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可能的艺术》是一篇深度解读艺术创作的文章，探讨了艺术家们如何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创作出令人惊叹的作品。文章提到了艺术创作中的挑战和突破，强调了艺术的力量和魅力。通过阐述艺术创作的奥秘和魔力，启发读者对艺术的深刻思考。
《这不可能的艺术》读后感(一)
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瑞典文学在我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是瑞典文学博大深远的传统造就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几乎是全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趋之若鹜时，瑞典文学却安静地存在于偏远的北极圈之内。
我国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瑞典文学史，因此当看到王晔这本《这不可能的艺术》时，我是倍感欣喜的，首先吸引我的是印在封底的标题：
…………
生命的精神还活在死去的事物中
我站着，穿过铁栏看这世界
格拉斯医生的爱与梦，情和色
谁走过我童年的窗口
那里有一片湖，然后再没有别的
“我的光亮是朵枯萎的花，在天空的晚秋”
这不可能的艺术
…………
这些诗句一样动人的标题让我无法抗拒，打开书之后更是意外：这是一本紫色的书，文字是紫色的，图也是紫色的，虽然刚开始阅读的时候不是很适应，但是习惯后就觉得很享受：淡淡的紫色很精致，也安静，如同书中所描述的瑞典作家一样。紫色的图很赞！
作者描述的语言和方式也是我所喜欢的，文字很干净。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该书，那就是它让”这不可能的艺术“变成了可能！
《这不可能的艺术》读后感(二)
摆在我案头的这本浅紫色、装帧精致、封面简美的小书，叫做《这不可能的艺术——瑞典现代作家群像》。当这些吸引我的特质渐渐隐去，随意翻了十几页时，我便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可能是一本单纯介绍瑞典现代作家的宣传册，而是一个世界，一个隐藏其中、崭新的文学世界，一片文学净土。我意识到，这样的“仙境”已然无多，我是该怀着朝圣的心情去阅读这本书的。
我朝圣的山路由组成一首小诗的十四句诗句组成：
在众多海的怀抱中
生命的精神还活在死去的事物中
我站着，穿过栏杆看这世界
格拉斯医生的爱与梦，情和色
谁走过我童年的窗口
那不存在的土地
那里有一片湖，然后再没有别的
亚麻花和苹果花
对出身的背离是否可能
“我的光亮是朵枯萎的花，在天空的晚秋”
他在树下说
这不可能的艺术
夜间的游戏
我醒来到那不可动摇的“也许”
每一句诗对应一个作家，每一个作家又代表一种文学形式，一种文学上的实验。在这短短200年间，这个小国度便涌现出了这么多迥异新奇的文学形式，它们各具特色，又兼具北欧空灵柔美、精致朴素的传统。从戏剧大师斯特林堡，到继承“萨伽”传统、风格奇诡、擅长讲故事的拉格洛夫，到阴郁孤独、以写“吉他和六角手风琴”蜚声文坛的福楼丁，到情场失意、创作经典文学形象“格拉斯医生”的瑟德贝里克……再到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特朗斯特罗姆，14个作家，每个都是一个传奇，都是奇诡华丽的“文学之花”，竞相开放在这片国土上。
此书与众不同之处，当然更在于这些文学奇迹发生的地点——瑞典，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作为北欧五国之一，这里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看，都是远离主流世界、远离纷争喧嚣的所在。这也决定了这里拥有大都市极度缺乏的某些特质，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人民是淳朴的，天空、大地都被寒冷的冰雪覆盖，到处是分裂的小岛、暗礁，黑黝黝的海里藏着各种海生动物……因此，这里的文学也沾染了这些特点。（“萨迦”①即是一个例子）
这里好似一个没有被污染的“文学试验场”，没有其他因素的侵扰，人们只着眼于简单的生活，没有复杂的勾心斗角，于是，连这里的文学都是不掺杂质的，外界的“主义”、“潮流”尽管渗透进来，但却不造成污染，反而在大海、冰雪的酵染下，发生了新的变化，换了一种崭新的姿态。
正如埃凯洛夫的诗句所说的：这不可能的艺术（也是书名）。这是世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复制的文学奇迹，是一片纯净的土地上所能孕育出的最美的“文学之花”。
《这不可能的艺术》读后感(三)
作者：蒋俭
在我的记忆中，来自瑞典的文学作品，总带着寒冷而安静的颜色。而因为地理的遥远和翻译的稀少，这种颜色又显得有些模糊。
童年时读过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长袜子皮皮》，前几年风行一时的“龙纹身的女孩”三部曲，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和他的中文诗歌，以及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脑海中搜寻出的这些名字和片断，正如对瑞典文学的印象一样，零碎而难成系统。
瑞典是一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那里通行的瑞典语，虽然在其他国家如芬兰也会被使用，但和英语、法语等以千万甚至以亿来计算的使用人数广泛的语种相比来说，瑞典语的确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小语种”。而瑞典靠近北极圈的偏僻位置，也使得瑞典语在全球视野中常会受到不经意的忽视。但使用的人少并不意味着文学成果的贫乏，正相反，在这个人口还不到上海市二分之一的国家，现代文学的成果却是如此地丰饶——诞生了9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一个数量上的证明。或许，也会有人产生疑问——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何以没有读到过中文译本？还有，诺贝尔文学奖本就是由瑞典学院评选，是不是会产生不自觉的“特别优待”？王晔的《这不可能的艺术》一书，就是对这些疑问的一个很有力的回答。
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依赖于翻译。掌握一门新的语言，等于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是如此，对于瑞典文学作品同样也是如此。莫言获得诺奖，他的作品得到非常有力的英语、瑞典语等语种的翻译，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对于中国读者，瑞典文学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信息的缺少，受众市场不被看好，都让出版方和翻译者对瑞典文学作品心存疑虑，从而使得不少的瑞典文学名作和中国读者缘悭一面。而长居瑞典的王晔，用她对瑞典文学的熟悉和热爱，给汉语的读者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北欧的窗户。
