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正义》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正义问题。作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中，正义的定义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文章提出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并呼吁人们重新思考正义的概念。整篇文章逻辑严密，观点新颖，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中的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第一篇
《现代与正义》是战玉冰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论述晚期民国时期侦探小说的发展及其影响。它弥补了国内对这段侦探小说史的研究空缺，让人很长见识。
有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黄金时期到当代的大量的经典推理小说，可以说，推理小说是所有类型小说里我最爱的一种。但《现代与正义》里涉及的很多问题，对我来说仍然很陌生。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那个年代学者译介西方的推理小说，也带点“救亡图存”的意思的，将西方的司法与中国的传统司法并举，就形成了某种批判性。但作者还是不忘叮嘱：侦探小说是通过“诗学正义”来弥补或否定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正义”，而绝非司法正义的文学代言。
本书我最喜欢的是第二辑《侦探与都市》。作者请出了本雅明，勾连了都市与刑事案件，因为“个人踪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这种“个人的模糊”与杀人案的关联，这个点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作者笔锋一转，将“现代”这个概念从时间扩展到空间，十分顺滑。
书中还论述了一段，“火车穿越江南小镇”这景象在当时看来是颇具“异托邦”气质的奇景。这段论述让我恍惚了下，很有时间流逝的感觉。
再比如《舞女的房间》一章，作者提到，东方的侦探小说写舞女的房间，满是物的堆砌，尤以西方舶来品为最。有趣的是，西方侦探小说里，死者房间里也会有东方的装饰，比如波斯地毯、可汗国的胡床。（熟读古典推理的读者对此将会心一笑。）通过营造异质性的氛围来铺陈小说的悬疑感，确实好用，也是写作者需要加以警惕的手法。
这本论著看下来，不得不说，比我看过的大部分论文都有意思。作者有一个学者的头脑，也有一个诗人的观察力。
当然，全书下来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作者后记中对他妻子的表白：虽然我自信能够像福尔摩斯一眼看穿华生“从阿富汗来”一样，瞬间判断出她从来都没有读完过我的书稿，但我还是要对她表示感谢，并且要把这本她并不会看完的书完完全全地献给她。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第二篇
牛津大学的Professor Colin Bundy曾经在一次关于“犯罪小说”的演讲中比较了侦探工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都追求真理，他们都权衡和评估证据，他们非常注重细节，他们通过逻辑和理性来得出结论。”的确，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与资料中苦苦爬梳，在字里行间寻找文本的“裂隙”，不断比较不同作品版本之间的区别，试图通过当事人的只言片语与零星回忆来复原文学史现场，充分运用自己并不怎么丰富的“灰色的脑细胞”展开解读、推理与思考……在这些基本的工作方式上，学术研究与侦探查案之间还真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做学术研究时，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侦探，或许多少有点“中二”的嫌疑；但在对理性保有基本的信仰、对真理和真相有着执着的追求（这里的真相从来都不止一个）、对没有解答的问题永远怀揣着一颗好奇之心、对已经被回答的问题时刻保持着警惕与怀疑的态度等诸多方面，我们仍然可以说：做学术，要像侦探一样。 这也正是我喜欢侦探小说的理由之一，也是我之所以会选择从事侦探小说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研究侦探小说并不只是为了侦探小说本身。这里不妨将心思说得稍微大一点，对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演变的考察，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切还在于对百年来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核心命题——如现代、革命、理性、正义等——的追寻和反思，或许细心的读者从这本小书各辑文章的标题中已然能够有所察觉。当然，我借助侦探小说这一文类形式“中介”所做的追寻和反思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还远远不足，只能算是对暂时思考结果的一点潦草记录罢了。 说回本文的题目，做学术固然需要一种侦探般的敏锐与坚持，但在学术之外的生活中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也把自己随时想象成一名侦探。毕竟不论是福尔摩斯还是霍桑，在世俗意义的生活上都不能算是很幸福美满，更不用说“那位神秘朋友鲁平，生平和字典上的‘家’字，从不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本书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中，甚至在我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之后，妻子的支持、照顾与陪伴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我自信能够像福尔摩斯一眼看穿华生“从阿富汗来”一样，瞬间判断出她从来都没有读完过我的书稿，但我还是要对她表示感谢，并且要把这本她并不会看完的书完完全全地献给她。 战玉冰 2021年9月30日凌晨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第三篇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比较喜欢阅读侦探小说（也可称为推理小说，这里统一写成侦探小说）。在我小的时候还不怎么喜欢读书那时，就很喜欢看破案类的影视剧。等到了大学，不再受每日辛苦学习所累，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侦探小说。那个时候国内的侦探小说还没有现如今那么多，图书馆里的侦探小说，我几乎看了个遍。等到自己工作了，有了更多自己可掌控的收入，于是在收书看书的这一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经过这么多年的浸淫，我遍读古今中外优秀的作品，对多个推理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也能侃侃而谈。但是在阅读当中，总是以诡计的好坏、布局的优劣来评判这部作品是否要贴上“好看”的标签。受到思想的局限，往往看不到其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更大意义。
