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ndoing Project》是迈克尔·刘易斯的一部著作，描绘了心理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合作与友谊。书中探讨了他们对决策过程和行为心理学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们如何改变了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这本书不仅令人深思，也展示了两位杰出学者的影响力。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一
新年假期虽然被雾霾堵在家里，但看了本好书。
作者Michael Lewis，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从89年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问世，几乎每次出书都上头条。这不仅因为题材多是广大蚁民特别渴望窥探的华尔街，或者喜闻乐见的竞技运动，更因为他有着非凡的讲故事能力，总是能通过鲜活的人物故事刨析一个复杂的议题。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部作品已经被拍成好莱坞大片。Moneyball由Brad Pitt主演，被提名2011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影片等6项大奖。又一大帅哥，蜘蛛侠Christian Bale出演的The Big Short 大空头，同样获得201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等5项提名。
这次Lewis的选题略偏门，是关于两位心理学家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的故事。偏门是针对普通读者而言，在心理学和经济学圈子里这两人应当是神一般的存在。
一个被公认为不世出之天才，‘和Amos开会就好比去和爱因斯坦头脑风暴’。当有传闻他要从以色列迁居美国，从哈佛开始的各大名校疯狂争抢，包括给他老婆安排教授职位，斯坦福更是创下得知消息后一天之内发出终生教授offer的记录；
另一个在21岁时为以色列军方设计的军官面试方案沿用60年至今，和前者在长达十多年的紧密合作里共同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将心理学研究引入经济学而被授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挚友于1996年因癌症去世未能获提名）。
作为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成果不是’人性洞察‘的鸡汤， 而是以科学的实验方法得出，能够解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思考，如何决策的普遍规律。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在一本小说的四页里（大概2000个单词），你觉得会有多少这样的情况_ _ _ _ ing （以ing结束的7个字母单词）？选出你认为最接近的：
0 1-2 3-4 5-7 8-10 11-15 16+
在一本小说的四页里（大概2000单词），你觉得会有多少这样的情况_ _ _ _ _n_ （第6个字母是n的7个字母单词）？选出你认为最接近的：
0 1-2 3-4 5-7 8-10 11-15 16+
实验证明人们通常第一题答案会是第二个的好几倍，虽然第一种情况只是第二种情况的子集。可谁能想到n作为第6个字母出现的单词？以ing结尾的例子就多了。
这就是两位学者论证的众多认知偏差之一，availability heuristic 易得性偏见，我们容易想到的事就会认为它容易发生，并不考虑事情本身的概率。
即使被应试教育从小历练的你能轻松答对这道题，转过身也许就会很认真地告诉家里有癌症病人的朋友，‘ 能不化疗千万别化疗，我认识的两个朋友都被化疗害了’。如果嫌弃这个例子就心平气和地给自己再找一个，一定有的。因为动脑这件事真的很耗能，直觉思考才是默认状态，而人的直觉思考是有套路的，比如凭自己熟悉的信息去判断和预测。
Lewis在书里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两位学者论证的一系列思考和决策套路，此处略过。因为这本书的亮点不在科普，而是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主人公之一是性格外向果敢的乐天派，跳伞兵，战斗英雄。从不介意旁人的观点，我行我素。作为一名潜伏在心理学界的数学家，顺道参加个物理系餐会，也会被外来嘉宾，未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认为是当晚最出色的物理学者。因为智商碾压常人（此处指斯坦福等校的普通教授），从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也从不认错。如果你竟然要挑战他的观点，只会被他当众反驳地无地自容。每天中午起床工作到凌晨。
主人公之二是性格内向忧郁的悲观主义者，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一句学生的评语就能沮丧多日。永远批判自己，认为自己是错的。愿意对别人的观点悉心倾听，站在对方角度思考。有着诗人般的敏锐和想象力。有无穷的好点子，同时特别注重和擅长解决现实问题。手无缚鸡之力却从21岁服兵役开始以心理学家的身份为以色列军队高层出谋划策。一天要吸两包烟。
虽然同在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任教，这样两个极端不同的人一开始好像并无交集。
然而终于有一天他们走到一起，极度敏感的K质疑了从不认错的T。“就好像一只小白鼠和一只巨蟒被放进了同一只笼子里”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二
1.关于书 并不最喜欢这本书本身 虽然作者真的很skillful并且tried to explai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a plain & funny way 还是更习惯高密度的陈述和讨论 日常例子并不真的帮助理解理论本身 （吐槽：感觉作者很egocentric 非常陶醉于自己一直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这本书即将取得的成就 当然他也的确有陶醉和egocentric的理由啦 但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花那么大篇幅用两章写不相关的事） 2.可是觉得必须给满分 必须推荐 大概因为太欣赏太羡慕太感慨又太遗憾Tversky和Kahneman的故事 毕竟they were like, in every way but sexually, lovers 又大概因为很想成为Amos Tversky那样tough又hilarious的人吧 作为心理学专业的人 以往读到他们的研究或者提到他们 自然反应是“Kahneman and his coauthor” 而据学经济学的朋友说 对他们来说一直是“Tversky and his coauthor” 看完书之后觉得我以后的自然反应也会变成“Tversky and his coauthor”了（然后顿一秒纠正自己说“Kahneman and Tversky”) 3.