在《这不可能的艺术》一书中，王晔用凝练的语言和精当的素材，给14位瑞典语现代文坛大家画出了他们文学和人生的肖像。其中包括：世界级的戏剧大师斯特林堡，他充满激情和洞见，却也因婚姻多舛而痛恨女性；疾病缠身但精神强大的女诗人索德格朗，终身未婚，充满矛盾，永远在思考；瑞典诗坛的代表人物埃凯洛夫，幼年缺少父母关爱，成年后长期漂泊，新婚妻子和女诗人私奔；还有2011年获诺奖的诗人特朗斯特罗默，24岁就文坛成名，却选择了心理咨询师作为第一职业……
在叙述中，王晔时而以作家的代表作为主线，将作家的写作特色和生平经历融于一炉；时而又以作家生平为脉络，通过交游事迹来逐步揭示写作风格的转变和成熟，不拘一格的行文方式，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得到新鲜的感受。
这14篇文字中，也融汇了王晔自己对于这些经典作家的所思所感，也可以说是她对瑞典现代文学一个简明扼要的“选本”，她把瑞典语构成的文学地图上的高峰，用自己的理解一一标示清楚，以方便读了此书后产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做深度的探访和畅游。不少作家，他／她们重要的作品甚至还没有中文译本，所以王晔还连带地做了中文的概括和节选翻译，让我们可以更加直接地通过她的文字来了解作家的面貌。
读完全书，禁不住感叹：用“小语种”瑞典语写作的作家们，对人生、对世界的体会、领悟和反思，丝毫不在用英语、法语写作的作家之下，而对于北欧这块土地，他们更拥有深刻的了解和精到的剖析，这也是对他们而言的“外国人”所无法达到的成就。
不由得想起，曾有一位外国作家对我说：了解异国，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我想，了解他国的文学，同样是如此。感谢王晔，为我们做了一回瑞典现代文学地图的优秀导游。
《这不可能的艺术》读后感(四)
作者：鱼禾
“体会到看见的对象的情绪，它们才真为‘我’所见，也才有了被看见的意义。不被了解和懂得的人是可怜的，不被了解和懂得的物是被无视和否定的生命。为索德格朗所见，是多么幸运。”这是王晔在新著《这不可能的艺术》中谈到索德格朗时所写的一段话。
为什么“被看见”竟可以称为“幸运”？王晔说，因为这样的看见，不止于看见自然的绚丽容貌，亦同时洞察绚丽后面潜伏的危险；甚至，这魔术般的目光穿透一切世相，看见“一个圆圈画在这一切周围/没有人越过”，看见了“输”。而自然也在看人，自然醒着，活着，有它的悲喜。被看见，也就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合而为一，意味着人与一切被观察的对象一样，都处于强大的魔法圈之内，就如海水，无论走出多远都会最终被岸否定，没多少主动性可言；但即便是贯彻所有的生的大被动，即便是覆盖着一切生命趋向的“输”，因为被理解、被讲述，也还是获得了存在的滋味。
正如观看者在对象的生之态度中看见了自己的生之态度，王晔坦言，尽管自己的书写“试图确保材料的客观性”，但也必须承认，大多数的写作，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定程度的自传：“我在写他人的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表达和透露自己，透露什么是我最瞩目的。”相对于一本小小的书册，瑞典现代文学经典是一个颇为宽阔的概念。透露什么，意味着十分重要的角度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当然要受摹写对象和阅读需要的限制；另一方面，作为“表达”而非单纯“介绍”，角度选择也包涵着某种强烈的主观性。
“不可能的艺术”一说来自书中评述到的诗人埃凯洛夫，他把生命视为“不可能的艺术”。以此为书题，多少也显示了王晔的书写趋向。
这其实也是我的兴趣所在。首先是由于，我确信经由一个人的文字可以感知他的心灵状态。我与王晔相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复旦校园。从1985年到1989年，她读新闻，我读中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届毕业生的离校多少有些仓惶。彼时人际联络依靠信件，而我们在各自的路上颠沛，一转身，彼此也就音讯全无。再遇见，已隔了二十五年。我在郑州，而她远在北欧，在一个我不知其名的瑞典城市。我想知道她如今怎样了，阅读她的文字当然是最好的途径。再者，碰巧前几年我也出过一个文体类似的集子，其中收入了五位二十世纪西方女作家，其中一位，就是丹麦的伊萨克•迪内森。弥漫于北欧文学作品中的那种得自萨迦遗传的传奇气氛，有如北欧十字一样成为一种神秘的标志，令我沉浸其中，有些神魂颠倒。我想，王晔有一副温柔心肠，有得天独厚的感受力，更有着身临其境的条件以及第一手素材，对于处于北欧重心位置的瑞典写作必定会有更迷人的呈现。
我此前看过王晔的译作《格拉斯医生》，也读过她的散文集《看得见的湖声》，对于她的表达素质，已是深信不疑。但这一次，作为读者，也作为尝试过类似文本的作者，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心情复杂。既相信它会具有我所期待的质地，但又多少心怀疑虑——这位素材优渥的写作者，能够狠得下心来恰当取舍吗？
文字照见性情。王晔还有着若干年前那个王晔的温柔淳朴和微微羞涩；但王晔也已经具备了一位优秀的译者与写作者令人尊敬的感受力、掌控力与表达力。我得承认，对于对瑞典现代写作乃至对北欧文学怀有兴趣的人来说，《这不可能的艺术》所提供的营养堪称恰到好处。基于过硬的翻译水准和凝练温存的写作风格，王晔的书写达到了相类文本所罕见的丰富、准确与开阔。其中有对原作文本的优美译介，也有对作品的品味与分析；有对于摹写对象生命图景的独特呈现，也有发自自我的生存究问。这种使阅读过程轻松喜悦、又可获得全新滋养的写作，一定是基于对摹写对象和对读者的充分尊重和双重体谅。
王晔在二十世纪瑞典文学的繁复经典中看到了光照与收获，也看到了至关重要却又易被忽视的阴翳。在这样的目光中，王晔并不是简单的介绍者或评论者，而是读解者、同情者。她不是概念化地谈论作家的创作成就、篇什、风格等等，她看到并着意呈现的是，作家是怎样成了“这一个”，作品又怎样体见着作家与时间和空间，进而，与生死的深度关联。
“这一个”，怀着独属于“这一个”的孤独，与他人的世界无法接壤。导致孤独的界限各有不同，但是孤独的造就却是类似的——那些忧郁和折磨，那些虚空，喜悦，怀疑，都开出了花朵。
关于诗人古尔贝里，王晔的取景是“一片湖”。那一片湖水，仿佛是诗人终于“被拥有”的结论性证据，但实质上却是诗人最后的终结地，是诗人把自己永远地与他人隔断的墙。“我的欲望能维持多久，我就爱你多长”，诗人在诗行里如此宣称。即便是不说永恒，爱情仿佛也存在的，但爱情——这个与他人发生深切关联的东西，却影影绰绰，似乎仅仅是诗行里的藻饰。诗人对陪伴他到最后的格蕾塔的表白，先是“你必须知道，我从没有为她写过一首关于大海的诗”，最终是“我的爱”。王晔的视线来自格雷塔而不是古尔贝里。她在旁边自言自语，挑逗与钟情、吸引力与爱情的界限在哪里。这疑惑何尝不是当局者的疑惑？这疑惑，直到诗人自我终结时才得到似是而非的回答：“只有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一生的疑惑之云似乎才渐渐散开，才可以在心里吐出一个呼唤 ——‘我的爱’。但这里的‘我’，也只是当时的我。在一生的长河中有过许多不同的‘我’，说话者本人其实只意识到目前的‘我’，无法代表所有的‘我’。当死亡将临，古尔贝里终于让格蕾塔拥有了他。这种拥有，重如泰山，一个心脏在行将停止跳动时，感觉到了它所属于的人；这种拥有也轻如鸿毛，因为这时，即便是古尔贝里本人也将无法拥有他自己了。”死亡是人与他人之间永不可破的界限。一切到此终止，一切关联化为虚设。
