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简到唐楷》是一本描写汉字演变历程的书籍，通过对汉简、隶书、楷书的比较分析，展现了汉字书法的发展脉络。阐述了汉字书写形式的变迁与演化，以及不同书体之间的联系和转变。通过阅读这本书，使人更加深入了解了汉字书法的变迁历程，增长了对汉字艺术的认识。
从汉简到唐楷读后感篇一
在汉字文化史上，汉唐既是字体从隶书到楷书逐渐发展完备的时期，也是书法艺术逐渐自觉化、经典化的时期。正是由于字体演变与艺术自觉的交织，这个时期出现了隶、草、行、楷诸体并行，“民间”与“经典”并存的现象，在汉字字体和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冉令江长期专注于汉唐书法史的研究，在笔法嬗变、书体演变、书风流变及其相关的书写者、书写工具、书写材料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和探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从汉简到唐楷：中古时期书迹研究》一书，就是其十余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
作者从汉代出土的墨迹材料切入，由书写者、书写活动和书写材料与笔法的演变及相互关系论及以居延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代表的汉代简牍书风。并且，在对简牍书风进行梳理、考察的基础上，从笔法演变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隶、草、行、楷等书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分期，得出的结论不仅弥补和纠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明确指出“笔法是书体演变的根本动因”。此类不乏新意的结论，是建立在作者对新发现原始书写材料运用基础之上，以“民间”书迹来反观“经典”书法。特别是以汉代简牍与经典汉碑对比讨论，以魏晋残纸审视王羲之“今体”书风的形成、特征及演变路径，这无疑拓宽了当代对汉碑和王羲之书法研究的视野与路径。
此外，作者还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楷书的生成、流变及风格演变。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到具体的形式特征，从宏观考察到微观分析，本书分类展开论述，不仅为我们清晰的呈现了楷书的发展脉络和风格之变，而且为我们揭示了“提按”用笔与楷书之变的互动关系。
杨军（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院长、研究馆员）
来源于《中国书法报》2023年8月15日第32期
从汉简到唐楷读后感篇二
南朝化与北朝出口说是中古史的经典理论，笔者此处也不多加覼缕。由于南朝文化发达的客观史实，加上对所谓“游牧民族之精血”的形而上的论说无感，笔者对唐长孺先生的南朝化理论更有“好感”。
但今日既读此书，不免生发出一些新的想法。
文中曾提到，提按是中古书写姿势改变的产物，但在众多汉简、北朝碑刻中都有体现，更是成为唐代以后的主导性笔法。但既然“二王时代，用笔并没有明显的提按之法，书家体现点画的粗细、转折，很大程度上依靠发力与捻管”，同时南朝的书风又多次北传，二王的风格应该是北朝所不具备的，那是否可以认为提按是北朝继承汉魏古风而独立发展完成的呢？
又观魏晋残纸，固然可见贴学与碑学的共同特征，但南北分立、北方社会文化受到严重摧残的现实环境又有多少程度上影响了南北的书法发展呢？唐楷虽取法二王，但已有明显的提按，唐初欧阳询作为唐楷的奠基者，在“艺守陈隋”之外，又沿袭“北朝铭石书传统”，在“提按用笔与结构体势的确立”使得楷书“得到真正统一”。但是如果看向隋代智永所书，又能发现作为右军后人、由南入北的他在笔法上距唐楷仍有差异。可以说，唐代的书风，正是对南朝二王秀妍新体与北朝碑刻质朴古体的融合发展与统一。北朝碑刻中的提按笔法也成为唐楷中极其重要而又具有主导性的元素，为后世所延续继承。而这，也恰好是陈寅恪先生“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驱”的有力例证，是南朝文化征服北朝之外的一个“特例”。
南朝文化，无论是近体诗、骈文等文学传统，抑或是经学、类书、宗教等知识体系，都或明或暗地成为了隋唐文化的主流，但在书法这一点上，提按却好像成为了北朝的“菲勒斯”，给南朝书风注入了北方的基因，某种意义上为北朝出口说提供了重要支撑。
南北朝转向隋唐的机制相当复杂，笔者对于“南朝化”与“北朝出口说”的理解都很浅薄，或许有很多错误。同时，南朝书迹保留甚少，碑刻也几无所存，对这些吉光片羽的一些思考或许也会显得幼稚，还望师友海涵斧正。
从汉简到唐楷读后感篇三
汉代的书写方式与工具、材料
