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归来》是一本非常引人入胜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流放者在异世界中求生存的故事。作者通过精彩的描写，让读者跟随主人公的足迹，一同经历了他的挫折、成长和奋斗，以及他最终实现自我的故事。这本小说不仅描绘了一个异世界的奇妙景象，更是一部关于勇气、友谊和家庭的感人故事。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一)
如果我們稱劉擎的《現代西方思想》為講義，整編歷史上哲學學究思考，那麼《流放者歸來》是考利以優秀的文學語言描繪的一幅群像，囊括了整整“迷惘一代”的精神狀態與沈思錄。出版的時間和背景，美國正經歷著大蕭條、崩盤、戰爭、流放等分崩離析的混沌裡，生活在一個意味深長的世界中。這一代人從青年起幾乎切斷了與傳統或地域之間的紐帶，在已經國定下來的舊價值和尚未確立的新價值之間動蕩，為自身的歸屬感和注定回不去的明天鋌而走險。奇怪但卻必要的自主選擇、有趣的同感、社會現象的意識，有些像歷史的輪迴仍可以在今天當下的生活裡被看到。我們總願意替自身的這代哀其不幸，然而依然沒有一條具體的指導方法，價值千變萬化，每個時代都有冒險生涯。喜歡結尾：當你走出這個時代時，你還是會感覺到一絲欣慰，就好像從一間人聲鼎沸的房間裡出來，走進了冬天的暖陽裡。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二)
流放者归来。避免想当然 我又回过头把作者马尔科姆•考利的生平看了下，确定他不是年轻时自杀。我并不熟悉作者，也只是通过他描述的许多人的自杀，下意识以为他是那个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一个情绪崩盘者。况且，他还在某处说，自杀是诗人的职业病。或许，这本讲述一战后迷惘一代的故事，最出彩的反而不是那种修辞，尽管我也试图记下一些。宏观铺陈夹杂着个体细节的东西 总是让我下意识地认为那种叙述很美国，试图在日常粉尘中卷起一些理想的浪花，那种亢奋中对着外部事物指点江山，最终又落实到个体想干番大事的起起伏伏中，一个天才的自毁沉沦，或者明见顿悟，于是调子和牢骚越拖越长，时而针砭时弊，时而心里剖析，那种激情的语素如电流一般激荡人心，时而想到己身如此乏善可陈，顿生无话可说之感。文化不自信的一代年轻美国人，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巴黎，这也构成整本书中很重要的意绪，文艺青年与艺术大师的遭遇，时髦的文艺青年的追求，最终因为回归，而遭遇了更大的危机。以至于，那种欧洲大陆看来的掌故和自身文学素养而亮出的招子，都像是开胃小菜。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流亡欧洲，很大部分是因为嗜赌，并跟屠格涅夫来番口角。比如，他作为记者采访乔伊斯，还给这位成功的文艺老者跑腿买邮票。文艺大家与生活的错位，说不清楚是实描，还是讽刺。种种掌故中，对庞德乡村解说员和学校校长的描述也很形象，考利在那里碰到了长得像拳击手的海明威，留着牙刷一样的胡子。考利的形容也是这么硬朗。对后进的诗人有些帮助的，当然包括庞德的教诲，以及男子汉歌谣的示范。瓦莱里诗歌上创作的小秘密，也能信手拈来。说到那个时间节点上过世的普鲁斯特，他便说普不像乔伊斯那样有野心 普鲁斯特是在其大脑里漫游的游客。当然，流放者这一代人的模范是艾略特。考利也花了不少篇幅从艾略特的诗歌，着重从《荒原》里分析，挖掘出一代人或者一个时代精神状况，未老先衰。也许，流放在欧洲相对后进的美国人，那种渴望用亡人的诗歌编织自己诗的想法中，有着饥饿的文艺青年朴实的渴望。这些文艺掌故，还有通向文艺的理解之路，最终在肉身回到家乡之时，一些真正的问题才出现，以至于，那些珍珠一样泛着闪光的文学见识，触动了战争归来者深埋在脑子中的自毁引线。那个可能唯一的文艺青年主角登场，一个名叫哈里•克罗斯比的二流诗人。作者最后花了大篇幅描述了这位二流人物的状况，反而让巴黎也好，达达里闪亮历史的文学运动家都显得可以略过，因为那些文学常识似乎可以在任意一本文学史中找到。唯独这位哈里•克罗斯比，更像是那些围绕着文学名家周围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他本可以安分地沿着父辈铺好的路，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良好的工作，娶妻生子，过往富足的一生。事实上，这位诗人的确也这么去努力。一战的经历改变了他 他回不到一个名校出身参加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回不到银行家的父母铺就的金融之路。尽管父母也把他安排进这个轨道上，但酗酒的他，最终和别人二十出头的老婆，自杀。两人头上留有一个洞，这在作者笔下也变成迷惘的孔洞 仿佛充满文学激情的理想，最终和着29年的股市崩盘，一起被命运的枪声放倒。我读的时候，幻想作者也要走那条路。海明威走了那条路，但已经是在很久之后 甚至有点不年轻的时候。而这个当事人，还没有写出天才之作的银行人，才三十出头，在报纸报道自杀的第三天，失去了热度。我有限的阅读经验 时常让我胡想 仿佛迷惘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的真正先辈，不过，事后看，除了文艺的属性类似 后来者有些撒娇。只是，当垮掉派边缘人物布劳提根在债务危机种种之时掀掉头盖骨，一切结论也变得审慎起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谁知道呢。就像作者在书中形容一个文学人物的一句话，那里睡着的是美国文明。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三)
译自Poetry Foundation
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出版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学史《流放者归来》，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重要作家的地位。三十年后，也就是1965年，Literary Times的编辑写道：“在今日美国，马尔科姆·考利是仅次于埃德蒙·威尔逊的最杰出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
1934年初版
20世纪30年代早期，考利的名字经常与政治左派联系在一起，但也有评论经常指出，他作为评论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处理。Literary Times的这位编辑写道：“可能没有一个人比考利做得更好……他以其对《袖珍本福克纳选集》出色的介绍，在1946年牢固地确立了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重要作家的地位。”
