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不贰？》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通过讲述故事中的主人公，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选择的困难。无论是忠诚还是背叛，都有其原因和动机。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思考人们在面临道德抉择时所面临的困境。
忠贞不贰？读后感(一)
从辽的忠，看人的复杂性
我们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是我国历史上非常严重的内乱，是唐朝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场大动荡对唐朝政治和社会影响颇深，也让无辜百姓疾苦不堪，民不聊生。从中央集权到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也对后面的五代以及宋代初期的政治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作者史怀梅（Naomi Standen）教授所著这本《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主要讨论的是选择：对忠的选择、对认同的选择、对解释的选择、人们面对纷繁变乱的时代所做的选择。书中提供了很多历史资料，力图考察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了更加多元的朝代，对历史爱好者了解十世纪的历史非常有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当某一实体被替代时，忠于该实体的个体往往会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要么被迫履行政治上的忠，积极抵抗；要么被迫履行文化上的忠，从政治生活中隐退；要么被迫成为一个通敌者为新统治者效力。而在我国古代十世纪的人却没有那么简单的选择。政权更迭频繁，比如前蜀（907-925）后梁（907-923）辽（907-1125）政权更迭频繁使人们面对的选择更多。我们从书中能看到“忠”的不同类型及其发展变化。作者给出大量分析图片，帮助我们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虽然说效忠于谁对于十世纪的政治史至关重要，但最初在众多的首领中选择为谁效忠，完全是从政治和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与道德无关。十世纪末政治进入由多方角力变为两方对抗的稳定期，开始要求人们忠贞不二，文化差异与政治立场的对立联系在一起。
作者采用文本比较法来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纪”与“传”。书中考察韩延徽、张砺、赵延寿、李瀚、王继忠等五人构成了第一代辽南人，他们在《辽史》中或文献中有传这些资料中对同一史事或者同一人物的不同评价正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人物，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为细致地讨论政治（边界）、文化（围绕着身份认同的边界）和道德（围绕着“忠”的边界）三者之间的关系。
书中通过选择的自由程度给越境分类：自愿越境、与辽联盟造成的越境、被迫越境、非自愿越境这几种越境方式来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十世纪中叶前所有的越境者中有不到一半是非自愿的，至少1/4是完全自愿的，十世纪中叶以后80%的是完全自愿的，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改变他们的忠诚，没有出现新的联盟。很多不愿越境入辽的很大一部分反映了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文化归属。
我们从这本书中发现了“忠”在不同时期的含义，这也让我们从“忠”的不同标准中去评价一个人、一个民族，对研究那段历史有个深入的理解。
忠贞不贰？读后感(二)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忠贞不贰》 文天祥在临死前留下千古绝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展示他对宋王朝始终如一的忠诚，用生命践行了“忠君爱国”的理念。 何为“忠”？在《忠贞不贰》这本书里，英国作者史怀梅对此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史怀梅（Naomi Standen），是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研究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她对历史的着重点在于欧亚北部边疆问题，尤其是中古时期的边疆之间互动关系。她痴迷于中国历史中的“五代”部分，为此发表《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等论文数十篇。而本书《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就是出自于她博士论文。 在此书中，作者围绕宋辽两国提出了三种“忠”的类型：忠贞不贰的旧政权拥护者、为新政权效力的通敌者、脱离政治生活的遗民和归隐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宋辽两国之间的战争。为此，作者写了“民族主义”、“边界”以及“族性”进行铺垫。并将宋之前的“忠”与宋辽之间的“忠”进行了对比。 在作者看来，“忠”有两种：一种是关系型的忠（rational loyalty），强调的是臣僚与君主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种则为理想主义型的忠（idealistic loyalty），要求臣僚应当有更高的追求。前后者区别在于观念的转变，以及时间上的变化。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列举了五个具体的人物案例去进行研究，分别是：韩延徽、张砺、赵延寿、李瀚、王继忠。从中可以看出韩延徽和张砺他们两个人对忠有不一样解释，所以所选择遵循的道路也不一样。 我个人理解“忠”的变化：大唐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乱世持续太久，百姓只想要安宁的生活，大家为了讨一口饭吃，已经不在乎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谁，能让他们活下去就是好君王。