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愿为敦煌燃此生》，感受到了作者对敦煌的深情厚爱。文章通过描述敦煌壁画的细腻和宏伟，展现了敦煌独特的魅力和历史价值。作者用热情洋溢的文字表达了对敦煌文化的珍视和传承的责任感，激励人们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
《愿为敦煌燃此生》读后感(篇一)
他只因多看了眼书摊上敦煌莫高窟的图像，便将一辈子都献给了敦煌。他就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说起敦煌估计无人不知，可是说起常书鸿估计知道的也没几个。但是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敦煌。” 我也是拿到这本自传才知道，敦煌有常书鸿这么伟大的守护神才得以保存完整！他是敦煌奠基人之一，首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愿为敦煌燃此生》读后感(篇二)
上周末去省图听了浙大刘进宝教授的讲座，回来就下单了这本常书鸿先生的自传。目前较知名的是樊锦诗先生的《我心归处是敦煌》，听了讲座才知道，其实常书鸿先生才是创办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人。有了前人初创时的艰辛才有后来敦煌学院的枝繁叶茂。
民国时期初创的敦煌研究院，身兼着保护与研究的双重责任，但是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人手。名义上的筹备委员会7人，实际真正东奔西走干活的只有常先生一个，真正的单枪匹马、白手起家。抗日战争结束、内战又风起云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物资几乎匮乏到了极点。那不是激情的冒险，而是日复一日的苦修。一位出生在浙江杭州的江南人士、在法国留学多年的画家，如果没有对敦煌艺术真正的热爱，只是凭借着浪漫幻想，必然是无法支撑下去的。实际上对于这些过往的辛苦，自传里也没有过多笔墨，更多传递出的是一种苦中作乐的坦然，是经历之后回首的微笑。常先生所沉浸其中的，就是对自己所奉献的工作本身。常先生的文字里并没有类似“生命是用来燃烧的”这种强烈情绪，他更像是在人世间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自己的锚定点，然后就很自然地就待在了自己应该在的地方。
前面说了这么多，但其实这本书并非算得上是一本好看的书。常先生油画造诣颇深，文笔朴素情感细腻。自传的前半段多为他对过往的回忆录，开篇写童年的院子，很有百草园的趣味。中段写研究院成立后，带队从兰州历经1个多月进入敦煌的路途，有画家的审美意境，也读出先生对人间疾苦的悲悯。看文字是很可以读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但书的后半段风格突变，有网友评论说，是满满的人民日报腔。可曾细想，这样的文字风格背后是什么？而常先生只用一句话就轻轻带过了。这轻描淡写的一笔，让人觉得分外心疼。
对常书鸿先生，是羡慕、佩服、还有敬意。求仁得仁者，心无所憾。
《愿为敦煌燃此生》读后感(篇三)
根据常沙娜《敦煌！父亲的召唤》书中所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她跟父母常书鸿和陈芝秀居住在巴黎蒙巴纳斯的Daguerre街。正好今天在附近买东西，我便小小地朝圣了一下。
蒙巴纳斯在上世纪初开始，便是巴黎的艺术家聚居区。当时低廉的价格和活跃的氛围吸引了不少还未出头的年轻艺术家，连毕加索都是其中一员。根据我的理解，当时的蒙巴纳斯可能更接近现在巴黎18、19、和20区的气质：便宜、吵闹、远离市中心、充满青春气息。类比中国同类型社区的话，可能跟曾经的北京宋庄比较接近。
常沙娜的父母作为留学法国的画家和雕塑家，选择在这里安家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根据常书鸿的自传，他与当时同在巴黎的徐悲鸿、冼星海，还有日本画家藤田嗣治都是朋友。藤田嗣治在二战后重回法国，数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标志性的西瓜头和小胡子形象现在也时不时出现在巴黎的各种展览上，可以说他比草间弥生更早成为法国人心中卡通化的日本艺术家。比起游走在名利场的藤田，1936年毅然舍弃巴黎的生活，回国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常书鸿是那么地理想主义，简直像个在童话书里才找得到的人物。
Daguerre街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街，我真推荐感兴趣的人从头到尾走一遭。根据维基百科的总结，在这里居住过的名人有：
