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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在云端读后感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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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在云端读后感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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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在云端》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通过描述网络交往的现状和影响,表达了对于现代社交方式的思考。他指出虚拟世界的交流虽然便捷,但也削弱了真实的人际关系。文章提醒我们要警惕虚拟世界对真实交往的冲击,强调面对面的交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对于如何平衡虚拟交往和真实交往的思考。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一篇

这本书分成六个章节,相比于之前看的《融合文化》,这本书相对易懂,除了译者的用心翻译,还有作者的用心撰写,拜厄姆将概念提前解释清楚了,书中的例子也多是近几年新兴的软件和案例。

作者以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为起点,以技术的三种论断: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构建论、技术的社会形论展开,最终论证社会形态的形成是技术和社会,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伴随阿帕网的广泛应用,媒介的形态由早期的纸莎草纸,到现在具有各种功能APP,同步媒体,比如微信,异步媒体,比如短信,满足了人类交往的不同需求。人在赛博空间冲浪,被各个APP的规范所影响,话语也有所限制。但同时,人也在形成这些规范,无论是从社会群组的角度,还是从人种、国籍的角度。作者还提到了一个“社交线索”的概念,就是展露在社交主页的信息,社交线索的多少,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展露个人信息,有助于同性与异性友谊的建立。当然,也提到了隐忧,是人在使用社交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在奴役人?

这些案例的梳理和学者的观点聚合到一起,让我更加理解基于交往的的媒体环境。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二篇

首先,当我们讨论互联网的中介化交往时,首先应该明白互联网是什么?它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它的可供性是什么?

因此,本书提出了七个互联网的概念,即:交互性,时间结构(同步与异步传播),社交线索(中介化交往里彼此能够暴露的社交信息),存储(互联网的信息存储),可复制性(受众的不确定性),可及性(传播范围)移动性(打破时空界限)

在第二章里,作者对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看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即以技术为中心的技术决定论,以人为主体社会构建论,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社会形成论,再者即为人对技术的驯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在第三章里,作者说明了中介化交往中必然会形成了社交线索缺失弊端,但在实际上,基于互联网所开展的中介化交往开拓了全新的社交语境,以及弥补社交线索的方式。

在第四章里,作者集中探讨了中介化交往中群体性交往,不同的社群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也谈及了其对于政治的影响。

而第五章则是本书精华,它阐述了点对点的中介化交往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人们面对技术带来的恐惧时,第一想法是拉技术背锅。

诚然,互联网社交的匿名性等特征,为其安全社交等因素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但是毫无疑问,自我呈现作为缔结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借由中介化交往中发挥到了最好。

人们倾向于真实的自己得到接受,所以这可能只是需要你的一点勇敢。

第六章探讨了数字媒体在日常里复杂的语境中,是如何呈现的,以及线上关系的培养与发展。

最后是赛博空间的神话,那个《神经漫游者》里的赛博空间毫无疑问就如同《头号玩家》里的绿洲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中介化世界。

社交线索的缺失给互联网交往带来的最大的障碍,那么倘若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能够用技术来弥补时,人类又将如何自处呢?

“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当我们所有的感官体验都能够被中介化世界良好的呈现时,中介化交往会不会产生新的意义?

一如缸中之脑所实验的那般。

面对面交往与中介化交往一同构成了我们当的生活,彼此互不分割。所以他们不是对立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三篇

这本书整体写的比较简单,可以作为学习传播学初学者看看。 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1.要界定数字时代 2.要界定人际关系 为什么叫数字时代?因为信息可以通过“数字/文本”来传播,到底是因为技术发展的推动、还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或者是双方的交互呢?作者更同意社会形成和社会驯化,我却觉得类似于火箭的助推系统,是分层的。最先开始一定是技术的发展,比如没有5G发展,直播和小视频不可能这么普及。没有电磁的研究,电报、无线电不可能实现。只是后期因为人与人的交互和需求,又把技术推着向前,接着人类又开始驯化了媒体。 时代影响着人,但是时代又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在讨论人际关系的时候,也需要重新界定,以前没有互联网,只有“熟人与陌生人”。有了互联网,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熟人、陌生人、粉丝、关注者、被关注者等”。人际关系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和迁移。以前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现在是“莫愁前路无钱赚,只要你有大流量”。