这就是关系型的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人首鼠两端。 其实想一想蒙古人的组成也能理解：蒙古人里纯粹的蒙古人少之又少，而组成蒙古人的大多数都是为蒙古效力的其他民族的人，比如汉族、女真族、辽人、西夏人等等。如果是仅靠蒙古本身的人，怎么可能有实力去占领欧亚非三大洲？ 本书以“忠”为线索贯穿全文，通过《通鉴》《五代史》《辽史》《新五代史》等的史料从这个角度帮我们认识 10 世纪中原大地上人们是如何根据他们对“忠”的理解来进行生活，同时去理解“忠”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以“忠”的不同标准去看个人和宋朝与辽的关系。 但同时此书也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正：史书上记载后周柴荣而不是郭荣，虽然柴荣为郭威养子，可以称为郭荣，但应该尊重史书上的记载。
忠贞不贰？读后感(三)
唐宋变革论通常被认为始于公元 8 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直至 11 世纪中叶，宋代代之而来。大部分学者都注重于关注宋来源于唐，而很少去关注唐的特征在之后的变化，所以 10 世纪的各种行为很少别关注和涉及，而本书正是对 10 世纪这一时期的各种特点进行阐述。 作者首先就提出了要放弃惯用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对边界、族性和忠这三个词的概念进行重新考察和解释，是一种观察 10 世纪更为有效的方式，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10 世纪的边疆地区。通过现代边界线以及长城的例子，来向我们讲述边界线的概念；同时告诉我们在 10 世纪时期，人们对边界线这一词的概念并不关心，他们需要注意的是当地官员的忠诚，因为他们的选择影响了整个地区，会对整个地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10 世纪的冲突根源也正是在这些边疆地区，而澶渊之盟打破了当时的这种情况，使得边疆地区的民众要对其自己生活地界的君主永远忠诚。相比与边界线来说，人们心中的族群观念更为重要，这是他们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但这种族群认同在 10 世纪时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正是我们所要去发掘的。而忠诚比族性更适合当时的社会构建原则。但在 10 世纪时的忠诚是完全从政治和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与道德无关。 作者还对 10 世纪的文献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和辨析，让我们从史书编纂中的边界探讨历史事件。了解到了 10 世纪的文献众多，也有很多的官方文献，同时也发现《辽史》的史料来源很广，与很多史料存在这密切联系，有助于我们通过各种史料间的比对，推敲它们之间的变化，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随后对忠的概念和运用进行了阐述，并通过研究忠与边界的关系探讨人们是如何去实践“忠”这一行为的。然后通过五个具体的人物：韩延徽、张砺、赵延寿、李瀚、王继忠进行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张砺和韩延徽他们两个人对忠有不一样解释，所以所选择遵循的道路也不一样。并且通过《通鉴》《五代史》《辽史》《新五代史》等的史料，对各个人物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评价，从中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在不同的文献中，我们能发现它们对待边界的不同态度，同时对于一些人物的“心系南朝”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总的来说，《辽史》对于那些心系南朝的人表现出一种很宽容的态度，可能也是出于编撰《辽史》的汉人对其的同情。《辽史》中保留着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给人以成于众人之手的印象，是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史料，值得我们去挖掘更多的历史信息。 本书以“忠”为线索，从这个新的角度帮我们认识 10 世纪人们根据他们对“忠”的理解来进行生活，同时能发现“忠”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从“忠”的不同标准去看个人和国家与辽的关系，更加深入了解 10 世纪。
忠贞不贰？读后感(四)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用生命践行了“忠君爱国”的理念，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他一般践行“忠义”的士大夫们不绝于史料，有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殉国人数远超唐宋。
从标题来看，本书似乎是要探讨“忠”的演进过程。但从内容来看，作者的“野心”并不局限于此。通过考察“忠”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以揭示10世纪唐宋剧变中政治文化道德的复杂现实。这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 作者从边界、族性、忠三方面入手，作者在第一章解释了相关的概念，也指出用现代概念强行解读1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取的。 如果仅仅从领土意义上去认识边界，从族群的角度去看待身份认同，从道德的视角去理解忠诚，那么就无法清楚揭示10世纪唐宋剧变中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复杂现实。 而“忠”是能够解释这一时期越境者行为的核心概念，因此作者在第二章详细叙述了“忠”这一概念的类别及演进过程。作者将忠划分为理想主义型与关系型两大类，关系型又划分为互惠互利型与等级差异型两类。先秦时互惠互利型为主导，所以常常出现“下克上”的情况。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不断强化，“忠”也与文化认同、族群差异密切关联。这种观念也体现在史料中，对越境者行为的评判，也深深刻上了时代烙印。
