即“拟像的增殖”。这个举动实际上出自一种陈旧的作者中心论，它把二次创作与原本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寄生，这种消极的表述使得东浩纪错失了二创以及虚拟作品作为一种审美实体本身的价值与潜能。有趣的是，本书所推论出的“数据库”这一模型来自对德勒兹认识论的简单化用，而上面这种作者中心论的表达无疑与德勒兹的认识论背道而驰，是一种树状结构。
《动物化的后现代》读后感(三)
在家躺着养病，休息时想看会儿书，选择了一本新出版的Hiroki Azuma代表作《动物化的后现代》，我几乎是被气乐的看完了，觉得“东浩纪=网哲水准”并非是一种暴论，为此就写个简单的小品文随便说说： 我本人非常质疑Hiroki Azuma他所采取的方法论，借Bachelard话术来说：“人们是何等随意地罗列种种杂乱无章的特性，一种特性决定另一种特性”。举例P54引入大塚英志“大叙事”，究竟凭什么“深层之物（世界观）”被放置小叙事之后，而不是意识形态、小叙事之中处理；介入Žižek《崇高》表象之表象而造成纵深之空无一物，问题意识恰是“考察人与表层形式”，却无所谈起，甚至东浩纪很难涉及一些本质的东西；两副图3a/图3b区分算是一种彻底失败：假装化深层以“表层之形式”呈现，也是深层的消失，引入“根茎”（rhizome）也是在表层中发生的，回到第2个批判，表层形式并非区分出两个形式，只是符号化效果所呈现之差异，形式之分裂；为此“叙事也只不过设定或插画（非叙事）的附属品”（P71），声称后现代不具有深层面，这一论断看似很有批判性，而绘画的视觉圈套（trompelœil）不就是“假装是别的什么”，Žižek另一方面强调的并不是纵深，而是“空无一物”，倒是东浩纪一直保持着“大叙事”的态度来批判后现代，类似幕布后面真的有啥玩意似的，一种“对意涵内核（kenel of signification）的迷恋”。不太像读过Žižek/Deleuze的人物，四流水准线？在《尼采与哲学》中：“评价以价值为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现象才得到评估”这一点无疑是错的，谱系学的“区分性因素”（l'élément différentiel）前提也是不预先设置一种价值，凭啥认为“大叙事”就好像比个马克杯、周边手办有价值似的，这一点真的很奇怪。
图1：（图3a）我反正没认为3a/3b是分开的，或者说后现代导致“表象形式之失败”
私认为“おたく”（御宅族）的出路是理解“障碍之角度”：日本社会与战后问题及其影响，或者其他民族方面的探究，这方面东浩纪又谈得真的很少…… 我也不认为东浩纪他口中说的所谓“后现代”（post-modern）等同于“现代之后出现的事物”（P12），而是一种类似原始部落的古老，这一点与媒介传播方式相关。参考P48：“这种特征之所以能被称为后现代的，是因为单一废大的社会规范失去了效用，而逐渐被无数林立的小规范所取代……以至于社会整合性急速衰退”，东浩纪介入了“大叙事的凋零”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1979）作为思想背景，而我认为应该引入列维-斯特劳斯更好，在这一点倒不是很“后现代”，而是以社会关系、象征内容被倒退得“部落化”；我个人会把“凋零”定位为：随着时间的推进使媒介形式上被改变，这也改变了共同体组织的方式，由整体→部落（参考马歇尔·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这让接下来引入大泽真译“失调”（1995）的讨论，不那么太突兀：“御宅族无法区分这两种世界（经验-超验），导致轻易被以亚文化为题材的疑似宗教所吸引”（P49），宗教会跟部落更贴近一点，或者说“东浩纪式后现代”是部落化。
图2：为自己浪费钱感到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