科技到底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还是让人变得混乱?我更倾向于,科技把人变得不像“人”,像个“机器”。每个人都有塑造着“IP”,刻意把自己朝某一方面刻画,逐渐失去了“自我”,变成了别人眼中的“我”。因为“超我”的束缚,导致失去“自我和本我”,这是焦虑的本源,我一直坚定认为,未来得精神疾病的人会很多,也可能精神病跟感冒一样,变得平常而普通。

此外,过载的信息不会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反而会因了解太多而有很多误会。君子之交淡如水,即时通讯、数字媒体在加快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加速了人际关系“从亲密到疏远”,喜新厌旧频率变得更快,人与人关系变得更像一个钟摆,容易在两个极端来回,要么“耳鬓厮磨”,要么“老死不相往来”。

回过来再说说本书,写的比较浅显易懂,但是流于表面,看似引用了很多观点,但是都没有深入去探讨。比如:

1.到底是“媒体在重塑人际关系”还是“人因渴望交流,而在不断的影响媒体呢?”

2.人既然有多重身份,到底哪个身份才是自我看重的呢?影响人“认知”到底是脑中自我意识还是媒体重塑呢?

3.媒体传播是政治的舆论工具吗?类似《1984》里面的广播,如果是这样,人际关系是统治者努力塑造的吗?那还有自我吗?或者数字媒体是个体的一种反抗呢?还是说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垄断?

4.人际关系在数字媒体时代,是变得更加稀缺还是根本不需要了呢?等等。

这本书基本上没有给出答案,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新的思维去看待和研究一样“看问题”。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四篇

寒假总共看了两本书,《网络传播概论》和《交往在云端》,前者可谓是基本概念的科普与补充,看了彭兰老师的书再去看南希的书,某些概念的理解就更加顺畅了。

寒假我的读书心得就是一定要多看书,多了解学界的新观点与研究方向,而不是还装着考研那一点“标准答案”以为这个问题就这一个解。

知道得越多才知道自己知道得越少,只有多了解,开拓视野,才知道自己储备的匮乏与苍白,是以自己很难找到选题是有原因的,因为知识面太狭窄。

以前总是喜欢在书里寻找答案,现在才发现,哪有那么好的事,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会产生不同,阅读只是为了打开视野,吸收不同角度和维度的观点,这才是最大的收获,而不是指望在书里寻找“板上钉钉”的标准答案。

人与技术的关系、面对面交流与云端交流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凡事没有绝对,一些极端化的观点需要我们警惕。诚然线上交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它的优点我们也不能忽略,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凡事有利也有弊,但就是这种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梳理与对待呢?

南希在书中举例人类社会发展以来的人们对各种新媒介的态度,有极度乐观的,也有极度悲观的,新媒介发展的势头无可阻挡,我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态度以及对技术的使用。我一直认为技术是中性的,重要的是使用的人。我们不需要对技术的优点歌功颂德,也没有必要对技术的弊端深恶痛绝,有一个词叫扬长避短,好好利用技术的好的方面,避免坏的方面,技术是服务于人类的,人类不需要害怕它。

南希的一个观点让我十分信服、豁然开朗,那就是面对面交流与线上交流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吵上十天十夜也说不清,在专业课上,班上的同学就线上交流时代,线下交流是否有必要进行了讨论,有主张线下交流无可替代的,也有坚持线下交流没有必要的,根据书中的观点,两者并没有可比性,它们不是一样的事物,各有其特点,没有必要让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就像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复媒体(书中学到的一个新词)时代,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并存,各种媒体各有千秋,不能完全替代,和平共处,面对面交流和线上交流亦然,最重要的是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抢着弄清谁替代谁。比如就网恋这件事,有些人认为并不靠谱、欺骗感情、有许多伪装者,但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也许很多身份和事实是捏造的,没有全部坦诚,但其付出的感情是真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当如何理解与对待?这也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本书的译者之一董晨宇老师是我的一个同学安利的,看了老师的几篇文章果断被圈粉,书中的译者注必须要表扬一下!!太棒了,经过解释对某些概念理解更深入了。译者序也写得很棒,深入浅出、文采斐然,整本书读起来轻松自如,最重要的是视野和见识的拓宽。