在此，作者列举韩延徽、赵延寿、张砺、李澣、王继忠五名“辽南人”的事例以佐证自己的论点。韩、赵、张三人处在后梁到后晋的时代，此时北方的契丹与中原的五代边境模糊，诸多藩镇夹在中间摇摆不定。而中原王朝经常变动，所以史料对他们的批评并不严厉。李澣曾因为南逃事件而得到谅解。唯有王继忠即使兵败被俘、全力维持宋辽和平，也没有躲过后世的口诛笔伐。
五人的事例存在于官方正史和私人著述中，成书于不同时代的史书也代表了时人对忠的理解。14世纪的忠诚行为的理想要求比10世纪更加严格，所以史家将自己的看法写进“论”里，表达着主观的想法。正如王继忠的事例，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其表现理解，而元代编修的《宋史》《辽史》则批评其未能尽忠。
通过考察“忠”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可以将10世纪的行为与后来的解释区分开来，得到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知识。作者也得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论：既然我们已经知道10世纪“忠”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越境入辽与越境到其他地方没有本质区别。当然如果想进一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则需要更长的篇幅。
本书虽然经典，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现列举如下：
第135页，注释1：后汉郭荣应为后周郭荣。译者遵照原文，将后周世宗柴荣仍写为郭荣，但本书还存在一位北逃入辽的北宋将领郭荣，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区分。
第151页，第7行：开牙建府应为开府建牙。无“开牙建府”一说。
书中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全部写成了“李涛”，对于一部宋史研究作品来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忠贞不贰？读后感(五)
说起忠诚，不免想起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屈原的“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太多太多的古诗词让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忠贞不贰，誓死效忠。本书主要讨论的则是“忠”这一概念，在九、十世纪这个可谓昏乱的五代十国到澶渊之盟局势稳定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化。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将看到主要对几位位历史人物在越境问题上的个案分析探讨。
很喜欢书扉页的一句话，“到中国之外发现中国”，俗话说当局者，旁观者清，当我们身处局中，或许难以辨别庐山的真面目。借他人之识，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体验。在本书中我们在第一部分能看到作者在选用何种角度去观察解释分析忠贞观念的改变。为何没有从文化认同、族性这些以往观察历史的概念去看待这一特殊的时期。通过大量的文献比对，以及文献之间侧重点的差别，使我们最终能看清楚忠贞是如何变化的，在效忠对象的选择上，让我们看到人们与边疆之间的多元关系。
在早期的辽代，在众多首领中选着为谁效忠，完全是从政治和实用主义出发的，与道德无关，所以当放弃一位不值得效忠的君主时，五代易主是能够被原谅的。在帝国的早起，存在两种类型的忠，一种是关系型的忠，这是君与臣相互依存或者说臣依附于君主的关系，让我意外的是，在这层关系上似乎构建了一个平等的思想关系。而第二种则是理想型的忠，君臣之间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而官员则在更高的道德层面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通过对李澣、韩延徽、张砺、赵延寿和王继忠等历史人物的个案分析，探讨了这些人在越境问题上的忠贞观点。这些人代表了辽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观点，他们对于越境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前两者在选择上有更多的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辽初对人才的需求，多个政权的存在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加自由，前两者历史人物的越境行为在后来的历史学家中也没有过多的谴责。而越往后宋辽日益对立的形式，以及边界的逐渐清晰，政权的减少，权利的削弱，使得后期人们选择越来越少。
总的来说，这一本值得推荐的历史研究著作。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历史人物的个案分析，描绘出了一幅细腻而多元的越境问题图景，这些人物的选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也揭示了忠贞是对国家忠诚还是君主忠诚的问题。这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辽代历史和文化，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当今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些启示。 因为唐后期再到宋这一时期，政局混乱，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难免有迷糊的时候，加之引用了古文作为例证，就需要读者待着性子慢慢的去阅读，在迷雾中逐渐看清“忠”关系的演变。
忠贞不贰？读后感(六)
“10世纪是唐宋变革的中心”，而当我们聚焦于这段时期历史时，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学习的知识也好，查找到的研究文献也罢，更多关注的是唐末五代的变迁，乃至北宋的崛起。而对于辽、宋、西夏、金时期历史，我们虽有改以往单纯的入侵与对立的角度，但仍是以汉视角为中心。尤其是辽宋之间的历史研究，更多地放在辽宋冲突开启之后，两者的关系更多视为“中原王朝与化外强敌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关系”。
