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六年》是一部以三国时期为背景的历史小说，通过讲述刘备等人在乱世中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小说中充满了激烈的战争场面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引人入胜。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建安二十六年》读后感(一)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正月，曹操去世，曹丕继承魏王爵位。三月，曹丕改元延康结束了建安这个年号。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接受禅让成为了魏国皇帝，确定魏国的年号为黄初元年，人们通常将此定为三国时代的开始。第二年，远在巴蜀的刘备登基建国，意在接续大汉政权。刘备这篇祭天告祖的祭文，自然不能以曹魏的年号作为标识，更不能用曹丕擅改的延康年号，于是便沿用汉献帝的建安年号，以一个不存在的二十六年为时间标识，表明刘备“祚于汉室江山”的正统地位，并改元为章武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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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败走麦城，据降，为孙权所害；刘备放弃长安，转而南下伐吴，最后只能在白帝城托孤，遗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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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后开始诸葛亮扶阿斗的四十年蜀汉生涯。也正式奠定了诸葛亮天下第一谋士，忠君义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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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六年，是一个历史上不甚承认的年代，也是一个让历史长河承上启下的年代。它见证了几位君王的遗憾，也成就了一些英雄的豪气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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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六年》读后感(二)
我跟多数人一样，最初是通过《三国演义》接触三国历史，那时候还分不清演义小说和史料。后来知道了小说和历史的异同，便时时以为要将两者泾渭分明的区分开，绝不能混为一谈。读过李庆西的这本《建安二十六年》之后，心中的看法又有一丝改变，将文学创作与历史结合起来看，别有一番趣味，更有一番别样的深意。
本书收录的是李庆西近几年撰写的关于三国的短文，每一篇的切入点都颇为吸引人，读过之后又让人觉得颇为有理有据，让人对三国的历史和文学演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单说与本书同名的那篇《建安二十六年》，其中引人思考的地方就特别多。 建安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历史上并没有被使用过的年号，却又是一个被写入史料的年号。在建安二十五年的时候，曹操卒，曹丕掌权，而后汉献帝刘协禅位曹丕，改元黄初。汉朝并没有迎来建安二十六年。然而，在曹丕称帝的次年，刘备也称帝了，以汉室正统的名义称帝。刘备在称帝的文书里，自然不会使用曹丕的年号，因而使用了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 在这轮番称帝的背后，显现的是各家为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所做出的努力。汉室虽然衰微，却也不是谁想当皇帝就能当上皇帝的，要做到名正言顺，并不容易。在书中的另一篇文字里，就说到了孙权的另一种登基措施，在曹丕用了禅位、刘备用了承祚的方法之后，孙权唯一能用的便是祥瑞之道。这是外姓者让自己的权益合法化所使用的最普遍的方法。虽然历史最终还是成王败寇，但要把第一步走顺，还是要好好下一番功夫的。 在我们过往受演绎、评书所影响的三国理念里，始终将蜀汉一方看做是历史的主角，而且还是一位悲情主角，一心匡扶汉室却始终不能如愿，反而国势衰微文武凋敝，成了三国里最先被终结的一个。蜀汉的刘备、关羽、诸葛亮是三国里最受欢迎的角色，而曹操、司马懿、周瑜，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多数世人当做反面人物。 读过本书之后，渐渐明白，这里有一些文学创作的故意为之。毕竟悲情主角往往更能吸引人的关注，想来无论是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蜀汉的不如意，更能引发共鸣。说到诸葛亮北伐，李庆西更是指出，那是一种姿态，明知实力相差悬殊，仍旧要主动出击。背后所代表的是汉室正统与曹魏不两立的姿态，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义所在。事实上，相比魏吴朝堂的争权夺势，蜀汉以公义相取的政治清明，也着实令世人敬仰。
《建安二十六年》读后感(三)
三国时期，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人们对三国中的各种事件、人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触。本书正是通过文学叙事进入历史叙事，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对比《三国演义》等小说中文学描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历史叙事的取舍与真伪，分析了小说与史书叙事存在的诸多歧异。我们通过作者的这种对比，了解到在一定程度上史书并没有比小说真实，两者各有千秋。 汉献帝的建安年号至二十五年（220）已然终结，所以建安二十六年（蜀汉章武元年 221）是一个不存在的年号，但却明确载入一份历史文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这年是刘备“祚于汉家”的时间节点。 那么刘备以“建安二十六年”这个空白年份宣告登基，虽然可作“祚汉”之说，却未必不是陈寿撰史的曲笔。让蜀汉贴附于一个逝去的王朝，与其认为是完善从“匡扶”到“承祧”的表达，毋宁说打上了某种来由牵强的印记，暗示“祚汉”之虚妄。