印象最深的joke 战争的时候Tversky手下的士兵拒绝带头盔 说“if a bullet is going to kill me, it has my name on it anyway” Tversky回答说“what about those bullets addressed to whom it may concern” 4.Tversky1972年跟Kahneman讨论中潦草写在纸上的notes（每句都想原样抄下来）： People predict by making up stories People predict very little and explain everything People live under uncertainty whether they like it or not People believe they can tell the future if they work hard enough People accept any explanation as long as it fits the facts The handwriting was on the wall, it was just the ink that was invisible People often work hard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y already have and avoid new knowledge Man is a deterministic device thrown into a probabilistic Universe In this match, surprises are expected Everything that has already happened must have been inevitable 5.Tversky告诉Don Redelmeier的话（啊我要成为Tversky迷妹了） - A part of good science is to see what everyone else can see but think w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said.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very smart and very foolish is often very small. - So many problems occur when people fail to be obedient when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obedient, and fail to be creative when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creative. - The secret to doing good research is always to be a little underemployed. You waste years by not being able to waste hours. - It is sometimes easier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to prove you have mad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6.关于“the model of me in your mind” 在Tversky生命的最后几周里 Kahneman想和他一起再写一篇介绍他们共同的研究的文章 他很担心当Tversky不在了 他会以Tversky的名义写出Tversky并不approve的东西 他说"I don't trust what I'm going to do" Tversky告诉他 "you will just have to trust in the model of me that is in your mind." 7.关于“Cora：Bora-Bora” 虽然说了并不最喜欢这本书本身 但必须承认最后一章尾声写得太精彩 起初看到章节名一头雾水 看完之后再看Bora-Bora想叹息 在故事的结尾 Kahneman以为自己没有等到诺奖的电话 才放纵自己想象万一真的拿了诺奖会怎么样 他想他会带着Tversky的妻儿去颁奖现场 会在演讲中怀念他 会带着Tversky去斯德哥尔摩 会为他做Tversky绝不会为Kahneman做的事 Then the telephone rang. 故事戛然而止 据说Kahneman在诺奖现场把Tversky的照片投在了自己身后的屏幕上 8.再摘抄一句Tversky Life is a book. The fact that it was s short book doesn't mean it wasn't a good book. 啊这竟然是一本伤感的书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三
前阵子蒙古姐姐答辩的party上聊天，法国小老板说他最近在读一本书，是讲Kahneman and Tversky的友谊。这种学术圈八卦我当然很感兴趣，尤其是这两个人也算是我们领域的鼻祖。小屁和Kahneman和Tversky都有合作过，书中说的很多人他都打过交道。去滑雪的时候等车坐车我都在看这本书，一边看书一边和小屁聊书的内容，又让故事增加了一些真实感。
说八卦之前先吐槽一下此书作者之让人无法忍受的自大病。第一章竟然和主题几乎无关而是纯粹讲自己之前写的书moneyball的影响。 Come on！作者写作很做作，讲故事的逻辑不是非常清晰，扬言自己看了学术论文，但很多地方假装要把深入的道理讲浅显，但是要么没讲对要么没讲到点。但我竟然也捏着鼻子看完了。
Kahneman 和 Tversky是一对学术couple。2002年，Kahneman凭借着和Tversky的合作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Tversky因为1996年患癌症去世而没有得到奖。他们俩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刚认识的时候，相互敬而远之，机缘巧合之下相知而擦出火花，功成名就之后却因为Kahneman善妒没有安全感的个性而导致最后分手，两个人虽然明知彼此需要，但却一度不合到不能做朋友，但是当Tversky发现自己得病之后第二个告诉的人就是Kahneman.从此两人每天通电话。
在合作之前Kahneman 杂乱无章地研究了很多心理学话题，比如optical illusion, personality 之类的，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家。他做人很没有安全感，一旦听到关于自己一点点的负面评价，就整个世界坍塌，进入自我否定模式。而Tversky则是个喜欢冒险喜欢刺激聪明绝顶的小天才。虽然学的也是心理，但是学着学着就和一群数学家一起写了一系列foundations of measurement 的书，是mathematical psychology里的红人。然而由于Tversky做的研究过为艰深，并没有受到什么关注。两个人都分别默默无闻着。