在辽宋时期，两国之间在前半期大多相安无事，至10世纪80年代后，两者冲突加剧，到《澶渊之盟》签订，又实现了一段时期的和平。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有不少越境之举，我们对此时的边境界定，乃至“越境”之举的评价，这是研究10世纪历史嬗变和辽宋关系的新颖的视角。在这点上，英国历史学家史怀梅在《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中“从一系列明显不同于过往的假设出发，引入了另一种解读10世纪的方式”。
史怀梅重新梳理了边界、边疆、分界线和族姓、忠诚的概念，他提出不应单纯地将“疆域概念与忠诚联系起来”，也不应“将族姓视作忠诚选择的主要因素”。而这恰也是大多数朝代乃至今日大多数人对10世纪越境行为的评价惯常，将边界、身份认同、忠的选择置于一条线上，并以高度的道德标准强加其中，以此批判甚至抨击越境者的行为。
对越境行为的评价，在11世纪尤其是宋朝时期，“对忠的态度逐渐严苛”，也因此对10世纪的越境之举采取猛烈批评的方式。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由于宋感受到“化外”威胁，为了收拢人心，聚集民心力量，因此通过强烈的汉夷界限和家国族姓道德标准予以强化。
在本书中，史怀梅还通过史料比较和辨析的方法，进一步考查了“忠”的概念的源头以及发展过程，人们对于忠的选择，如果撇开边界和族姓的限定，当身处并非单一的强大政权形态统治下，而“取而代之的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国家”，人们对于“忠”的选择便受到了考验。
在研究对象上，史怀梅选取的10世纪初辽创时期便入辽的韩延徽，10世纪30年代越境入辽的张砺和赵延寿，被俘入辽的李瀚和王继忠。通过对这五位人物的个案研究中，从个人层面探讨当时人们对越境的选择和思量。同时探索了10世纪时期，“现实中的边界和观念中的分界线”是如何互相影响交织的，同时“如何被个人选择所影响塑造”。
总的而言，这本书创新的从讨论“忠”这概念入手，探索了10世纪的“忠”的真实历史面貌，并且引出了“探讨‘忠’理念和行为在整个边疆地区是如何起作用”的期待。但在阅读中，我认为我们应保持基准和克制，一是作者探索的仅是10世纪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现象，强调的是以更合乎10世纪历史语境下去理解越境行为，二则是我们要明确辽宋之间，在当时虽体现为两个截然不同政治形态的对峙，但终归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一部份，殊途同归。
忠贞不贰？读后感(七)
“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甚至成为我们国民性格的体现。可是如果我们以现在“忠”的视角审视历史，对于历史的最终结局就会有很多需要商榷之处，很多历史结论就会出现偏差。
比如，对于我国宋辽时期的历史，如果用现在“忠”的定义去看待那段时间的历史，就有很多误解，看到的历史真相就略显模糊，也无法正确判断当时历史人物的选择。出于怎样的思考，得出的历史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史怀梅，英国伦敦大学东亚研究博士，伯明翰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在与东亚历史研究时，探索着历史另外一种可能性，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的视角。而他的这样一本著作《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就带我们走进宋辽时期的历史，从当时人思想的角度去思考历史的真实走向。
在这本书中，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审视宋辽历史的三种视角，他们分别是边界、族性和“忠”的定义。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辽宋历史都是后来人记录并整理完成，从边界、族性观点思考宋辽关系，那时有很多汉人是不忠的，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其实这种看法都是基于后世“忠”的概念下而完善的历史。
历史中有着很多汉人想辽控制区域迁移，更有很多人在辽代当官，当然后世对于他们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对于他们的忠贞提出了挑战。毕竟他们是跨属了不同边界、不同的族性，是为汉人的敌对势力而提供着帮助，以后来忠的角度，他们一定是不忠的。
可在本书研究中，史怀梅提出了另外的可能性，那就是对于忠的定义，在宋辽时期和他们的后代是不同的。忠定义的演变过程需要深入到历史之中，去深度探讨，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也是这本书所着重研究的部分，也是重新审视大中华文明历史重要的视角。
忠本身的含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呢？作者从春秋战国时“忠”概念的提出一直梳理到这一概念的定型，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忠”的演变。在宋辽的前期，它还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
那是中国的大地处于分裂和动乱的状态。五代十国本来就是一个乱世，所有，人们对于忠的接受度要比后来高很多，当时依然接受着抛弃先前主君之恩的效忠。因此，大量的跨越边境的人员流动，包括族群之间的流动，国别之间的迁移并没有后世那样深严，毕竟，当时这些地区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中，史怀梅就通过对于宋辽时期大量人员跨境迁移以及在辽做官的汉人具体的历史研究，展现了那个时期忠诚的另外一种思考，给我们观察历史另外一个视角。
作者从历史的纵深之中发掘出了过两百次的跨界迁移实例，梳理了他们迁移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这既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整理，也是对于作者观点有力的支撑，体现了一位学者的严谨与深入。也让我们看到在统一中国历史背后，其实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让我们看清宋辽五代时期历史真实的状态，为理解现代中国身份认同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考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