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海洋战略》一书探讨了亚洲地区海洋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作者提出了在海洋资源开发、安全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战略。通过深入分析亚洲各国的海洋政策和利益冲突，揭示了海洋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这本书为我们深入了解亚洲海洋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亚洲海洋战略读后感(一)
按导论介绍，本书是本2001年的论文集，缘起由德国海运业赞助的“国际海洋防御亚洲会议”，并由”香港亚洲战略研究所“和联邦德国慕尼黑军事国际关系研究所联手集结成册，因此，主要作者都是德国各军校教师，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海军人士。另经网络简单搜索，无论中文或类似英文网页，都未查到”香港“国际海洋防御亚洲会议“或”亚洲战略研究所“的任何类似信息。因此，尽管译者称本书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但本人对此文集的权威性存疑。
从内容上看，全书分为三块内容，一是概述所谓中小规模海洋国家的海洋战略趋势；第二探讨当时海上冲突、威胁与挑战的若干问题；第三部分是主体，逐一简述亚太各国的海洋战略历史与海军现状，都不深入，且因成文于十几年前，恐与今日各国形势和海军实力并不契合，只能作为概览。
在各位作者看来，东南亚和南亚各中小国家的海上力量（海军与海警）都十分薄弱，并不具备基本的海防巡查与治安能力，更不用说军事行动了；而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与中国之间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现实海权冲突或潜在利益”威胁“。对此，几位作者都提到各国间尽可能达成谅解、妥协、乃至合作的必要性（包括经济性与战略安全性）。从中国角度看，尽管秉持”搁置争议、合作开发“的准则，但实际相信并响应者却是空门，值得中国政商两界的决策者们深刻反思、检讨，并寻求赢得信任的解套途径。也许，从东南亚各国无力应对、而中国目前在财力与技术能力上可以胜任的的敏感度较低的海上民事行动领域入手，或为一解？
关于东亚和南亚各国海军的后三章，译文术语错误较多，比如频频把几百吨的导弹快艇或巡逻艇译成”轻巡洋舰“，各种量词乱用，等等，不一枚举；甚至可能有少数”政治错误“（因无原文无法确认）。可见至少一位译者完全缺乏海军常识，二位译者的统稿校对也极不认真。
总之，本文集粗览即可，参考价值有限，因该领域中文书籍稀少，鼓励三星。
亚洲海洋战略读后感(二)
《大国海洋战略译丛：亚洲海洋战略》：
韦格纳认为，在制定海洋战略的框架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优先考虑海上战略要地。因此，海军舰队只有与海上战略要地建立关联，才能成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两者是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之一较弱，那么整体的海上力量也就必然会弱。因此，侵略性的海洋战略首先就是要使敌方的海军舰队或是敌方对海上战略要地的控制减弱，甚至微不足道。可以通过摧毁敌方舰队，或者使敌方无法利用其海上战略要地的优势。
争夺制海权的目标指向以下几方面：敌军的海上资源、战略要地和商船。由于公海的国际地位及海上自由原则，海权的行使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韦格纳称之为“非战时期”）都达到了极限。海权不能直接被行使，而是通过演习的方式，于是和平或危机时期与作战时期的海军力量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和平或危机时期，关键问题是要通过向外界展示一国海上力量的潜力，以此来实现某种政治上的影响。就海洋战略而言，这就意味着一国必须表现出决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美国学者、军事战略家科林·格瑞所著的《后冷战时代的海军》一书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的岁月，海军的战略性价值是什么？格瑞指出，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的特征是无序性、不确定性，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区域性的紧张局势和危机。因此，海权的战略性价值就由以下三点决定，这三点也是一国海军必须具备的：
1.应对全球冲突（仍然有可能发生）的威慑力和相应的准备。
2.应对地区冲突的威慑力和有备无患的状态。
3.支撑一国外交政策的相应准备。
为完成以上任务，海军舰队必须具备条件和能力，使其在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突中都能够有获胜的把握。而在海洋战略中，在政治上澄清海军将同时应对多少区域性危机的问题十分重要。
此外，认清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两者在一国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开战后攻击敌方的军事重心是很有必要的，纯粹的海战能直接对陆战产生影响的事件几乎不存在。要想最终击败敌方，必须使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相结合。只有陆军和海军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格瑞强调的另一因素是自由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性。一旦拥有能力利用海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能通过海洋这个高效率的通道来运输物资，或者设置屏障以阻止他国对海洋的利用。因此，无障碍地利用海上交通线的能力关系到一国的繁荣发展。关于20世纪90年代海军的战略性价值的另一思考则源于战争的几个方面：在海上、在陆地、在空中、在外太空，及其在电磁领域。
