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与不及》探讨了人生中的取舍与平衡，强调在追求目标时应避免过犹不及的陷阱。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作者提醒读者在面对选择时，需理性思考，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以实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过与不及》读后感(一)
科克•施奈德（Kirk Schneider）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既拒绝了肤浅乐观主义的空虚，同时也避免了沮丧的悲观主义态度，他是通过对悖论（paradox）的论述来实现这一点的。
这种悖论式的生活，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尼采（Nietzsche）等人都曾讨论过，但在我们这个伪繁荣的时代却被遗忘。施奈德认为，生活中真实的快乐与创造力，来自于这种两极（polarity）并存的状态。他重视知识深邃的思想家们所指出的这种悖论。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蒂利希、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为伍，也与历史上许多其他思想家比肩。
尽管这不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适合于在午睡时间细读”的书，但这是一本可以召唤我们回到生活和心理学的基本法则的著作。它使我们想起蒂利希所认为的基本性的东西，即“不顾一切……也要生存下去”。《过与不及》将会帮助心理学再次回到其伟大的使命。
罗洛•梅
《过与不及》读后感(二)
如果说最好的成年人的人际关系是对矛盾的忍耐和适应性的调整，那么这些元素对于儿童来说应该也是可操作的。事实上，研究者们发现，极端的养育方式（收缩或扩张的）对孩子会产生极端的影响。同样，均衡的方式产生的影响也更为均衡。
即便是最好的成人，尤其是那些极具天分的人，其儿童期也绝不是一路平坦的，或被“安排妥帖的”，他们的成长反映了一些共通之处：例如，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亲往往将温暖与坚定结合起来，温暖给孩子以支持，而坚定的部分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待孩子既不拔苗助长，也不放任自流，而是提供与孩子的年龄与能力相当的教育。当发生不幸的时候——天才儿童家庭里似乎更经常地发生不幸，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不服从的天性——他们的父母（或照顾者）至少有一位是富有韧性的。因此，其父母的韧性可能成为天才儿童的灵感的来源，并且帮助他处理问题。
事实上这里的一个意涵在于，正如我们在前面的部分讨论过的那样，不幸以及对不幸的处理对于天才儿童来说是关键性的。如果他永远不能学会适当地面对或处理它，他在心理上就会成为有障碍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永远实现不了其潜能”的“笨蛋”。正如悖论原理所言，如果他永远不能学习和整合生命中的诸多矛盾，他就继续会把收缩与扩张看作是需要忍受的负担，而不是需要投身的挑战。
另一方面，许多发挥了其潜能的人却避免了这种命运。尤其是，这些人可能在一开始是急性、慢性或隐性创伤患者，因此，起初他们可能会出现功能失调的专注、恭顺、吞并或独断。然而，与前面论述的群体所不同的是，有人（或某种东西）帮助他们“磨合”，调教他们的性情。换言之，有人帮助他们驾驭和应用其过度的收缩或扩张。
有一些研究证明，儿童期经验的整合是重要的。例如，伯金和兰伯（1978）讨论了一个从极端失常的家庭中成长的青年的例子。据报告，除了他本人，他的每位家庭成员都住过精神病医院。然而，这个男孩在学校、运动场和政府部门工作中的表现都很优秀。研究者自己考察了这个男孩的背景，发现有两个人——都是邻居——似乎对他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一位是一个比他大的男孩，他视之为榜样。另一位是年长男孩的母亲，她提供的整合性的人际关系似乎正是这位年轻人所需要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位青年与她是“情感上的”滋养关系，但并不是共生性的关系，这“似乎培养了他走向独立和自我发展”。
德瑞瓦德尔（1964）研究过杰出心理学家群体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发现这些人似乎
很早就将独立与负责融于一身——要比那些没有创造性的但有成果的人，或者那些没有创造性也没有成果的人更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家庭成员（而不是非家庭成员）对于成就的压力，但与其他群体相比更不容易大起大落和发狂。（p.177）
在一项父母及其学龄前儿童的大型调查中，鲍姆林得（1971）发现，最好的父母是有“权威的”，他们既非过于严格，也非过于包容。根据研究，权威性的父母培养的孩子负责而独立；独裁而放纵的父母培养的孩子在社会上不负责、过于依赖、叛逆而且没有能力。
梅耶罗夫和怀特（1986）做了25年教育研究后，得出结论：
