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是一部以古代说书人为主角的小说，通过讲述他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说书艺术的魅力。小说充满了情感和智慧，让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主人公的经历，读者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整体来说，这部小说充满了教育意义和启发性。
《榆下说书》读后感(篇一)
凡是爱读书的人，家里总免不了屯一些书，少则上百，多则上千，更有甚者租下一个仓库，将自己所购书籍存储于此。然而看书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是也。作为“普通读者”，大约能买的也就是市面上的常见书籍，偶有所谓毛边本、作者签名本等之类收藏，没人会去收集古籍善本。然而今天的书藏得太多也不可能传下去，化工造纸使得纸的寿命大大缩短，所以也不用忧虑自己死后如何处理这些书。都是身外事，何必执着。
过去的藏书人也和现代的人没有什么大不同，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里回忆自己经常会去北京的各个地方淘旧书，黄裳更是爱书成痴，据说有次让他去杭州采访，他不务正业的跑去淘书，最后买得书太多，用一只船才运回来。黄裳是出名的藏书家，时候抄家，他的书需要两卡车才能装下。运走之后，还要编一个目录才行，可见其藏书之多和珍贵。
淘书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需要对古代的人、书、历史有足够的了解，才知道哪些人的书值得买，哪些书的版本值得收藏。黄裳最初买书，是从收集新文学的“善本”开始，后来才转到线装书上。他在《书痴》一文中勾画了过去的藏书家”痛并快乐”着的矛盾心情。明代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㸁的藏书“闲章”印文：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生动地展现了藏书人的痴性，自己痴还不算，还要子孙后代也来继承这份痴性。
黄裳自己虽然也算得上书痴一个，但终究要豁达得多。他的书被抄走之后，还被要求亲自去编写目录，如果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恐怕早就气得病卧不起了。不难过是假的，黄裳承认自己的失落和空虚，但也并未有”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后来听朋友们说起其他地方出现了自己的藏书，也只能”一笑置之“，淡然处之，因为除此以外并无他法。后所抄书籍的一小部分得以归还，然而很多书不在，有时候想做一些研究，就只能束手叹气。
黄裳的习惯，买到新书之后，总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题跋。从《榆下说书》里的一篇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些书并未束之高阁，黄裳读的时候十分用心，仔细做了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谈善本》、《谈题跋》、《谈集部》、《谈禁书》等专注藏书的经验，《陈圆圆》、《杨龙友》、《关于柳如是》更是根据藏书所做的历史研究。读了黄裳这些文章，总让人觉得惭愧，自己买来的书，何曾这样认真对待过？
还有一些书，黄裳买入之后转卖给图书馆、出版社，这些后来成了他投机倒把的罪证。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花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以此牟利有何不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慧眼识书的。
弹指一挥间，黄裳的这些文字已经有了大概四十年的历史。书中的古人、古书、古事只怕今人已经难以读懂，就连五六十年前的人和事可能也未必清楚。比方当时讳其名的“顾问”，现在可能很多人已不知所指。想真的读懂这本《榆下说书》，只怕需要不少注释。瞬间感觉我们都坐在一辆驶向未来/死亡的高铁上，窗外风景呼啸而过，物非人非。
《榆下说书》读后感(篇二)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看书，赏书，说书。
所以在这本《榆下说书》中，看黄裳先生说起的关于书的各种故事，以及与这些书相关的人与事，都会激起爱书之人的共鸣。
看他讲述书的故事非常有趣，自己用现款并贴上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换初印的《吴骚合编》的故事，辨别古书真伪的乐趣，与阿英、傅惜华交流书籍的快乐，书籍被“四人帮”没收的失落，失而复得之喜，乃至于与书友之间的倾心交流，阿英的旧信、傅惜华的藏书、黄永玉的词、在巴金萧珊客厅里的沙龙、与吴晗拜会梁思成林徽因、夜访钱钟书杨绛笑谈“遍求善本痴婆子”，都是属于读书人的佳话。及至涉及古代人物柳如是、杨龙友生平的讲述，读来既觉得有趣，也增长了见识，令人深觉读书不应只是读书，还应该加上自己的思考。