由于课程繁多,上学期基本没看什么书,现在想来真是得不偿失,下学期课程甚至比上学期还要多,但已下定决心不能荒废阅读,不做这井底之蛙!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五篇

首先,作者以社会形成论、驯化理论等观点为基,辅以各种研究数据、案例等作为证明材料,再吸收了其他学者的观点,质疑了技术决定论认为:中介化传播与真实的面对面具身交往截然不同,其建立在线上与线下的并置关系之上,寻找明确的界限的观点倾向,由此认为:中介化传播并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幻想王国与真实世界的界限并非清晰可见;

其次,作者还提出,对于互联网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除了技术会产生影响,还有技术的可供性、社交线索、平台的形式、算法、商业模式、关系语境、性别、国籍和群体关系等都会产生不同影响;

此外,作者谈到我们不能陷入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二元视角,也不能将关系和新媒体的问题所产生的后果理解为是技术或使用者来决定的;

作者还引用了马甸 和米勒的“复媒介”以及格尔森的“媒介意识形态”等概念,谈到多元媒介语境下,如何用正确的媒介面对特定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媒介象征价值的信念不同,如何正确解读对方的意思等问题,进而谈到:传播媒介使用的恰当性规范不断发展,只有真正意识到媒介提供了什么,我们用媒介做出了什么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带来了什么后果,我们才能介入自己及我们的同辈和家庭群体,乃至我们的文化中,影响规范发展的进程,在新媒体的发展调整中塑造新的语境加以利用。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去看待新媒体下数字时代下的人际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技术对社会和个人身份的影响。于我而言,这本书关于线上与线下对于人际关系影响的阐述让我深受启发,破除了我对互联网的偏见,也将我从“社交媒体阻碍了人际关系的交流,让人际关系相比于以前更加淡漠的”一元论中解脱出了,有了新的感知。

此外,本书所提出的社会形成理论与驯化理论也引发我重新思考关系和新媒体的问题,我曾一度倾向于技术中性论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决定技术好坏的是使用它的人,但技术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以及关系的复杂性并不能简化为全由人的能动性决定,机器和人不是对立的,也不是谁凌驾于谁之上,而是具有主体间性的。由此,理解数字媒体下的人际关系,我们不应该对新媒体持有恐慌,或者是对它过于积极,而应该走出二元论的迷雾之中,拥抱新媒体,也拥抱我们自己。

但是,据了解本书的英文版本在2015年的出版,所以对于当下环境有些许需要再次思考的地方,比如我认为作者在谈大隐私问题时,主要是谈人对信息的控制使用权,但是在当下,平台用户在对自我披露的控制权是否削减?用户为了使用媒体的便利性,隐私让位于平台,用户对自我隐私的保护意识是削减还是增大了呢?

正如前文所说,本书的一些观点对我都大有裨益。具体生活实际而言,也让我有所联系与思考。

比如书中提到取悦受众的努力可能在其他人眼中被诠释为一种修饰、扭曲或欺诈。这个观点对于我来说蛮有趣的,想到自己也时常有意去经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刚开始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生活的小片段,并不考虑受众是谁,后来因为发了一篇关于学校美食推荐而获得了一些人点赞后,接下来发的笔记都是关于美食推荐的,此时我已经有了取悦目标受众的倾向,以此获得一些点赞、收藏和分享,这让我感到一种满足感,一种在社交媒体上的被需要感,我的一面形象不知不觉在小红书上被塑造——爱吃美食爱分享,但这种形象似乎也是一种欺诈,我的形象在不同中介化媒体上被切割,真实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呢?是现实中具身在场的我,还是某个媒体上的我?还是多个媒体共同塑造的我?

