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写作工具箱》是一本教人如何写作人类学论文的指南。通过讲解如何选择合适的话题、构思大纲、撰写引言和结论等内容,帮助读者提高写作水平。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写作技巧,对于那些希望提升人类学写作能力的读者来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手册。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读后感(篇一)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是一本论文写作技术线路图,言简意赅,把如何写,怎样写都说清楚了,还那么简洁,如同封面简单涂上几笔,就勾勒出几个人来一样,关键是“点”“捺”的位置,色彩。写作,一方面要阅读、行走,另一方面,也要明确技术线路,选择好填补资料的环节。最后是清楚表达思想、观点,把自己的研究与发现告诉读者。写作是自己和自己对话,也是自己和他人聊天。要传言达意。
该书从为什么清晰写作开始到掌握良好的语法和句法;从选题到融入资料,加入民族志细节;从整合理论到对话、插图;从正确理解科学主义到文章的简化、反复修改等,全面再现了人类学论文写作的过程,希望读者不厌其烦的反复打磨,确实是揭秘了写作之道……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读后感(篇二)
文/郑渝川
美国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教授克里斯汀·戈德西所著的《人类学写作工具箱》,篇幅很短,从体量上看是本小书。但书中主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却不容低估。
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相关的宗教学、经济学等学科在内,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学生撰写的论文、专著,在学术审查环节被纳入考量的是内容,包括观察切入点、论题论点的新颖度、学术分析的专业性、论文或专著是否遵循了学术伦理,而很少有人去过问为什么论文、专著写得晦涩不堪。这就是书作者所说的“无论作者的单句或段落写得有多糟糕,这篇论文都会被恰当地置于现有的学术文献中”。
也就是说,文本叙述的质量本身变得无关紧要。某种意义上,教授、专家审读年轻学生、学者的论文和专著,如果文本本身晦涩难懂,是会给前者带来极大负担的。坚持审读完这些论文或专著,还要提出意见、指正修改(上述的学术问题而非文本)、给出结论,意味着教授、专家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那么,以这种方式通过审读的论文、专著,在帮助学生、学者通过答辩,或者因此获得学术晋升、头衔以后,必然使得这种忽视文本质量的写作方式,继续蔓延,以不当的方式成为一种危险的示范,教给学生,造成鲁迅所说的“谬种流传”,甚至可能被误认为只有将文章写得晦涩难懂是学术能力的一部分。
当然,这类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理科、工科、医科等其他门类领域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写作,也存在类似问题。只是因为,社会学、人类学的写作因为直接脱胎于田野观察、田野笔记,所以克里斯汀·戈德西教授所说的这方面问题特别突出。
为什么要捋顺学术表达,更好、更流畅地完成学术论文和专著,以清晰写作的方式降低审读者在内的各类读者的痛苦?克里斯汀·戈德西教授在书中指出,首先,这能使得学术作品更可能出版,更可能被选拔为教材。
其次,使得作品的可读性增强,也可能成为大众读物,给更多人带来启发教益。正如我们经常从新闻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些表达流畅的学术作品,有些情况下会因为影响政治家、商业领袖而驱动带来社会、经济、政策等层面的改变。相反,如果表达晦涩,就大大收窄了其可能的影响范围。
其他理由还包括,使得作品更可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可信度增强,还有就是让人类学、社会学纳入研究的对象更加顺利地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
克里斯汀·戈德西在《人类学写作工具箱》这本书详细阐解了如何完成人类学学术作品的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也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乃至部分理科、工科、医学学术作品的写作也可以对之予以参照。
