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乡记事》是一部描写上海乡村生活的散文集，记录了作者在乡村生活中所见所闻。作者通过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叙述，展现了农村人的朴实与真诚，以及乡村风土人情。读后让人感受到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引人深思生活的真谛。
沪乡记事读后感篇一
提到上海，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东方明珠、南京路、外滩、万国建筑等，这些地标俨然成为可以代表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符号，谁又会细想十里洋场之外，上海九成的面积仍是郊区，而那些土地上的四季流转、时光荏苒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这些郊县，因为边缘化的地理位置，时常被忽略。沈月明，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汇人，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大学生，自称为“乡村旧日的唯一守望者”，要用这本《沪乡记事》留存他私人化的沪乡风物志。他以清新文雅的笔触娓娓道来，不仅满怀深沉的故乡情，这本书记录下的乡村习俗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民俗学和社会学价值。
王维的诗句说得好：“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无论南汇的行政归属是怎样的，它首先是作者的故乡，所以他在回顾了南汇鹤乡、盐业的历史后，便迅速将视角放低，由以沈家宅为代表的乡村生活着手，采用本人或老一辈亲人回忆的方式，细述着水乡人家的恬淡人生。与南汇简短而又单纯的历史一样，这里民风淳朴，在农民的勤劳与智慧中，苏松遗风的传承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作者倾力收集并以大量篇幅记录下行将消亡的南汇话、饱含生活哲学的天气谚语和谜语，以及乡间棉布纺织、车沟头、洘沟头等传统劳动行为，其中既有黄浦江拾柴的艰辛岁月，也有夏日乘风凉的闲适黄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19世纪下半叶的乡村生活图景。
与中国封闭落后的乡村在婚俗、生育、农桑之事以外，普遍存在的信仰需要以及人情大于法制的现象一样，乡村小朋友的乐趣也是一致的——有大自然可以亲近的儿童都是快乐无比的，无论当时的现实生活如何困苦、悲戚，鲁迅、萧红如此，作者亦然，或许我们在他纯真的童年回忆中也可找到自己的影子：到处搜集废品换取零钱、吃芦粟、落单，自家菜园就是大厨房、与生灵的各种对抗……还有对爷爷奶奶的温情怀念，这些简单而又难以为继的欢乐于每个人而言大抵都是相同的，《沪乡记事》触动了我们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部分。
南汇地缘位置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它必然不会成为其他地区多年来依然封闭的乡村的一份子，集体主义名义下惊心动魄的大治河水利工程、知青下乡的经历就已将南汇与时代的洪流交汇。虽说20世纪80年代前的生活风貌几乎是不依赖于上海而自给自足的，可后来被城市化的速度却极为迅猛。城市扩张，南汇地价急剧上涨，也许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幸事，但这也破坏了乡村的天然屏障，曾经的风景如画已然烟消云散。
而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就可以看到马陆等地乡村与城市的“两不像”的破败：农田明明先入为主，却被千篇一律的商品化住宅挤压得体无完肤，到底是谁坏了谁的好事呢？同样，与大城市的咫尺距离并没有令年轻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提升，城乡关系依然紧张而又脆弱，作者对此欲言又止的痛楚几乎和我的一个南汇朋友如出一辙，让人不禁联想：也许上海只是在行政区域上承认了南汇的存在，而今，它依然是一个边缘之地。
曾经的凯司令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地铁也进一步缩小了城乡距离。但事实还是如作者所说：“我们各自都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只是谁也没有在意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笔下的沪乡宛如一个柔弱温婉的江南女子，知书达理，茕茕孑立，养育了一众生机勃勃的沪乡人，可自己的生命力却在消逝。这是“我”的故乡，也是需要被归于原位的一块上海拼图，缺少了她，上海便不是完整的，而这本旨在“不要遗忘”的《沪乡记事》定会让她得偿所愿。