考利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史家之一，他的《流放的归来》，如果不是20世纪20年代最权威的编年史，也肯定是最受广泛阅读的作品之一。1934年，本书首次出版时，J.D.亚当斯在《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是我们时代一个作家的真诚尝试，他阐述了他自己和他那一代人，追踪了他们观念的流变，以及他在成长岁月中受到的其他影响。考利先生的书是极具价值的文献。未来的文学史家会对本书感兴趣，就像考利先生的同时代人对这本书感兴趣一样……”1951年，《流放者归来》修订版出版，引来了更多的好评。劳埃德·莫里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中称赞“在对传奇般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生活的所有描述中，本书是最为动人的”，并说本书“为美国小说和诗歌复兴的时代提供了一幅亲密而真实的写照”。J.W.克鲁奇在《周六文学评论》中说：“考利先生对包括乔伊斯、T.S.艾略特、普鲁斯特等老一辈最为成功的作家的评论非常酷，而且总体上远远超出了偶像崇拜的范畴。但这些评论看起来又极为公正，而他对巴黎左岸和格林威治村的描述色彩斑澜，又丝毫没有夸张之处。”
考利另外一部大获好评的文学史著作是《第二朵花：迷惘的一代的作品和岁月》。本书涉及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E.E.卡明斯、桑顿·怀尔德、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哈特·克莱恩的作品。《纽约时报》评论道：“这证明了考利作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天赋，他的视角是新颖的；也就是说，他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洞察，和他对这些作家本人的刻画，同样引人瞩目。”
刘易斯·P.辛普森在《西瓦尼评论》中写道，考利把自己职业生涯的一部分献给了“将美国作家从疏离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根据辛普森的说法，疏离的主题贯穿了考利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诗歌。“作为‘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创造者和诠释者，”这位评论家继续说道，“考利对这一代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定义了一种名为‘流放诗学’的创造力神话或传奇。”他先是理解了美国作家童年时期的流放状态，接着理解了他对社会的流放，最后是对自我完整性的流放。在《流放者归来》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前两个“阶段”;而在他的诗集《蓝色的朱尼亚塔》中，第三个阶段——自我流放——是显而易见的。
在接受艾伦·盖勒的采访时，考利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与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我认为现在有一群非常有趣的作家。”他提到了索尔·贝娄和约翰·契弗，认为他们是这一群作家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品味）变得更加成熟了。它是否变得更好，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它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参考点。”他还说:“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没有人再相信他有责任或能力以任何程度或方式重塑或改变环境。”
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考利对《南方评论》的采访者黛安·U.艾森伯格说:“我并没有强迫自己去写一些别人真正期望我写的大作品。我也有机会，但我没有强迫自己去完成。事实上，我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把自己逼得够狠，这是我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都在文学领域度过感到满意。他对艾森伯格说:“作家的职业是把文字转换成模式，这是一项费力、乏味但可爱的工作。我热爱这个行业。而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
考利的大部分著作是在他70岁生日之后出版的。1983年，他停止了写作，从此一直在从事文学研究这一副业。他的文件存放在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和耶鲁大学。“太多该死的论文了，” 他在去世前四年，也就是1989年说，“剩下的时间不够了。”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四)
作者：叶克飞 首发于公众号“欧洲价值”
“我相信，这就是战争对我们最终的影响。这是在如‘迷惘的一代’这种做作的词汇背后的真实感情。大中小学使我们在精神上断了根，如今我们又在物质上断了根。成百上千的我们，成千上万的我们，脱离了我们自己的土壤，就像被一台挖土机铲起来，然后被抛在陌生的人群中。如今，我们所有的根都已经断掉，甚至包括我们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传统，甚至包括我们的社会阶层所普遍具有的那种沉着和节俭的气质。陌生人为我们提供食宿，提供衣物，陌生人指挥我们。我们染上了不负责任的毛病——还有爱旅行、追求刺激的毛病，它使得我们过去的生活显得不堪忍受。然后，就像开始一样突然，战争结束了。”
然后，他们回到了纽约，“回到了一个和我们没有任何关联的地方，在那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来自另一个城镇，而且都希望把自己的故乡快点忘掉。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没爹没娘，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没有比昨晚的派对更远的过去，也没有比今晚的派对或明天要写的一本幻灭的书更远的未来。”
年少时，也曾有过如《流放者归来》这般形容的时光，那些“更远的过去”和“更远的未来”，都不若当下，迷惘中有坚持，自由中有憧憬。也正因此，它成为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
上世纪20年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这些后来创造了美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年轻作家们因为倍感疏离与压抑，纷纷逃离美国，前往巴黎寻找自由的生活和归属感。这些“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与过去脱离了关系，无法接受过去的那套行为规范，也因为他们想生活在流放中。