黄裳先生的知识广博，从版本学到集部，从题跋到晚明的版画，从古书到禁书，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探讨善本的标准一节，令人赞叹。每个人内心中都会有对于“善本”的标准，书籍未必稀有古旧才是善本，只要对自己有所助益，那就可以称为善本，或者更广阔一点的范围，凡是书，其实都有其价值，都是当时社会环境、文化以及个人思想的体现，都对其他人了解时代与个人有所助益，无论是岳飞的集子还是阮大钺的诗集都是可以窥见时代与人心的作品。书是思想的体现，不应因社会因素、个人褒贬而区别对待，这才是爱书人的大境界吧，同时，也看得出黄裳先生实在是一位对于任何事任何人充满着好奇心的人。一切的事情都值得了解，一切的书都有其价值，阅读都自有乐趣。
对于《晚明的版画》、《关于柳如是》、《陈圆圆》、《杨龙友》都可做为专业性的专题来看，内容有趣之外，可看出作者在此下的功夫，搜集资料，辨别真伪，进行论证，柳如是名妓身份下内在的政治倾向，这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主题。作者以自己对于那个时代以及钱牧斋柳如是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讽刺了大小文人雅士借古人柳如是发幽思的心思，不过是吊膀子，着实是辛辣痛快。
但是他又不仅仅是爱书之人，也是热心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人，在书的故事之外，他谈到了“四人帮”的恶行，当时代应该如何保存好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对于珍贵古版画的热心搜集，也可看出老先生的拳拳之心。
黄裳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记者，也是一位藏书家，他所收藏的书籍既丰富，也很珍贵，多是明清刻本、稀有的孤本，而在被没收的时候，竟然需要两辆卡车运送，可见数量之多，而这些刻本，现今已不常见，他所讲述的这些知识，无疑给读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而先生所经历的那些风云际会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但是今天读来，依然生动鲜活，黄裳先生在后记中说道：“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这本《榆下说书》确实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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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下说书》读后感(篇三)
半山烟云半山松的歌乐山虽朦胧，却是著书的好处所。黄裳先生这部《榆下说书》适于灯下通读，读其中的五十篇，篇篇能透出人生的苍凉与睿智、豁达。书里的多彩篇章，用一句古语“未得之，点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透视出生命的矛盾与价值所在。不受身处时代的局限，潜心志学，灯下独生，笔端万千，世间的无奈与辛酸，在阅读与写作的过程里化为如萤火微光的希望。
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不仅仅是局限于个人认知，更多的是在时代之下的反思，以书的命运，以书中的情节来映照出更广阔的人类命运。多少孤本，善本，残本，绝本因未遇识者难逃废纸湮灭一途，于书的传播是悲哀，个人又何尝不如这本应被好好善待珍藏的书籍，苟求平安不成却被粗暴以待。
《榆下说书》以书喻人，生存且不易，精神层面的文明传承更难继。黄裳先生用文人特有的敏感双目密切注视着书籍的保护与传承，坚实着文人特有的那份情操。五十篇的文章细读下来，会让心底更生出苍凉之感。多少智慧的结晶就这样在无情的时间之轮里消逝。
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里对政府对文化传承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份赤灼之情或许会将那些庸碌素食餐位者久以麻木的灵魂唤醒，当事关个人命运时，冷漠是否能被专注秘取代，敷衍塞责的优渥在位者能否意识到危机？
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里选取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字影印资料，今时的读者还能细细领略到这些经过各种磨难保留下的文学史料，后世的人们又有谁有幸能目睹先人的影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黄裳先生《榆下说书》里挥之不去的愁绪。
长治久安，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众和乐，这些历代有识统治者所追求的社会场景，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虽是杂思杂论，或若没有那份对社会，对生命，对文学的清醒认识，又怎会有这部《榆下说书》所成。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没有那份坚韧，坚守的信念，万事难为。