后来，两个人念完博士分别回到以色列，在希伯来大学任教。有一次，Kahneman邀请Tversky去给自己的seminar做guest lecturer,从此两个人的思想撞出火花，开始合作。作者描写到，他们两个人基本是形影不离的连体婴，不管是什么场合，两个人只要同时在场，就一定是在和彼此聊research idea.他们谈笑风生，其他人却完全无法加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发表了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领域及其有影响的一系列论文，一直到最后的prospect theory 1979.两个人的合作模式基本上是，Kahneman会提出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个想法，然后Tversky思考之后把他的想法规范化，理论化，给予structure。很多时候，一些想法是两个人一起想出来的，一个人说了开头，另一个人就说了结尾，要说谁的贡献大或者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好似全世界最心有灵犀的一对，但是当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俩人立刻变成了竞争关系，两人都想证明自己比对方更聪明。这就给后来的感情破裂埋下了伏笔。
单从思考能力来讲，Tversky明显是占优的。Kahneman有很好的intuition，但是和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有了cute phenomenon,但是就基本上止步不前了。可是Tversky总能想的比较深入，想到下一步，如何将cute phenomenon模型化，体系化。当他们的文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Kahneman开始不安。因为外界似乎都更偏好于Tversky这个理论功底更强的人，而对他的关注很不足。然后Tversky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讨论两人谁贡献大谁贡献小的事情，这让Kahneman很不爽。两人开始有了心结。到后来心结有了爆发，Kahneman提出绝交。双方应该都很受伤。
Kahneman是以色列的移民但是Tversky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Tversky的美国太太为了他，还移民以色列。可是后来Kahneman再婚，为了和新婚妻子在一起要离开以色列。Tversky为了离Kahneman不太远也毅然离开祖国。两人并没有一气搬去同一个学校。那时Tversky是学术界新宠，全美各大学校都想请他过去，但是Kahneman却并没有那么幸运。最后Tversky拒了哈弗去了斯坦福，而Kahneman则去了加拿大UBC. 两人约好每隔一周飞去对方那里见面，但是Kahneman因为心里不平衡两人当时境遇的悬殊就去得越来越少，他说Many things changed in my life; I changed my wife...Kahneman不想一直活在Tversky的阴影里，想自己研究新的话题，于是开始研究与Happiness相关的课题。比如他发现了peak-end effect。虽然Tversky还是坚持去找Kahneman，但是两个人也难免渐行渐远，直到后来Kahneman提出绝交。80年代中两人不再合作。
后来，prospect theory还发表了1992更正版，这是他们不再合作的好多年之后。可是文章还是以他们俩的名义发表的，造成了两人一直有合作的加强。事实上，大部分工作是Tversky和他当时的学生Richard Gonzalez一起做的。但是Tversky坚持，prospect theory 就只能是Tversky and Kahneman,一直以来都只有他们俩。所以虽然Kahneman几乎什么都没干还是合作者，而Gonzalez却没有成为合作者。我看到这个情节之前就听小屁说过这件事情。他说Gonzalez每次提到这件事都会有点难过，当时他幼小的心灵应该也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吧。
伟大的成就背后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爱恨纠葛。宠儿Tversky英年早逝错失诺贝尔奖，而一直在意外界对自己认可的Kahneman如愿拿到诺奖。他从此走出了Tversky的阴影吗？
前些年在希伯来大学上summer school, Kahneman来讲课了。我忘了是谁问他，你觉得你此生最重要的学术发现是什么，他说，应该是loss aversion损失厌恶。看了书，我对他的答案有了新的看法。书里写到，当时他们把prospect theory投到经济学顶级期刊econometrica的时候，他很期望编辑和审稿人在评论里会提到说，loss aversion真是insightful啊（因为这部分是他想到的）。但是并没有。评审意见是： the work is solid.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四
1.
Michael Lewis大概是金融圈最会讲故事的人了。
就算是看过原著Flashboys或者改编到大屏幕的the Big Short，看完前两章，我一度以为作者是写出the tipping point的Malcolm Gladwell，每个章节一个独立的小故事，全书为了一个主题principle。因为第一章完整的介绍了在其他章节再也没出现过的人物，一个叫做Morey的钟爱统计学和自我怀疑的，信任算法胜过星探的职业篮球队球员经理。
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就算是这样一个不走寻常路，喜欢挑战固有偏见的，发现被低估球员的，被Michael Lewis花了一整个章节描述的人物，在遇到林书豪的时候，就算自己的算法为了林“爆灯”，他最终也没胆签约林，同时承认林的身体素质怎么看都相当的职业，但奇怪的是每个人都不认为林是职业运动员，而奇怪的是除了林是亚裔这一点，没人找得出其他理由。（第41页）
Unfair, isn't it. 再想想咱们或者他们对黑人的固有偏见。
2.
我找到这本书是因为看到一句关于Ray Dalio的介绍，投资界的Steve Jobs。出于对Jobs的深度怀念和尊敬，我听了对Ray Dalio的采访，震惊于其和其公司桥水投资的运营管理方式，一个几乎是实践苏格拉底哲学的活样本。“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度过"！Ray Dalio基于对自己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审查而设立了一套完全透明的，意见可以公开交流的制度，但是在综合考虑意见时会把来自于特定的“谁”的关于“什么”的意见加诸一个“分量”值，就好像weighted GPA一般，不是你title更高你头顶就自带光环。采访的最后，Ray Dalio被问起最近看的书，他提起The Undoing Project.
