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小说论要》是一部关于小说写作的经典著作。作者从小说的定义、特点、结构等方面展开探讨，阐述了小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文章深入浅出，逻辑清晰，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关于近体小说的全面指南，对于提高写作水平和审美素养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近体小说论要读后感(一)
在《近体小说论要》（北京出版社，2017年）中，程毅中先生指出了宋代之后兴盛起来的白话小说是由话本的编创和传承所引起的。宋人话本的创新意义除了使用白话，还在体裁上衍生了以章回体为主的近体小说。这是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变迁。
近体小说里的作品相对古体小说的作品，人们更耳熟能详，对于近体小说的研究自然也就更多。研究多不代表有价值的论断多。程毅中先生则指出，《三国志演义》传承了宋元时代“说三分”的文化遗产，保留了许多说话人的艺术成果，又进行了精心的再创作。虽然用了不少超语体的文字和书面文献资料，稍嫌不够通俗，但还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成为一部经典性的历史小说，也为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变迁提供了样板。此外，程毅中先生指出，《西游记》从《取经诗话》到百回本，中间有许多不同的文本，经过了不止一次的增订，也经过了不止一次的删改。现存刻印最早的世德堂本也有曾经删改的痕迹，是一个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间有不少缺失的环节。它的版本源流比《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更为复杂。它是话本演化为近体小说的一个典型例证。吴承恩曾撰《西游记》的著作，只有《淮安府志》的孤证，而不收通俗小说的《千顷堂书目》是把他的《西游记》列在地理类的。因此，很多研究者都否认了吴承恩的著作权，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则是毫无疑义的。
近体小说论要读后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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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一般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但程毅中先生提倡将文言小说称之为“古体小说”，将白话小说称之为“近体小说”，并且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文言与白话，古体与近体，这两组概念外延大致相同，但内涵却有很大区别。文言、白话强调的是小说语言的不同，而古体、近体之别则包含了这两类小说在语言风格、题材范围、艺术特色、思想观念、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看到程先生这部薄薄的小书《近体小说论要》时，我颇为诧异。须知近体小说作品存世数量极多，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和价值，其中任何一部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都已产生上亿字的研究著作，若要论近体小说之“要”，已是难以措手，更何况要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论出。很快读完这部小书，掩卷之后对程先生再次产生了钦佩之情。无论是对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程先生已然论出了近体小说之要。
《近体小说论要》 程毅中 北京出版社 2017年7月
以我浅薄的认识，程先生首先论出的是近体小说之“厚”。近体小说乃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若干小说虽成书于明代，却非作家独力创作，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来源，并且在文本中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增补、修订痕迹。如同地层累积一般，正是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和加工，小说文本才臻于成熟，近体小说之“厚”也在于此。了解并辨明近体小说之“厚”，是正确解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皆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过程极为复杂。在此书中，程先生举了若干例子加以说明。如《三国志演义》中李儒以“撧缨会”故事劝董卓将貂蝉赐予吕布，小说中提到“撧缨会”故事主人公名为蒋雄，程先生指出小说家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中有诗句“灭烛能交蒋氏雄”，蒋雄之名仅见于此，可知《三国志演义》中“撧缨会”故事实有所本，当出自当时讲史的平话。又如《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节，文中“闲汉”“太平车”“五七”“足钱”等词皆为宋元语汇，在小说家话本中尤为常见，由此说明了对水浒故事中遗留了各代说书人增补、修订的痕迹。再如《西游记》世德堂本（当代通行本一般据以为底本）中八十一难的次序，其前第七十难“花豹迷人”见于第八十五至八十六回，其后第七十二难“黑河沉没”却见于第四十三回，而“荆棘吟咏”则见于六十四回。可知世德堂本次序已经前后移置，而八十一难的簿子却保留了早期版本的某些痕迹。当然，这三部的成书过程是极为庞杂纷乱的学术难题，尚有许多疑点还未探明，但程先生所举诸例，已可引导读者窥见其中一斑。
