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是一篇充满历史深度的文章。文章通过详细的叙述和分析，揭示了北狄、匈奴与突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突厥汗国的形成和发展。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将读者带入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世界，呈现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画卷。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古代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让人深感敬佩和惊叹。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一)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就连苏轼也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自中国历来就是不被视为“文明”等存在。
我国历史都过分强调匈奴与汉族之间的战争和分裂、匈奴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掠夺，自然而然的就忽略了匈奴人民的辛苦劳动、甚至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团结合作。导致对于相关研究时，使其失去了主体性，一直作为附庸而存在。
在我们的认知中，与匈的冲突无非是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匈奴掠夺人口、黄金、缯、絮封，我们则是为了开疆扩土，让脚下这片土地皆为吾之江山。但这些只是上位者的角度、统治者的阶层。在人民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全是由统治者决定，要么与之对立，要么资源互换。
东汉魏晋时期，汉族统治阶层都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实行分化，让他们各自牵制，并且剥削奴役匈奴人。例如晋国灭狄用的就是挑拨离间之法，使赤狄孤立无援，最后逐个击破。联盟的失败注定狄人要逃亡，如此，在秦、汉、三国时期，狄人除了姓氏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民族特征了。二者之间才互相融合，国家的界线消失，成为了所谓的少数民族。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青铜器文化是我们了解匈奴文化和经济最好的证明。根据考古研究得以证实，匈奴在氏族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时期就已经采用青铜器文化。但其文化与欧洲的斯基泰文化多有接近，该文化约公元前五世纪初传到以米努辛斯克为中心了叶尼塞河流域，形成了斯基泰·西伯利亚的青铜器，之后传到蒙古草原，受其影响形成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该遗址物品所刻画的图案都是游牧民族所畜养的家畜，很多都是与其搏斗的场景，十分具有该民族特色。至于铁器的传入源，我国考古界略有分词，也许是米努辛斯克传入，也可能是汉人传入。不过该群体从青铜器到铁器的过渡，也是匈奴从部落联盟转入部族国家的证明，从而也得知是其制度转变的时代。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少数群体是研究我国历史永远不分割的一部分，二者之间也是利益关系最大化。
本书脉络十分清晰，“北狄与匈奴”部分，从部落的意义、分布和文化结构到其形成政权后与汉朝的关系。最后对匈奴文化各方面以及入居内地后状况分别做了分析，“突厥人和突厥汗国”部分也是从起源到现象进行多方位分析研究。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二)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匈奴这个民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历史上，匈奴不仅是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匈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他不仅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发生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种方面的密切关系，同时匈奴以及和匈奴同时代迁入中原的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都融合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部落当中。提到匈奴，我们总会想起分裂与战争以及匈奴部落与统治阶级的掠夺与侵占。其实匈奴人民也辛苦劳动，匈奴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互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司马迁曾经在《匈奴列传》里把将“赤翟”“白翟”以及周襄王所娶的“狄后”与匈奴相提并论，所以后来者在听到“北狄”的时候，也下意识的觉得和匈奴一样，非我族类。关于“北狄”，公元前三世纪以前，阿尔泰语系部落居住在蒙古草原南部和黄河流域北部的被汉书里记载，称之为“北狄”或者“狄”。北狄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游牧或者农牧，一般都是氏族部落或者经过发展形成部落联盟。虽然春秋时期的北狄部落没有完全融合于华夏民族，但在历史剧烈的变化中，也有许多首领与华夏各个国家互为联姻。考察姓氏和婚姻这些方面的文化，可以看出各种戎狄和华夏各国的种姓关系，也在不断的融合之中。 匈奴、铁弗、独孤部、拓跋、秃发部……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同化于汉族，大约在隋唐时期，中国境内除了少数尚未形成聚落的稽胡外，其余都与匈奴有关的一些民族部落都汉化了。我们其实在学习元稹（拓跋鲜卑的后裔）、白居易（与宰相白敏中为同族）和刘禹锡这三位唐代著名诗人的诗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匈奴与其他有关各族后裔的汉化的深刻。 在《北狄与匈奴，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中，马长寿先生指出，从上古时期到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经历了原始氏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时期之后建立了匈奴国家。在匈奴立国之前，国家的所有制是奴隶制，而过去这种野蛮的所有制决定了匈奴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对他的人民的压迫、奴役和剥削，也决定了匈奴对外部各国各民族进行的侵略和战争。要矫正我们现代人对于匈奴的单一看法，以历史的眼光合理看待北狄与匈奴、突厥人与突厥汗国。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三)
马长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史专家，其著述之前少有涉猎。本书按作者所言，是一些研究性质的讲稿集合而成，力争通俗易通，但全书仍然是“旁征博引”，考据甚多，言之有据之感跃然纸上。
历史上，无论是正史野史，甚至传奇小说，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不胜枚举，其中尤为吸人的不外乎匈奴、突厥、蒙古、女真等。尤其匈奴、突厥，甚为传奇，创造一世帝国，征服大漠西域，虽未主政华夏，但与中原分庭抗礼，最后“迷失”在历史潮流之中，留给世人一声叹息...