《流放者归来》记录了这段自我流放的生活，也让作者考利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史家之一。1934年，本书首次出版时，J.D.亚当斯在《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是我们时代一个作家的真诚尝试，他阐述了他自己和他那一代人，追踪了他们观念的流变，以及他在成长岁月中受到的其他影响。考利先生的书是极具价值的文献。未来的文学史家会对本书感兴趣，就像考利先生的同时代人对这本书感兴趣一样……”1951年，《流放者归来》修订版出版，劳埃德·莫里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盛赞：“在对传奇般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生活的所有描述中，本书是最为动人的”。
《流放者归来：1920年代的文学浪游史》
它也告诉年轻人们：你们可以抛弃前人的包袱，步入自己的时代。一次次再版的它，激励过一代代年轻人。在中国同样如此，它多次再版，曾入选“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深的100本书（1978-1998）”。
这一次的新版，增补了文学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的导读、1934年版的尾声、围绕《流放者归来》的出版史及大事记，以及作者亲手绘制的1924—1949文艺生活史表。
“迷惘的一代”所身处的美国，正值经济腾飞期。当时，各种新锐行业集中于纽约，地区传统渐渐消失，也正是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个浮华时代。那些在商业社会里格格不入的年轻人，专注个性，充满渴望。
书中写道：
“这是欧战的第一年，在纽约，摩根银行正在忙着贷款；在华盛顿，总统正在修正他的关于中立的概念：已经决定将有几百万美国青年离开家庭去服役，由政府供给膳食，把他们教成不负责任的英雄。在底特律，亨利·福特已经开始制造我也弄不清市每天多少钱辆，还是每年多少百辆完全相同的汽车。格林威治村挤满着外国艺术家，在哪里开始形成新的生活准则。全国各地的青年妇女都再度弗洛伊德的书，企图解脱她们心理上的抑制。爱因斯坦在柏林学习，普鲁斯特在巴黎写书，乔伊斯在里雅斯特失去当私人教师的职位后，到了瑞士，每天花十六小时《尤利西斯》。全世界的社会党都在支持战争并进入国防内阁，可是俄国战线动摇、崩溃；列宁在流放中计算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动机。所有决定我们这一时代历史方向的各种力量已经在活动。与此同时，在波士顿、匹兹堡、纳什维尔、芝加哥，我们这些十七岁和十八岁的男孩对世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他们的迷惘与众不同。在历史上的其他时刻，年轻人的迷惘往往因为经济压力，他们却恰恰相反。“迷惘的一代”作家群甚至是历史上迈入成名专业作家之列的最年轻一代。这让他们完全可以抛弃那些平凡的铁饭碗工作，年纪轻轻便凭借写作成名并获取丰厚收入，甚至一出道就是职业作家。
当然，他们的收入仍然无法支持一掷千金的生活，甚至当时开始风行的分期付款，也无法让他们承担奢侈品，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推销自己，屈从于流行，去写那些商业化的小说。
于是，他们选择乘船去欧洲，逃离眼前的问题，寻找另一种人生。即使，“我们跋涉三千英里来寻找欧洲，结果找到了美国，找到了在梦幻中一半被回忆起、一半被歪曲、并被传奇化了的美国。”
书中的巴黎，是“刺激神经、削尖感官的一台巨大机器。绘画和音乐、街上的嘈杂、商店、花市、时装、衣料、诗歌、思想，一切都似乎在朝着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痴迷状态运动。”也正是在巴黎，他们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这些可能性，在惯于马后炮的后人看来，自然有世俗标准的对与错，并由此引发赞美或嘲笑。可是，正如书中所说：
这些作家所做的事情，“即使是最蠢的事，除了干蠢事的人和他们的近亲之外，没有给别人造成痛苦。这可不像以后岁月中各国政治家的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蠢事，这些蠢事使他们身居高位，却使我们其余的人频于面对我们毫无准备的事。”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五)
作者：姜向明
马尔科姆·考利（1898—1989），是美国著名的诗人、文艺评论家，资深的文艺编辑。《流放者归来》是考利的代表作，也是在对“迷惘的一代”进行文学总结与文艺批评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著作。考利自己作为“迷惘的一代”的成员，有着这一代作家共同的生活经历（按照考利的说法，可以归纳为“流放与回归”的模式）与文学体验，这也使得本书在同类著作中独具了真实性与权威性。 说到“迷惘的一代”，相信大多数人的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海明威。确实，这个词首先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小姐对海明威说的，然后海明威将它用于自己的处女作《太阳照常升起》的献词。此后，这个词就逐渐传播开来，成为了一种所谓的国际流行语，许多人在处于精神迷茫的状态下会把自己称为是“迷惘的一代”。
考利在本书里表示该词的形容词部分（“迷惘的”）有些夸张、浮华，但名词部分他是认可的，他觉得包括他在内的这一代人（其实说一代文人更合适）在生活与思想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因此被合并称为“一代人”是合适的，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一代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本书的“附录B：围绕《流放者归来》的出版史及大事记”。在这份附录中罗列的出版物及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是1915年至1934年。这样，我们就清楚了，“迷惘的一代”其实是指一批出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的美国作家。这一代文人的共同生活经历就是从美国去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留在欧洲各地漫游。 考利告诉我们，这一代文人不仅经历大致相同，就连他们的思想状态也非常相似。