国内学者战玉冰的这本《现代与正义》，就是一本专门研究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学术论文合集。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普通人看侦探小说就看热不热闹、精不精彩、好不好看，但是对学者来说，他不是简单地在看，而是在研究，自然关注到的就是更深层的东西。作者会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时代特征，以及作品的创作者的生平等等一系列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来深挖其在侦探小说历史长河中，或者是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所在。
中国人喜欢阅读武侠小说，喜欢侠客们行侠仗义、以武犯禁、侠之大者、惩恶扬善，但这只能作为精神的寄托，只能学习书中侠的精神，而不能学他们暴力的行为。你不可能看到某人有罪就擅自将之处死，这在现代社会当中这是不允许的。而侦探小说依据足够的铁证，运用智慧与逻辑推断出凶手，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这里也有惩恶扬善，但是故事当中更多的是依据法律与智慧。这样的内容是与现代的法制社会相符合的。从古代到现代，就必然要从以武犯禁向依法治理过渡。
从晚清到民国，正是从古代过渡到现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学过历史的人也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英法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历经百年的不懈的抗争，才终于有了新中国。而这百年也从闭关锁国，到打开接纳世界优秀之事物的大门。而结合了法律与智慧的侦探小说，正是社会性质转型所必需的，比武侠小说更适合当前环境。于是，国内很多文人纷纷引入外国优秀的侦探小说，其中翻译最多的就是福尔摩斯的故事。从一开始只是翻译引入，到后来更多的作家们加入到创作的行列，将原本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侦探故事移植到国内，使其在国内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再结合时政。让这些早期的国产侦探小说除了读起来有一种古典意境外，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个特定时代的面貌。
这本《现代与正义》，就是作者通过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研究，分多个主题论述侦探小说对于中国的种种影响，让我们对侦探小说这种类型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与思考。相信各位读了之后，对于现如今纷繁复杂而有多如牛毛的推理作品，应该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吧！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第四篇
你知道《老残游记》被认为是“现代侦破小说的开端”吗？
我们以前竟然也有亚森罗平似的反侦探小说盛行？
“阿婆”最初在我国遭遇的更多是冷清与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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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知道更多侦探小说在晚清民国时期发展的有意思的事吗？那不要错过这一本。
关于内容：
本书以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类型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方法，重点关注其中的正义想象、都市书写、理性迷思与类型演变等问题，同时述及传统与现代、翻译与创作、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辩证思考。共分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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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侠义与正义》
✏️从《老残游记》到《中国侦探案》，面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与阅读热潮，我国文人对其有着自我的认知与应对。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侠”字（虽然是侠盗的侠“）在身的亚森罗平似乎与我们传统的侠义观念更为融合。从而演变出一系列以他为中心的翻译、模仿以及本土化创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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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侦探与都市》
✏️现代都市的”匿名性“与都市罪案频发和侦探小说诞生之间都有密切关联。这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在上海会发展的特别好，以及离上海较近的苏州为何会成为培育上海的侦探文人发展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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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百年类型史》
✏️阿加莎两次来华背后阿加莎作品从遇冷到爆热究竟经历了什么？以及谍战小说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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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科技与传奇》
✏️对侦探小说中“动物杀人”的探讨、晚清民国中我国的火车时刻表计谋运用还有摄影技术在小说中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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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受：