《榆下说书》读后感(篇四)
《榆下说书》是散文家黄裳关于买书、藏书、读书的文章合集。他用平实而耐读的文字，把个人在读书过程中所经历的悲伤、喜悦、挫折、感慨等诸般情绪都抒发出来。读这些文章，能感觉到黄裳的诚恳和亲切，就像一位老朋友放松地坐在身边聊起往事，还时不时调侃几句。
对于古籍，黄裳是真正的行家。他喜欢去旧书市场淘有价值的古书，对于各个时代古籍的特点也是了然于胸，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即使一些无良的二手书商想尽办法仿制些伪古籍，往往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这种买书人和卖书人之间的角力，给淘买旧书的过程带来了别样的趣味。当然，在此之前，他花了大量的功夫来研究古籍出版知识，提高自己的眼力，也是在淘买旧书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这个过程中，吃亏在所难免，付过的“学费”自然也不在少数。
黄裳是发自内心地珍惜古籍的。当那些对古籍的价值一无所知的人，把大量古籍当废纸销毁的时候，他尽己所能去挽救。可惜，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终究只能对那些被销毁的古籍惋惜不已。不过，这种失去的经历落到个人头上，他却能淡然处之。黄裳自己在藏书上小有所得，可惜在特殊年代，这些书籍都被带走了。最终部分书失而复得，他也仅仅是调侃几句。
晚明版画
黄裳的渊博知识让人佩服。在讨论书本身的内容时，他总是严谨诚恳，相关知识信手拈来，也常常有独特见解。在《榆下说书》这本书中，尤其喜欢《晚明的版画》和《关于柳如是》两篇文章。
在《晚明的版画》中，黄裳仔细梳理了晚明时代版画的艺术特点，以及在技术和内容方面的变迁。黄裳称版画为“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因为这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晚明的徽派版画成果突出，自然也反映了晚明的时代特色。从徽派版画中严肃和庸俗题材并行的现象中，黄裳点出了晚明社会“一方面无比的正经，另一方面则是极端的腐朽”的本质，真是以小见大，一语中的。
许多人如同看客一样，只关注柳如是的艳情故事，并生出许多浪漫想象。黄裳在《关于柳如是》中则重点分析了柳如是的个人追求。他直白地判断，“钱柳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那是明明白白的”。黄裳通过柳如是的交友和事迹资料，展示出她有强力的反抗精神，从始至终都带有明确的政治态度，而这态度是掩藏在她“风流不检”的外表之下的。黄裳更希望大家认识到一个外表和内心结合起来的、真实的、完整的柳如是，因为，“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
黄裳跟友人的交往趣事同样吸引人，还有他许多零散的读书偶得和解析，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读书启示。
在女词人沈祖棻离世一年后，黄裳拿到了她的《涉江词》，读后才惊觉，这位女词人竟是他早年非常喜欢的词作的作者。原来，三十七年前，沈祖棻的作品就曾登载在《大公晚报》上，黄裳对其作品十分欣赏，从报上剪下来，随身携带了很久，但不知道作者是谁。时过境迁，幸运的是，黄裳终于得知了作者其人，而遗憾的是，斯人已逝，“失去了向她致敬的机缘”。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许多人喜欢的一句诗。没有深入研究过背景的读者，往往觉得这一句所描摹的状态是多么的闲情惬意。实际上，六十二岁的陆游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是带着很多无奈的。当时的陆游是从六品地方官，而皇帝给他赴任请辞的批示却是“可以多作诗文”，这等于是说他“没什么用，只能写写诗”，可想而知他内心多么失落，一腔爱国热情无处抒发，收复中原的壮志难酬。所以，他不能安眠床上听雨，他写很费时间的草书，又“戏”做被陆羽在《茶经》中列为第二难的“分茶”，其实不过是故作“雅人状”罢了。这样看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隐藏的怕是他内心无法排解的忧愁。所以黄裳会说，“放翁诗其实并不‘浅近’，倒往往是人们理解得‘浅近’了”。
看黄裳的《榆下说书》，从这些读书旧事中，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爱书人、读书人黄裳。
2019.10.10雾凇
《榆下说书》读后感(篇五)
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记者遇到了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他正要参加“纪念黄裳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眼中的黄裳”座谈会。黄裳（1919-2012）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韦力先生在会上讲述了与黄裳先生交往过程中的藏书故事。