其次是近体小说的深度。近体小说起源于民间，由于文人参与创作，许多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尤其是《儒林外史》《红楼梦》，更是明清两代文人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对于这两部作品文学价值的评判，乃是见仁见智之事，一旦形成固有观念，则难以接受他人观念。对于《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我以前赞同鲁迅的观点：“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即是认为此书乃若干短篇连缀而成，缺乏整体构架。程先生在此书中云：“《儒林外史》则继承了《史记》写合传、类传的体例，又借鉴了《世说新语》的志人手法……是古代志人小说夺胎换骨的创新”，并且以匡超人小传为例，说明此段为前文做了阶段性的收结，“这就不只是一箭双雕，而是一群雕都射下了。”经这一番点破，我才恍然明白，《儒林外史》重在写人而非铺演故事，不能以一般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度之，此书乍看是没有结构，实际上借鉴了合传、类传的体例。这正是《儒林外史》独特的艺术造诣所在。
在此书后记中，程先生提到，此书乃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来，因此此书既是论说也是讲演。以论而言，此书从四大奇书论到《红楼梦》，清晰地阐明了近体小说较为完整的演进过程，完全可以扩充为一部坚实丰赡的大著作。以讲而言，此书明白如话，运用材料虽然丰富，却并无晦涩、艰深之弊，普通读者也能不费力地读完。程先生自青年时期开始研治古代小说，迄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他所校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校注》以及所著《宋元话本研究》《明代小说丛稿》都是治近体小说者必读之书。《近体小说论要》中许多材料、观点都是程先生的治学发现。这部看似浅显的小书，实际上已凝聚了程先生毕生的治学功力。
作者简介：
柏英杰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戏曲、野史笔记。
近体小说论要读后感(三)
中国小说是历史地发展的，体制不断变化，题材不断更新，范围不断扩展，门类不断增多。简单说来，古代小说可以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前贤多把古代的白话小说称为“通俗小说”，可能是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巨大影响所奠定的，大概是为了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区别。但“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不能构成相应的两分法，在逻辑上不是统一的分类概念。我在许多场合曾试用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的名称来对举古代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得到了不少同道的认可。这里就近体小说的发展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里讲到宋人“说话”时说：
我把这一大变迁称为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变迁，因为此前曾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变迁。宋代之后兴盛起来的白话小说则是由话本的编创和传承所引起的。宋人话本的创新意义除了使用白话，还在体裁上衍生了以章回体为主的近体小说。如浦江清师所说：“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宋元话本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话本并非宋代才有，至晚唐代就有“说话”之称，与讲经、转变一起进入宫廷了（《高力士外传》），敦煌遗书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画）本》之类的作品，而且《王陵变》《李陵变》《季布骂阵词文》等实际上也是广义的话本。唐代还有“人（民）间小说”“市人小说”等名称，只是未见话本留传。但说话技艺到宋代才兴盛起来，引起了文人、学者、官僚们的注意，并由市井进入了宫廷。因此我统称之为近体小说。 北宋时党进听到“说韩信”的故事（《杨文公谈苑》），杨安国引过赤松子赠张良的诗（《类说》卷五六《刘贡父诗话》），王彭听到说三国的古话（《东坡志林》卷一），吕缙叔听过僧希用的史汉书讲说（梅尧臣《吕缙叔云叔嘉僧希用隐居能谈史汉书讲说邀余寄之》诗）。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影戏”条说：“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后来如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就说“小说起宋仁宗时”，清代人多据之沿袭其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七，载周穜奏章为传闻的故事做解释说：“必是市井小人听说前代史书语传者为此尔，今岂有此事。”a所谓“听说前代史书语传”，就是从市井听来的讲史，可见这类故事已为士大夫所熟知。