Daguerre街66号：1862-1863年，仍然十分年轻的左拉（Émile Zola），日后他会成为法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巴黎地铁10号线在15区的一站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Daguerre街44号：1905-1906年，绘画风格格外纯真、宁静的亨利·卢梭（le Douanier Rousseau，“公务员卢梭”），他从未进过艺术学院，只靠着自己对绘画的理解自行摸索；他也从未离开过法国，但心里装满了对墨西哥的想象，那些神秘又奇幻的想象都在画布上实现；
Daguerre街86号：1951-2019年，新浪潮电影导演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一直到她去世，瓦尔达都住在这里。作为新浪潮中少有的女性导演，瓦尔达能得到拍剧情片的机会不多，于是她创作了不少低成本的纪录片（即使新浪潮剧情片主打的也是低成本，瓦尔达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砍预算），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与女演员Jane Birkin合作的《千面珍宝金》（Jane B. par Agnès V.）。Birkin也在去年去世了，她与女儿Charlotte Gainsbourg的父亲，传奇音乐人Serge Gainsbourg的旧居Maison Gainsbourg现在也成为了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86号曾经被粉刷成颇有西班牙南部味道的玫瑰色，这个有点调皮但又不至于突兀的颜色非常符合瓦尔达的性格，有心的人会知道特别的她住在这里。而现在，86号只保留了少部分的玫瑰色，重新粉刷了大面积的白色。颜色的改变似乎也提醒我们，瓦尔达带着她的玫瑰色远去了。
早在1976年，瓦尔达就为自己居住的这条街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达格雷街风情》（Daguerréotypes），法语原名是银版摄影法的意思，而发明者正是Louis Daguerre，这条街以他的姓氏命名。我想正因为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加上瓦尔达为这条街量身定做的电影，现在Daguerre街上的不少商铺都直接用街名给自己的店取名字： Daguerre咖啡馆、 Daguerre药店、 Daguerre肉铺、 Daguerre百货等等……这在巴黎并不十分常见，我能体会到店主们对在此开店的小小骄傲。
根据梁霄、周喆、李纬文编著的《在花都：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的巴黎生活》一书，常沙娜一家住在48号的Villa Adrienne Simon，他们不在维基百科的总结名单上。对于常书鸿来说，巴黎是他青年到中年的十年；对于常沙娜，那是她从出生到六岁的时光。但是对于巴黎，常家一家三口在她厚重的历史中，只是蜻蜓点水地来了一下，之后便消失在她的视线以外。将近一百年后，我以朝圣的心情来到门口，却也找不到一点他们来过的痕迹了。
但我觉得，正是巴黎鼓励常书鸿像他敬佩的高更去大溪地一样，勇敢地离开巴黎。离开巴黎，或者说不被巴黎困住，是这个城市对艺术家们最大的启发。常书鸿认定了敦煌是中国人的希腊和罗马，这个感召是在巴黎发生的。巴黎像朵蒲公英，而常书鸿一家是她的种子，带着她的精神飘向敦煌。
常书鸿在敦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似乎再也想不起巴黎。我想这正是巴黎对他最大的祝福，这份祝福让他与那些留在巴黎名利场上的人如此不同，保住了他身上那份难得的理想主义光芒。而常沙娜，作为一个在法国出生、最开始只说法语的中国孩子，用她独特的视角看敦煌，给那个苍老衰败的古都带去了新鲜的生命力。跟大人们不同，她就在千佛洞中长大，敦煌和巴黎一样都是她的童年。即使在美国留学时，她也能随手便把敦煌的菩萨、飞天、莲花和祥云图案融入作业中，甚至能凭着记忆默写北魏时期的伎乐人和有动物的山景。如果说常书鸿是为了追寻心中的希腊和罗马而来到敦煌，那么常沙娜就长在父亲向往的希腊和罗马。与这样独特的一家相遇，就像是敦煌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美丽意外。
而我也是在巴黎才了解了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的故事。作为一个也曾学习绘画的人，如果不是站在相同位置的一百年后回看这段历史，恐怕也不会如此深深共情。我也曾像常沙娜一样，幼年随父母移居别处，从一种方言到另一种方言，语言的不同塑造了性格和思想的不同；也曾像常书鸿一样，因为向往西洋艺术而来到巴黎，在中或西的身份问题上苦苦追问。九十二年前，常书鸿远在欧洲心系战火纷飞的家乡，并在抗日战争打响之时勇敢地回国；七十四年前，常沙娜因为新中国成立又放弃了在美国的学习。理想主义的父女俩在个人命运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叫我敬佩不已。将近一百年过去，感觉时间在我们身上转了个圈，作为新一代的人，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