（最好的）父母在孩子一岁之前，并不害怕对其行为设定现实而严格的界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这些父母对其孩子给予了大量的爱和关注，对他们的每个需求都无条件地给予回应。然而，从8个月起，尤其是在15至24个月这个通常的“叛逆期”，这个阶段的孩子的需求只是试探他们可以摆脱掉什么，父母的回应是让孩子们知道，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p.45）
这些发现与卡根、托马斯、柴斯以及其他那些大量研究孩子及其家庭的人的结论一样。卡根总结道，“父母需要推动他们的孩子——温柔地，而不是过分地——让他们做一些他们害怕做的事”。
根据对婴幼儿的大量的观察研究，斯泰勒和卡普兰（1980）提出，最好的父母
（1）知道（他们的）孩子的动机；（2）以一种一致的方式对之做出回应；（3）以足够清晰、一致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使他们知道父母的反应；（4）有足够的耐心使孩子在此过程中发展出（a）动机（b）将行为进行到有结果（c）接收关于其行为后果的信息。（p.102）
研究者对这样整合性的教养方式提供了一个示例性的说明：
因此，我们注意到南希的父母清楚地设定了界线与不该做的事情，并给予了一个合理的自由度。通常，他们给予南希的回应展示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一定的框架内给予她宽泛的自主与自由，这个框架是清晰地界定好的、前后一致的，但也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南希适应了这种处境，接受了限制，并且逐渐发展出自我设定界线的能力。（p.100）
南希“自我设定界线”的能力在一个扔积木的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在搭积木的一项任务中，南希反复地、任意地将它们扔得一地。她的妈妈对其行为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当南希再次想要将积木扔在地板上时，妈妈不让她扔。南希试图再扔，但这次她只是慢慢地把积木堆放到了桌子的边边。这个行为被母亲看做是可以接受的，观察者将此看做是一种“在期望与禁令这一对矛盾中的创造性转化”（1987，p.825）。
与前述内容相关的是，理想的父母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沟通更有效。孩子们能够“听到”父母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坚决却又接纳，而不是专断或者优柔寡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正如卡根指出，甚至是那些具有极端化的气质的孩子，如特别害羞的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还是可以变得非常具有适应性的。他的研究明确地证明，理想的父母能够走出一条良好的管理孩子的路线。他们能够邀请孩子进入到对心理造成威胁的情境中（如带害羞的孩子去社交），但也知觉到如何在这样的时刻控制孩子，避免其脾性变得更糟。在这样的互动中，孩子学习如何协调其原有的行为与习得的行为，从而过更为全面和丰富的生活。
埃尔金（1987）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了如下总结：
我们的问题是总走极端。父母们要么太溺爱，要么太强硬。健康的孩子教养方式需要走一条中庸路线。当然，我们需要对孩子们做出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结合孩子的兴趣与能力。如果我们忽略孩子们的个性，为了“他们好”而将我们的愿望强加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从短期看是压力障碍，从长远来看是人格问题。（p.61）
埃尔金的导师皮亚杰（1971）不也强调了孩子与其周围环境的“平衡”吗？他写道，“所有的认知建构（其本身也是创造性的过程），依赖一系列因素的互动，这些因素中不仅包括一些积极的‘力量’，也包含一些需要克服的阻力”。
现在，我们可以从实证层面对理想的发展说些什么呢？首先，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教养方式需要有一个理想的收缩性/扩张性。父母亲过分限制或溺爱所培养的后代会形成相似的或相反的行为。从另一方面看，父母或养育者在特定的时候帮助他们的孩子应对驾驭收缩与扩张的能力，有助于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主心骨的、“更自由”的人。
《过与不及》读后感(三)
在中国,科克•施奈德的书渐渐被翻译进来了,继罗洛•梅、布根塔尔、弗兰克尔、欧文•亚隆之后,他成了中国读者了解的另一位西方存在主义心理学家。