而《三国演义》记述刘备的登基祭文竟有两个不同的时间标识，嘉靖本按《三国志》作“建安二十六年”，毛本却改为“建安二十五年”—将刘备奉为正统时间提前一年。《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刘秀登基之日“燔燎告天”的祝文，未署纪年。在三国开国皇帝纪传中，《三国志》仅载人刘备登基的祭天文告，可谓是一种特别的处理方式。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必须谈论的人物，在国人心目中的诸葛亮是《三国演义》写的那个人物，正是读者决定了诸葛亮的才能与存在。在三国众多角色中，像诸葛亮这样可以让人作为精神依傍的励志型人物实在是极少，人们乐意从他南征北伐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寻求精神慰藉，自然由此引入某种玉汝于成的悲剧感。但史家不像小说家那样将之视如神性之在，毕竟成王败寇的叙史法则限制了他们的想象。编撰《三国志》的陈寿认为诸葛亮有理政之才而缺乏将略，应该是较为中肯的意见。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看待，不能过分夸大或贬低，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这才是对其合理的评价。 在古人叙史叙事上，数字的表达功能让人耐人寻味。在起兵讨伐董卓时应该是十四路诸侯，而小说搞成“十八路”，可能是更有声势。还有比较有名的“三顾茅庐”“七擒孟获”“过五关斩六将”等，都有自己的讲究。古人的数字表达很多时候都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泛指，一般泛指多，如“三公九卿”中的“九卿”，当时并不特指九个官职，只是泛指多的意思，到东汉才特指九个官职。 当然，避讳一直都是史官家法，如《魏志》中少了司马懿、师、昭、炎祖孙四人的列传，《后汉书》不列曹操传，这种情况在历史中是经常能见到的，只能说史家也要考虑当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问题，不得不避讳。
《建安二十六年》读后感(四)
李老师这本关于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的解读，从构建出一个不存在的年号入手，剥茧抽丝般从几个切片事件切入，在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中自由切换，分析不同视角的解读和构建，基于事实，处理钩沉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异同，加以细细辨析和体会，带着我们领会不同的趣味和妙处，有严谨的考证，有大胆的推测，有基于人性的理性分析，也有感性的叙事解读。从戏曲，文学，正史，野史，文献各个方面搜集材料，做出了独特的解读，读的过程中也是不时有新的发现和体悟，每有所得，便欣然忘忧。
三国这段历史因为话本故事和戏曲故事，普及度极高，‘文学的叙事已深入人心，刘备代表的汉代正统思想在各种叙事文本中被不断加强，对比文学的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于蜀汉政权的建元年号和时间的处理，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差异和叙事角度的不同，对于历史的解读也可以完全不同。历史是人写就的，所以无法避免完全客观，或多或少的会加上自己的东西，另外有关正史的书写，也无法避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胜利者对历史的修饰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民间或者江湖之远的士大夫发展出来另外的文学的书写，所以蜀汉的正统论在民间有很多支持者。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这本书主要从史学角度分析，矫正了羽扇纶巾，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丞相的刻板印象，通过对法正这个人物的钩沉，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对诸葛亮智者的形象。正如老师分析的那样，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冥冥中的人事安排，或者说不同人物的命运对于历史有着关键的映射，庞统亡故，法正夭折，先帝崩殂，蜀汉只剩下诸葛亮和扶不起的阿斗，才成就了文学中智者的代表----诸葛孔明。详细史料的考证又把诸葛先生拉下神坛，秋风五丈原这一章节写的尤为精彩，详细对比的话本，戏曲跟正史的差异，人口和土地是决胜因素，从出师表里分析人性，情感和背后藏着的隐秘。儒家历来看重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为文学性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文学叙事会有夸张，甚至还有些失真，但是我们仍然确信历史中存在着近乎完美的化身：大智慧，忠于汉室，竭力侍奉幼主，不辜负先主托付的，重情重义的诸葛亮。义薄云天，一诺千金，忠厚仁义的关二爷，粗豪鲁莽但是尊重兄长的猛张飞。这些形象在文学演义中被不断加深，在戏曲 中不断引导着我们，形成了人性书写历史的另一种叙事和角度。
《建安二十六年》读后感(五)
汉末三国，三国魏晋，历史折叠之处窝藏许多让人感兴趣的故事。我不是历史学者，只是因为研究《三国演义》这类“讲史小说”，不能不考索其中的历史情景。从文学叙事进入历史叙事，不是寻索所谓史实或真相，而是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对二者异同之处加以辨析和领会，进而理解各自表述的旨趣。三国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但环视其前后，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廓然而现。从汉末诸镇纷争乱局演化为三国鼎峙，再到三国归晋，旋而八王之乱，然后是晋与十六国的长期割据。兵戎相见不仅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亦是政治伦理的冲突。分合之际，天翻地覆，总是以血流漂杵方式宣示帷幄中的意志与谋略。这一切故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而历史的漶漫之处或是更容易打开想象的空间；倾聆史官和文人的兴废之叹，不同的声音里传递着不同的思维或理念。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参稽互证，不是什么新方法，从前就有考据本事的家数。