又比如作者所谈到的人际关系的媒介多重性,让我想到现在各种媒体上都能聊天,我们不局限在某一社交媒体,似乎任何媒体都能进行分享,有时候我上一秒和朋友在微信上交流,下一秒就可以跳转到小红书,一个又一个窗口连接着人际关系,除非你的朋友知道你不用某个媒体,都需要去回应来维持与强化关系。

还有作者谈到利用媒体不仅仅要传递正确的消息,还必须通过正确媒体来传递它们的观点也让我印象深刻,像我以前总会觉得面对面交流是最好的媒体,感觉没有什么是见面解决不了的,但是我们不能太信任某个媒体形式来维持人际关系,而是应该在与人交往之前,多试试不一样的媒体,从而找出与特定人物进行交流的更好的媒介形式,让我们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传达清晰。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六篇

这本书比较像文献综述,没有提出太多新的有深度的观点。

作者提供了七个理解互联网的关键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线索(social cues)、存储(storage)、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动性(mobility)。大多都很好理解,时间结构指互联网的传播是同步异步共存的;社交线索指互联网上交流的各方并不了解对方的个人信息,极端的例子是:你甚至不知道网络那边是人还是狗;可及性指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可以触及大量用户。传统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习惯按照规模总结五类传播模式,分别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而互联网模糊了这些传播模式的边界,尤其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例如,当一个明星的微博账号比某个媒体拥有更多粉丝的时候,我们如何界定大众传播?

作者也总结了三种关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理论。首先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这种观点往往认为技术能够将我们带向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例如深信互联网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民主,例如责怪互联网成为电子鸦片。第二种观点是社会构建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国内很多学者也称之为社会决定论,即认为人是技术和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第三种观点是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认为技术和社会不断彼此影响。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采取极端的立场,但会偏向技术或社会其中一方。

人类对技术的警惕古已有之。苏格拉底就认为,写作提供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赝品”。他认为只有口语传播的才是真理,他蔑视文字与写作,还认为写作会损坏人的记忆能力,这跟人们现在指责搜索引擎损害人的记忆能力如出一辙。说到底,人类始终认为具身(embodied)交流是最完美最真实的交流形式,当我们面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我们需要做出实时的反应,我们可以拥抱,有时甚至是无声胜有声,静静地看着对方就能传递感情表达信息。无论是书信还是电话还是网络,我们都认为它们比不上面对面交流那般“真实”,这些中介化互动似乎是具身传播的残缺品。但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交流的缩减版本,因为它将面对面传播与书写交流的元素加以结合,同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图像。也就是说,中介化交流和具身交流应该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主次关系。

当我们认为具身交流一定优于中介化交流时,我们可能只把眼光放在了技术上。而且这里的技术是泛指的技术,而不是具体的某一项技术,实际上,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技术架构下,人们的交流模式与交流质量会有很大区别。并且我们要考虑到技术与人的互动,而不是将技术当作一种孤立于人的存在。这里要提到传播研究里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可供性(affordance)。这个概念本身非常复杂,大致可以理解为个体对科技功能性的主观感知和科技客观属性的相互作用,但有些学者会将这个概念庸俗化,将其等同于技术的功能或技术架构,这本书里也多次提到可供性,有的使用方式明显存在问题,将其替换为技术架构也完全可以,例如:“手机的可供性——轻巧、便携,可以在各种环境中相对迅速地使用,又不会特别显眼——增强了它在亲密关系中的实用性。”不知道这是著者还是译者的问题,去年发表在《国际新闻界》的论文《“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就批评过:“affordance被当作技术/物“功能”的同义词,或是被反向定义,即指代人-物交互关系中所有非人行动者的贡献,尤其是其架构(architecture)所指代的环境倾向性特征(董晨宇,丁依然,2018;冯强,马志浩,2019)。”这里引用的董晨宇刚好就是这本书的译者之一。随意使用晦涩的术语不仅会妨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更可能扭曲术语本身承载的意义。

除了技术,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互联网上的交流活动,例如,技术可能只是直接影响因素,背后还有资本等的影响。现在几乎所有的网络交流都在商业平台上进行,但平台只对股东而不是对用户负责(交流者成为了“用户”,既然是用户那就有消费行为),用户在交往中产生的数据,会以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成为可供买卖的资产。不过这部分不是这本书的讨论内容了。