于是我才知道了是谁和谁引发了行为经济学这场风暴，以及这本书为什么翻来覆去讲的是心理学？再以及，为什么本书以介绍一个完全不会在后面章节再出现的人物这样的方式开场。
想象一下直接告诉美国的读者时下流行的中国网络语言：不会做饭的球员不是好医生。一个严肃的读者会如何回复。。。
但其实作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没有一开始那些鲜活的对个人（对林书豪）对团队（比如错过林）有现实冲击力的bias例子，如果没有诺贝尔奖对行为经济学的加冕，我们又怎么会对以色列的两个心理学家和他们一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假设性问题感兴趣呢？何况那些理论还是松散的？
凯恩斯曾说过的有关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也适用于心理学家，“实际上世界是被一小部分人统治的。” “自信不被知识分子影响的那些所谓务实的人，往往只是几个过时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 ” （“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are usually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3.
后面几个章节时以各种人做了各种事的方式侧面说明着Amos的影响力。然后Amos说过的一句话反复被提及，A part of good science is to see what everyone else can see but think w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said.（第343页）
这又让我想起Steve Jobs在1982年于Academy of Achievement上的讲话，其中有一段他谈起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进而分享了他个人对于what it is to be intelligent的思考：
“I’ve thought about this a little bit myself, and one of the things is, it seems to me a lot of it’s memory, but a lot of it’s the ability to sorta zoom out like you’re in the city and you can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from about the 80th floor down at the city, and while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reading these stupid little maps, you can just see it all out in front of you.You can see the whole thing, and you can make connections that just seem obvious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whole thing.”
但是要怎么zoom out and see what others could not see, or has the birdview, the vision, the insight.
Jobs提到了experiences的重要性，而且是那种outliers的类型，本书“双男主”在以色列经历过的战争年代也算是相当不俗的经历了，被downplay或者未予提及的是知识的重要性，正如Morey观察到的“‘knowledge is literally prediction,’ said Morey.’Knowledge is anything that increases your ability to predict the outcome. Literally everything you do you’re trying to predict the right thing. Most people just do it subconsciously.’” （第29页）但这“知识”也应该包括“认识你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局限性。当你意识到重要的不是一段旅程你经历了什么，而是那最后给你的印象是什么，（‘Last impressions can be lasting impressions.’ （第234页））你还会不会执着的认为你对某人某事的留恋是基于那人那事本身，而不是那最后的一小段故事，一小段印象？如果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取决于其他人是如何描述这事物的，比如“这个手术你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存活” 和“这个手术你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死去。”，我们是否还会执迷于我们的gut feeling。
4.
Michael Lewis讲故事的能力真的是impressive。
在提及经济学家是如何看不上心理学家，所以行为经济学才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得到主流经济学认可的时候，作者说经济学家是一帮自信满满的jerks who always, always talk over skeptical, almost humble psychologists。但在突出双男主的论文如何与一般佶屈聱牙学术文章不同时，又形容学术期刊指向的读者群psychologists是一帮随时准备撕碎同行的鲨鱼们，所以作者们常常需要采取一种defensive， almost aggressive的做法来阐述自己的理论。
虽然采用对比和比喻的描述使的描述对象易于理解，但要明白，这也是一种narritive。那么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narratives的世界里，我们又如何take away and carry on。
我想这大概是这本书给我的最大的启发。通过展现一个或几个outstanding and brave soul来传递一种spirit，让我掩卷思考：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no matter long or short, this life of mine.
也许答案就在寻找或认识我自己的过程中。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五
例一：如果你是犹太人，二战刚开始的时候要决定你是否带着孩子们离开巴黎。你考虑到连一战期间德国都没有占领巴黎，于是你决定先不着急，等等再说。
例二：如果有人对你说，他在接手一个部门前，那里接连几个项目都做砸了，他去了以后，马上立规矩，奖惩分明，下一个项目做成了。你觉得这个人能力不错应该把他的做法推广出去。