从虚构文本中寻绎真人真事，即所谓“知人论世”。八卦钩沉，掺入几分揣想，又成索隐一派。尤其做《儒林外史》《红楼梦》研究，很多是这种套路。有人将考证本事视如西方文论所谓“原型批评”，其实不然，“原型”一般涉及神话隐喻，乃借以论证某些文学母题的本义及衍变，而不是将大观园内斗说成明珠、索额图的故事。不消说，这种寻绎本事的人肉手法也常用到《三国演义》研究，过去做曹操翻案文章，就是拿史著材料颠覆文学叙事，总以史家叙事为第一义。可在我看来，每一种文本自有其话语支撑，不妨研究各自表达的意义。既然作为“讲史”，小说有它自己的讲法，哪怕是拧着讲，自有它拧着讲的道理。其实，历史在国人心灵之中从来就是带有情感的叙事与想象，而史家记述未必没有想象或情感因素。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小说戏曲和宋元说话的三国，那个前后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过程，不见得让人们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三国研究对我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怀旧的话题。四十年前，做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的题目就是讨论《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当时那篇论文有幸被《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以头条刊发，对于一个刚从本科毕业的年轻人自是很大的激励，之后又做了一篇阐释《水浒传》主题思维的文章，也发表在那家刊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风气以回归本体为要旨，我自然迷于成长性的文学创作，很快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吸引，并没有将三国、水浒作为自己的功课继续专研。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初，才又回头探究《三国演义》和几部古典小说，这时思路已向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几方面拓开。近年出版的《老读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三国如何演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三种拙著，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可是，写完三国那两本书，尚有若干讨论未尽的话题一直萦绕于心，亦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思路，这便是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章的写作缘起。
《建安二十六年》 李庆西著 文津出版社 2022年版
这些篇什都是最近两三年所作。与前面两书不同，这里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 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讲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是一种反历史叙事——三国之中最羸弱也最早出局的蜀汉，何以成为叙事主体，又怎样被注入担当正义的精神内涵？其实，从小说叙述的各个节点来看，故事并没有背离《三国志》给定的历史框架，人谓“七实三虚”，可谓不虚；可是陈寿的叙史法则明明以曹魏为正统，到了小说戏曲里偏生变成蜀汉的光荣叙事，这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此中的反转不仅在于文学手段，亦可体会到，沉淀于民俗风习之中的历史感受更是重要因素。一种文化存在固然有其事实依据，但潜藏的情感和伦理意图不啻引导叙事方向的舵盘。文学存在的理由不在于是否合乎历史真相，只是历史以史著记载而存在，而文学的要旨在于如何演义。史家叙事跟小说家叙事自然各有其旨，对照各自的叙事话语方式，找寻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可以体会由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就三国而言，从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是一桩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这里不需要你考证什么历史真相。其实，真相是一种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三国乃或魏晋的故事告诉你，文学的叙史方式实是国人的一种心灵史。 本书关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证，以及对三国戏曲和民间传述性语词的探讨，对我自己来说是拓展研究视野的若干路径，其实亦是寻绎印证心灵的某种话语方式。书中有一篇说的是魏晋乱局中的衣冠风流，以《世说新语》为例阐明书写方式的重要性。《世说新语》虽被鲁迅视作“名士教科书”，毕竟是最早摆脱观念写作而着眼于人格形态的叙事作品，率先确立性格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审美意识，故鲁迅亦称“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但实际上，这部笔记小说亦被视为一种杂史，因为书中大量记述汉末三国两晋士族上层人物，往往为史家引为故实。聚焦于个性与人格，大抵不以治乱之道为旨要，这跟历史叙事有着本质区别。虽说不是有意识地做小说，却是有意识地写人，这是我特别注意的地方。史家常以“魏晋”作为三国两晋之简称，不过这语词本身往往传递着士族人物的风采与情态，不像“三国”一词更多囿于史家建构的国家话语。当然，历史书写的旨趣与风格亦因时而变，南朝史家显然更注重人物本身。本书正文最后一篇是写东晋著名人物桓温，所用材料除《世说新语》一书，皆取自正史，可见其性格丰富性远超《三国志》里边的人物。书末作为附录的一篇，是阅读《三国志》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三国史的一些知识性概述和我自己读史的心得体会，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书城杂志微信公号2023-01-06 17:00:47发表于上海 原刊于《书城杂志》2022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