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死亡》是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布卢梭的一部哲学随笔集。本书探讨了语言与死亡两个永恒而深邃的主题，通过对语言的思考，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引导人们反思生命的意义和终极命运。该书以简洁而深刻的文字风格，引发读者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
语言与死亡读后感篇一
声音作为否定性，就是绝对的表象，是分裂，是一种异化，并在异化中朝向自己回归的过程。这样过程作为思想，就是哲学探究的过程，如阿甘本一步一步发现声音这一原初的分裂之地。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就是乡愁，就是在表象中渴望回归根源的分裂，最终认识到这种否定性-分裂乃是绝对最本己的规定。
哲学作为一种努力，想要把人从无根性中拯救出来。但是对于人类现实历史的考察揭示的就是，人类就是无根基的，就是建立在一个纯粹原初的否定的暴力之上的。这就是献祭-原初的暴力行为。
人类的原初行动奠定了人类的否定性的无根基，并且开启了语言。但是语言一直期盼的声音，因为正是声音的意义-一个无根的否定-一个迷一样的深渊存在，才开启了语言解释的浩瀚维度。因而语言就是对于声音问题存在的回应意志，就是伦理。
因而如果思想一旦完成——思想一旦在声音的无中解决了声音，思想便无所思，因为语言不产生。所以思想必须在声音中把握无-深渊-否定，并且停留在此，才能不断生成。
停留在声音的思想，不是对于某一词的重复，因为一个词的创立是一个事件，而后，这个词便再无可思。但是我们还是言说，我们还是使用语言，我们还是发出声音。这是就是因为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否定性事件，一个不断降临的事件。语言是对于事件（声音）的不断回应，也是事件的本身。
因而，如果你现在开口说话，那便是伦理。
语言与死亡读后感篇二
人们总是在追问意义。所以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人追求世俗价值中的成功，有人追求对其颗粒度的精准。看似豁达的人说生命就是一场旅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实际上这是以生活体验作为意义，还是没有跳出意义的框架。而阿甘本给出的答案是：消解“意义”这一命题，即没有有意义，也没有无意义，人类的生活就是生存、存在本身。人类发出“有意义”的声音、创造出伦理，只不过是为了宣发和满足自我的意志，在一场巨大的生活游戏里沉沦。
而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语言只是最表层的世界，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最简单通俗的证明就是，大家都知道女孩子说不要的时候是要，说没生气的时候是生气了。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语言的真诚，甚至在很多不经意的时候都会去使用不真诚的语言。这并不代表人的恶意，只能证明语言往往是人的伪装而不是最真实的东西。而最真实的东西往往被掩藏在人内心的深处。正如《风沙星辰》中所说“人类的戏剧并不显示于生命的表层。它不是在看得到的世界演出，而是在人们的心中”。在现实生活中怎么通过语言和行为洞察人心，抵达真实，看到最基本的逻辑，是这场世界游戏比较高级的玩法。但实际上，只要沉沦其中，这也没什么高贵的。
我不知道阿甘本是否是想要表达，人应该在消解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生存，但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我浅薄地认为，阿甘本看到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并试图通过一种哲学研究的方式揭示出来。他将海德格尔的“此在”、黑格尔的“本有”以及古老诗歌中的“那个地方”进行串联的对比，不过是想说，人不应该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存在，人不必追求外在的超越，人本来就在超越之中。
没什么需要追求的，只是倾听。在静默中体验无声之音，去感受。
语言与死亡读后感篇三
考察海德格尔“此在”与黑格尔“这一个”，发现否定性与声音在形而上学中的奠基作用，这里仍将海德格尔纳入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对黑格尔的解读也是一种基础主义式的解读。简而言之，不可言说的，否定的无根基性作为绝对基础。
我们面对着无根性和无法言说的献祭的神话暴力，此种神话暴力的典型例子就是对神圣人的排斥与驱逐。人除却自身的暴力别无任何根基。将暴力纳入自身的献祭神话与以否定性奠基的哲学有着亲近关系，尽管哲学试图将人们从无根性和献祭神话中解救出来。