施奈德算是新一代的美国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临床心理治疗学家,也同时是这个领域著述甚丰的学者。在他撰写和主编的书中,有一些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如《唤醒敬畏》（科克•施奈德著，杨韶刚译），《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科克•施奈德、奥拉•克鲁格著，郭本禹、余言、马明伟译），《存在心理学》（科克•施奈德、罗洛•梅主编，杨绍刚、程世英、刘春琼译）。在我主编的这套“存在心理治疗译丛”中，包括施奈德的《过与不及》（The Paradoxical Self）（高剑婷，吴垠译），《存在整合心理治疗》（The Paradoxical Self）（方红，赵秀文译），《敬畏之心》（The Rediscovery of Awe）（王学富，蒋慧译），以及他和布根塔尔、皮尔逊主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前不久，他的另一本书叫《极化思维》(The Polarized Mind)也在美国出版了。
施奈德在全世界一些国家举办演讲、开办存在心理治疗工作坊。
2010年，他受邀参加第一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2010•南京),在会议上做主题报告：“基于敬畏的心理学”。这个主题演讲给听众带了启发，特别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心理咨询师们开始了解和思考“敬畏”与心理学的关系。
2011年，他又受邀到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讲课,并在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讲课。
2012年,第二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在上海举办,施奈德是特邀讲员,继续就“基于敬畏的心理学”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举办存在心理治疗的“现场展示会”。
2013年，施德奈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韶刚教授的邀请，在广东省第二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国际论坛上做主题演讲。
这便是施奈德的中国之旅。
我是在2008年年底第一次见到施奈德。当时我在美国富勒心理学院做访问学者,霍夫曼(Louis Hoffman)（当时在洛基大学任教）邀请我去洛基大学参加一场存在心理治疗的研讨会,也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认识了施奈德,同时也认识了时任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会长的艾尔金斯(David Elkins)。在参加研讨会期间，我还参加了施奈德举办的存在心理治疗工作坊。这段时间里,我跟施奈德有了一些交谈,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他是一个极喜欢跟人探讨思想的人。他总是沉静地坐在那里,用舒缓的语调跟你探讨某一个话题，渐次深入。你会永远记得他那专注而又柔和的眼神。
我跟施奈德交谈中,也谈到两个人，就是杨韶刚和郭本禹。他们是中国存在主义心理学领域最早的翻译者、研究者、教育者。
我跟霍夫曼（Louis Hoffman）（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前任会长）和杨吉膺（Mark Yang）结识更早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存在心理学领域开展中国与西方的对话，例如，通过举办国际会议、研讨会，开始培训课程、合作研究等方式。在2009年，霍夫曼、杨吉膺、卡克劳斯卡斯（Francis J. Kaklauskas）、陈俊雄（Albert Chan）主编了一本书：《存在主义心理学：东方与西方》。我和几位中国学者（如申荷永、包兆会、王文胜）参编了部分章节。我们还设想在2010年在中国举办一场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并开始了会议的联络与筹备。通过我的朋友郑洪女士的介绍，我结识了孙立哲先生，得到他的热情回应与支持。然后，我们又联络了南京晓庄学院的陶勑恒教授。于是，在晓庄学院心理研究所，中方几家机构（南京晓庄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万生心语机构、南京直面心理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2010年，我们与霍夫曼所组织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存在-人本心理学家团队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施奈德受邀请做会议开场的主题报告。我们也邀请了郭本禹在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却没有联系上杨韶刚。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跟施奈德过从甚密,施奈德曾邀他到家作客,谈话之间,施奈德也向杨韶刚提到了我。到了2012年，美方的大会组织者跟复旦大学心理系孙时进教授的团队进行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在会议第一天的接待晚宴上,我在寻找杨韶刚,他也在寻找我。我们自此结识,成为朋友。这次跟杨韶刚兄见面,我收获了一份礼物,便是他翻译的施奈德的书:《唤醒敬畏》。更重要的是，霍夫曼、杨吉膺作为美方的会议筹备者，也有了一个新的合作者。结果是，2014年，第三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得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这次会议的一个遗憾是，施奈德未能前来参加。