他们大多出生在较为富有的美国家庭，受过良好的贵族式教育，但正因为这种国际化的教育（其实就是欧洲文化的熏陶），使他们对美国的现实社会与文化产生了疏离感，使他们憧憬着欧洲文化，一心向往着要去欧洲游历一番。恰恰在此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们纷纷参军去欧洲投入战斗（其实不是真正地投入战斗，而是去参加志愿者服务，而且大部分人都成了医疗救护队或武器运输队的司机）。应该说，他们参战的目的是不纯的，他们投入的是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这也是造成他们迷惘的原因之一。 他们为什么要参战，因为他们想去欧洲，因为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因为他们都对死气沉沉的美国社会不满，因为他们都渴望一种冒险的、刺激的生活。考利把他们的这种行为称为“流放”，而且这是一种自我流放，主动脱离自己的祖国，去拥抱欧洲及欧洲的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中有钱的一些人继续留在欧洲，但余下的大部分人则纷纷回到了美国，考利也在回国者之列。可是，回国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迷惘感进一步加深了。战争带来的荒诞感与虚无感，在战争年代里培养起来的追求刺激生活、寻欢作乐的习惯，使他们无法适应平静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美国生活。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回到欧洲。这就是他们的第二次自我流放。考利的运气不错，获得了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奖学金，顺利地回到了欧洲。
这次的流放产生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结果，那就是重新审视美国及美国的文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么轻视自己的文化，摸索出一套用平常的美国口语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方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道理很简单，作为文艺家，他们在异国的生活不可能只停留在寻欢作乐上。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巴黎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文艺大本营，充满各种思潮、流派，各种文学运动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展开，说句不恰当的话，那真的是叫“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于是，考利有幸地卷入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运动。虽然他对这些运动无甚理解，也并不认同，但他毕竟亲身经历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学事件，而且将他的参与过程也写入了本书。既然他们要进行文艺创作，那就势必要考虑用什么语言怎么来写的问题。用法语像法国的文学大师们那样写吗？显然不可能。
就在此时，他们的眼光重新投向了祖国，重新审视了那些美国的前辈作家，重新发现了马克·吐温、惠特曼等大师。他们发现用自然清新的美国口语来书写自己的经历与思想非常合适，同时他们还可以在创作中融入许多从欧洲作家那里学来的新颖的手法。于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语言平实自然，再加上融入了象征、意识流，甚至达达主义的诸多手法，更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一种隽永深远的意境。更幸运的是，他们那种崭新的写作风格在欧洲广受好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迅速地获得了国际知名度。 对美国的重新发现，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回归。结束了在欧洲的自我流放，他们回到了美国，从事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编纂各类报纸杂志，与此同时，他们还怀揣一种梦想，想把欧洲的那种文艺氛围、生活方式植入美国。到此为止，这一代人就完成了考利所谓的“流放与回归”。写到这里，我其实是把本书的内容脉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接下来，我想就这本书本身的特色来给读者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这本书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1934年的初版和1951年的作者修订版。您现在看到的这本就是修订版，不过贴心的编辑不仅把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对我们做了说明，而且把初版的尾声部分以附录的形式附在了本书的末尾，以方便我们进行对比。初版的副标题是“思想的陈述”，修订版的副标题是“1920年代的文学浪游史”。从标题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初版侧重于思想，而修订版则侧重于历史。初版的销售业绩不太好，许多评论认为其阐述的思想枯燥乏味、模糊空洞，后来考利自己也不满于当时“幼稚的政治思想”，于是有了修订再版的想法。修订版去除了许多思想性的内容，加入了更多的史料，一推出即收获了广泛的好评，销售量也节节攀升。在修订版中，考利用流畅生动的写作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1920年代的文艺活动全景图，勾勒出一幅幅著名作家的肖像画。凡是对那个时代的文艺感兴趣的读者，相信都会对本书读得不亦乐乎，对于那些“迷惘的一代”文学的粉丝来说，这本书更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入门读物。 最后谈谈我的翻译，这本书是我迄今为止翻过的最“大部头”的一本书，翻译时间也最长，几乎用了整整一年。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这本书涉及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而我自己的学识又那么浅薄，所以不得不一再中止翻译，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去寻找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背景信息。所以说，这本书的翻译对我来说真的也是一段学习的过程。由于我一向对“迷惘的一代”的文学十分喜爱，尤其欣赏海明威的文字与风格，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翻译这本专门研究“迷惘的一代”的书，在这里也要感谢浦睿文化给了我这个机会。 既然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而它的译者又是一位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马大哈，书中的失误、错误，甚至谬误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我在这里不想说请读者们多多包涵，我想说的是恳请有知识有文化的读者们帮助我、指正我，这样在我未来的翻译道路上才可能会出现那么一点点提升的希望。