而海德格尔和黑格尔代表了两种解救方法。前者保持无法言说之物，诉诸传统与语言，后者将不可言说性视为将开端和直接性从历史和语言暴力分离出去必须设定的虚无。阿甘本则更加激进，他认为只要否定性和不可言说性仍然宰制着哲学，那么这种解救必然是不完备的。阿甘本反对在习俗和话语中保持不可言说性或神圣性的东西（海德格尔），也反对虚无（黑格尔），而呼吁自身变得透明的社会行动和人类话语本身。
阿甘本的策略，是从以暴力奠基的“否定之地”，寻求“未生之地”。“否定之地”代表形而上学，它具有一种旅程的形式，它从自身所寓居之处分离，穿越令人惊奇的存在和对虚无的恐惧，回到它原始的出发之地。而“未生之地”，意味着人未经出生就被带入此地，也再不会经历死亡的忧患。是没有枷锁的土地。这里“不出生”对人来说是可能的，一种不曾诞生，尚未被拥有的本质是可能的。在“未生之地”，语言回到了那从未曾有过但却也从未离开的地方，获得了那种最纯粹的寓居形式。“未生之地”，比“无”更加纯粹。
“也许，在语言中存在而不必被任何声音所召唤，纯粹地面对死亡而不必被死亡所召唤，那就是最为深远性的经验。”p. 178
乔治•卡普罗尼的诗行
我回到了那儿
那我从未曾到过的地方
一切如昨
在铺着方格桌布的桌上
我发现那半斟着的杯子
它从未被斟满
所有的一切都保持原样
好像我从未曾离开
语言与死亡读后感篇四
在形而上学之内，是否有一种试图去思考那不可思之物、去掌握那否定性基础本身的尝试？我们看到，在关于语言的起源及其生成的揭示中，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存在与自由确实向人们敞开。只有那拥有非凡沉默本质的声音才能显示这一不可抵达之地，因此，哲学的终极任务必然是思考声音（Voce）。由于在每一个语言经验及其结构中都源初地存在指示与讲述，存在与实体，世界与事物的分裂，那么，把握声音就只能意味着须超越这些对立去思考那绝对（l’Assoluto）。
绝对者是哲学思考其自身否定性基础的方式。在哲学发展史上，绝对者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柏拉图称之为“善的理念”（ἰδέα τοῦ ἀγαθοῦ），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理论”（θεωρία）或“对思想的思想”（νοήσεως νόησις），普罗提诺称之为“一”（uno），谢林称之为“无差别性”（Indifferenza），黑格尔称之为“绝对观念”（absolute Idee），海德格尔称之为“本有”（Ereignis）。但是，在每一种情形中，绝对者都有一个过程性结构，即出离自身，穿越否定性和分裂，以便能够回归其自身。
绝对（absolute）一词源于动词“Solv”，它可以划分为两部分“se-luo”。在印欧语系中，反身性前缀 “sé”意为“自身”（suus），即指某种本己（suus）的归属感，如希腊语中的“风俗”、“习俗”（ἕθος），德语中的（Sitte），也指那种虽然被拆分但仍然保持其自身的东西，如solus （单一），sed（唯一），secedo（分开）。因此，动词solve这样便意味着“消融”（sciogliere/luo），它将导致某物向其自身sé（suus，solus）的回归，它将自身化解或消融到每一种关联和转换之中。前缀ab表达了一种间距、一种离开，从而强化了过程性的观念。这是一次旅程，从某物中分离并离开，然后再向此物回归。
思考绝对者意味着通过一个“救赎”（absoluaione）的过程，向其自身最本己的特征回归，回归其自身的“孤独”（solitudine）和“习惯”（consuetudine）。为此之故，绝对总是意味着一个旅程，一种对于源初之地的放弃，一种异化以及一种伸展向外的存在。如果绝对是哲学的最高理念，那么哲学就是真正的——用诺瓦利斯（Novalis）的语言——乡愁（Heimweh）。也就是，它“渴望四处为家”（Trieb überall zu Hause zu sein），在成为他者的过程中辨认出其自身的形象。哲学最初并不在家，它最初并不拥有其自身，所以，它必须回归自身。当黑格尔将绝对视为一个结果（Resultat）的时候，他只是想充分地思考这一绝对的真正本质。由于这暗示着一个“救赎”的过程，一种经历，一种回归，它就总是一个结果，只有在最后它才能抵达其最初的开端。
词语（la parola），它想要把握那绝对的声音，也就是，它想要居于自身的源初之地，因此就必须出离于其自身之外，必须思考和认识那存在于声音之中的虚无。通过穿越时间和分裂，最终才能在语言中揭示自身。词必须返回其自身，把自己从这种分裂中解救出来，它最终必须抵达其最初并不知晓但却总是业已存在于斯的开端，即那声音之中。
哲学就是这一旅程，人类词语的返乡（νόστος），从自身出发又返回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词语抛弃了自己在声音中的习惯性的居所，将自身向虚无的恐惧敞开，同时，这也是在向存在的惊喜敞开。在变成充满意义的话语之后，哲学抵达了绝对智慧的终点，回归于声音之中。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思想才能最终“回家”并且摆脱那自始至终一直存在并始终威胁着它的分裂。只有在绝对中，那经历了“乡愁”（Heimweh）以及“回归之痛”（νοσταλγι′α）的词，那经历着始终统治着其居留之所的否定性的词才可以真正抵达其自身在声音中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