按照书作者的介绍,人类学研究、写作首先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当然,很多学术研究者本身可能有多个主题方向,这其中就涉及到如何甄选,如何权衡自己社会经验、学术认知比较好的议题领域与相对陌生、具有挑战性的议题领域,如书作者所说,如果一个议题不能给你带来激情,就应该做出调整。
第二个方法就是“将自己融入材料”。人类学、社会学考察和写作中,一些学者采用的第三人称描述,看上去更客观,但是缺乏第一人称叙述的力量和亲切感。随即,为了增强主题在叙述中的融合度,就要加入民族志细节,书中讲述了这方面的具体方法,以及涉及到的如何流畅而清晰地描述地点、事件,如何在叙述中加入对话、图像。
接下来,就涉及到如何恰当地梳理和整合你所需要用到的理论。这类表达既不能让读者产生堆砌感,但又不能过简。当然,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尤其是年轻学生来说,如何学会良好引用,扮演好一个对已有理论的阐解者角色,让读者读懂你的引用,但又不至于分心,这本身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很多文科学者,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学者,都喜欢在论文、专著中加入自然科学工具如数学图表。而人类学、社会学作品中还存在的一个显著倾向是,过度引入让读者费解的“学术黑话”、套话。这些都显著破坏了学术作品的可读性,书作者建议如果不能回避数学图表、学术专业词汇乃至“学术黑话”,建议在不破坏叙述完整性的情况下,将这些佐证、工具以尾注的方式放在最末。
本文作者郑渝川:知名书评人、时评人。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读后感(篇三)
戈德西的《人类学写作工具箱》,英文原著题目叫《从笔记到叙事》,是本民族志写作的手册。和前阵子看的基伦·纳拉扬那本《生活在写作之中》有相似之处,但又有颇大的不同。总体上,纳拉扬的写作指导有更多精细化的技巧安排和指导流程,而戈德西这个插入了更多理论论证的部分。与其说把它当做写作的指导手册,对我而言,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份推荐书单。书后附上了一份89部典范民族志的书单,其中有27部曾荣获人文人类学会颁发的维克多·特纳民族志写作奖。我最近正有大量阅读民族志典籍的打算,这倒省了我的搜寻之苦。
这本小册子的缘起在于戈德西教学过程中的困扰,很多让人无从教起的书籍充斥着学生的阅读清单。在她自己的高年级研讨课上,尽管学生们勇敢且充满求知欲,但面对写得糟糕的指定阅读文本,也只能望而却步。她仔细寻觅大学出版社的新书,试图找到合适的替代品,然而结果却屡屡令人失望。这种现状促使她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为民族的写作提供新的指引。其实,民族志写作的范本性的指导读物,近年来中国引进很多,我最近一年内读到的就有三四本。对我来说,她们更多的是给我提供一些作者觉得优质的民族志人类学写作样本。我常轻易忽视掉各位作者在她们手册中对写作的建议和指导,而更关注于包括叙事人物、场景、地点的描写方面所举的例证以及相应理论的分析。
在戈德西这个册子中,她认为清晰且引人入胜的写作在民族之中是不可忽视的价值。书的一开始就提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关于学术行话的讨论,米尔斯的这个第二章的经典案例,我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在书里面读到了。这本书也是我大学时读到的,少数几本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可以用来细读的专著之一。她书中还提到丹尼尔·丹尼特书中叙述的一个轶闻,当年米歇尔·塞尔问及福柯,为何他讲话时如此清晰明了,但写成书总是晦涩难懂。福柯回答他说,“那是因为,为了让法国哲学家认真对待,你所写的东西中必须有25%的文字是不可理解的废话。”于是丹尼特为此造了一个术语eumerdification。merde是法语中的“屎”,eu是希腊语的“好”或“真实”的意思,后缀fication 源于拉丁语,意为“…化”或“使成为…”。也就是说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好屎化”。
最近读的很多书里,我很少如此深入地感受到清晰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智力的扶正作用。优秀的散文能够启迪思想,助力作品传播,使民族志学者得以将人类经验的见解分享给更多受众。避免使用生造词和冗长乏味的理论离题内容、刻意的 “迂回的博学卖弄”、无关紧要的抽象沉思以及过度依赖学科术语。她建议减少“科学主义” 和 “学术腔”,追求简洁清晰,因为独到的见解、扎实的研究,加上通俗易懂的写作,能够触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内在的目标。从这一点上看,至少这位民族志作者在创作观上,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社科学者。确实,真正的好书,作者是负责任的,不会刻意生造那些蹩脚的词汇,用曲折的句法去为难读者。