沪乡记事读后感篇二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对三毛初到上海的第一幅图片，印象非常深刻。在张乐平的笔下，上海是突然出现在三毛眼前的，好像跨过一条河，穿过一条道，那个像布景一样的高楼大厦的上海就突兀地横亘在眼前。
即使在今天，人们提到上海的时候，也总是离不开上海最典型的标志性地段——外滩的月牙形弧线段落，影视作品，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故事发生场景，放置在外滩位置。有的故事情节，即使发生在上海，也不一定要有镜头出没在外滩段落，但电影也要创造条件，把人物安排到外滩江边上走一遭，上海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成为一种大同小异的标配式的存在。
当年，我在游逛了一圈上海外滩之后，回到我亲戚所在的黄河路的小巷里，才发现，在繁华的大上海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陋巷穷街的真面目。这里，灯光是昏黄的，地面是肮脏的，店铺是狭窄的，像幽灵般的老太太端着尿盆在暗夜里出没，叫卖的摊位时常挡在你的脚前，让你难以置信这就是上海，而这里，离代表着上海的中心路段南京路，仅仅是咫尺之遥。实际上，真正的上海，远不是外滩的那标志性的建筑，也不是那些装璜得光怪陆离的主干道，而恰恰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那些小巷里弄，这里充满着世俗生活的原生态，流淌着因为人的存在而必然会生成出的污浊与丑陋，但又因为这份感觉如此离我们贴近，而令人觉得真正的上海恰恰是脉动在这里。
实际上，上海的大作家、小作者都没有兴趣去表现上海的表面的繁华盛世，他们都用一股如出一辙、异曲同工的风格，沉没在上海的弯弯曲曲的巷道深处，去勾勒上海的风俗人情。这构成了上海题材文学创作的一种奇怪现象，似乎没有比上海作家更反差着这个城市的时代特点，而乐此不疲地沉浸在最世俗的生活中，去揭示那些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这一点，可以看出上海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里蕴含着这个职业的诚实、诚意性追求。
所以说上海文学的成功在这里，而上海作家的弱势也在此处。这个城市的文学，远不像这座城市宏伟的本身一样，透着一股顶天立地的气势，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那些被称着史诗式作品的元素如岁月的沧桑，历史的沉淀、社会的全貌都难以进入上海题材文学的法眼，倒是家长里短、民风世情成了上海作家嗜好的主题。而擅长此种技法的，非女性莫属，所以上海作家又是女性占了半边天，而偶有男作家出挑出来，又带有很明显的“娘炮”风格，缺乏宏大气势，是上海男性作家一蹶不振的原因。
然而，上海的文学现状，正反映了上海的作家们用了他们认为最贴近上海的方式，去折射上海的命运与现实。而这份记载，才是上海背后的真正的真相与本色。
《沪乡记事》的作者沈月明出生于1972年，一直供职于《新民晚报》。《新民晚报》这份报纸，带着女性的温柔感与细腻感，它的密密麻麻的字体中抒写的上海生活，看似微不足道，但却连琐成了一个城市的百科全书。我以前写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时，当遇到灵感缺乏，常常通过阅读《新民晚报》来寻找细节。比如在小说里写到一个男孩与女孩如何在公共汽车上相识时，是通过在拥挤的车子上“过渡”刷卡而有了碰撞，这一情节就是来自于《新民晚报》。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的构思，也是来自于《新民晚报》的一则貌不惊人的社会新闻。所以，《新民晚报》的密度很大，堪称中国晚报最细腻、最厚实也最灵动的翘楚。它可能远不如后来凭着庸俗的奇闻轶事荟萃而跃上发行量第一的另一家省级晚报，但从艺术的含量来讲，《新民晚报》足够担当得起中国晚报第一的称号。这根本原因还是基于上海丰厚的文化积淀这一源远流长的宏大而高阔的背景纵深。
作为主笔与编辑《新民晚报》的记者，作者这本《沪乡记事》也带有《新民晚报》的风格特征，同样，更带有上海作家的行文风格，而作者的透视视角，如果比照“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对上海的介入视角的话，那么，则是一次对上海的“反向视角”观看。
作者所写的《沪乡记事》虽然再现了上海郊区的各个面向、诸多片断、丛杂记忆，是各个断篇联缀而成的散文合集，但作者在书中却有总体的结构把握与章回布局，可以看到作者在展开他对他所出身的上海南汇县的旮旮旯旯的纵深渲染时有着一线串珠的精妙设色，看似平易恬淡的文笔里，却包含着非同小觑的独运匠心。
《沪乡记事》一书的开篇，就由作者敞开他的回忆，把读者的视线，从我们不管是亲身经历还是自他处舶来的上海印象中，迅即果断地带离那些熟悉之地，沿着一条船、车、步行而混杂的轨迹，带我们走出了闹市，踏足于乡村之地，让全书的经纬坐标牢牢地铆定在以上海繁华洋场为坐标原点的乡野之域，时时处处以上海中心发射出的明媚之光，锁定乡间里感受到的遥远的微光，连绵成闹市的上海与僻远的郊县之间共同组成的大上海纵深，互动成一个活灵活现的真正的上海全景。