在2015年，存在心理治疗世界大会将在伦敦举办，因为这次大会将有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参与，使它成为有史以来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领域真正的世界盛会。施奈德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讲员，而我也是本届会议的特邀讲员。我们将在伦敦见面，我还会继续关注他在思想上的进展。
我本人也一直想向中国读者介绍施奈德。在介绍他的思想之前,我先说一说这个“人”,讲一讲他的故事。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思想或理论，根源于他的生命故事，甚至,一个人的思想或理论,本身也是他的生命故事。当我们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就了解了他的思想，他的理论。
我最早了解施奈德这个“人”,是参加他在洛基大学举办的一场存在心理治疗工作坊,当时的体会是,他在治疗营造成一个“场”,这是一种关系的场,情感的场,其中有一种柔和的、感化的力量,触及人的内心深处,让对方愿意敞开自己,甚至敞开内在的伤害。随即，觉察产生了，医治发生了。这一次,我现场感受到存在-人本心理学所说的“关系的治疗”,其中融会了施奈德所说的“敬畏”，敬畏里有医治的奥秘。
到了2010年,在第一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上,施奈德的主题报告向我们阐述了他的“基于敬畏的心理学”，主张“唤醒”我们文化里的敬畏，“唤醒”我们内心里的敬畏。在其感发之下，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归良心》。
我介绍施奈德跟南京大学生的赖永海教授认识。在2011年，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邀请了施奈德来做两天的讲座。同时他又到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来做讲座。我为他做翻译，一直陪着他，又跟他有个人的交谈,对他的思想就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里，他总会邀请我跟他一起探索思想,朝深处走。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一句话:许多人的困难是走到深处，我的困难是待在浅处。事实上,施奈德是可以“深入浅出”的。记得他在南大讲演的时候,因为许多听众没有心理学背景,我建议他“浅”一些,他便让自己“浅”一些,而且“浅”得很精彩，“浅”得更受欢迎。
在人类许多领域里,都有一些严肃而深邃的人,他们是学者、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他们有着施奈德所追求的“深”。这种“深”里,有一种单纯,有一种迷恋,也正是因为这种单纯和迷恋,他们有所独创,而人类需要这样的深度。存在心理治疗可以说是一种深度心理学，它的一个特征,就是让我们从浅而入深,从琐屑的关注而进入存在的根本。
说到这里,我想到孟德洛维兹(Ed Mendelowitz)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施奈德的。罗洛•梅被认为是“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而施奈德和孟德洛维兹都是他的学生。施奈德住旧金山，孟德洛维兹住波士顿。据孟德洛维兹讲述,有一天,施奈德要从旧金山到波士顿,临行前,罗洛•梅对他说:你到波士顿去，我介绍一个人跟你认识，他叫艾德（即孟德洛维兹）。于是,施奈德与孟德洛维兹在波士顿见面了。他们都是迷恋深思的人,见面之后就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探讨思想,不觉之间走累了, 随意走进一个街边酒吧,坐下来继续谈论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这时周围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有女子跳裸体舞。他们这才发现撞进了一个有色情表演的酒吧。这时，孟德洛维兹说，他就无法专心谈论哲学了,而施奈德兴致正高，完全不理会环境发生了什么。孟德洛维兹说:我自愧弗如呀！
后来,在南京见到施奈德,就此事向他求证,他又深思良久,仿佛在追忆,然后慢悠悠地说: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他的回答让我喜欢，在我的理解里，一个存在主义者不仅是深思的，更是感性的、情感的。
……
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
王学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