雍松的界限在于出身：“他也许在讲述过去的记忆，却是为上层的人而不再是出身底层的人之需要。一方面是阶层间厚厚的墙壁，一方面是人的内心既坚定也脆弱的自我认定，就像乌洛夫的‘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之确信而并无说服力。”王晔引用了雍松原作里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来隐喻这种不可能突破的界定：“鱼露出水面时，眼珠子从头上突出来，吐着它们体内的一切。是减少了的水压造成了这一现象……但愿我们能将自己留在气压够强的地方。”生存环境对于人的规定，在形式上，似乎勉强向上就可以挣脱，但一旦挣脱，比不挣脱还要糟糕百倍——生命无法消受不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种与生俱来的大被动，在特朗斯特罗默，是一种强烈的对“自我的异常”的恐惧。有一天他听到老师对同学说，别激怒他，他没有爸爸。又有一天，女老师高声宣布他的图画是非常“特别的”。这些话都会让他感到慌乱，因为他从中感到了自己的“不正常”：“我感到被指出与众不同的巨大危险，因为我在内心怀疑自己确实是。我迷恋于那些别的男孩没有的爱好。我那些自发的图画描着水下的景观……”。因此，这个二十四岁初登文坛就大获成功，评论界对他没有怀疑的人，却未专事创作，而是选择布尔乔亚的职业——心理师。王晔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职业选择中的可怜：“除经济考虑，可能更重要的是，童年就和父亲分离，害怕与众不同的他，知道自己的不同，不想看来异样，而选择把自己隐藏在普通人的形色里吧。”她的敏锐甚至让我感到有些微微的不安。要经历什么，才可能对散落在不同作者的文字里、深深埋伏的灵魂暗角一把捕获，如此准确，没有误差？王晔意识到，正是这种对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恐惧，也曾使雍松拼力要“找寻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姊妹，一个兄弟，一份友谊，一份爱情，一个和某个人、某个什么的共性。”在雍松的小说里，这种恐惧甚至成为无所不在的生命体验：“乌洛夫害羞地看着那些男人，但他没法和他们成一伙。年龄相差太大。有一天，我说不定就跟他们一样，他想。但他立刻明白，他的生活不会是他们那样的，这是一种确信，他绝对知道这一点，坚定地、强烈地。”
也许正是由于隔绝与孤独的不可避免与不可克服，这些在二十世纪的瑞典语写作中达到巅峰的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隐秘“地块”。王晔以自己首创的“地块”这个词来指称写作者的精神立足地和构想地，并非出于建构概念的喜好，她有必须使用这个词的理由：
我所指认的索德格朗的文学地块，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谓的作家的写作根据地。文学史中这样的根据地比比皆是，特别在小说创作中，如近年为人乐道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个作家必须或往往要回归自己最熟悉的文学故乡，从旧记忆、故事、言说中吸取创作养分、素材和灵感，索德格朗也不例外。我想强调的是，索德格朗不但拥有那样的文学故乡，而且她的诗歌和诗歌反映的土地相互映衬、依靠，共生共长，成就了一个只存在于她的思维、书写和读者阅读后的想象中的一个特殊地块。我不主张用“环境”或“风景”来替代“地块”这一字眼，因为在索德格朗的作品里，这地方不光是登场角色的空间、背景和舞台，这地方还往往和包括跳入其中的诗歌叙述人“我”在内的所有成员一样，是角色和主题本身。
相对于通常使用的写作根据地、文学故乡这样一些客观指称，王晔的“地块”显然包含了更具精神特质、也更具个性色彩的意义。其一，“地块”是作品与作品所反映的对象共生共长、从而只存在于作家的“思维、书写和读者阅读后的想象”中的虚构地。其二，“地块”不仅是作品中的背景，而且与人一样，是作品中的角色和主题。在这片虚构的“地块”上，连称呼也似乎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索德格朗诗中写到：“在那不存在的土地/ 走着我的爱人带了闪烁的王冠。”“戴王冠的爱人”可以指称爱，指称上帝，王晔认为，“也可以是指代那生命中最必须珍重和追求的”一切，指代生命本身所呈现的拯救——在重重不确定中依然存在的确定与信。
无论是在自己的散文中，还是在对二十世纪瑞典语作家的书写中，王晔都十分着意于对客观环境的精确描写，并且认为，这种精确对于虚构作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她也同时注重，或者说更加注重对象的能动性。她笔下的风景、动植物和人是对等的，它们不仅是人的映衬，是反观世情的镜子，也是主体，仿佛有着另一套喜怒哀乐的密语。这常常让我想起诞生于北欧而传遍世界的那些绝妙的神话，想起伊萨克•迪内森的《走出非洲》。那种万物有灵的感觉，的确是属于王晔所言的“地块”——形式上是逼真的，却更是梦幻的，想象的，也仿佛是盼望中的，具有浓郁的灵魂气质。
唯此，特朗斯特罗默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我醒来到那不可动摇的‘也许’，/它抱着我穿越摇摆的世界。/每一幅世界的抽象图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正如给风暴画蓝图”；而雍松笔下那个“回不去他想回的地方，待不了他可待的所在”的乌洛夫，才有了一个可能的投奔地；进而，也才有可能，像王晔在书中强调的，“生命的精神”恒久地“活在那些死去的事物中”：
生命的精神几可等同于灵魂吧。死去的一切有过它们生的悲喜和荣耀。即便死了，精神还在空气中逗留，灵魂尚未走远。它们不仅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把最精华的部分传达给后人，也未必不在分担后人的喜忧。世间不是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对话：农妇带着嘶哑的嗓音吟唱民谣，那在唱的不仅是她，也是祖先，祖先的精神凝练地借她的嗓子发出声来；而一个人面对一片从未见过的大海，也能感觉到曾祖父航海时的自由呼吸。或许正是这生命的精神，始终盘桓在韦姆兰大地上，成为期待被表达的萨迦。他们是祖先，他们也是“我们”。
《这不可能的艺术》常使我的阅读过程变得凝滞，要迅速看完变得困难，要说点什么似乎也变得困难。不由自主的沉浸，是由于深度代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间由旁观者变为了当事人。这在对于一部非情节性作品的阅读里极少见到的情形一再出现，于是我便料定，这本书必然会拥有一群一旦捧起就难以放下的读者。
王晔在谈到创作原委时说：“我的目力所及，国内还不曾有人系统、具体地评介现代瑞典文学。我这么做的主旨就是，分享我看到的珍宝的光芒。”但我确信王晔提供了更多。在《这不可能的艺术》中，不单是人的作品被看见，神的作品、艺术的缘由与酝酿池——生命亦被看见；不单是代表着二十世纪瑞典语文学高峰的他们被看见，被王晔的书册引领、来到这群峰之前的我们，我们被世间形形色色的高墙所彼此隔绝的灵魂，亦被看见。
这是一种安静而确凿的“幸运”，或许，也正是我们书写和阅读的全部原委。
《这不可能的艺术》读后感(五)
作者：李皖
我是差不多忘掉这本书的时候才来写这评论的，我写下我依然还记得的。我想，这样，或许能留下那重要的，把握到那真正属于好的。一些共同的特征，一种只有经典才会产生的光亮。甚至它们的叙事，都带有一种类似的锐利的速度感，因为内在的节奏、韵律甚或紧张，有时让人欢快莫名，有时让人喘不过气，就像即将要揭开底牌，见识到那要命的结局和真相。
1.