书写方式、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是书写活动不可缺少的，它们之中任一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书写效果。而且，“主书”之吏的书写方式、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直接诱导了书体的演变，是书体演变和简牍书法风格形成的外在动力。
(一)书写方式
书写方式是指书写者的书写姿态。它包括书写者的书写姿势、执笔和运笔方式。唐宋以前，由于高案桌椅尚未出现，人们的书写姿势不像今天是伏案书写，而是席地而坐，左手执简右手执笔。书写姿势的不同，自然会使执笔和运笔方式不同。关于古人的执笔方式、执笔姿势与书写姿势，当代学者也多有讨论：
古人席地而坐，左(手)执纸卷，右(操)笔管，肘与腕俱无著处，故笔在空中可作六面行动，即前后左右以及提按也。逮宋世既有高桌椅，肘腕贴案，不复空灵，乃有悬肘悬腕之论。
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能尽同，主要随坐具不同而移变。席地时代不可能有如今天竖脊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我曾注意观察古代人物画中所绘写字执笔姿势，也无不是斜执笔管的。
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9号墓西晋永宁二年对坐瓷俑(图1-2)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佐证。
图1-2 永宁二年对坐瓷俑
杨森在《浅谈中国古代执笔方式》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古代图录文献中的执笔图，如顾恺之《女史箴图》、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图1-3)等。庄天明在《执笔的流变——中国历代执笔图像汇考》一书中，对大量的古今执笔图像进行了梳理考证，厘清了中国古今执笔的流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指斜执笔”(单钩)(图1-4)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晋唐以前最为常用的执笔法。启功根据一些图像资料推测指出：“三指握管法是特指席地而坐时书写的方法，古人席地而坐时，左手执卷，右手执笔，卷是朝斜上方的，笔也向斜上方倾斜，这样卷与笔恰好成垂直状态。此时握笔最省事、最自然、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就是用拇指和食指从里外分别握住笔管，再用中指托住笔管，无名指和小指则仅向掌心弯曲而已，并不起握管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三指握管法与今日我们握钢笔、铅笔的方法一样……敦煌壁画上也有类似的形象。”
图1-3 《女史箴图》《北齐校书图》执笔
图1-4 （北宋）李公麟（传）《西园雅集图》（局部）三指斜执笔图
此外，我们从一些汉代画像石和壁画（图1-5）上也可以见到，汉人席地而坐，左手持简，右手捉笔，斜执笔书写的场景。郑培亮、卢芳玉根据汉人的书写姿势、汉代毛笔和简牍材料的特点综合考究后，认为汉人使用的毛笔之所以在笔杆长度、粗细和笔毫的选料上如此讲究，都是为了适应当时书写的姿势和习惯，以及使用的简牍材料。
图1-5河北望都2号汉墓壁画 《主记史》
图1-5河北望都2号汉墓壁画 《主簿》
学界将秦汉时期的这种书写方式称为“简牍书写方式”。它具有用指、腕灵活，纵向取势自然和快速书写的特点。有学者认为简牍书写方式与简牍文字形态和书体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沃兴华指出：“简牍文字右向倾斜，是当时人们书写运指为主，自然生理因素造成的左高右低字态。由于生理原因，汉字横画的书写，若强调用腕，会左低右高，若强调用指，则相反；强调用指，字右部折笔易连成一条左旋的弧线。重视用指的写法在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非常流行。”丛文俊指出：“秦简的字势与左手执册，右手写字的姿势有关，并指出其意义在于，能对平稳的篆体线条造成破坏，促进隶变的进程。”黄修珠在《论古代简牍书写方式与今草的形成》一文中谈道：“简牍书写方式主导了草书由隶草、章草向今草发展的方向，是今草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类似于马扎的胡床坐具开始流行，中原的床榻坐具也明显增高，它改变了中原人长期跪坐和箕踞方式，垂足高坐日益流行。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高案桌椅和纸的使用改变了人们的书写姿势和字的大小，人们的执笔方式也由“单苞”变为“双苞”(拨镫)，肘、腕的用笔方式也逐渐成为主流，笔画和字势的“右上”倾斜成为汉字的主要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