作者在序言里说到，本书收录的很多文章是源自他的博士论文，并刊登过很多学术类期刊，个人觉得专业度还是非常高的。作为日系推理的爱好者，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发展确实缺少这部分的知识积累，但是我又很好奇，尤其小时候对福尔摩斯疯狂追捧的时候，对他在我国的发展也一直感到好奇。而本书几乎理清了这一时期侦探小说发展的各方面内容。比如开始的与侠义结合，到都市成为孕育罪恶的温床所诞生的“舞女”书写，再到阿加莎的兴起及后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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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看法，比如对《莫格路凶杀案》的分析。除了经典的“动物杀人”之外，从中可以看到的还有所谓的“惊颤体验”，某种程度上反应出那只红毛猩猩是现代都市人的兽性、欲望与暴力的象征物。还有比如同样是对舞女的描写，但新感觉派作家更着重于男凝，而侦探小说作家们更着重于“底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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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侦探小说本身是理性的代表，侦破手段等方面上又有着反科学于非理性的一面，所以它又是如何走出对理性的迷思的呢？总之，很有意思，其中的配图也很能感受那个年代的氛围哦。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第五篇
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围绕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而展开，大概可以视为我近几年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集结和部分内容呈现。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面向： 首先，侦探小说作为诞生于现代法制社会之中，以罪案和破案为主要情节内容的小说类型，先天便内含了对于“正义”问题的考量。这既包括小说中作为主角的“私家侦探”和国家司法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律之外的正义与法律之内的正义），也涉及侦探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诗学正义”想象与“法律正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及裂隙。而聚焦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则又多了一个“传统侠义”如何转化为“现代正义”的思考向度，以及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大义”中的“正义性”在具体伸张过程中，又和“传统侠义”“法律正义”“诗学正义”等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形式层面怎样相互融合或彼此抵牾等。本书“侠义与正义”一辑中的相关内容，即是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尝试性回答。而当我们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形象兼具古代侠客之风采、现代侦探之才干与民族气节之担当，作者孙了红本人却贫病潦倒、一无所为时，就完全可以知道侦探小说中的这种“正义想象”，其实不过是一种“正义的虚张”。 其次，诚如本雅明所言，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同时又是现代都市的产物：从爱伦·坡笔下侦探杜宾昼伏夜出的巴黎，到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对伦敦街巷的了若指掌、堪称“城市活地图”，再到民国时期霍桑、李飞、鲁平等侦探或“侠盗”大显身手的上海……小说中适合侦探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充分和成熟的现代化大都市。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都市不仅是早期侦探小说的故事发生空间，更是深刻参与构成了侦探小说自身的类型气质与形式特征。本书“侦探与都市”一辑中所分别讨论的，则包括充满了“惊惧体验”的都市街头，作为金钱与欲望交换场所的舞厅，以及提供另一种侦探叙事传播媒介的电影院等现代都市场所。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场域对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接受与抵抗，则被形式化为“苏州案件与上海侦探之关系”这个有趣的侦探小说情节想象而得到讨论和处理。 再次，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类型自身的传承演变也是相关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百年类型史”一辑中，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百年汉译历程和作为侦探小说“亚类型”的中国间谍小说百年发展史作为研究案例，从类型小说、文学翻译、文学史、时代思潮等方面初步探讨中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承续与断裂，其涉及历史范围其实已经不止于晚清民国时期，而是会一直延续到当下。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既是中国百年侦探小说的时间与逻辑起点，又是与后来者可资比较的参照对象，在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乃至百年中国类型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两篇文章中具体时间范围内的“超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要反过来凸显晚清民国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史发展起点对于后来者的重要意义。 最后，侦探小说中一方面充满了关于现代科技的想象，而这些“科技想象”在晚清民国时期则常被视为“夷之长技”“奇技淫巧”“西方巨兽”，并相应伴生了崇拜、不屑或恐惧的不同心理反应；另一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不容忽视的来源之一却又是哥特小说与都市怪谈，其传奇性、幻想性的情节成分也是普遍存在（虽然这些内容在侦探小说里最终往往要寻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本书最后“科技与传奇”一辑中的几篇文章，先借助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一书中精辟论述的启发，着力探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之后分别以“动物杀人”“铁路巨兽”“摄影术”为例，对相关议题进行案例式分析。而《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一篇小文，则既可以视为对相关类型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当下或未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开侦探小说研究的一点遐想。 总的来看，一方面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的侦探小说成功捕捉到了现代都市人群的某种“惊颤体验”或“感觉结构”，并承载了现代人关于理性的信仰、秩序的想象和自我主体性的乐观，另一方面，正义又是侦探小说中重要的价值范畴，这既包括福柯所说的侦探小说产生于国家权力展现方式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即从视觉暴力的展演转变为专业知识的档案，又进一步牵涉到司法正义、法外正义、诗学正义、传统侠义和民族大义的相互辩证。因此，本书取名为“现代与正义”，正是试图揭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含与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中收录的很多文章，都是源自于我的博士论文，并曾在《学术月刊》《中国比较文学》《现代中文学刊》《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电影新作》《复旦谈译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书城》《书屋》《文艺报》《文汇报·文汇学人》《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特此感谢！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第六篇