王晔的《这不可能的艺术》，如副题“瑞典现代作家群像”所示，是一本有关瑞典文学的书。准确地说，是关于瑞典现代文学经典的书。这本书写的是经典，这本书本身即是经典。传统的、自然舒适的十六开本，麻纹布面，精装紫蓝色；内页文字和图片，也印制成紫蓝色。文字的颜色，不注意似乎也意识不到，只感觉舒服自在。图片的紫蓝色，部分原因是出于省钱的考虑，有作家们的肖像，也有他们的原小说、原诗集封面或插图——都是些很瑞典的，带着朴实手工、童话格调和北欧寂静的东西，木刻、速写、油画、邮票或照片，极简，又扑面而来，带着雪、大海和森林的气息。久而不闻地翻这书，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即被侵染。这些东西，本身也都属于书的片断，于是，像一本书里藏着多本书，最后，总之，这本书是给书加持的。在这个一切固有的都松动，一切松动的都岌岌可危，一切岌岌可危的都似乎在走向末路的年头，书的未来被严重怀疑。但这本书的出现，令人喜悦，让人爱不释手，好像在悄悄地告诉你：一切美好的，终不会那么轻易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像这样可爱的书，如果你经常走进书店的话会发现，正在一天天地多起来，并且它们也不算寂寞。总还有一些人，在深深地爱着那些久经考验的东西，经久不息。
《这不可能的艺术》选取了14位作家来作传，除了特朗斯特罗默是当代人物，其他的，最迟都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故去，是瑞典的现代作家。要在这么一本书里描写这么多人物，有一个切实的困难——如何在短短几千字，至多不过万字篇幅，把这些人物写活，把他们的精神气儿写透呢？这考验着选材的功夫。
王晔做得游刃有余。她偶尔地直接引用，有时候间接引用，有时候用自己的方式重构式地书写，结果，这些来自于原书的小片断，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将那个原作的风貌抽象、具象、概括出来。以少写多从来最难，却也是写作的基本。王晔的长处是，精准的抓取眼光和她自身的叙事能力。须知在评传文字里，叙事的精锐，尤要胜于写小说本身，它要每一刻都不含糊地，抓住要领——
“她开始理解自己，想起了古老民谣上关于斑鸠的话，那只渴望的鸟。它从不喝清水，而是先用爪子将水弄得混浊，这样更贴近它多愁的感性。她也不到生活的井边啜饮干净的，没有混杂的幸福。生活，混杂了哀愁的，最让她满意。”
“空寂的广场，警察，尘埃，阳光，饮料店和钟声都丰富了事件和人物的细节，让它富于没有用语言诉说得过的巨大情感。少言而有声，空洞却饱满，阳光，沙漠，和人生，和人的情感一样既温柔脆弱也冷漠残酷。老店存在了很久，或将继续存在很久，但人是要消逝的，有些事是要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钟声敲响，敲在城市里，敲在心上，敲在人生中。是内心的撞击，也可能是丧钟的鸣响，是哀悼着一切人生无奈的。我们的人生就像外套上的尘埃，重大也渺小。”
“小站生活平淡中有惊喜。在春天的夜晚，天空透着光亮，空气中有刚落过雨的味道。孩子们走出家门来到内院，已能听到外头的音乐声。外头园子里，所有能想到的乐器都在弹奏着。招待小姐在人群间鸽子般移动。天空洒满金色星星。乐器闪光，乐音滑过静夜，长笛吹得且高且尖，低音小号常在最后的乐段奏响。孩子们屏息静听。虽说他们长于这样的环境，一切还是陌生、美好的。当天色完全暗下来，孩子们潜回家，倒在床上，梦见些稀奇古怪、并不能理解的玩意儿。”
“到早晨，厨房门口有只马口铁罐，一只和早晨七点十五分前的火车一起来到的牛奶罐。带着新挤出的奶，还热着，散发着乳香。牛奶罐的盖上总贴了纸条，写些乡下发生的事，实在连琐事也没啥可写，就附一句问候。“这来自家里，来自乡下”。牛奶挤自外婆的农庄，农庄是家族传承，是根。”
“最终，两人甚至抵达七重天节庆的大厅，在有竖琴和歌声的无休止的舞会上，那里音乐的回声穿过一切，冠冕的光亮像彗星的尾巴。上帝在白色宝座上，带着赞许看着——唯有他完全懂得爱的价值。终于，带着害羞的步子，“我”和艾尔莎走上前去，在可尊敬的宝座前鞠躬：我们来这里找寻幸福。上帝欢迎他们，叫他们随意。他们跳舞，直到累了、睡了、梦到美丽的梦。”
2.