黄裳《劫余古艳》目录手稿 李辉/摄
黄裳《劫余古艳》目录手稿 李辉/摄
黄裳老先生的记忆力特强。我每次去他家，他拿出来的书大约在20部左右，而每一次看的都不重复。去他家看书的人不止我一个，但是每次他都能准确说出我看的是哪几本书。我纳闷，他是怎么记住这些的？
老先生话不多，我就经常逗乐他，偶尔和老人家开个玩笑、唱个“反调”，才能打开他的话匣子。比如有一次，他给我拿出一部书来，说这书很稀见，是天一阁的旧藏。我故意说这不是。我们知道，古书的书根，一般都是写在书角下，横着从右往左写。但只有天一阁的书，书根是在书脊上，从上往下写，就是书脊这边冲上，书口朝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研究发现，一般晒书都是左右摊开，但南方潮湿，这样晒书晒不到书根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天一阁独一无二的写书根方式。天一阁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盖章，黄裳给我拿出来的书上面没有章，我就问他你怎么证明这是天一阁的。其实天一阁的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用的白棉纸，第二个基本都是原装。我问那个话是故意的，是为了逗乐他。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澹生堂藏书流出来之后，黄裳不断地在市场上购买。澹生堂的主人祁彪佳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在清顺治三年因复国无望跳塘自杀了，但是家里人把澹生堂的藏书藏在了夹墙里，没想到这么一存便存了两三百年，藏书就这样留下来了。澹生堂主人的后裔，大部分来到了北方。当年最后一房，只有一个老太太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后来，老太太没有生活来源，也没人照看，不知道老太太是偶然发现的，还是她本身就知道夹墙中间有她家世守的秘密，总之，她开始把墙里的书挖出来，一点点卖。她也不是天天卖，而是没有钱了就卖一点。她并没有销售渠道，都是卖给那些小摊小贩挑担子的人，挑担子的人再以收废品的价格卖给旧书商。
黄裳认为这是挖到了宝。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逐渐打听到了大约那些书出自绍兴，而后他就到了绍兴，认识其中一个小摊贩，暗暗跟着这个人找到了货源的真正地方。但是这老太太说不卖，这几天不缺钱。没办法，黄裳总不能天天在那住着。于是他想了一个法子，他就把那几个经常在老太太家收书的小摊贩聚在一起，说你们别恶性竞争，你们互相抬价最后谁都买不到。你们先排序，排好序后每人一天轮流在老太太家门口蹲守。哪天老太太卖书了，你们中的谁运气好，谁就收了，然后再卖给我。这样一来，黄裳把澹生堂大部分重要的东西都拿到手了。
这个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按照国家文物法的规定，这算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那时候国家文物局的局长是郑振铎，他跟黄裳是很好的朋友。郑振铎爱护同志，给黄裳写了封信，意思是你把这东西捐献给国家就算了，黄裳就把东西捐给了国家。
有一年拍卖会上出现了一部小词集，大约20页，标价1000元，黄裳和我说，你帮我把那个买下来。我问他出多少钱，他说没有限价，就是不管多少钱都要买下来。我到现场以后，把这书细细一翻，实在看不出这书好在哪里，就是一个同治刻本，一个薄薄的词集而已。大家开始争，一下子把那个书由1000元争到3万多元，我就慌了，万一拍下来他又不要怎么办，最后还是花了3万多买下来了。后来我拿给他，好奇地问他这书为什么这么值钱。结果他说，没什么好的。我说那为什么要花几十倍的价钱买下来呢？他说：“这就是一个情结。五十年前我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中看到这个词集，我很喜欢，但我兜里没钱，就跟店主说明天拿钱来买。结果我第二天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施蛰存买走了。当年那个词集10元钱，施蛰存加了两元钱买走了。我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东西散出来了，这回我终于‘报了仇’了。”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记着五十年前的“一箭之仇”，黄裳先生的执着、可爱可见一斑。
本文首发于《中国纪检监察》 记者宋梁缘 根据韦力先生的讲述整理
《榆下说书》读后感(篇六)
黄裳先生的仙逝，令人殊觉悲痛。这几日接到好多报刊的采访电话，几乎都问到一个问题：“黄裳先生的散文好在哪？”这勾起了我的回忆。
“广义的杂文”与书卷气