如果说上海开埠之后过多的洋化倾向，已经让它曾经的中国风味被强烈地遮蔽，那么，在上海的周边，却能够感受到上海曾经有过的繁华之前的历史篇章。作者在《沪乡记事》中讲述了上海近郊南汇的生成发展史，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上海开埠之前的命运浓缩：从沧海桑田的变迁中，有了向大海迈进的坚定步伐，从而在南汇乃至在上海的历史发展中，都有着相似的成陆、成村、成市的经历，作者在《沪乡记事》中写到了南汇曾经有过的滩涂的过往，有过盐业开发的兴隆，而这一切历史，都融入到作者家族的视线里，这样，使得全书的“我”的视角，借助于家族的悠长的伏线，展开了对上海的全程记录。应该说，恰恰是作者在书中落定的“我”的视线，让上海周边的一切，有了一个坚定的扫视触角，可以传导给读者一份亲切，一份定位，从而找到一种独特的观察上海的方式。比如，作者在书中，追溯自己的祖先，一直追溯到沈氏宗族能够被记忆的遥远的时代，由此确认了“无名祖宗至我已是第七代”。
在这一段家族主脉上，作者把自己爷爷、父亲与母亲、家里的至亲好友，更包括自己，都融化到上海郊县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文化沉淀各个方位与体系中，从而让全书既有了历史的深厚感又有了个人的亲切味，我们会为作者倾注在这块土地上的亲情氛围，而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每一分过往、每一个记忆的留存、每一句俚语里的承载，都包融着触动柔肠的信息、蕴含着最生动的社会全息图像，从地理上讲，它映射的是上海这一块狭小的土地，但因小见大折射出的却是整个社会在特定时段的肌理面貌。“我”及“我的家族”对一个地域的地理认识与一个时段的历史把握，起到了激活作用，更标注了浓烈的个性特征。本来一直隔断在历史与感知之间的障碍与阻隔，被作者的独特的笔法所打破。
书中，作者这种写作手法给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中，写到期间，父亲带领乡亲们来到黄浦江的大船上，去捡拾船里丢弃的树皮，用着农村里的柴禾，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背后的平凡的乡间生活，更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城乡之间那种既有疏离但更有温情联系的独特性，正是在作者这种带有个体记忆味道特征的历史回顾，才使得这本书保真了更多的时代特色，从而认知过往时代的真实心理定位。而这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历史观感，才是一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认知信息。
就像关于旧上海，我曾经浏览过熊月之主编的十多卷本《上海通史》，但书中提供的历史都是大则化之的信息，很少带有个人色彩的时代记录，而对旧上海的一些平民生活的了解，反而不如陈存仁所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来到更为切实而丰富。正如《沪乡记事》一书中所记载的上海往事，要比一本字正腔圆的上海断代史，具有更多的信息与字节。
在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大框架与大趋势，而小细节却往往被弃置一边，而近年来注重对历史深处的细节还原，恰恰说明了，这样的历史，才是一个真正的值得被我们认知与把握的历史，能够从中读到更多真相的历史。《沪乡记事》的作者显然意图为一个大上海的小旮旯寻找一种带有个体视角的历史存真，虽然这本书并不太厚，文字也不太深奥，字里行间也没有什么多余的申论式的发挥，但是，作者的笔触下却奔涌着无边无际流淌的岁月的点滴，这些点滴，足以折射出一个上海曾经走过的时代，折射出曾经包裹着、同时也被包裹的城乡一体化的难分彼此的共同生活，这份共同生活，才是上海这个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全部。
沪乡记事读后感篇三
虽然生活在城市的日子已远远长过我在乡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虽然今天物质上的丰富程度足以让童年的我瞠目结舌，但我始终觉得儿时在南汇农村的日子是我个人最高品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镀了金子
去年无意中读到的一本书，本以为是写松江或者老闵行，打开才发现书中讲的“沪乡”，也指的是现在已经消失个南汇（县）。书里向个内容，也主要是作者在自家家乡南汇童年/青年辰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风土人情。