以上是王晔书中的数段，包括她的直引、间引和她自己的叙述来自不同作者，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种只有经典才会产生的光亮。甚至它们的叙事，都带有一种类似的锐利的速度感，因为内在的节奏、韵律甚或紧张，有时让人欢快莫名，有时让人喘不过气，就像即将要揭开底牌，见识到那要命的结局和真相。
它们是文学的，具有文学的弹性和质地，披露只有文学才可能披露的真理。在如同梦境一般的进行中；在心理层面；在人类感受的日常但是醒着；在更深刻的事实，看不见，但是谁心里都有，只待人点破——它们是那样不经意地说出了那些无关紧要却又是极为重大的，让每个人心领神会，让作者之外的不够敏感的人，也敏感地感受这不断流逝的岁月、生活、自然、宇宙的生动面目。
在这么一本小书中，篇幅是如此矜贵，一方面，必须要言不烦，而另一方面，却仍是充满了细节，细节到细致微妙，这是文学的。
这还是瑞典的。随着王晔将一个个人物、一本本书展开，瑞典，那个瑞典，扑面而来——
“大人在屋里寒暄，安德斯跑到了醋栗丛里。脚下是肥美的土，鸡先他一步来磨蹭过，留下几根羽毛。他坐下来，果实环绕身边。大而酸的在阴影里长大，小而甜的生在阳光充足处。他挑选着慢慢吃。没人在园子里，没人在路上。牛偶尔叫两声，一两只苍蝇嗡嗡飞过。枫树挺立沐浴着阳光。安德斯偶尔仰头，能看见天空——在树枝和几朵停留的云之间的天空。
人类的嘴巴，比如玛瑞安的，一会儿说爱，一会儿说不过是游戏，一会儿说确实是刻骨铭心。他们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都不完全在自我控制之下。事情却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相遇、接吻、跳舞、救助、染上天花、分离、永别。
深秋到来，格拉斯窗外的栗子树已光秃秃的。厚厚的云成群地在屋顶徘徊，见不到太阳。他给书房配了新窗帘，纯白的。早晨醒来，还以为下了雪。房间里，光线完全跟初雪后一样。人几乎感觉到了初雪的气息。“很快，雪就会来，让它来。让它落。”日记从6月12日开始到10月7日结束，从一个闷热的夏，到一个萧瑟的晚秋，并且，冬的脚步近了——这是斯德哥尔摩季节的变换，是人生的季节变幻。
让它来，让它落。也许是因为，瑟德尔贝里说过，命运，不是选择的，而是得到的。
我何尝不曾爱一个姑娘，我何尝不曾入睡、做梦，把头搁在她膝上，而橡树后的红太阳迷迷糊糊下沉。我没有一个新娘之夜被星星苍白的光泽装点。许久许久，我和心上人的眼睛被迫啜饮填满的苦泪，带着忧郁的笑，在善和恶中相爱，在罪和幸福中相爱，在羞耻和愉悦中依然相爱。终于，我听到一个声音恐怖地宣布——爱的脸颊是红的，可现在你爱的人脸色苍白，奥斯薇娃死了。梦想、死亡，这些是她的选择，死不悔改，她的灵魂永不能抵达天堂。”
3.
这扑面而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瑞典。我们大家都知道瑞典，想象中，我们大家似乎都熟悉瑞典，但是真正的瑞典，我们连皮毛也没沾到。它是生机勃勃的，不只有寒冷。因为寒冷，在短暂的大战爆发般的春天和夏天，大自然愈发繁盛、火热、生机勃勃，人们对这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爱恋愈发焦渴热烈。人生也焦渴热烈，有时带着难以预料、不可遏制的生殖力的冲动；冰与火是一体两面，血液一方面结了冰，一方面又在沸腾。它是海洋性的，带着海洋的广博、盛大，充溢着万千事物，宏大热情沉静的孤寂、悲悯、认命。它是森林般的，带着森林的神秘、幽深、自由恣肆狂想发疯，像王晔指出的，塞尔玛·拉格洛夫所写的那种“萨迦”（Saga，北欧传说）小说：人物的很多行为唐突，难以置信，因为传奇与小说在处理事物上的手法全然不同——“传奇让所有的一切发生，甚至那些最不可思议的一切”，作家并无解释企图，也不必要，荒诞不经也是世界和人类的一种逻辑，是瑞典这种环境下的真实。
王晔笔下的众位瑞典作家，由于她选材的聪慧和笔法的洗练，留下了如同雕刻、如同经典瞬间的一个个永恒的肖像：
他（拉格克维斯特）是这样的男孩，坐在静寂的家里，透过窗玻璃，看熙来攘往的车站。操持家务的母亲有时也嘀咕：安德斯在哪儿？姐姐说：他嘛，还不是坐在窗户前。他确实在，他在那儿感觉一节节车厢移动连成一体，而当车开出，世界顿时将这里抛弃，空旷和死寂包围一切。
一天，福楼丁正在卡尔斯塔德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突然，他的指头开始颤抖，指间的雪茄给抖落了。接着，整个手臂在抖，力量之大，甚至把桌上的雪茄盒撞翻到地上。惊惧中，他用火柴盒按住额头，吼道：“我……我……我……”像要留住自我的认知。在周围惊愕和讥笑的目光下，他急速赶回家。他开始听到声音，看到可怕或诱人的幻象。从此幻象再没有彻底离开他。有时，他觉得有个庞然大物腾空而起。梦境和幻觉给他在1896年出版的第三部诗集《溅点和飞沫》打上了烙印。
提到肉欲，据说瑟尔德贝里是素食者，某天当他在饭店大嚼一块牛排时，一个熟人惊呼道：你不是素食者吗？瑟德尔贝里带着他特有的严肃而忧郁的表情说：没错。吃牛排是素食者最大的快乐。
马丁松未瞩目世人重视的话题，……人丛的喧嚣让“他”收缩，遁入草丛。那更高的喧嚣的世界，未必真的更高。马丁松早说过，世人多重视雷霆般的事实，而非太阳的光线这种大真实。
埃凯洛夫所谓的“我不相信任何事物”，不妨体会为，那是以试图否认的极端方式暴露出他对许多事物的无比期待：他是多么期待和向往对于事物的信赖！父爱、母爱、情人之爱。但想握住这一切，是相比于命运弱小得多的埃凯洛夫难以办到的，无论他如何紧握，那些想抓住的还是如沙石般不由分说地流泻。
这最后两幅肖像，已不只是肖像，而是理念图景。评介的高境界，就是揭示理念，进入本质。一个高明的评介者，从不满足于仅介绍作者、作品，还要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论，估量其价值，施之以洞察。在占据了足够丰富的原文资料的基础上，王晔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是把握住要害的，是入木三分的。
比如，说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是一部不带遮羞布的作品，而这恐怕也正是它力量的所在”。“人所讳言的一切都在眼皮下。人有弱点，人也因带着弱点的跋涉体现出力量”。“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这是自然的大悲悯。斯特林堡因为他写作中的不加美化，非但不是刻薄的，相反是体现了温暖的大悲悯。”
比如，指出索德格朗的文学地块。索德格朗看风景不是在看一个在一定距离外的画面，诗人的“目光”本身以及“我”也是这画面的一分子。大自然的一切表现被“我”时刻作用着，“我”的目光既是镜子的反射，也是魔术，使世界呈现超现实的也是最现实的本质。索德格朗的“我”和自然的距离，比之华滋华斯等几名诗人的更近。
比如，这样评价拉格洛夫《尤斯塔·贝林的萨迦》：“作家描绘的是已结束的时代，这时代因为久远，若无人传达，或传达后无人聆听，时代及其中的人事会和从未存在过一样，比死亡还要死亡。作家让灵魂再生，糅合现实事件和情感，其倾诉被她的同代人接收、探讨，更有望传播到久远的未来……”
4.