宋徽宗时的东京，勾阑瓦肆曾有许多说话人在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的记载，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尤为著名的是“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另有“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也可以列入说话人的名单。南宋临安的说话人也很多，影响很大，如张仲文《白獭髓》所说：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但除小说、说经、讲史书三家之外，没说清楚第四家是什么，至今存有疑案。 讲史家是早有悠久历史的，汉代的《虞初周说》应该是讲史的先驱，前人都认为“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张衡《西京赋》）。讲史家的传统伎艺，唐宋以来始终传承不断，到南宋则“小说家”更为盛行。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和《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的记载，演史的有乔万卷、许贡士等二十余人，小说家有蔡和、李公佐等五十多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是一篇宋代说话的重要史料，题下原注“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已显示了以小说家为主的潮流。后面《小说开辟》著录的篇目有一百多种，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个小类。这可以说明南宋时小说家比讲史家更受人重视。大概因为小说家题材广泛，故事有趣，篇幅短小精悍，说话人更接近平民生活，艺术精湛巧妙，如《都城纪胜》所说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因此，长篇的讲史平话和题材多样的小说家话本相结合之后，才产生了像《水浒传》这样的辉煌巨著及许多章回小说。 当然，讲史家的题材重大，人物众多，说话人和书会先生知识渊博，能给听众以文化娱乐、历史知识和品德教育，始终是近体小说的重点项目。从题材和素材来说，几乎所有的宋元讲史话本都有传承的改编本。如元刻本《全相平话》中的《武王伐纣书》演化为《列国志传》《封神演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融化入《列国志传》及《孙庞演义》《走马春秋》，《前汉书续集》演化为《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及《东西汉演义》等a；《永乐大典》本《薛仁贵征辽事略》融化入《隋唐两朝志传》及《唐书志传》《说唐后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等，但更早的唐史话本却失传了。《五代史平话》与后出的《南北两宋志传》有交错重合的关系（《南宋志传》实当作《宋传》或《五代志传》），另有一部题为罗贯中编的《残唐五代史演义》，可能有更早的祖本，源自另一个系统的五代史话本。还有一部《三遂平妖传》，也传为罗贯中所编，从语言风格看，似乎还保留了不少宋元话本的因素。它也是在讲史中融合了小说家的成分，编定的时间应该略早于《水浒传》a，不过冯梦龙补编的《新平妖传》却造成了文献考证的混乱。 最重要的是《三国志平话》和《宣和遗事》，留待后面再说。 宋元讲史的话本，现存的大多是元代刻本，以元末作为下限，只能据以大致推测宋代讲史的实况。我们必须注意到，讲史是连续演说的长篇故事，其话本只是提纲性的简本。话本作为一种俗文学，除了口传性无法保存之外，还保留着群体性（因而又有匿名性）和传承性、变异性的特点。在没有留声机、录音机的时代，不可能留下完整的语录式的繁本，因而不足以说明宋元说话的艺术水平。《三分事略》和《薛仁贵征辽事略》的标题就显示其只是粗存梗概的节略。有的文本只是抄录史书的资料，口语化程度极低，甚至节略到难以读通的地步。 例如《薛仁贵征辽事略》，题名“事略”，就说明它只是一个唐史故事的节略本，演说时一定还会加上许多细节的铺叙。但从现存话本看，薛仁贵一次次被张士贵和刘君昴冒功，还屡遇险境；唐太宗要找白袍小将，一次次错失机会，擦肩而过。这种波澜迭起的“悬念”，正是说话人的叙事艺术，现代曲艺叫作“包袱”或“关子”。其中有一首诗：
这首诗和许多情节，又保留在成化刻本《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词话里（文字略异），可是“将军三箭定天山”的战役不是唐太宗时的事，而是唐高宗时打九姓突厥的战绩。明代龚绍山刻本《隋唐两朝志传通俗演义》里的薛仁贵故事另有所本，但也收入了“三箭定天山”这段故事，把它改写一番插到第八十九回之后，出现了两个八十九回，这是明代书坊主人胡编乱改的产物。稍早的熊钟谷本《唐书志传》第八十九节也有“薛仁贵三箭定天山”故事，则把《事略》里的扶桑国改成了铁勒，把元龙、元虎、元凤三将改成了万留公、万济公、万通公，把那首诗改成了宋范菊轩的作品。于此也可见宋元话本对明代小说影响之一斑。 明代的书商坊主，一方面对话本肆意删节，减低成本，以利销售；另一方面又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做法，在改编时标榜“按鉴演义”“按鉴校正”“参采史鉴”，杂抄了许多书面资料，往往强调纪实，反而损伤了说话的艺术特色。（陈大康先生称之为熊大木模式）所以在《三国志演义》之后，就没有产生出优秀的讲史演义小说，可能就因为没有像罗贯中那样的专业作家来“编次”。明代不再出现有文化的书会才人，应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这里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研究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