其实所谓华夏，也是部落发展而来，与所谓蛮、夷、胡等类同，杂居于黄河流域。发展至春秋时，“夷夏”之分开始明显，秦汉以降，汉族开始取代华夏之称。
对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多以“胡”称，氏族、部落、联盟以致“国家”，虽细部称呼多如牛毛，但大致活动区域都在大漠草原、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以及西域，今天看来主要是南西伯利亚、内外蒙、西北地区以及中亚。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分分合合，前后融合承袭，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史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匈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建立国家并对抗中原的外族。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发源于蒙古草原部落联盟，经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开创，成立盛极一时的匈奴汗国，疆土遍及大漠及西域，冲击中原汉室，秦时既有战事反复，至汉初刘邦即受“白登之围”，被迫采用和亲协定，埋下汉匈战事根源。自汉武帝开始，汉匈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各领域开展了长期斗争，至公元前50年代，匈奴第一次分裂分南北匈奴，南降汉，后北击溃瓦解。因内部矛盾，匈奴政权再次分裂，一部分迁往漠北成立新的北匈奴，南匈奴余部渐渐融入中原。新的北匈奴存续至91年被汉军所灭，残余力量逃入安康国，据传成为四世纪匈人祖先，出现了阿拉提王朝，深刻影响了欧洲。
至此，匈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外族，基本退出了中国历史，此后经200多年的分流、分化、打击、融合，匈奴则不再以“匈奴”存在，少部演化为铁弗、鲜卑、稽胡等新部落，多部同化于汉族，成为华夏一员，尽管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成立过临时国家政权，但那只是中原乱局时的封建政权，统治阶级跟“匈奴”只是有个祖源关系罢了。
突厥，见于中国史册是542年，大致起源于叶尼塞河上游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与丁零、铁勒同出一源，按照北方“胡”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很难说就与匈奴毫无关联。
公元552年土门可汗击溃柔然，开启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前后存续200多年。尤其是552--583年之间，突厥汗国强大且统一，盛极一时。草原部落民族特点决定，突厥也走向分裂，并在战斗中走向灭亡，终于在7世纪30年代--50年代，东西突厥相继灭亡。其后百余年间，突厥人虽然开展一系列复兴复国运动，但也都前后被打压、被击溃，最后被分流、被同化，在历史中销声匿迹。
突厥人建立的国家，较之匈奴，主要成就在于一是创立文字，二是统治中亚，三是进入封建主义。尤其是散布于中亚的突厥人，后世创建了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奥斯曼王朝，对世界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草原汗国共同点就是草原辽阔，部族复杂，游牧属性，加之内部外部矛盾频发，上演了反反复复的分裂和分散、联合与融合，最终汗国消失，民族消逝，融合于华夏为主的其他民族，消失在历史当中。
历史上出现诸多王朝，但提及匈奴和突厥，或者是后来的蒙古，很多人多少有些历史荣耀感，盖因作为相对华夏而言崛起的外族王朝，无论主动降服还是被动征服，最后都成为华夏一份子，成为中国历史一组成，但他们创造的辉煌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可以比肩任何王朝，所以难免兴奋向往，感觉荣耀。
《北狄与匈奴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读后感(四)
本书封面上的文物颇为有缘——今年8月初去西安，我在陕博看到了这件金怪兽。其鹿角鹰嘴，样貌别致，也是陕博内的明星文物之一。
文物工作者给它起名为“金怪兽”——这个有些奇怪的名字，实际上透露着世人的疑惑。这件物品的用途，在新的史料被发掘之前，恐怕会一直成谜，正如同它所在的匈奴一样，让人捉摸不定。
对于公元10世纪之前存在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字和信史的严重匮乏，历史学家只能从中原地区的历史著作中寻找踪迹。马长寿老师的这部作品，虽然是从相关时代的历史文献中搜集了只言片语，但在辑录过程中，可以看出这并非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利用史料，通过阶级分析理论，做出的极有开创性的内容。
以《北狄与匈奴》为例。史料中鲜有关于北狄的记载，作者通过对《左传》《史记》中的只言片语，通过考古学的成果，对北狄这个大的民族概念做出分析，详细介绍了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特别是对于诸侯国中晋国与诸戎关系的分析，有理有据，读来恍惚有种推理小说的味道。
对于匈奴，在头曼单于之后的年代，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曾经逐步崛起，也在卫青、霍去病的西征过程中趋于衰弱，其后南北分裂，最后慢慢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作者不但勾勒出了匈奴的兴衰简史，而且颇有见地地认为，匈奴兴衰，与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西汉初年匈奴对于西域诸国奴隶制的统治，最终带来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张骞通西域，所带来的最大变数，就是西域诸国虽然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但于中原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匈奴这一游牧民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一旦没有稳定的资源，匈奴旋而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衰败自然不可避免。
全书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在唯物史观通行的年代，作者颇有眼光地用中原王朝的阶级组成结构来审视少数民族。中国简史中，常常将匈奴等北方民族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认为他们入侵中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马先生在书中，熟练运用《史记》《汉书》等史料，指明匈奴入侵，除了自身生产资料匮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原王朝关上互市的大门，北方民族只得通过武力破关。在这一过程中，匈奴中的广大牧民阶层至少并非主动卷入战争，如同汉族的农民阶层一样。一旦战争结束，双方放下武器，正常地开展贸易。在一些地方，双方即便言语不通，但并不影响和平相处，这就为匈奴一步步汉化，进而融入汉族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主要是作者通过对阙特勤碑碑铭的分析，简略介绍了突厥人的兴衰历史。由于碑铭对突厥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均有记述，整篇文章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利用碑铭的文字，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还原。从篇幅上来看，整部作品严格限制在碑铭所记述的范围内，作者并未有太多的扩充和延伸，特别是对唐代中期以来突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作者仅在最后一章中草草带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老一辈历史研究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正值青壮年的一代研究者，著作往往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不如现今历史学者的眼界开阔，但他们治史的认真态度却是毋容置疑的。顾城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是这样，马长寿先生的作品也是这样。在方寸之地展转腾挪，作出一番成就——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后人需要永远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