在夹叙夹议中，王晔的评介经常充满了诗意，又给人启示和遐想，让人若有所悟。在谈到“生命的精神几可等同于灵魂”的见解时，王晔说，死去的一切有过它们生的悲喜和荣耀，也未必不在分担后人的喜忧。“世间不是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对话：农妇带着嘶哑的嗓音吟唱民谣，那在唱的不仅是她，也是祖先，祖先的精神凝练地借她的嗓子发出声来；而一个人面对一片从未见过的大海，也能感觉到曾祖父航海时的自由呼吸。”还有这样的话，充满了心理学的曲折隐秘：“当事人对于爱，都在相信的同时怀疑，在争取的同时轻蔑——这看似不可理解，却更显人心的复杂，因而是最合理的。”
那些有时是来自诗歌、小说，有时是来自传主人生经历的片断，通过王晔这位良好的引介者，将多方面的智慧和精髓，呈现给了读者。作为音乐关注者，我对其中零星谈到的关于音乐的洞察，如此精准又如此罕见的深刻，感到惊讶。有一处谈到了吉他和六角手风琴，这样说：“吉他像诗人的现在，六角手风琴像他的过去。吉他象征了内向、忧郁的一面，六角手风琴象征外向、幽默的另一面。此外，吉他或许代表贵族的生活背景，六角手风琴则更接近农民的日常。”对吉他和六角手风琴声音特质的认识，这些话是切中要害的。而对于一首吉他—六角手风琴的合奏或一首福楼丁的诗，这样的认识是左右逢源、彼此互见的：“吉他和六角手风琴的譬喻，似乎也可以解释读者的惊奇：一个内心苦涩的人，笔触如何能有幽默和欢快？而写出欢喜节奏的他，又如何会在瞬间跌入苦闷的深渊？”
爱与性是书中多部作品都涉及的主题。有一处，王晔这样谈论这其中的奥妙：“爱之名义下的性也许美好，纯爱之心并不能消除性的欲念。”纯爱的姿态是雾里看花的，不管是对初吻，还是对暗恋；“相比之下，性的遐想更为狂野和鲜明。性与爱的无法统一，加大了肉体的不满和灵魂的悲哀。”
“肉体的不满和灵魂的悲哀”，写得透！关于小说，王晔借雍松之口也说得透彻：自传常常是乔装的小说，小说常常遵循某些规则，把自己弄成了自传。写出纯粹的自传是不可能的，因为距离，时间和发展已将一切过往不知不觉改变。
瑞典现代作家基于独特地理和传统的艺术观、世界观，在书中呈现多棱镜的效果，使那个思想的瑞典，也扑面而来，给人诸多启迪。马丁松借由中国古代艺术家所感受的哲学，是中国这个原产地也感到新鲜的，并且，未必感知得如此通透，尤其是，未必如此充满现代感、贴身感。他借李衎这个南宋画家之口说：“太阳不需要提起自己的灯笼去显示自己在哪里。太阳是它自己，不需要被指引。有个更高的真相在一切之上。”“人们往往不明白，不足和可能性在一起，就像芽和土地。芽长成橡树还是草，取决于种子所选择的可能性。草完成自己的目标，没成橡树，是长处，并非不足。”李衎还看到：“事实未必是真相，两者有本质不同。一场灾难或战争是人们狭义理解的恐怖事实，就像蟋蟀跌在草丛里，挣扎在一张事实的网里。真相要简单很多，是生命和存在的构造，像人感觉阳光理所当然地照射，全不受任何影响，甚至在蟋蟀坠入草丛之前。真相在太阳里，不在那些偶尔的风暴里。真相是沉思和感受的意愿——在那里，并且观察。”
这观念可真是别开生面！在另一位诗人，埃凯洛夫的诗歌中，也充盈着瑞典式的两极对立美学和神秘主义哲学：
她在每一个眨眼间死去，所以她活着
她在每一个眨眼间飞去，所以她留着
她接受威力和反威力，所以她摇摆
她摇摆，所以她在平衡之中
5.
关于瑞典文学，中国有过一些翻译，这本书中介绍的斯特林堡、拉格洛夫、拉格克维斯特、索德格朗、特朗斯特罗默，中国读者都不是第一次见。但是中国读者的视野，受制于瑞典小语种的译者之少，依然是狭窄的。用这一本400页的书，王晔笔触精到而高效地展开了瑞典文学更宽广的版图。书中所涉及著作，大部分都是没翻译过的，王晔通过原文，边译边介，给予第一手的呈现，这成就了这本书的富足——密度、浓度、新鲜度如此之高，信息量如此之大，一本书像是许多本书，不宜一下子读完，最好一篇一篇细加体会。
它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举目整个世界，瑞典确无疑问是个文学大国。并非得诺贝尔文学奖主办国的地利之便，让这么多瑞典作家获了奖，他们是真有实力的；甚至可能暗藏更多瑞典作家，有资格问鼎这一世界奖项。
对书中一批瑞典作家，王晔述其生平，多秉持从出生到死亡、从童年到暮年的写法，于本于末充满了她自己的理解力。有一个巧合，也许不是巧合：他们都是渴念爱而不得的人，都是感情、婚姻、生活有异常或残缺的人，都是有着内伤终生未痊愈的人。他们的人生，按世俗的眼光，竟没有一个是圆满的。大部分人的终局，都以悲剧收场。
《这不可能的艺术》读后感(六)
作者：芳菲 王晔
来源：文汇笔会
编saying：
又是一年的“诺奖季”，而今年的这个时候，因为一部书的出版，在关注诺奖得主的同时，瑞典文学同时进入我们的视野。王晔的《这不可能的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月6版），以“我在看”“我在听”的切近、细腻和敏感，向中国读者评介了十四位瑞典现代经典作家，从斯特林堡、拉格洛夫、瑟德尔贝里、雍松、马丁松……到特朗斯特罗默，让现代瑞典文学的轮廓、骨肉和气息历历浮现。
这部书得到了“我们知道的那些瑞典人”的好评和推荐，其中，谢尔·埃斯普马克和万之为她作序，前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任主席、瑞典学院院士、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万之（陈迈平）是翻译家和作家，2015年瑞典学院翻译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瑞典语翻译者、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称这本书为“十九世纪以来瑞典文学的集中概括和生动解说”。
有读者读到这部书后在豆瓣上感叹 “和诺奖相比，瑞典文学在我国的影响实在太小了”。而事实上，想一想，如果没有一个深厚的文学和人文传统，可以想象一个世界级文学奖项的孕育吗？此事怎可能只靠诺贝尔先生的钱和一群评委来成就。
王晔是笔会的作者，我们比较方便地约到她做了这个访谈。
芳菲：你1989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经历过日本留学，又辗转到了瑞典定居。能简单介绍一下你和瑞典的渊源吗？你眼里的瑞典是怎样一个国度？
王晔：我不迷信，但有时不得不相信命运。或许，命运的推手还是心里的指南针，只不过，在我的个案中是指北针、指美针。回头看，归根结底，让我从日本移居瑞典的原因是文化的引力。当年在十分犹豫时，帮我下决心的是两本书：一是瑞典作家莫贝里的《移民四部曲》。我感动于书中对故乡以及故乡苹果花的描写，感动于男女主人公苹果花一样淡美的爱情——克莉斯蒂娜从没说过一句他有什么不好，由此，奥斯卡确信，和她在一起，他全部的一生都会幸福；二是日本画家和散文家东山魁夷的《北欧纪行》，他一度沉迷于在瑞典写生，记录寒冬里光秃的树干，冬夜月色下的小鹿，他惊诧也欣喜于在一个自认本该完完全全是异乡的地方，却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我见过那些画中的树干和月色下的小鹿在现实里，特别是在看到那些毫无修饰却姿态动人的树干时，我找到了倾诉一些一直无处倾诉的情绪的可能——这些枝干一直在等着我，远在我找到它们之前。是瑞典的自然，让我看到一个以前不曾真正注意到的世界，倾听自然，倾听自己，观察自然，反观自己和人群。
瑞典是什么样的呢？空气清冽，特别在冬天，沁人心脾。冬天较长，但从五月开始到十一月，有太多花木葱茏、风和日丽的日子。社会有较高秩序，称得上有条不紊。性急的人住在瑞典怕不合适。办事不用托人。欢歌笑语隐约相闻，可选择老死不相往来。朋友交往重性情相投，忌利益和目的。税收太高，赚一点钱就被扣掉大半，发不了大财，除非学宜家老板做生意。百姓不喜抱怨，但常抱怨做手术之类要排队。没准，就为了避免生病的烦恼，全民喜爱锻炼。多数人满足于生活中的小乐惠，不计功利。不少护工是大美女在担当，她们喜欢这职业，不觉得委屈了自己的容貌。一个物理博士，出于兴趣，会坦然地在家钻研哲学，只偶尔去赚点家用。瑞典的自然孕育了它的文化和民众的性情：从容，含蓄。接受和享受能拥有的，尽可能忘掉不快，相信一切会好起来。