例三：如果有人和你玩掷硬币的游戏，头5次全是＂正面＂，他让你估计下一次是不是出现＂反面＂的可能性更大些，你犹豫了一下，觉得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选择留在巴黎，或是认为这个经理值得表扬，或是说＂反面＂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些，恭喜你，你不是唯一的人。应该说，你实际上跟大多数人一样，在思考中使用了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应用娴熟。
可是，我们知道，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了巴黎。例二里的那个部门，实际上是以色列空军，他们已经停止了这种＂奖惩＂机制，而他们的空军是全世界战斗力最好的之一。在例三中，连着5次正面之后，第6次掷硬币，出现正面和反面的几率仍然是一样的，各50%。
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屡见不鲜，人们应对的方法也有矩可循。二战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两位教授，对这种思维模式与传统发起的革命性挑战，对当代心理学研究、经济政策、以至医学科学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丹尼-卡那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一个从法国移民来到二战后的以色列，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个对自己充满怀疑，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一个对数学毫无兴趣，一个却试图用数学公式表述心理学原理。两个人真是阴阳之别，却又成为阴阳之补。他们的前无古人的成就，超乎常理的合作与争执再到后来的悲欢离合，这本书为我们细细说来。
以色列所有男子都要服兵役。丹尼参军后被分去帮助以色列军队从新兵中挑选飞行员，伞兵，火伕的合适人选。他发现，部门里的专家各有方法，但都是主观判断。他觉得这个有问题，于是写了一个统一的问题卷，让新兵回答。很快他就发现，专家们的选择结果与实际情况完全脱节。事实上根本没有谁更合适干某个兵种，而是后来在各个兵种干得好的人都有共同的特质，按专家的意见分配兵种完全是徒劳。他的意见虽然让专家们不高兴，但很快在以军中实行，他也出了名。这个实践，在60年代被另一实验证实。有心理学家对一组3，4，5岁的孩子说，这里有一块糖，如果你能等几分钟忍着不吃，就可以再得一块。那些能忍得住的孩子，以后在学校，工作，生活中都更出色，IQ考试成绩也高。三岁看老，果然不错（凡是看我的文章看到这儿的，都是属于3岁的时候就能忍得住不吃糖的，恭喜你！）
阿莫斯与丹尼成为同事之后，立即认识到彼此的价值，两个人常常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你来我往地讨论各种命题。丹尼会提出很多＂怪＂问题，然后两个人讨论，分析，别人完全插不进来。丹尼总是认为自己是错的，阿莫斯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丹尼是个悲观主义者，阿莫斯是个乐观主义者。丹尼总是说，如果别人告诉你什么，别急着下结论，先想想他可能对在哪里(When someone says something, don’t ask yourself if it is true. Ask what it might be true of.” 这个说法，也改变了阿莫斯，不再什么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
他们发现，人在思考过程中往往以偏概全(Believe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比如那个掷硬币的例子，虽然掷一千次你大概会得到一半正面，一半反面，但连续5次正面之后，第6次正、反可能性仍然各是一半，只不过是人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反面来＂纠正＂前面的连续5次正面，所以很多的人会说＂反面可能性大＂。人们错误地认为，发生在大数量个体上的几率，也应该发生在小数量个体上。
他们发现，人们在生活中估计事情发生的几率时，会受自己熟悉的事物的影响。当我们看见一个事物，如果我们能与我们熟悉的事物联系上，我们就会把两者等同起来。比如，当问到人们一个家庭生了6个孩子，孩子们出生的顺序是＂男男男女女女＂与＂女男男女男女＂相比，哪个更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说第二个＂女男男女男女＂更可能。实际上这两个几率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人们认为生男生女完全是随机的，而第二个顺序给以随机的印象，与人们能想到的一致，所以绝大多数人一口咬定是这个答案。他们把人们的这种认知习惯叫做＂代表性法则＂(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他们的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可利用性法则＂(Availability Heuristic)。比如，给你一大串人名，男人名字多过女人名字，可如果里面放一些女名人的名字时，人们往往估计这串人名中女性名字多，反之亦然。人们对可能性的判断，往往受自己能否立刻从记忆里回想起来的影响，越是容易想起的，人们越认为这种事情几率大。
再看一个例子。他们把下面的两串数字给两组高中学生，让他们不用算，只是很快估计一下结果：
第一组：8x7x6x5x4x3x2x1
第二组：1x2x3x4x5x6x7x8
第一组学生估计中值是2250。
第二组学生估计中值是512。
（正确答案：40320）
第一组学生从8开始，第二组从1开始，这样的起点高低不同，影响了人的思维。他们把这个叫做＂锚定法则＂(Anchoring Heuristic)
原来人们生活中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系统的思考，反而是常常靠这＂法则＂来为依据。这种思维的偏差，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再举个例子。下面的两种可能性哪个大？
安娜是个很不错的人，工作认真，常常参加各项公益活动。
1、安娜是银行出纳员。
2、安娜是银行出纳员，同时又是维护女性权益的积极分子。
绝大多数人(85%)会说当然是第2种可能性更大。直到他们指出第2种可能性是第1种可能性的子集的时候，仍然有人坚持第二种可能性大，只因为越是这种细致的描绘越是让人能想起生活中见过的人或事，越觉得可能性高（代表性法则，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而且这种偏见在普通老百姓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里竟然是一样的。
如果你认为前面第一例子里的犹太人不离开巴黎太傻，且慢，你可能落入了下面的这个误区。
他们发现，人们思维中有强烈的＂事后诸葛亮”。比如，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他们让一些人估计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可能性，人们给了一个答案。当尼克松真的见了毛之后，他们让同一组人回忆一下事前自己给出的估计值，结果是远远高出他们事前给的第一次估计。人们最好干的事情，莫过于给发生了的事情找理由，＂你看，我说过吧……＂