本文作者系《流放者归来》译者，排版略有改动。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六)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初版于1934年。
193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美国经历了股市大崩盘、经济萧条，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社会刚刚有所起色。
很多作品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关键节点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社会思潮的形成。
《流放者归来》完成了对整整一代人思考总结之大成。这一代人被叫作“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坦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用作了《太阳照样升起》（1926）的题词。对于经历杀戮和死亡场景的海明威来说，“迷惘的一代”这个称谓有一种特殊的权威，它传递了一种观念，在那些一战幸存的年轻人的心灵里，残酷的战争和战后放荡奢靡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收藏家，花园街27号沙龙主人。在当时巴黎艺术圈有非凡影响力，是最早扶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家之一，艺术青年、作家对她的沙龙趋之若鹜。
马尔科姆·考利的概括：“他们是迷惘的一代，首先因为他们被连根拔除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几乎切断了他们和任何传统或地域之间的纽带。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另一种生活准备的，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在战后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也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找乐子的生活）。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想要生活在流放中。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过去的那套行为规范，也因为他们对社会及作家在其中的地位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一代作家属于已经固定下来的旧价值观和尚待确立的新价值观之间的一个过渡期。”这段话很重要，特摘录。
这段话出现在《流放者归来》的序言，这个序言并非写于1934年，而是1951年该书重版时的产物。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在本书导读中指出，在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想要表达的是在发展中的的美国文学传统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到了1951年，公众已经对这种传统以及考利和他的同辈人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有了认识。福克纳认为1951年是重版该书的绝佳时机，考利也说50年代已经不是“喜欢认真思考的一小撮酒鬼”的时代，而是“美国文艺的关键时期”。《流放者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后在美重印了三十次。
莎士比亚书店，诞生于一战之后， 主要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当时在巴黎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都是书店主人西尔维亚·毕奇的座上客。
1951年版对1934年版的正文没有大的修改。1934年，与在此之前，当考利提笔之时，并不是1951年序言所表现的外部审视态度，他不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文献式的综述，《流放者归来》是一部自我代入感强烈的文学作品，它采用了“我们”的叙事角度和抒情笔调，用不断呼唤的“我们”作为一种缔造传统和召集令的方式——“我们”是同时代人。
这部作品是从马尔科姆·考利的成长经历与学校生涯说起的，一旦回望青春，我们的心中想必也会泛起类似的记忆与情绪。这是《流放者归来》越出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年轻作家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从家庭背景上看，“迷惘的一代”大部分作家，海明威、帕索斯、菲茨杰拉德、E.E.卡明斯等人，都是像考利那样，出身于医生、律师、农场主或商人等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多半在公立学校就读，在学业过程里逐步改变了乡土气，成为放眼世界特别是被巴黎气息、被欧洲文化吸引的年轻人。他们极少受美国的历史束缚，他们割断了地域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可是，1919年之后，世纪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让他们感到愤怒，而诸如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技术的革新，又让他们着迷，他们在分歧中、怀疑中、疏离中做了一些自己从前不以为然的事情，过度的自怜和夸大的自我意识让他们隐现灵魂危机，陷入迷惘。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泽尔达、女儿司各特。