芳菲：你受过学术的训练，可目前并没有学者的身份，可能正是这个自由，造成这本书不一样的气质和风格，它比一般印象中的专业书动人得多。
王晔：我是学新闻出身，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又让我对文学社会学有一定了解。我在瑞典受到当地自然和文化的耳濡目染。我又是一个写作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的体现。这些文字，不存在被催稿的压力，是在瑞典这些年耳濡目染、水到渠成。既有对作品本身，作家本人的回忆录、自传，他人书写的作家传记、文论等的大量阅读，也有“耳朵的学问”，从其他学者和友人，从偶然看到的一段录音录像获得信息，等等。
我在评介瑞典现代经典作家作品时，注重了“看”和“感受”，一方面是我自己在看，在感受，更重要的是，也不动声色地提醒读者去看和感受，既看到和感受古人和他人，也关照自然和自己。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有世界级的品质和声望——尽管，国人对他们还不那么熟悉和重视。同时，这部书，也是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读本。在我看来，这些作家作品都是人生艺术品，都在完成一个“不可能的艺术”。
写这本书，我比较注意追根求源，挖掘第一手的、特别的素材。在照顾全局的基础上，重视具有我自己的视点。比如，斯特林堡在瑞典作家中算是为国内读者熟知的一个，但大家对他的了解多停留于其戏剧作品，和《红房间》及以其个人婚姻生活为蓝本的小说。我觉得有必要呈现斯特林堡不可多见却至关重要的另一面，所以我选择了《海姆素岛居民》。因为没听说过这部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的作品，一些人会认定这不是斯特林堡的代表作。然而，即便是斯特林堡本人也在1894年将这本书算作自己最好的作品之一。它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具有不带尖刻的，因而在其他作品中显得少见的斯特林堡的幽默。又比如，在分析拉格克维斯特时，我捕捉了他根植于童年并贯穿一生的困惑和斯莫兰乡愁，看到他的诗歌和小说的映像关联。比如，对马丁松，我感受的是他即便逃往宇宙也无家可归的灵魂孤独。对福楼丁，体会到的是他作为一个水精灵，碰巧跑到了人的生命里，徒劳地试图适应这变化的痛苦。这些视点和因此而生发的结论，在我整理过的瑞典相关先行研究中也没有见到。
另外，假如读者有兴致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抽出来做个拼接，还能看到一幅瑞典作家对遥远中国的集体想象。埃凯洛夫、马丁松等都是中国诗词和道家哲学的学习和传播者，在很多北欧作家的笔下，都会时不时晃出一个遥远中国的影像。比如埃凯洛夫的短诗《宋》、《中国刺绣》，马丁松的长诗《李衎树下说》和剧本《魏国三刀》，还有女诗人卡琳·博耶笔下写到过中国童工，稍后的斯蒂格·达格曼也幻想过一张去中国的船票。在本书中，我对埃凯洛夫和马丁松的不少中国主题的诗歌都有自己的挖掘和分析。
书中引用的瑞典文文本，特别是作家作品的选译，都是我自己做的。虽然，引用到的极个别瑞典诗已有其他译本，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也因为每个译者对译本的鉴赏不同，我坚持做了自己的翻译解读。另外，我有幸把两部瑞典文学史上的杰作作为完整的成品首次带给中国读者，一部是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一部是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这确实满足了我的初衷：和国内的读者分享我看到的珍宝的光芒。
芳菲：我看完书中介绍的第一位作家。斯特林堡和他的《海姆素岛居民》，就把我对瑞典朦胧的多海岛生活印象激活了，赋予了那里以灵魂。可以说这是自《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之后另一部让我对瑞典产生鲜明印象的作品。想立刻找中译本来读，没有，在后记中又知道你已翻译，即将出版，真让人高兴。类似的阅读体验频频出现。
蛮认同作家鱼禾对这书的评价，她说在这部书中，“不单是人的作品被看见”，“神的作品、艺术的缘由与酝酿池——生命亦被看见”；不单是现代瑞典语文学高峰被看见，“来到这群峰之前的我们，被世间形形色色的高墙所彼此隔绝的灵魂，亦被看见。”再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眼中的瑞典文学吧。
王晔：瑞典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瑞典人爱说自己的国家是个小国，坦言瑞典语是小语种, 却从不认为用瑞典语承载的文学是小文学，相反，以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文学——瑞典有那么多世界级的著作、世界级的文学大家。一个在今天，人口只有上海的一半的小国，怎会拥有这样富饶的文学，谢尔·埃斯普马克在给我这部书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论述：
“一个因素是强大的天赋、丰富的文学传统，对社会和自然的深厚通晓。对能解放昏睡的创造力的国际推动力的开放。”
前面一句总结似乎已经足够，后面一句更饶有意味。他接着举了斯特林堡和马丁松的例子来说明：
“斯特林堡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对现实精细的描绘，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跟从者，相反，他创作出剧本《朱丽小姐》，制造了这个潮流中的高潮。后来，他受欧洲象征主义启发，创作了重要剧作：《一个梦的戏剧》以及他的室内剧，对世界戏剧具有重大意义，甚至一直影响到战后的法国荒诞派戏剧。同样的，我可以跟随哈瑞·马丁松，发现他如何在国外现代主义的刺激下，为自己世界性的宽泛经验找到一种完全自我的语言，而他很快就超越了现代主义。”
而可举出的例子事实上远不止斯特林堡和马丁松。
瑞典诗人贡纳尔·埃凯洛夫和《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几乎同时活跃于诗坛，艺术造诣难分伯仲。然而早就有人说过：“诗人最好是用母语写作。假如瑞典作家古斯塔夫·福楼丁用的是英语、法语或德语，他的诗名该和济慈、雪莱平起平坐。可惜，诗歌在翻译里极易丢失真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一位小语种诗人的声名大约只能是个模糊的传说。” 这段话是评述福楼丁的，对于埃凯洛夫也完全适用。何况埃凯洛夫的诗属于诗歌中不易翻译的一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埃凯洛夫作品的全球推广和国际声望。尽管如此，埃凯洛夫还是在全世界有很多拥戴者。虽然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欧洲大陆追随过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但其实只是将各种主义为己所用，为文学所用。并且，按欧洲学界公认的说法，埃凯洛夫远远地走过了各种主义，和瑞典的自然和文学传统重聚，将一切融会贯通，在瑞典的自然和他内心的世界中重新锻造。像这样的瑞典文学家，绝不是欧洲大陆文学的一个迟到而简单的效仿者。