这个认知的偏见，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我们没法预测未来，但当某个事情发生后，又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解释。这就让人觉得其实我们原本应该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结果自己责怪自己。或是更糟，责怪别人！
传统经济学往往说，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传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个理性假识之上。那真实情况呢？
80年代，肺癌手术和化疗是两个选择。手术治愈率更高，但有死亡风险。当人们被告知手术有90%的成功率，你会活下来的时候，82%的人会选手术。当你对病人说你有10%的可能性会死在手术台上，只有54%的人会选做手术。而显然这只是同一种事情的两个不同描述，竟让人们有如此大的不同反应。
人们出门旅行，是件很累，很有压力的事，吃、住往往赶不上家，两口子吵架也不少见（请读者您不要对号入座），可人们都只记得最好的时光。当人们做直肠镜检查时，如果医生在检查结束时把推入人体的探头在就要拔出来的时候稍微停几分钟，虽然这也不舒服，但因为比探头深入在身体里的时候要好受一点，人们记忆中反而对肠镜检查有了好一些的印象（虽然实际受苦的时间长了），以后有需要再做肠镜的时候，愿意的人反而多了。最后的印象就是长久的印象！（峰终定律，Peak end rule。以后别再信第一印象了，最后的印象才最重要）。
你还能说人都是理性的吗？
如果你给一个穷人两个选择，一个是50%的机会得2万块钱，一个是立马给9000。他们都会选9000，因为头9000块的重要性高，对他们的用处更大。可象读者您，不缺这9000块的人，为什么也往往选9000而不是选期待值更高的第一种选择呢？
丹尼认为人们怕的是后悔。越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改变了原来的状态的情况下，人越是怕后悔。人们往往对变化的事情反应灵敏，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受到是损失还是赚取的影响很大。我们高估彩票的中奖率，从十亿之一，愣是提高到万分之一，没有理由。当两个饲养员给两个猩猩一人（咳咳）一个黄瓜的时候，两位都兴高采烈。当一个给黄瓜，一个给香蕉的时候，得黄瓜的一反手把黄瓜往饲养员头上打过来，参照系变了！（人也一样，不过，呵呵，这当然不包括读者您）
他们的研究6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泰勒把他们的理论用到经济学中，并大力发展，提出＂敝帚自珍＂理论（学术上叫禀赋效应，The endorsement effect )，解释了很多以前的＂怪现象＂。比如股票投资者虽然承认自己绝不会以现在市场价格买入，但又拒绝卖出手上的持股（听起来耳熟，这是在说谁呢？当然肯定不是我。）这可不是原来的所谓理性行为呀。经济学原本是要研究人类的天性却完全忽视了人类的天性。
丹尼的儿子在以色列空军服役，飞机失事死亡。丹尼事后总是有一种＂重新来过＂的冲动，在脑子里一遍遍重复要是能重新安排那天的一切该多好。这与后悔并不完全相同。人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感觉。生气的人要想改变周围的环境，后悔的人要想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嫉妒的人则什么也不需要改变而只想想像自己变成跟嫉妒的对象一样就行了。想象，是人们了解一个充满未知与不定的世界的工具。而人的想象又遵循＂重新来过＂（undoing）的规则，比方说，越是需要改变很多事情才能实现的重新来过，人越是不太会去想象；越是久远的事情，人越是不太会去想着改变，时间抚平伤口，说得不错。
出名了，矛盾也来了。再加上阿莫斯去了斯坦福，丹尼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大学，地位不同，合作也困难了。他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丹尼先想到的关于＂重新来过＂的研究，阿莫斯也想做，甚至准备了一个＂重新来过＂的文件夹。他说，＂事实是一团可能性的云，不是一定＂。可是这个项目不可能完成了，因为两个人不再有实质上的交流。阿莫斯越来越少提他们之间的合作，这让丹尼彻底绝望。
丹尼温文尔雅，阿莫斯则笑口常开。人们往往以为他们两人中丹尼是保守和小心翼翼的，阿莫斯是大胆而有创意的。但事实与此正好相反。他们两个人提出的人的代表性认知偏差也毫无例外地反映到人们对他们的印象里。
这之后他们各自还有成果。当Delta航空公司因为一系列飞行员的乌龙出丑，想通过多加训练来改正的时候，阿莫斯说，别，你们只要改一下规矩，以后飞行员不再是老大，别人都可以提醒他，就行了。果然，实行这个做法之后，再没出现飞行员把飞机开错机场的事。但阿莫斯的研究不再有革命性的创新。
他们的研究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社会实践中也越来越多被用到。芝加哥大学一个叫Sundtein的教授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到给无家可归孩子提供免费午餐上，把原本要加入这个计划才供餐改成得选择退出才不供餐，结果参加计划人数大为提高，孩子们不再因为家里大人的错误而挨饿、退学。1997年，移动电话刚出现，他们一个在加拿大的同事Redelmeier在与客户通话时那个人说，等等，我这出车祸了。这个深受他们影响的人认识到，人总是低估自己出错的可能性，而科学就是要在看见别人也能看见的东西时，多问个问题，于是他问自己，＂打电话对开车有没有影响＂？通过研究，他与一位统计专家证明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对人的驾驶能力影响比一般人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他于是推动加拿大立法限制开车打电话，成为最早这方面的立法。
1996年初的一天，丹尼和阿莫斯正巧都在纽约开会，两个人住在一个公寓。晚上睡觉，丹尼梦见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他有重病，只有6个月的日子了。他告诉了阿莫斯。阿莫斯说，没啥了不得，咱们还是把手头的文章写完吧。
三天后，阿莫斯给丹尼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得了癌症，只有6个月时间了。
1996年6月2日，阿莫斯在家自杀。之前他说自从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次舍身救了一个部下，就认为自己得像个英雄一样地活着。在他的葬礼上，丹尼穿上传统的犹太民族葬礼的衣服，为阿莫斯致悼词。
丹尼从小就会一个人幻想，但他只幻想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当人们都说他会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认为不会。所以他在每年10月会幻想如果自己真的得了奖，一定带了阿莫斯一家人一起去领奖。他也会把阿莫斯的骨灰带上。还要把自己写的悼词，附在获奖发言的后面。
2002年10月9月，丹尼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高嵩 3.3.2019
英文原著：