1997年春，我替黄裳先生编《黄裳文集》，翌年由上海书店出版。那时我反复想到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都能感到这些文章好，但谁能说出它们到底好在哪？想过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但后来却没有做那种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也就没能写出像样的有分量的论文来，只在每卷文集的前面各写了一段数百字的“弁言”，和一篇题为《黄裳先生》的短文，表述了自己粗略的想法。现在看，当时主要突出了两点：一是在文体上，强调他的各类文章都属“广义的杂文”；二是在风格上，强调它们都有浓浓的“书卷气”。
如《黄裳文集》卷一“锦帆卷”前，我写道：“本卷所收多为作者记游作品，但它们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在内容和写法上，它们和作者谈书、怀人、议世的散文随笔并无太大的不同。作者常说散文与杂文不应有明显的界限，他还喜欢将自己的作品统称为‘广义的杂文’，看来确有他的道理在。”在卷二“剧论卷”前，则说：“本卷文章都是谈戏的，但作者不愿称之为剧评，也不承认自己是‘剧评家’，而宁可称它们为‘论剧杂文’，说到底，还是他那‘广义的杂文’的意思。不将这些文章作为评论，而作为具有评论味的散文随笔来读，确是能得到更多的乐趣的。”卷三是“珠还卷”，收了好几种本来意义上的杂文集，我在弁言中写道：“本卷中的许多作品似可归入狭义的‘杂文’范畴，但作者仍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即使写尖锐泼辣文章，依然不失厚重娴雅，处处充满独特的书卷气。”第四卷“榆下卷”，收入了我特别喜欢的文章，亦即最具书卷气的书话，我这心情在书前也溢于言表：“本卷所收，多为‘书话’，这是作者最擅长的文体。……当年，《榆下说书》初上市，读书界为之雀跃的情景，至今犹令人感慨。”从这些文字中，还是可以看出当年对他这些作品的艺术体验的痕迹的。
此后的十多年里，不断读到黄裳先生的新作，也一直在思考他的艺术风格的特征。我写那本散文史论性质的《今文渊源》时，黄裳所代表的风格也是我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所以，今天再来叙说这一话题，思路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文章家”的传人
我发现，真要说清黄裳散文的魅力，似须从文体和风格两个方面入手。文体，也就是“广义的杂文”，这可说是渊源有自，是有传统和师承的；风格，则是他个人的。而“书卷气”，是始终贯穿于他的文体和风格中的。
黄裳的文体，即那种打破了各类体裁的局限，使各种文类都充满作者的真性情和浓郁的书卷气的写法，是“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一大创造，这也就是周作人、俞平伯等开创的文人散文、学者散文。周作人将这方面的论说统称为“杂文学”，亦即各类文章之学，其实也就是文章学。这种打破文类的努力，促使小品作家和论文作家都成为“文章家”，都要把文章写好，使其可读耐读，而其中的关键，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不仅要说得“理圆”，还须“有余情”。那时的很多论文，现在读，还是觉得好看，可读性并不逊于文学作品，奥妙也就在此。
1923年9月2日，俞平伯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近日偶念及中国旧诗词之特色至少有三点：(1)impressive，(2)indirect，(3)inarticulate，推演出来自非长文不办，然先生以为颇用得否？”这三个英语单词都是借用，细按俞平伯一贯的文心，似可意译为：(1)悠然心会，(2)朦胧蕴藉，(3)浑然一体。这是中国旧诗词特色，而俞平伯也使之变成了他的散文乃至论文的特色。试看他的学术性的专集《红楼梦辨》《读诗札记》《读词偶得》乃至《唐宋词选释》，其风格大致如斯，与他小品散文中的议论说理部分并无二致，也因此，他的所有论著都可拿来当散文读。虽然这些文章都是讲逻辑的，表达也是精当的，但他更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心会”，也更注意保持文章自身的“浑然一体”。当然还有另一个特点，即这一派的文章都是写给文化人看的，是含学术性的，不强调普及作用，并不照顾读者的不同程度，所以也就不像胡适那一派文章注重循循善诱和平白清浅。
抗战开始后，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新中国成立后，提倡“为工农兵服务”，普及成了为文的第一要义，文人的个性渐显式微，这一派的文章也就看不到了。所以，“”过后，黄裳的文章在《读书》杂志等处现身，《榆下说书》一经推出，一时成为人见人爱的珍稀品，也就是这派散文的重见天日的征兆吧。而在这一派的传人中(施蛰存、张中行、王世襄、邓云乡、钟叔河等均应在内)，就文章本身说，黄裳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
每钻一门，都是一流专家
至于黄裳的个人风格，我想应从四个方面来看，那就是：功底、见识、趣味、文笔。这里着重说一下功底。