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部分,尤其是关于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些潜规则。比如她提到的这种“资历认证”现象,还有一些资深学者所确立的学术期刊的文体规则,他们大量的引用自己的作品。她提到一个研究,很多学者死后,其引用量会断崖式下跌。研究者给出的推测是,美国的学术制度使得引用量和作者的利益直接挂钩,越高的引用量意味着更高的利润,也使学者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作品的引用量。类似的研究之前在外刊上读到好几篇,还蛮有意思。
对于戈德西来说,优秀的民族志写作始于充满热情且值得探究的主题。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个人投入和热情至关重要,无论是在本土社会还是异国他乡进行研究,一本出色的民族志都应展现出这种热情。对于即将开展田野工作的研究生,在确定论文主题时,应参考如创新性、地理因素、内部人与外部人身份等标准,选择能让自己长期保持热情的主题,因为作者的热情会融入文本,使作品更具可读性。
第一人称叙述能为民族志写作增添活力,生动的感官描述也不可或缺。通过展示而非讲述的方式呈现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节奏,精确描述地理环境、人物、实物、地点和事件,这些都可以作为论点的隐喻。让线人的声音被听到,采用有情境的直接引语、传达文化含义的转述或两者结合的方式,以对话形式呈现的引语若加上对说话者肢体语言和语调变化的描写,能使叙述更生动。
她还提到,图片能够强化和阐明文本内容,在数字图像时代,人类学出版物中应合理运用图片,包括照片、地图和图表等。不过,要注意图片出版授权问题,虽然可能产生费用,但通过知识共享等途径也有越来越多的可用资源。比如布鲁诺·拉图尔《实验室生活》,图片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和民族志笔记的文本本身不相上下。而迈克尔·陶西格《本雅明之墓》中使用的照片,就不仅仅是一种结构性的表述,更是这篇民族志散文动人灵韵的突现.
除了作品结构方面的技术性指导,她对于语言应用与格式规范的提示确实从一个视角提醒了我。我也突然发现,自己在用英语写作时容易倾向于使用所谓的弱动词,像 be 或 have 的各种形式。戈德西的这点提醒的确很有用,她提到要优先使用主动语态,避免填充性短语,选用有力的动词或者说强动词,限制副词和形容词的使用。既是让语言干净、整洁、有序,不说废话的一个有效方式,也避免语句曲折造成晦涩或难以卒读。她还提到选择尾注而非在正文中插入 author-date citation 的引用格式,使文本连贯,也更具人文气息。用简洁的文字传达复杂情感和想法,以实现清晰、简洁且具启迪性的写作。
几乎所有民族志写作者都会关心,这本小册子在第一章就在考虑的这个核心问题,究竟是理论引导实践,还是材料推出理论。理论不可或缺,但确实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戈德西引用了一些民族志学者,对他们而言,理论是指导原则,是选择特定研究地点的依据;而她也引用另一些学者,对她们来说,理论仅仅是为其研究提供背景信息的衬托。她提醒人们要警惕文章结尾出现 “一堵理论分析之墙”,可以先从理论或民族志内容入手,然后再将两者交织融合,资深学者在尝试突破传统写作规范方面虽有更大自由度,但年轻学者也应在遵循学术要求的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她的立场不是将某些章节用于理论阐释,而将其她章节用于民族志描述。她主张将不同类型的文本交织融合,理论和民主志内容本应该就是并行不悖的。从格尔茨以来,从“写文化”的广泛讨论以来,学者时常因为较真于人类学写作是否是一种虚构行为而忘了,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以非虚构为目的的虚构。这就意味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和生成理论的材料,两者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而从更宏观的学科视角来看,宏大理论和日常民族志之间也理所当然存在着互补性。即便今天是一个宏大理论创新乏力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民族只可以完全割舍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