互联网除了给交流带来影响,也颠覆了许多文化所珍视的观念,比如互联网似乎把自我和身体截然分开,造就了一种仅仅存在于行动和语言中的无实体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是什么?这时依然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戈夫曼等身份研究者就一直认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不能仅仅理解为单一的统一实体(unified entity)。我们或许可以把网络上的各种“自我”纳入到日常生活中,而不是追求一个特定的唯一的自我。换句话说,我们要习惯于拥抱复杂性。

此外,“友谊”的概念也模糊了。社交网站上“加好友”行为泛化了好友的内涵,一个人在线下确认的“真正的”朋友,只是社交网站中朋友的一个类别,那么,对于什么才是“朋友”,哪些人才算朋友,就有可能产生冲突。根据拟剧论,人们需要在特定的观众面前表演特定的行为,但社交网站上,人们真正接触到的受众和他们想象的受众可能非常不同,当然人们可以屏蔽某些受众,但这会增加信息传递的成本,甚至在屏蔽出错时造成麻烦。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七篇

一.作者及译者简介

本书由美国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希· 拜厄姆著,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粉丝文化。

译者董晨宇(研究方向:社交媒体、数码人类学)、唐悦哲老师。

辩证看待社交技术和网络媒体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技术社会形成论)。

基础概念(互联网的可供性)——三种技术观——驳斥技术决定论(中介性线索、社群、自我身份、网络交往)——再次重申辩证的重要性。

(一)互联网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

所谓“互联网技术可供性”,指互联网可提供某些功能的属性。书中作者提出的互联网功能包括“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交线索”、“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移动性”共七个基础概念。

交互性指媒体促进人和群体进行社会互动的能力,包括技术交互性(如H5、VR)、文本交互性(用户对于文本的创造性和解释性互动);时间结构包含同步传播(视频直播、电话通讯)和异步传播(e-mail等);社交线索显而易见是各式各样的通过网络展现出的符号,通过这些线索可以塑造自身,了解他人。掌握线索多的被称为“富媒体”,反之则为“贫媒体”;可及性指移动速度;移动性(portability)。互联网主体(user)的发展从数字鸿沟进入了第二层数字鸿沟状态(会使用移动终端又如何?你还是看不懂微博黑话)。

(二)三种技术观

首先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重心在技术,支持者们将技术视为因果关系的动因,决定人的认知态度行为、导致社会变革。分为乌托邦式技术决定论和反乌托邦式技术决定论,二者的共性是使用者是否身份真实、现实生活是否幸福。

其次是技术社会建构论。该观点认为,人是社会和技术的主要推动者。

最后是技术社会形成论,也是作者支持的、最“灵活”的观点。社会和技术在不断的影响彼此,实现技术祛魅后人可以对技术驯化(domestication)。

(三)驳斥技术决定论

作者从中介化社交线索、群体、自我和网络交往驳斥了技术决定论,给出社会形成论的辩证思考。并且每一小节作者通常按照技术&社会两个层面论证。

技术决定论者通常认为“线索滤除”、“匿名性”、“线索隐退”、“异步性”、“群体规范”是影响中介化交流的主要因素,但作者认为“中介化交往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交流的缩减版本。”所以南希·拜厄姆提出丰富中介化社交线索的技术驱动因素(亲近性线索、绘文字、迷因、网络语言)和社会驱动因素(性别、文化「文化认同、排字帝国主义」)。

互联网语境的群体传播模式下,作者更偏向从社会建构论角度思考社群和互联网的关系。从技术语境和社会语境思考建构方式,包括“社区(空间感、共享性实践、共享性资源和支持、共享身份)、网络”和“公共参与、政治参与”。

接着是互联网语境的自我传播和人际传播模式——技术可供性影响了人际关系,但不决定它。在互联网环境,人人皆趋于实现“数字化生存”,用户无实体,观众也无实体,那么观众则会通过用户展演的非语言符号、用户的关注者、用户选择的平台、和用户自我认知来判断该用户特质(how dose he like)。网络人际交往场景也会产生:直接型连接(超个人传播)和中介性连接(弱连接、弱邀请、媒介多重性、复媒体、媒介意识形态)。