实际上，“迷惘的一代”作家要比他们前一代的作家，比如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等人幸运得多，其中的许多人没到三十岁就成了有国际声望的小说家。“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是当时流行的选择。他们试图避开美国压抑的清教徒氛围，避开商业社会的粗俗、单调、沉闷和道德上的因循守旧，他们想在欧洲的自由空气里寻找自我的生活模式。然而，这个松散的共同体的瓦解是非常快的。欧洲在一战后的经济危机急遽地改变了“迷惘的一代”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那些原来居住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那些饱经达达主义、立体主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熏陶的年轻人，忽然发现美国和美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现在却要由边缘重新进入中心，必须快速调整他们对于文学的社会意义，对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
对于马尔科姆·考利来说，那些无法再把年轻人和外界事物联系起来，甚至无法使年轻人彼此联系起来的道路似乎仍旧指引着他和他的同代人。1934年的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像是刚刚经历一战、在废墟里挣扎重建的欧洲。马尔科姆·考利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怀旧的情感，渴望回到一些失落的、依旧残留在记忆中的地方或一些依稀仿佛的所在，但也伴随着对未来的兴奋乃至恐惧。失去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刺激考利不断翻阅“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理想的破灭保留着一种美感，年轻人注定要情愿或不情愿地从他们的文化困境中突围，《流放者归来》以“一本描述思想的书”的尝试来力求表现这个过程。
流放与归来，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写作者的宿命。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文化赋权之间的张力，促使作家主动理解自己在创作与世界的关联上的深刻投入。那种切断了传统或地域纽带的感受，迫使作家们或者所有飘离的人们从被留在身后之地和实际的此时此地两个角度来分析事物、看待自身，1951年的马尔科姆·考利、1934年的马尔科姆·考利，更早时的马尔科姆·考利，与他的伙伴是同时代人。“我们”与“他们”，也是同时代人。
北京日报 “迷惘的一代”，创作与世界的关联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七)
哈罗德·斯特恩斯归来了。在巴黎游荡了12年后，他回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切——声誉、才华、女人、公寓……
这是充满反讽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国的青年逃离自己的国家，前往巴黎寻找传统、自由与创造力。
不过31岁时，他就主编出文集《美国的文明》，他和同代的作家与学者在其中诅咒自己的国家，认定它无根、偏狭、市侩，倘若你想保持自由灵魂、体会文化的丰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欧洲。
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群美国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他们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不到三十岁，他们中最有才华、最幸运的就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因为远离，他们重新发现了美国，而借助欧洲的现代主义视角，他们描绘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机勃勃的幻灭感、一种自怜的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轻时，我迷恋这个故事。倘若“迷惘一代”为美国社会的迅速、戏剧性转变感到无根之痛，在巨大的商业与技术变革前陷入边缘，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的我同样如此。我反复阅读着迈克·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寻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流放异乡的浪漫感与归来时的荣耀。
哈罗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着探索与荣耀，而是对雄心与创造力的摧毁。他成了自己引领的潮流的牺牲品。在巴黎时，他常没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睡觉，海明威讥笑说“躺在那里的是‘美国文明’”。回到纽约后，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编辑了一本文集，却再也不能找回他失去的影响力。社会情绪早已转变，美国对欧洲的焦虑迅速的减弱，大萧条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入更极端的情绪，让他们憧憬的是苏联的试验、是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式的独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点了一杯old fashion，再度翻阅起《流放者归来》。这酒店名与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无关系。在20世纪初，这片凌乱区域曾是反叛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那是一个J.P.摩根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唯有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来对抗这强大的外在秩序。他们彼此谩骂与安慰，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倘若这仍让人窒息，他们就逃离。迈克·考利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往返。