说起推理小说或者侦探小说，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已有一定的创作群体与读者市场，不同国家与文化下产出的这类小说风格不尽相同，相较而言，不管是创作还是阅读，当下国内与日本推理/侦探小说距离更近。事实上，若回顾近代中国推理或侦探小说的创作情况便可知，那时的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创作，并不逊色于现在乃至海外。
然而，读者们都埋头眼前的国内外推理新作，或者重读海外的经典，甚少了解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公案或侦探小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读者们没有很好的渠道去翻阅这些老作品，让他们从故纸堆里找也不现实（值得称赞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人用心在将过去的作品重新整理出版，以飨读者），另一方面，则是相关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仍十分缺乏。这就容易造成过去与现在——公案小说也好，推理小说也好，抑或是侦探小说——均鲜少人认识这类小说的发展历史，它们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内这类题材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曾有学者言，史料如浩瀚烟海，总要有人对其进行整理，这是惠福后人的重要贡献。举一反三，文艺创作百花齐放，也应有相应的学术研究对其进行批评与研究，这样，文艺创作者才能在故作里领悟前人的智慧，找到传承的精髓，进而在创作的道路上，有更坚定的目标，也能寻找更多新的灵感。
如此，战玉冰专注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研究的成果就十分有意义。他的《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收录了14篇论文，并根据论文聚焦的不同论题分为四辑，从创作初衷、创作题材、创作影响与传播等角度，厘清中国侦探小说自晚清诞生到民国发展的历史，尤其它们与西方侦探小说、与作者、国内大众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可以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致力于向大众传播的近现代中国侦探小说也不例外。
中国侦探小说兴起于晚清，它与过去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有所不同。一个时人比较笼统的区分是，偏向科学的破案叙事是侦探小说，偏向诡异奇幻叙事的破案故事是公案小说。其中的误解暂且不论，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维护社会的正义与秩序。换言之，这是它们存在的前提。公案小说对应的是清官以公平公正手段断案，但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中国，清官已然不能“解决”社会秩序的混乱问题，受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西方侦探小说诞生背景同样是维护社会正义），国内有心人开始翻译侦探小说，甚至自己操笔，创作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侦探小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性不可避免地也被置于中国侦探小说之中，特别是这些小说主要在大众之间传播，不管是知识还是思想，都有一定的宣传作用。有意思的是，在《现代与正义》中，著者提到，晚清民国的侦探小说几乎都“发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海外创作对比，发现他们也喜欢把案件放置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中。经济实力带来更多的公众需求，某种程度能解决一定的期刊杂志销量问题；而多元、繁荣的大都会城市充满神秘感，让创作者和读者向往，再者，它们的空间（环境）和不同阶层群体为创作者带来丰富的题材和灵感，技术的发展对应小说中的科技元素，而藏匿或暴露在城市中的邪恶，则成为创作者对于犯罪的想象。只是，著者还注意到，尽管创作者为读者们带来丰富的侦探世界，现实中的他们却总是穷困潦倒，为生存担忧焦虑。例如孙了红，甚至还经历了读者们募款为其治病之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似乎也能用来描述创作者与他们笔下侦探世界的差别，且二者成反比关系。但这样也能让他们切身体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现实，越是理解他们，手中的笔越是坚硬的武器，与社会的种种不公不正对抗。
翻阅完这14篇论文后，不得不感叹，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作家能力与努力同样强大。首先，即使在万般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能创作出如今看来也不过时、甚有趣味的侦探小说；其次，他们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时，不忘思考如何让国内读者读懂这样的故事，也不忘创作属于中国人的侦探小说。以此为基础，那时的侦探小说就有了基本的大方向；第三，虽在过渡期的作品多有不成熟之处，但他们注意从外国作品与电影中取经，将各种元素尝试融合或探索新鲜做法，他们在构思书中主角、案件方面，并不随便应付，多从细节上推敲，多在创新上下功夫，让人物与剧情更为立体和完整。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和读到，那个时期的侦探小说，不管是脑洞还是尺度，都比现在流通的作品精彩。
一直以来，大家似乎默认侦探小说与传统文学作品有很大差别，或者更夸张地说，由于侦探小说属于大众读物，它只能存在于大众层面而不能上升到更高一级的层面去观察与探讨，这种偏见与误解是学界忽视研究侦探小说重要性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侦探小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产物之一，它本应有着承前继后的创作的发展脉络，如今却“青黄不接”，或许，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讨论时，中国现当代的侦探小说创作也会迎来新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