《The Undoing Project 》By Michael Lewis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六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左为Danny Kahneman. 图片来源：文末链接1
2002年10月9日，Danny Kahneman与妻子Anne坐在电话机旁等待。Anne有些焦急，Danny则努力让自己不去设想如果获奖将会发生什么。终于，Anne站起身，有些失望，叹声，“好吧”，出门健身，留Danny一人在家遐想。
电话铃响了，是诺贝尔奖委员会。
更早些，1996年，纽约。Amos Tversky和Danny度过一个夜晚，那时他们的心理学理论遭遇批评，二人虽心有芥蒂，但仍要共同应付，疲于奔波。
Danny做了一个梦，梦里医生宣判，他自己只有6个月的生命。他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在生命最后6个月应付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第二天清晨，Danny跟Amos讲起这个梦，Amos回答，“即使你只剩下6个月时间，我还是希望你用这些时间跟我一些解决这些垃圾事儿。”
Danny深受其伤。彼时，Amos荣冠麦克阿瑟天才奖，被各种学会嘉奖，而Danny身处Amos光环之下。Danny质问Amos为何不提携、不认可他。Amos不予回答。Danny指责他，那不是为友之道，夺门离开。
三天之后，Danny接到Amos的电话。Amos被诊断为癌症，只有6个月的生命。
Amos最后的时间里，几乎每日与Danny通话，告诉Danny，他对Amos的人生造成的苦恼伤痛，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Amos希望Danny完成他们所期望过的书，Danny不相信自己的能力。Amos回他，你永远要相信，你的思维里，有一个Amos的身影永远存在着。
正如后来Danny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里回忆起的片段，他从不讳言Amos这些工作之中二人合作的意义。如果Amos没有于1996年去世，二人应当共享诺贝尔奖的荣光。
《The Undoing Project (思维的发现）》就像是Danny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 （思考：快与慢）》的前传，回顾二人在心理学领域如何风云际会，合作无间，他们的思考如何渐渐影响后世。
1972年，左为Amos,右为Danny，图片来源：文末链接1
人与人之间是有化学反应的。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向来少见，可遇不可求，可一旦遇见了，成就一段佳话。
1969年，因为一场邀请学术报告，Amos和Danny如故人重逢，开始无边无尽的学术讨论与合作。
他们一个人勇敢乐观，一个人悲观敏感，却都是不世的天才，一相逢便开启了数十年的合作。他们常常在希伯来大学的办公室中，每日几个小时谈话，笑声比谈话声更密集。过去，Danny觉得工作并不有趣，认识Amos之后，工作变成了游戏，随时，灵感迸发。
当Danny 抱怨“我完了，脑汁绞尽！（ I‘m finished. I'm out of ideas )”, Amos大笑着回应，“Danny一分钟内的灵感比一百个人一百年加起来的灵感还要多！（ Danny has more ideas in a minute than a hundred people have in a hundred years! )"怎么办？有点甜！
1973年以色列战争爆发，那时，Amos和Danny正在加州，这突来的消息让这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心惊。他们飞到法国，循机转道回祖国，奔赴战场。两个人常宿于坦克旁，Amos时常担心的，不是声音轰鸣，而是一旦坦克发生意外，会轧死熟睡的Danny。
直至战争接近尾声时，Amos固执地要重回战场，见证其终结。他的孩子气真让家人忧心，他从不把人身安全放在心里，语言直率有攻击性，无所畏惧。相反地，Danny敏感细腻，更早地撤离了战场。这也无怪乎学术界对他俩的印象中，Amos更有创见，更聪明，Danny则更为细心条理。
Amos是真的不在意二人之间的友谊吗？其实不然，Danny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决定与未婚妻Anne定居美国时，Amos则毫不犹豫也要离开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去往美国寻求教职，留下以色列学界一片震惊与痛惋。而Amos的妻子，Barbara，原居于美国，早已习惯了以色列的生活，此时不愿意再回去美国。Amos抛下一句”你可以做到的（ You'll manage it )。"
之后的人生兜兜转转，他们之间有过嫉妒和疏离。Amos最后的日子里，两人又回归到最亲密的状态。Danny的《思考：快与慢》序言里便深情地回忆，追溯到故事的起点，1969年，“那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本书的作者把两个人的友谊写得如此令人唏嘘，充满着崇拜的感情。至于Amos和Danny的故事里，带着多少回忆的滤镜，我们不得而知。姑且信了这段佳话，信了人与人相处的魔力，信了那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那么，《The Undoing Project》究竟讲什么呢？一段学术界的友谊撑不起这本近400页的大部头书。
Michael Lewis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把Amos和Danny的生活履历串起来，介绍他们在不同阶段的研究。最为著名的，就是关于人们判断事物的系统性偏差。
判断或认知的偏差，必是由于主观因素引起，但这些主观因素是否能够开立门派被研究呢？是否值得被研究呢？当提及主观，相对地，必然有一个所谓的“客观”，它能用数学（或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能以具体的数字表达。如果主观偏差是系统性的，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它对于许多依赖个人判断决策的行业，都会意义重大，比如医药行业判断疾病，比如衡量大国之间的关系，比如设计营销策略，不一而足。
举一个例子，对问题的描述会影响人们的决策。
问题一：选项A，你可以得到500美金。
选项B，你有50%的概率得到1000美金，50%的几率一无所得。
人们倾向于选择A，在“得到”这件事上，人们更愿意求稳。
问题二：选项C，你会失去500美元。
选项D，你有50%的几率失去1000美元，50%的几率什么都不失去。
这时，更多的人选择了D。人们不愿意接受“失去”，为了这有可能的零损失，宁愿冒些风险。
将问题升级。问题一，你得到了1000美元的奖励，此时你有两个选项：选项A，你可以再得到500美元奖励。选项B，你有50%的概率再得到1000美元的奖励，50%的概率不再得到奖励。多数人依旧选择A，这很有道理。
问题二，你先得到2000美元的奖励，此时你面对两个选项：选项C，你会失去500美元。选项D，你有50%的可能性再失去1000美元，50%可能性保持现状。多数人承担风险选择D，也很有道理。
等等！问题来了，问题一和问题二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描述得不同了。