「超个人传播」南希·拜厄姆本人与瑞典乐队成员马库斯长达4年的友谊,期间双方传送2500封电子邮件,拜厄姆丈夫揶揄道“你的瑞典男友”。

「道德恐慌」P52

「技术驯化」P48

「中介化交流」P55 P64

「公民参与」P103

「无实体的受众」P122

「身份线索」P124

「他人的影响」P135

「对比线上关系和线下关系」P151

「媒介的象征价值」P159

「不确定的规范」P169

匿名性不只是群体极化的诱因,其实也有好的一部分P128(网络匿名让一部分网民更加诚实的吐露真心)

交往在云端读后感第八篇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讨论新媒体和新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作者反驳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决定社会),证成社会形成论(社会和技术相互影响)。从形式上看, 本书更接近于文献综述,但更偏向于综,即展示已有研究和观点,但并没有对已有研究进行评价或批判,属于介于教科书和专著之间的一本书。

第一章 新型人际关系 属于引论,作者论述了对于理解面对面交流和中介化交流以及中介化交流之间差异的7项重要因素,包括交互性(创造互动的层次)、时间结构(同步传播还是异步传播)、社交线索(具有识别功能的信息)、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受众数量)、移动性。作者在后文中多次用到“可供性”一词,一开始阅读时很疑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就是指这7项要素,但在第一章中,我似乎并没有看到作者用“可供性”来描述和总结这7项要素。除此之外,这一章还以人际交往和用户变迁为视角描述了互联网的发展,同时也发现贫富差异等因素对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和方式都存在影响。

第二章 理解新媒体 主要论述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三种理论,分别是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形成论,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影响并改变社会的外部动因,论者一般认为技术直接冲击和影响人的社会生活,且人可以通过避免接触技术来规避技术带来的影响。这种“坏”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中介化平台建立和维持的关系并不真实,互动的质量也不高,可能损害甚至替代面对面交流。(似乎对于技术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观点,其本质都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建构论的观点恰好与此相反,更关注技术如何从社会过程中产生,其典型观点是社会力量影响了新技术的发明。而技术形成论基本是二者的混合(在第47页开始出现“可供性一词),认为人、技术和机构都有能力影响技术的发展和后续使用。除此之外,驯化理论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将技术融为(驯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驯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对于技术的焦虑,这是因为我们对技术的部分担忧,本质上是对某些社会层面的担忧。

第三章 数字空间中的传播 是对技术决定论的直接反驳,并隐含支持社会形成论。中介化的线上信息传播,受制于社会特性和技术特性。因而线上和线下的社会力量,如关系语境、群体语言以及社会身份等,会塑造线上传播的方式。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线索的缺失和潜在的传播异步性,会对亲密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但作者反驳了“中介即贫瘠”的观点,因为在数字传播中,人们会使用更多非语言社交线索哦,即使是在纯文本媒体中,也会以新的方式来传递社交线索(如不标准的拼写方式,颜文字等等)。而且,中介化交流并非完全的异步传播,而是整合了面对面交流和书写这两种要素。

第四章 社区与网络 主要论述中介化媒介平台上的群体互动,作者认为线上社区仍然具有空间感,也会形成特定的语言和风格等共享性实践特征,共享性实践会带来“规范”和权力结构。社区能够带来社会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情感支持、自尊支持和信息支持,这些都是线上社区的积极效应,但也存在极端个例,即负面的社会支持个例。另外,社区也能共享身份,即在社区中的其他用户普遍认同的身份或角色,群组既可以发展出共享身份,某一群组也有可能基于同一身份加入一个群组。在人际关系上,群组也可以发展出一对一的关系(但这部分论述仅有两三百字,且似乎和前面几点有关社区的论述没有逻辑上的关联)。而网络则与社区存在较大区别,个人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发展出个体化社区,而群组也可能在不同平台上发布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具有社区的特质。(作者似乎赞誉“社区”的存在)。另外,在数字媒介与地理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就公民参与与政治参与而言,数字媒介的使用并不会直接降低物理空间社区的参与,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数字媒介。(不过作者在论述这部分时,其实范围已经超出特定空间的“社区”,而是讨论广泛的社会参与)。

