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主于经》读后感：这篇文章通过对经典文化的思考，提出了不要过于依赖经典的观点。作者认为，经典只是过去的产物，不应成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唯一准则。我们应该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盲从于经典，而是要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合适的选择。这篇文章给我启示，应该更加注重自我思考和创新。
《不主于经》读后感(一)
《国语》之于经史中国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然而就是这本汉史以前的经学史传，由于其记录的繁杂与边缘性野史，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在宋儒以前，以经学为主，释意解文析史为要的经学主旨渐行到理学的新变革。汉唐注疏转变到个人的理学创见中来。经传的重要性降低，《国语》也同样式微淡出。
清代学者对两汉观点大都采取认同之态，所以《国语》的著作人依然不详。但清代思想史与国语关联甚多，经学的复兴也是研究其深意的一个重要变量。
《国语》与《左传》的羁绊关系，也是两汉以来的经学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者的特殊关系造就了后世学人的论争也拉锯中，久未停歇。对于《左传》之真伪还形成不同的派别。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是作为疑古先锋汇入时代的思想洪流中。
两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从确立六经到九经到十三经，可以说学派的增减拥立，都反应着各个时代的思想演变与社会的风貌。文本背后的研究勘误亦是一种身份与文化的认同与承继。
对于一部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的历史痕迹与学术的研究变迁，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经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传承的接力与思想的繁衍成就了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根本内在。牵扯如此繁复的《国语》之史，趣味之外，史料俱足。
《不主于经》读后感(二)
首先解题，所谓的徘徊于经解与史传之间的对象是指称的《国语》这部号称“春秋外传”的书籍，那么为何要采取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完本书后，觉得作者的主旨就是通过《国语》这部经学的边缘文献来回照经学史的发展。正如大众所知晓的《国语》的作者实际是成谜的，因为观察先秦文献的成书将著作系于一人之身实际是一种误读，实际上不少先秦诸子的传世作品可能经过其本人笔削的很少，大多是弟子追忆或者其后学的模仿之作。那么为何先贤为何纠结于《国语》作者的身份呢？实际这也是经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命题，因为对于经学家来说，六经具有垂范后世的作用，而经学自然是经过至圣先师笔削的，而作为经解的《国语》的作者左丘明也因为《论语》中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句称赞而认为是接近孔圣人真意者。但是有意思的《国语》作者的史料却要到几百年后的司马迁处才被确认和发挥了。而这时间上的空白处本身就令后学生疑，在汉魏经学昌明时，虽因其与《左传》的紧密文献关系被古文经师所接受，认为是理解《春秋》的“春秋外传”，但实际埋下了后续理学和朴学争论的隐线。
而经历了经学时代的昌盛之后，随着唐宋之际的风气变化，对于《春秋》的追求从研治训诂转变为讲求尊王攘夷，对于公羊大义更加重视，因此作为“春秋外传”的《国语》自然被认为不属于经学体系，而是讲求史事之作，同时史公的“左丘实名，厥有《国语》”被质疑，认为此左丘非《论语》中的左丘明，当然这也和唐宋时期的疑经和“六经注我”风气有关，是当时学术风气所致。而到了清代后，当时学者痛思于宋明讲求心性转而重拾汉学之训诂，从事小学工作，期望由认字入识理。而作为“春秋外传”的《国语》又重新被拾取为“春秋类”，但毕竟经历过之前的质疑因此实际存在多重声音，而随着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说》使得《国语》被彻底打落出经学行列，成为近代学术的主角，虽然经历钱穆等学者辩诬，指出《左传》和《国语》虽然不少有重复之处，却并非是缩减之作，但也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国语》走向了史传一面。
《不主于经》读后感(三)
边缘，即远离中心，不受关注。比如，世界边缘、文化边缘、社会边缘等等。一直以来，我也认为冠以边缘的，大概也是不需要重点关注的。在张永路老师的《不主于经》一书中，他提出了由边缘反观整体，通过对边缘的研究来厘清整体的界域，从而让整体更清晰地显现。边缘是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本书中，在这样的观点下，作者梳理探讨了《国语》在经学两千多年中的地位变化，这一变化，也是中国古代经学思想史的变化。