放在实际问题中，一场疾病预期会夺取600人的生命，政府开始采取方案控制疾病。描述一：政府可以挽救200人的性命；描述二：实行此方案后，疾病会夺走400人性命。这对于民众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描述的技巧被人采用，便会影响人们的决策。Amos与Danny将其成为 “framing"。行为的非理性可以用心理学来预测，这是他们工作的方向。
他们的发现渐渐被各行各业所认可，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令人意外。这本书列举的思维的偏差的具体案例，翔实有趣，包罗NBA遴选队员，战争中飞行员的训练，对治疗方案的评估等等。于我这样的门外汉，最大的启示，就是警醒自己，多多反思，每个判断，每个决策，每个预测，至于是否能够做到，就仰赖我自己的悟性了。
《The Undoing Project》在我自己的书单之中，我打了9/10分，知识性和故事性非常完备。唯一的缺陷，是有的章节颇费笔墨，却与书的主旨联系不强，直至读了大半才发现关联；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的介绍颇为翔实，却不知怎地，断了故事，后文不再提及。
今年6月份在Mountain View的书店偶然看到这本书，没什么道理地买下了，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2018.11.16
注：图片1与2来源：http:// www.vanityfair.com/ news/ 2016/ 11/ decision- science- kahneman- amos- tversky
豆瓣网址：https:// book.douban.com/ subject/ 26861524/
The Undoing Project读后感篇七
The part of good science is to see what everyone else can see but think w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said. --Amos Tversky When someone says something, don't ask yourself if it is true. Ask what it might be true of. --Daniel KahnemanOn JudgingPeople, at least when they were judging other people, saw what they expected to see and were slow to see what they had not seen before." (pg 43)
Agree. One thing I have observed quite often, from myself and people around, is that most people tend to overthink their intelligence--they thought they know everything, but in reality that is not true. I guess it is a human nature that we are just very slow to accept that we do not know it all actually.
Like a confirmation bias.
Yes indeed. 找相似点以及如何分类之间的互相作用是一个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问题。
Only improvement will break the mean reversion.
Being able to rationalize everything makes people feel better, from my own experience.
"How can that be random？"--when I see something that I think is unlikely random, but indeed generated randomly.
所以记忆会影响判断。
无知也会影响判断。
这一点，似乎需要刻意学习如何避免，很多时候也取决于理解力，what is really worthless evidence and what is useful.
Israeli army is very strong, Arabs' not comparable at all. However, being as strong and skillful as Israeli army, the leaders still make mistakes as all other human beings do, suffering from judgement fallacies. People have a very vague feeling about probabilities (e.g. Israeli leaders thought 10% and 20% chance of war is a small difference,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Kahneman's losing hope in decision making analysis.)
Amos Tversky suggested that "when you are asked to do anything, wait a day to decide". I deem it very true, because I made too many decisions on impulse which I later regret on. Regret is one of the recurring themes in the book, causing the seemed irrationality in people's behavior, especially explaining the failure of utility theory.
In other words, people regretted what they had done, and what they wish they hadn't done, far more than what they didn't do and perhaps should have.
We are learning about history to avoid the same kind of mistakes in future. However, historical judgements actually suffer from bias. Hindsight bias states that once the outcome is known, people find it to be more predictable than befor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Kahneman and Tversky was impressive. It was like a marriage without sexual relationship, for that the end of it showed a balance of power is essential to any healthy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