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联系比较紧密,主要围绕数字媒介中的人际关系。第五章 新关系,新自我? 人们会选择在网络平台建立和维持一段关系(这一点在第六章中也有论述),相似性和匿名性可能会使人们更愿意披露自我,且挑战了“以邻为友”和“以貌取人”的线下惯常建立关系的方式,另外,线上发展的关系,可能会挑战某些社会规范。相较于现实,网络上的身份会出现自我与实体的分离,这使得在互联网上展现的自我是灵活且多面的,但这种分离也会让人怀疑行动的真实性。在“身份线索”这一小节中,平台给了人们不一样的选择项进行自我呈现,而平台并不一定会导致撒谎(反驳技术决定论中对匿名性的批判),且大部分谎言是营造策略,是为了夸大自己的特质而非恶意的虚伪(不过这是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换一个场景可能就不是如此,比如现在非常猖獗的网络电信诈骗)。除了我们在平台自主选择进行自我呈现,平台上的好友和好友互动等也会影响我们的形象,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信息源。另外,平台默认和强制设置,也是影响自我呈现的外在信息源。自我呈现会反过来重新塑造自我认知(回应标题的话,可能会重新新的自我,但不必然是与现实中差异巨大的自我)。

第六章 日常交往中的数字媒体是有关人们如何在平台上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 具象地考察了人们如何在网络上建立一段新的人际关系,在早期,人们在平台上相遇时,往往会比面对面交流更喜欢对方,这是一种“超人际传播”(不过这一概念拗口难懂)。而关系的发展主要依靠自我披露和增进亲密感,从长远来看,线上关系和线下关系并没有显著差异。除了建立关系,中介化平台也可以用来维系关系。人们会使用不同媒介来维系关系,甚至使用多重媒介。不过,不同媒介对沟通质量的影响很小,最重要的是关系类型(这一点似乎又反驳了技术决定论)。但是选择何种媒介本身,也能传递一定信息(作者将其称为象征价值,我认为似乎没有到象征这样抽象)。除此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不同媒介的因素很多,如个体的人格和性格差异、文化、年龄、关系类型等等。(这一章内容更多的是“常识”,契合我们日常或者自己在媒介平台上进行人际交往的体验感)。另外,对于什么时候适合联系,何为朋友,何为适度的自我披露,这些都尚无定论和确定的规范。

结语重申了技术形成论,反驳技术决定论。从全书的描述和论述来看,作者对于技术还是更多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认为我们可以驯化和影响技术的使用于发展,且技术是为“培养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而服务的。

本书给五星,有致敬作者和译者的因素,也更重视一本书带给我的、能开阔视野,改变我以往误解与偏见的那部分价值,例如网络(或者技术)不是且不应是洪水猛兽,我们对技术的焦虑,从深层次来说,部分是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焦虑。而且,技术可能并非影响一段关系发展的最重要或决定性因素。线上与线下的人际交往也不能进行简单地对比,否则可能会陷入思维的窠臼。

但如果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这本书的话,大概是三星半到四星之间。对于文献综述,最为重要的目的和价值应当是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这一点本书并未做到。其次,在内容上,每一章的结论和内容,有时会让读者觉得在看两部分不一样的内容,在结论部分,作者又是把内容揉碎并重新编排。然后,这本书的“介绍性”要大于“论述性”,基本是在展示观点,但部分小节之下的内容并无实质联系,有拼接感,在论述上不连贯,也无过渡,可能是为了介绍与某一主题相关的研究。最后是,作者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基本是2015年以前的,在阅读时,我常常会疑惑,放在2023年的今天,作者描述的情况还是如此吗?发生的变化是否会对研究的结论产生实质性变化。而且,如果跳出人际交往的范畴,网络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中介化、平台、数字媒体、媒介、网络这些词语交织在一起,作者有时可能也在以同一含义上使用这些概念,不过对于该专业的学人和学者来说可能是误用或混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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