黄裳知识面很广，文章深入到众多领域，诸如文学史、戏曲史、版本目录，书法绘画、晚明史、京昆剧、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民国学人研究、红楼梦研究……他每钻一门，都是真读，真钻，能成为这一门中的专家，而且是一流专家。他能跟周汝昌讨论《红楼梦》，能跟钱锺书讨论古典文学，能跟姚雪垠辩论《圆圆曲》，能跟戏曲专家讨论剧目。建国初期郑振铎掌管国家文物局时还曾请他到北京搞图书版本，郑振铎本人就是一流版本目录学家。他的《关于柳如是》在《读书》发表后，眼界奇高的史学家朱维铮读得拍案叫绝，我就亲眼见到朱维铮在几年后不忘向黄裳表示自己的钦佩之情。王元化自己是文章大家，但看了黄裳的文章，连声叫好，晚年和黄裳成了无话不谈的文友。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力打底，他才写得出那一手好散文。这是用大专家的底子，写文学家的美文。——黄裳散文的厚重、耐读、不过时，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他的文章最主要的特色吧。
至于见识、趣味和文笔，我想读者在阅读黄裳散文时，自能领略，此处不再多言。总之，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十分优美醇厚的文风，这是连接着悠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又有世界性的文化知识背景的，可以说，这是中国文章中最具文化品位的一种。现在黄裳先生走了，但这种文风，理应发扬，理应有人传承。人间要好诗，人间也要好文，希望中国文章(包括论文)能益增其美，而非每下愈况，是为至盼。
作者为作家刘绪源先生，首发于《北京日报》
《榆下说书》读后感(篇七)
黄苗子说，他吃着花生米，津津有味地读了黄裳的《陈圆圆》，是因为听我说这篇文章好。这是苗子应《读书》杂志征文“我最爱读的书”中这样写的。等到我们又相见时，他说他是下笔时偶然记混了，后来才记起我向他盛称的其实是黄裳的另一篇：《关于柳如是》。反正这两篇我都喜欢，都曾热心劝朋友看；不过比较更喜欢的，确实是《关于柳如是》。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北京的几个老朋友里，除了苗子兄，还有周绍良兄也是；我们相见时常常互相报告：黄裳最近又在什么地方发表一篇什么了。久客上海的表兄马茂元，前年在武昌相见时，谈起《关于柳如是》，倾倒备至，眉飞色舞地说：“几笔就把一个柳如是写活了。真没想到，天下文章，竟可以写到这样活的！”他还慨叹在上海住了几十年，怎么竟没有认识这样一位朋友。 我也至今不认识黄裳。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对他的文章过去却没有仔细读。近几年，我才成了他的热心的读者。幸而手头有几种每期都能看到的刊物，例如《读书》和《文汇月刊》，恰恰都是他常发表文章的。一期到手，翻看目录，很希望看到的几个名字中，当然就有黄裳；而他的每一篇新作，也总是能给我以会心和喜悦。 今年暑期，到大连来休假。《读书》杂志忽然从北京挂号邮寄来一本书，打开一看，竟是三联书店出版不久的黄裳的散文集：《榆下说书》；《关于柳如是》、《陈圆圆》等等都收在里面。我立刻找到《关于柳如是》来重读，然后重读《陈圆圆》，然后再从头一篇篇地读下去。我相信，将会长铭记忆中的大连棒棰岛的海色涛声，也将会永远作为我阅读《榆下说书》获得甚深的会心和喜悦的见证。 我不能不拿起笔，记他一点了。《读书》如果本来无意约稿，我也要向它投稿了。 还是从《关于柳如是》说起。文中有云：
论古人而能如此全面、深刻、细致、准确，这是我爱读此文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吴季札有言：“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使我对一切评量人物的议论，有一个评量的标准：看它对人心知得几分，特别看它用礼义压杀人心压杀了多少。黄裳所说的旧社会的文士，对待历史人物，不是用礼义的标准来把他捧成没有人心的“君子”，就是用礼义的标准来把他骂成没有人心的“小人”。他们对于古之女人，特别是古之美女，那就更谈不到对她们的“人心”有任何理解与尊重，他们写载道卫道的史论时总是用礼义的标准把她们一律骂成“祸水”，写怡情悦性的诗词之类的时候，则是把她们当作花儿鸟儿，乃至如鲁迅早就指出的，干脆是想吊她们的膀子了。黄裳在本文一开始，论到三百年来雅人们无不对柳如是这个题材特感兴趣，就发挥了鲁迅这个意思道：“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去了若干年的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来‘讨替代’。”吊膀子虽然难以说是合于礼义，但这只是在理论上有矛盾；而实际上的“名士风流”，则是与礼义各不相扰的，并行不悖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黄裳谈柳如是，好就好在它既非“祸水”之论，也无吊膀子之心。他始终把柳如是当作一个人来看，当作一个自有其人心的女人来看。例如，他引了柳如是给汪然明的一封信之后，说：
他引了柳如是嫁钱牧斋以后和牧斋之作的一首诗，指出读这样的诗，“就颇费思量，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横直不是十分满足的。”又指出另一首诗“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嫁给这样一个年已六旬的老头儿，是很难期待有什么‘闺房之娱’的。”关于柳如是这一首诗，黄裳在本集所收的另一篇文章《放翁诗》里又提到，分析得更好：