而如今，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顿昂贵的时髦的象征之一。在昏暗的灯光下，Art Deco的设计过分精致，一楼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们都有一种刻意的随意。杯中的黑麦威士忌过分爽口，毫不苦涩。我的意外不无矫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亚的味道。自消费主义诞生以来，昨日的异端总是轻易地化作今日的流行。
还是说，我的这感慨本就过分矫情。反叛从不是这么浪漫，贫穷艺术家并不总占据道德与审美上的制高点，总是逆潮流。
一个世纪前的格林威治的艺术家们不仅被粗鄙的物质时代压抑，他们也受惠于一个蓬勃的商业文明。这个商业时代催生出人们消费热情，现代大众媒体与娱乐就此诞生。印刷业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写作者——不管是小说家、杂志编辑、广告文案、还是编剧——都成为一种新时尚。而当他们逃往欧洲时，他们不仅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那样糟糕，更发现美国蓬勃经济、坚挺的汇率，能让他们以更放纵的方式享受这个老欧洲。而当他们中的杰出者获得世界性承认时，你很难说它与美国日渐重要的国际地位无关，世界开始关心美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930年把文学奖授予辛克莱·刘易斯时这样声称“他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溶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中。伟大的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
这评语也像是对爱默生一个世纪前的感叹的回应。这位美国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国文化能摆脱对英国的附庸地位，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品位。在几代人之后，它在“迷惘一代”身上实现了。在这漫长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遗忘。很有可能，他们并非不够杰出，而仅仅是运气不佳。比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更年长一代的作家们，成长于1890年代，从未迎来他们的绽放时刻，他们被时代的转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许更具普遍性。如今想来，是《流放者归来》记录的荣耀、而不是挫败，才是击中了我的原因，没有日后的荣耀，这挫败会显得过分窒息。但历史中的基调却是挫败。
挫败却却激起另一种回想。在“迷惘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说家们，世界开始兴奋于美国人怎么感受，却还没准备严肃对待他们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涌来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被这个国家的浅薄所震惊。直到1960年代，这个状况才因“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而改变——美国人也能为时代提供崭新的分析。哈罗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遗忘的先驱者。
二
对于纽约，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个城市自然迷人，自从1930年代以来，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与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别的国家与文化的流放者们的梦幻之地——你逃避家乡的逼仄，赢得新的荣光。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放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或是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他们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八十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驱使他们获这成功的除去个人的创造力，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灾难、然后戏剧性崛起，把他们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合作。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艺术与世界性的财富从来就结为一体，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正代表财富的新潮流。
但他们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小部分。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是另一种命运，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性的。他们与这群中央的艺术家是同代人，他们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戏剧性地逆转。但他们从事的事业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空洞口号中。他们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它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的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 Arias曾写道，他目睹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他们就必须自我流放。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经常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地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过分功利性。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恐惧本身的价值。