现在回忆《国语》，这个在语文课本中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品，只有一个作者、体例和大致内容的简单介绍附于小字部分——国别体，记录各国历史的著作。如果没有记错，这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在过去漫长的两千年里，《国语》的地位就像坐了过山车一般，而我也通过《不主于经》这本书，第一次真正对《国语》有了一点认识。
《国语》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典籍。先秦时期的典籍作者是一个难以考证的问题，通常也不题作者，有主要编纂者，经过过年编纂，及门人弟子的记录，所以，具体的成书作者与成书时间，没有确定的某个人和某个时间，即在某个时间里在某个人的主导下，汇编了某本书。《国语》正是这样的情况，它有八语（周、鲁、齐、晋、郑、楚、吴、越），二十一篇，上西穆王而下至鲁悼公，每一章独立叙事，结构基本为背景、言论、结果三段式构成。同时还具备语书——古汉语与人相问答的一种体例的三个条件：“使其明德”的效用，“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的内容，对话问答的形式。我（为方便记忆）称之为《国语》“六艺”。
这么粗略看来，说它是记录历史的好像也没大问题。那么《国语》是如何进入了经学之列呢，最早来自司马迁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父子，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因《左传》的作者亦为左丘明，刘歆将《国语》归为《春秋外传》。两汉魏晋基本承袭了二书作者相同的观点，《国语》的地位就像开始出发的过山车爬到第一个坡顶。至隋唐，经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对两汉魏晋观点反驳的著作，此时过山车开始下坡了。到了理学经学时代，因为民族问题、大一统问题等等，这也成为学者们的首要选择原则，《公羊传》与《谷粱传》回归夏政尧舜之道更符合学者们的诉求，而与周礼对应的《左传》自然成为攻击对象。过山车也到了阶段性的坡底。
《国语》一书很大的一个争议便是作者的问题，自司马迁提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便是主流的看法。因为与《左传》作者相同，内容多有重合，所以关系密切，多认为《国语》是《左传》的补充注释。但到后世有学者提出质疑，左丘 明还是左 丘明，且是否又是同一个人呢？且因为经学思想的不断更新变化，春秋三传之间也是你争我斗的反复拉扯，《国语》与《左传》的密切关系，自然也成为攻击的对象。就好像是，替人当枪子儿的靶子。
直到清代考据学的出现与发展，经学研究文献数量增多，《国语》再次爬到坡顶，对《国语》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如《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划为“杂史类”，一些学者否定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欲还经于史，康有为更是提出了《国语》和《左传》乃一书分为二。研究文献有辑佚、校勘、注疏三大类。在现代学科与研究方法的确立下，《国语》一书上的种种问题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澄清和解决的机会。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文法考察、概念考察、事件考察、制度考察、思想考察、文体考察等方法），与多种文本比对，而不再是模糊的推测，脱离了经学之争的束缚，《国语》的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行列。
所以《国语》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它是先秦时期一部记录八国事语，旨在明德的著作，作者没有确定的记载，后世多争议的是左丘明。因为与《左传》同作者（可能）的原因，参与了两千多年的经学思想发展，而《国语》在经学之列的起伏，也是经学思想变化的发展时的一个表现，受时代的环境影响，分分合合，影响着学者们对于典籍的选择来作为自己的思想工具，自然未被选择的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攻击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拉扯之中，文献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丰富，最终进入到现代学术时代，自此，经学时代也走向终结。
这就是边缘的意义，从不起眼的局部，看整体的发展。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就看流浪者。流浪者不正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吗，原来，一直是自己忽略了，而不是边缘无所用。这本书，也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往往看似不重要的因素，也有其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