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住进了金丝鸟笼里的女人的心情。她不无依恋地向过去的生活告别，那种生活是愁苦的，但却还是比较“自由”的。“何人晓”、“独自看”，着实写出了这种寂寞的情怀。 我真吃惊，对柳如是诗中的心情，体贴入微竟能达到这样的深度。这首诗其实我也早就很熟悉，常常背诵给别人听，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我也真是陋于知人心了。 《关于柳如是》里面，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深知柳如是之心。他指出，柳如是嫁钱牧斋，不是基于什么爱情，固然明明白白，但也不单纯是看上了牧斋的财富、地位、声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牧斋，“政治前途充满了希望。这个小女人是很有野心和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她下了决心，嫁给了钱牧斋。”他指出，在弘光小朝廷中，柳如是为了帮钱牧斋挣得礼部尚书，不惜出卖色相以讨好阮大铖；她为了拉拢军阀，穿着昭君装跑到江防部队里去搞什么活动。钱牧斋降清以后，据野史所记，有一段小故事：一次，钱、柳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牧斋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黄裳评论道： 这个故事无疑也是真实的。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秦淮河是旧院长桥所在之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蹂躏穷苦少女，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地方，也是柳如是出身的地方。 但是，钱牧斋降清以后并不得意，屡受打击，他并且长期同各路抗清武装力量保持着联系，所以柳如是对他也还是寄以期望。黄裳总论道： 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反面的材料。乙酉以后她对牧斋还是关心的，但这关心总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她没有赞成过他的无耻叛降，而是在清廷逮问时给他帮助，在抗清活动中主动地参预并亲身实践，给他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她和牧斋之间的共同点也终于不复存在，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钱牧斋曾大肆宣传过柳夫人的“入道”，作了不少诗。其实柳如是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照我看，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姿态，就是在生活上对牧斋表示的一种厌绝。 用黄裳这样的方法来论人，绝不会把人简单化，但不管多么复杂，说出来又总是平易切实，不难理解，可以相信，关键就因为他善知人心的缘故。 一九五六年，在一个小会上，听到一位理论家谈杂文，大意说：批评大白菜贮运销售中的缺点，这种文章也是很需要的，但这不是杂文，杂文是谈“世道人心”的。我一直记得这几句话，觉得的确抓住了杂文之所以为杂文的特点。现在我又可以说：不仅一篇《关于柳如是》，整个《榆下说书》，好也好在它善谈“世道人心”，都是好杂文。这里面关于书籍的学问，关于历史的学问，关于版画美术的学问，……尽管都以漫谈的形式出之，尽管作者一再谦称自己不是藏书家或别的什么家，但从我看来，实在都是厚积薄发，深入浅出，非同小可的。例如他揭发季振宜和昌龄这两位大收藏家用挖补之法，以明刻本冒充宋刻本，这似乎就不是一般藏书家都能说的。又如，他以《四部丛刊》影印的《中兴间气集》和《河岳英灵集》为例，指出一切影印本都不完全可靠，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改，这对于很多研究者都是很有益的。浅学如我，从这些地方获得的教益更是不可枚举。但是我要说，更能给我会心和喜悦的，还是这一切专门知识之外的，或者结合在这一切专门知识之中的，由善知人心而善论世道的成分。 在《杨龙友》这一篇里，黄裳运用许多可信的材料，证明了孔尚任在《桃花扇》里把杨龙友写成一个清客、一个高级蔑片、两面派和丑角，写他间或作点“好事”而总趋向是坏事有余的，这样写法也许出于剧本结构的需要，但与实际不符。实际上的杨龙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没有。” 更麻烦的问题是阮大铖。这是一个出名的坏蛋，历史早已做了结论。