在当今的上海地图上，是寻不到南汇这个地名的，迭个2000年代畀归并到浦东新区个滨海小县（区），在2020年代浦东开发一盘棋的规划中，被定位为供陆家嘴/张江白领及其服务人员困觉的睡房和廉租地，修造起了成片的高层住宅和购物中心，如今驱车或乘地铁途径惠南镇或周浦，展现出的无疑是和上海其他郊区、江南其他郊区乃至全中国其他郊区无啥区别的“新区”形象。大部分上海人对此地的印象，恐怕也只有夏天定期出现在水果摊中的8424西瓜了
然而仅仅在30年前，乘坐轮渡，跨过黄浦江，就能发现四通八达的河浜，种满水稻和棉花的农田，低矮的绞圈房，头戴青蓝❀布的农妇，此地的居民生活在熟人社群之中，交关老年人一辈子甚至都没去过上海。
南汇传统民居
南汇农妇
这些典型江南乡间的场景，在苏州、杭州乃至无锡的本地类作品中，总能寻到自家舒适的位置，但在普遍畀认为摩登、进步的上海，却是长期以来缺失的。作者认为， “上海书写对郊区长期的忽视是不容否定的现实。” “上海的城市文化太过发达，而上海郊区的历史、地理、人文是与市中心迥然不同的两翼 ”有其道理，而为自家家乡这个“上海的原乡”作书，填补“上海记忆中的缺失”也是其写作的主要动机。
作为新民晚报个编辑，并不擅长历史考据的作者显然不试图从宏观、纵观的高纬度来谈南汇的风土和历史，伊对此地成陆和明清辰光的发展语焉不详，也并无啥心向去考据近代南汇同上海的移民/精英群体互动。如果要从中寻到多少江南上海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脉络，文人骚客的典故，难免会有眼失望。
作者所感兴趣的大多数内容，主要还是伊自家熟悉的南汇，一个1970-1990年代初，以农业生活和乡村社交作为典型的江南农村。在此之中，伊倾诉了自家对田间淳朴生活的回忆、对家人“安贫乐道”亲情的浪漫化怀念，对时间空间上同大城市近在咫尺却生活迥异氛围的强烈印象、对自家上海人/南汇人身份认同的偶尔纠结。
这类乡愁和乡土文学的内容，在196--1970年代长大个作家当中并不罕见，时代变迁的感同身受为伊拉提供了容易创作和进行比较的素材，放眼S各地，从陕北到湘西，从山东高密到湖北襄阳，这类题材的著作、影视几乎举目皆是，名声不显个南汇，在此之中，并无多少出挑个意义。但对于正处于认同消失之中个上海“本地”文化来讲，这部著作，也不失为对记忆拼图的某种补充。
如今新移民多数没有兴趣区分“上海本地人”和“上海人”个区别，然而两者无论在心态，三观，习俗乃至方言上，都有着泾渭分明划分。南汇作为浦东的一部分，相对于崇明、嘉定、金山而言，和上海市区在传统风俗上更为接近，畀称为上海本地人，确属名正言顺。18-19世纪，两地都属于松江府管辖，南汇人来到上海，只会感到比较繁华，但并不会有城乡差别的剧烈冲击。
近代上海的繁荣造就了这座县城和周边关系的倒转，新来的苏州、宁波和盐城移民在十里洋场逐渐形成了新的认同、文化和语言，这种新认同的基础不再是这些江浙移民熟悉的老家风景（这种风景和南汇很类似），而是城市化的、摩登的、布尔乔亚的、小市民的，从此，上海脱离了“本地”，南汇在这种比较中，反而具备了自家的特性，原先上海人也普遍认同的许多风俗，由此转化为了“南汇人”才能产生认同的风俗。作者在书中对这些和上海差异较大的习惯，都抱有温情脉脉的描述，乃至于对南汇女性在1980年代夏天不着上半身衣裳的描写，也带有某种褒扬的色彩了。
1950年代末，南汇被正式划入上海市管辖，虽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间，这里仍然被定位为和市区有别的“郊区”，甚至被当成黄浦虹口知识青年的下乡地（作者对此也有很浪漫化的回忆），然而市区的吸虹，还是在80年代逐渐渗入了这里。作者在九十年代初考取复旦，来到市区生活，虽然每周回家都需要乘坐2个钟头的公交，到徐汇区再坐轮渡到浦东换乘另2个钟头的巴士才能回家，但南汇原本的风气，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婚丧嫁娶的成本不断攀升，南汇本地女性加速度式的涌入上海城区，南汇女孩寻对象的标准从听父母之言，老实好处，转变为了和市区看齐的看卖相，看文凭，看收入，看“感觉”，作者因此屡次碰壁，结婚时间推后到了35开外，联想到他还是1970年代初人，看来晚婚不婚，在上海早有传统，也非近年才有了。
2021年，南汇被纳入上海“五大新城”建设，未来千篇一律的写字楼和高度雷同的购物中心在这片区域的扩张还将进一步加速，而从上海近年来对“本地文化”的保护来看，市区的方言，习俗和城市记忆，无疑被摆在了首位，这一点，从《繁花》得到热烈追捧而关于上海郊区的作品寥寥无几上，也能窥见一二。
繁花
8.7
金宇澄 / 2013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这点上看，作者所唤起的南汇乡愁，是对上海郊区乃至江南末代的农村居民的心态记录的一个旁证。传统意义上指望子女读书做题，进入SISTEMA，再寻个本地小娘结婚的心态在作者长辈中仍然盛行，然而随处可见的皖北移民和渤海天龙人所构成的新浦东人社会，已经让这种人生规划无所适从，日益边缘。若干年后在读到本书，意义大概和今人读到17世纪初的成都府乡间生活/19世纪初皖南的日常生活笔记的感觉类似，无论是剧烈的洪水还是温吞水煮癞蛤霸 ，最终的结果都是后继无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