格瑞将空间力量与空间控制作为海权和海战纵向维度因素的重要性与100多年前出现的电报的重要性进行对比，然后他强调海陆空三军之间是直接相互依存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彼此联系，如果不掌握制空权，是无法全面控制海洋的。同时，空中力量单方面也无法击败敌军并取得胜利，还需要陆地力量的协助。同样地，陆地力量也需要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来确保后方的支援与物资的供应，如此才能持续作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格瑞指出，海陆空三方力量需要坚持团结的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合作。自从海军上将韦格纳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后，各国的海军发展已取得技术性进步。而格瑞的贡献就在于，他看到韦格纳的研究成果，与战略性地理位置和海上战略要地在获取制海权方面的重要性具有高度一致性。他认为，只有控制了海上战略要地，才能在海上战场上行使制海权。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格瑞指出制海权充当着推动剂的作用，无法直接促成战争的胜利。但是，拥有制海权就能够为人力资源和物资设备的运送畅通道路，从而获得远程陆战的能力。格瑞认为，能够将陆地、空中和太空军事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制海权是一国执行全球政策和战略的有效工具，可以连接各洲，维护联盟团结一致，使该国自身的陆军力量和海军力量能够进行远程陆战，攻击敌军。
……
亚洲海洋战略读后感(三)
《大国海洋战略译丛：亚洲海洋战略》：
韦格纳认为，在制定海洋战略的框架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优先考虑海上战略要地。因此，海军舰队只有与海上战略要地建立关联，才能成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两者是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之一较弱，那么整体的海上力量也就必然会弱。因此，侵略性的海洋战略首先就是要使敌方的海军舰队或是敌方对海上战略要地的控制减弱，甚至微不足道。可以通过摧毁敌方舰队，或者使敌方无法利用其海上战略要地的优势。
争夺制海权的目标指向以下几方面：敌军的海上资源、战略要地和商船。由于公海的国际地位及海上自由原则，海权的行使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韦格纳称之为“非战时期”）都达到了极限。海权不能直接被行使，而是通过演习的方式，于是和平或危机时期与作战时期的海军力量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和平或危机时期，关键问题是要通过向外界展示一国海上力量的潜力，以此来实现某种政治上的影响。就海洋战略而言，这就意味着一国必须表现出决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美国学者、军事战略家科林·格瑞所著的《后冷战时代的海军》一书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的岁月，海军的战略性价值是什么？格瑞指出，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的特征是无序性、不确定性，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区域性的紧张局势和危机。因此，海权的战略性价值就由以下三点决定，这三点也是一国海军必须具备的：
1.应对全球冲突（仍然有可能发生）的威慑力和相应的准备。
2.应对地区冲突的威慑力和有备无患的状态。
3.支撑一国外交政策的相应准备。
为完成以上任务，海军舰队必须具备条件和能力，使其在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突中都能够有获胜的把握。而在海洋战略中，在政治上澄清海军将同时应对多少区域性危机的问题十分重要。
此外，认清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两者在一国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开战后攻击敌方的军事重心是很有必要的，纯粹的海战能直接对陆战产生影响的事件几乎不存在。要想最终击败敌方，必须使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相结合。只有陆军和海军团结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格瑞强调的另一因素是自由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性。一旦拥有能力利用海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能通过海洋这个高效率的通道来运输物资，或者设置屏障以阻止他国对海洋的利用。因此，无障碍地利用海上交通线的能力关系到一国的繁荣发展。关于20世纪90年代海军的战略性价值的另一思考则源于战争的几个方面：在海上、在陆地、在空中、在外太空，及其在电磁领域。
格瑞将空间力量与空间控制作为海权和海战纵向维度因素的重要性与100多年前出现的电报的重要性进行对比，然后他强调海陆空三军之间是直接相互依存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彼此联系，如果不掌握制空权，是无法全面控制海洋的。同时，空中力量单方面也无法击败敌军并取得胜利，还需要陆地力量的协助。同样地，陆地力量也需要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来确保后方的支援与物资的供应，如此才能持续作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格瑞指出，海陆空三方力量需要坚持团结的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合作。自从海军上将韦格纳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后，各国的海军发展已取得技术性进步。而格瑞的贡献就在于，他看到韦格纳的研究成果，与战略性地理位置和海上战略要地在获取制海权方面的重要性具有高度一致性。他认为，只有控制了海上战略要地，才能在海上战场上行使制海权。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格瑞指出制海权充当着推动剂的作用，无法直接促成战争的胜利。但是，拥有制海权就能够为人力资源和物资设备的运送畅通道路，从而获得远程陆战的能力。格瑞认为，能够将陆地、空中和太空军事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制海权是一国执行全球政策和战略的有效工具，可以连接各洲，维护联盟团结一致，使该国自身的陆军力量和海军力量能够进行远程陆战，攻击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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