但是，黄裳在《春灯燕子》这一条短短的随笔里，接连举出几个证据，特别是那位提出了“吾越乃复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样响当当口号的名人王思任，不但给阮大铖写的剧本作序，而且在序里居然对阮大铖因列名逆案而罢官一事寄以甚深的同情，以及抗清死节的邝露，是阮大铖的学生，在邝的诗集《峤雅》中却对这位石巢夫子(阮大铖)备极尊重，黄裳就根据这些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我举出这些事实，倒不是想为阮胡子翻案，只是希望提醒《桃花扇》的读者，不可将明末党争政局看得过于简单。孔尚任是在写戏，而戏剧矛盾是必须集中、鲜明，不可能将许多细节都写进去。”“我们如果要求孔东塘严格依照历史真实，做到无一事无来历，那是过于天真了；但看了《桃花扇》就以为彻底了解了南明的历史，也不免头脑简单得可怕。天下哪里有这等便宜事！” 这些都是由于深知人心之不可脸谱化，而痛论世道之绝非图表化。而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深知人心，又能对于历史上某些庞大复杂的意识形态，一下子抓住它的最鄙陋的本质，收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之效。例如，在《晚明的版画》里，通过一幅版画，一下子就看出： 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作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 我以为这是大有功于世道人心的议论，可惜能知此意者恐怕还不是很多吧！ 黄裳不仅是善谈古之世道人心，更善谈今之世道人心。《榆下说书》全书中贯穿着对于“四人帮”的火一般的仇恨，特别是对于康生、陈伯达之流迫害知识分子，劫掠图书文物，黄裳更是有切肤之痛，书中不止一次说到。但是，他说到这些，却有一个特点。例如开宗明义第一篇《书的故事》的一开头就说：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象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象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在另一篇《书之归去来》里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那里还说：“没有了书，我也生活得很好，并不失魂落魄。”他对自己当时心情的这种描述，我能体会到完全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在一些久经大的苦难而终于没有垮下去的知识分子身上，确实不能不练出这样的心理状态，说是坚强也好，说是麻木也好，反正他们是仗着这个挺过来的。黄裳在《祭书》一文中还说过：听到一些公然无耻地掠取、瓜分和“运用”他的藏书的消息，“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正因为他对“四人帮”和对“十年浩劫”的痛恨，都带有这个特点，所以他在《萧珊的书》一篇中评巴金怀念萧珊的文章有几句话，未尝不可以适用于他自己：“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不曾有过。”看来，黄裳不但善知人心，也善知己心，而这即使是在庄严的斗争中也是大有用外的。 除了以上的引文都可作为文章之美的例证而外，我还想引用这样一小段： 《吴骚合编》中项南洲所刻的“寻芳缓步闻，柳畔黄鹂声弄舌“就是会使人着迷的这样的作品：一位春日游园的少女，迷醉地微侧着头恣意享受着和煦的春风的吹拂。风儿在哪里？在杨柳的柔条上，在少女和女侍的衣带中，也在那扑腾着双翅的黄鹂的身上，最主要的怕还是在她那惺松的眉眼之间吧。(《晚明的版画》) 黄裳也写出这样风神绝世的文字，真令人惊诧贤者之无所不能。但我更喜欢的，还是这样的文章： 长夏无事，以读书自遣。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忘食”不一定办得到，多少忘掉一些暑热，倒是可能的。近来记忆力衰退，有许多人前看过的书，还曾写下过批注，几乎都全然忘却了。重读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愉乐，也不免有些惘然。想想还是多少记一步下来的好。古人著作中笔记一项特别丰富，那部分原因就在此。作这样的工作，重要的是见识。不只是议论，就是选材，也往往可以看出读书者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暴露自己思想、趣味……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渠道。不过我想，只要采取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定是会得到读者谅解的罢。(《消夏录》) 这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也是黄裳的当行本色。我记得《读书》上还发表过他的《海滨消夏记》，题与此近而另是一篇，那里面更多这样的好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在这本《榆下说书》里。也许将另编一本，那我又可以期待着了。 一九八二、八、一 于大连棒棰岛
《读书》1982年第12期,总第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