《流放者归来》读后感(篇八)
对于爱书人而言，一次性批量收入某个心仪作家或主题的系列作品，无疑是最幸运的书事之一。更何况这批书籍被大洋彼岸的藏家颇为精细地保存了数十年之久，且本本都有原作者亲笔签名或题词。因此，当我从漂洋过海而来的书箱中逐册拆开这些珍贵的签赠本时，那种满满的幸福感是可想而知的。
马尔科姆·考利的九本签赠本和《流放者归来》2021年最新中文精装版
这批藏书一共九本，得自纽约一家旧书商，作者是我自大学时代起就颇为喜爱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
考利在每一本书上的亲笔题赠
据书商所言，其中八本的前主人约翰·佩里（John Perry）是考利的生前好友，因此这八本书也基本上囊括了考利自《流放者归来》（Exile's Return，1934年）以来五十年创作生涯的所有代表作。另外一本考利晚年作品《八十岁的展望》（The View from 80，1981年），则来自考利的晚辈同行——同为文学评论家的唐纳德·福克纳（Donald Faulkner，195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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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是，在我拆开这册书的塑封时，还自书中掉落一封考利写给福克纳的亲笔信，泛黄的考利专用信纸，正文由打字机打出，落款亲签，实乃意外之喜。从信中内容来看，语带诙谐的寒暄之后仍是学术往来，大意是考利告知对方在得到出版方Viking授权后即可正常引用书中观点，还很贴心地写明了有关内容在书中的具体位置，其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可见一斑。这一点在日后以诺奖得主威廉·福克纳为首的同辈及后备作家的回忆文字中也多有反映。
马尔科姆·考利1982年写给唐纳德·福克纳的亲笔信
考利生前一直被称作美国文学史的活化石，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他生前的近一百年里，几乎亲历和见证了美国每一次文学潮流的兴衰，又与每一个潮起潮落的知名作家都有交情或交集，同时也能以参与者的狂热心态和旁观者冷静视角将每一段潮流以文字方式记录和书写下来，最终让自己也成为了文学史本身。
考利1898年8月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尔萨诺（Belsano），成长于匹兹堡（Pittsburgh），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不过，与整整一代美国文艺青年类似，他在哈佛的教育因一战爆发而中断。1917年，考利以救护车司机身份加入美国野战部队，奔赴法国前线。一年后战争结束，考利返回哈佛，两年后顺利毕业，并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以为杂志撰写书评谋生。
1921年，考利获得美国野战部队奖学金一万两千法郎（大致相当于一千美元），携妻赴法国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留学，1923年返美。在法期间，考利一边研究法国古典文学，一遍为杂志撰稿试笔，同时还结识了很多当时自我放逐至法国的伟大作家、艺术家如庞德、斯坦因、艾略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普鲁斯特、瓦雷里等，受其影响同时也吸收了阿拉贡所推崇的达达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和历史观。
回国后，考利在1929年大萧条伊始接棒前辈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担任《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长达十五年之久，就此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中坚力量。日后成为考利最著名作品（同时也是美国文学史旗帜性著作的）《流放者归来》一书最初的章节，便是这一时期撰写并陆续发表于《新共和》的。
《流放者归来》中文版英文版合影
《流放者归来》1934年初版时的副题写作“思想的记述”（A Narrative of Ideas），1951年考利亲自修订时改为“1920年代的文学浪游史”（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 1920‘s），此后便以这一修订版行世。因此，考利的视角，不是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为整整一代人树碑立传（这代人日后被称作“迷惘的一代”，包括考利自己），考利所追记的，不是文学史单纯的文献式记录或总结，而是思想的源流与变迁。
在考利笔下，这代人先后经历过多次流放与归来。先是世纪之交与故乡小城的分离，流放于大城市的校园；接着是学业被一战中断奔赴欧洲，流放于战火之中；之后是硝烟散尽后肉体的流放结束，但精神家园无尽空虚，于是再次自我放逐至巴黎游学；最后是不论各自是否能找回自我，也都渐次返回美国，哪怕继续着精神放逐。好在无论是精神还是地理上的流放，这代人最终都通过写作实现了回归。也正是从这一代人起，美国文学正式从欧洲文学、英国文学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旗手；而考利和他的《流放者归来》等作品，正是实至名归的摇旗呐喊者和推波助澜人。
我是在上世纪末的人民大学图书馆里无意中读到《流放者归来》中文版的，只是当时既不了解考利本人，也不知道那本1986年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精装本正是本书的中文首版。但读完后就大为激赏，留下了极深印象。所以2006年华章同人再版列入“重现经典”丛书时，我也朝花夕拾般买了一本回家，重温那个伟大年代的同时，其实也重拾了自己的阅读记忆。再之后就是去年这批来自考利故乡的签赠本，基本上涵盖了美国近百年文学史的方方面面，蔚为大观。其中那本《流放者归来》蝴蝶页上赫然被考利自豪地写着“五十年后（1984年）仍在重印”的题赠，而事实证明，又过了三十多年，本书依旧在全世界范围内重印。这不，最新的中文精装版上个月由浦睿文化再版，到手后我翻开起首一篇长长的导读，发现竟是我那封信的主人、评论家唐纳德·福克纳所写，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考利亲笔题赠：五十年后仍在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