再比如，活跃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瑞典天才作家，英年早逝的斯蒂格·达格曼，至今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有众多的膜拜者。达格曼也被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认作自己的精神导师。再往上推溯，活跃于十八世纪的伊曼纽·斯威登堡，也是一个对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发生影响的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文学并不能用“粗犷”二字笼统概括，瑞典人的基因中确有维京人粗犷的气质，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瑞典既有海盗传说，更有新教传统，有贝尔曼的吟唱、五月柱下的篝火、仲夏夜的明媚和露西亚节黑暗中的光明。瑞典的草花中，既有最柔嫩的、林中草地上洁白的五叶银莲花，也有最坚强的、岩石上紫色的帚石楠。既有清浅的湖水，也有深蓝的波罗的海。这样的自然孕育出的人的感受层次丰富、刚柔相济。假如非要说一个瑞典文学的特点，或许是，它比较内敛，在平静的水面下会积蓄奔流，在暗夜中会闪着希望的明亮，在喜悦中会含着感慨的愁绪。要形容瑞典文学，让我想起一位瑞典画家朋友，曾经，这位著名的风景画家对我自问自答：你知道瑞典最美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是淡紫色。
附带说一下瑞典语，瑞典语也不是想象中的北欧海盗式的粗糙语言，相反音节柔美、词汇丰富、极富表现力，甚至被一些语言专家和文学家看作瑞典语诗人的福气。它既吸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语汇，其实也丰富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迄今，有九位瑞典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或许他们兼备地利与人和，但还是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大家，其作品白纸黑字就在那里，叫人无法抹杀。比如，我在书里评到的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拉格洛夫在1909年因为“以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力、精神的感知为特色的写作”获奖，拉格克维斯特在1951年，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疑难需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获奖。马丁松在1974年因其写作“能捕捉住露珠而映射出宇宙”获奖。这些作家作品都有对人类共同的精神难题的探求，并在这探求中显示了高超的文学艺术。抛开主义，超越于语言、文化、习俗、政治、时代、地域，关照人生和生命，因而具备最直抵人心的力量。
芳菲：看了你这本书的人，除了对瑞典文学有了了解，一定有一个附带的收获，就是会醒悟，诺奖不光是一个奖项，一个评奖机构，它同时被深厚的人文土壤培育和滋养着。
王晔：记得莫言先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2012年，你在采访马悦然先生的那篇《十八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文中，曾引述马悦然夫人、作家陈文芬女士有关瑞典学院的介绍。大意是说，“瑞典学院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参照法兰西学院模式创立，旨在维护瑞典语的纯净。古斯塔夫三世害怕革命，向往如遥远东方的乾隆帝那样，用智慧和哲学治理国家。举措之一是设立三大学院：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瑞典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自1901年受托管理诺贝尔基金，评选颁发诺贝尔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奖。对于瑞典来说，文学奖重要的不是给出个奖来，而是让世界知道，瑞典有一个知识人群体和阅读传统。”这个知识人群体是重要的。
中国对瑞典文学的翻译，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有茅盾、伍蠡甫等文学大家译介瑞典文学。茅盾等人介绍瑞典文学时，完全从文学的品质而不是国度的大小出发，丝毫没有将之视作小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翻译家和学者石琴娥、斯文、李之义等伐木开道，然而，瑞典文学的译介确实一直处于学界的边缘地位，前辈学者的耕耘中有一份执著，也有一份清寂。好在，后来有诗人北岛，翻译家董继平、李笠等翻译瑞典诗歌，翻译家万之翻译瑞典诗歌和小说等。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除将中文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也能自如、优雅地将瑞典文翻译成作为外语的中文。近年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信息时代让瑞典不再过于偏远，一批挚爱文学的学人的存在，也促成了国内多种和瑞典文学相关的书籍的出版。以致马悦然教授曾在2013年欣喜地说：“瑞典文学在中国的春天来到了。”这里有一份深切的期盼。不过，对瑞典文学的总体认识，对于多数国人来说，还是偏颇，以为就是“长袜子皮皮”，骑鹅的“尼尔斯”，或者“龙纹身的女孩”。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没有一本系统、细致地评述瑞典现代文学的书籍。
芳菲：你的这部书的出版，想必会对改变这个局面起到积极作用。万之在序中称你们这样的工作为怀着文化乡愁的人“绕道回家”，很有意思。你想到过有一天自己的这个文化使者的身份吗？
王晔：确实，万之老师的绕道回家的提法是个让人百感交集的譬喻。回家也好，在外也罢，作为一个事实上的边缘人，或者说，一个常常在摆渡船上不得不回望两边的人，承担着不轻松的负担，也继承着难得的财富。
前些日子，和友人谈起文化的不被重视，但也互相鼓励，说还是应该高兴，因为从事文化工作，虽辛苦，毕竟也是被上天挑选。我想，在上海的大学时代、就职时代，甚至此后在日本的很长时期，我一直奔忙和努力，但并没有特别的使命感。如今，有幸在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左近，有责任尽己所能。
芳菲：最后请解释一下你的书名吧。
王晔：“这不可能的艺术”来自我最喜爱的瑞典诗人埃凯洛夫的诗句：
我宣告自己
是个信徒
但我的信仰被人称为非信仰
我知道
他们关心的是那些可能
就让我作为这样的一员
对可能和不可能毫不在意
于是在圣像上，施洗者约翰带着他的头颅
在他安然愈合的肩上
也在他面前的托盘里
被献祭者像献祭者一样呈现他自己
我宣称我自己
信奉这不可能的艺术
关于享受生命，同时消除自己的踪迹
我以为写作（包括文学翻译）和人生都是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既然生而为人，就要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