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和创新行动》一文探讨了幽默对创新的积极影响。通过幽默的方式打破常规思维，能够激发创新灵感，促使人们更加开放和乐观地面对问题。文章认为，幽默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推动创新的力量，值得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多加运用。
笑话和创新行动读后感第一篇
首先感谢赠书，让我又了解到一位优秀的理论家——维尔诺。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让我发现原先的疑难是注定会产生的，而不是能在这本书可以解决的。为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先知道维尔诺是谁——维尔诺 ( Paolo Virno 1952 - ) : 意大利哲学家，三原色运动的运动棋手（为了避免审核所以隐晦说法），这样说可能稍显空洞，那么我们来说一位耳熟能详的作家——奈格里，维尔诺给他有极大的启发，那么之后在谱系学上我们可以得到的一定的阐释即他们研究的问题是来源于资本论的，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这本书在研究什么而不是陷入到语言哲学把戏中。
从行文结构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全文都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是递进状态，从本质到结构再到实体或者简单的谈便是含义-内容-例子。
而我们在全文所能看到的内容，依然在诸众的语法所谈三个划分——劳动/创制、政治行动/实践、智力/精神生活在现代生活中失效所面临的问题，而笑话便是一个实践-智力杂交后所产生最典型的成果，其中的逻辑揭示出来那便能揭示出所有语言游戏的可转换性。
结论本文需要前置知识较多，只要要熟悉阿伦特、亚里士多德、阿甘本、斯宾诺莎等人的论述风格，才能进入到文章中，否则便会陷入到文章究竟是，分析哲学还是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之中。
笑话和创新行动读后感第二篇
当笑声在聚会中回荡，我们往往沉浸于那份轻松与愉悦，却鲜少思考笑话背后的深层逻辑。然而，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保罗·维尔诺却在其著作《笑话和创新行动：一种改变的逻辑》中，为我们揭示了笑话这一日常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
维尔诺在书中将笑话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游戏，它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人类实践和创新行动的一种体现。他提出，笑话的逻辑形式由推论谬误、不当推论、语义歧义的错误使用构成，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笑话的幽默效果。然而，这种幽默效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人类社会普遍规则的应用密切相关。
在维尔诺看来，笑话是一种需要听众的公共实践。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任何局限在主客体关系中的笑话都是徒劳的。笑话的幽默效果需要在第三人称的视角下得以展现，通过反思和共鸣，听众与说笑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共鸣，更是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则的重新认识和审视。
书中，维尔诺运用了大量充满反转和出人意料的笑话之例， 不仅剖析了笑话的幽默本质，还探讨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创新思维的载体，如何挑战既定规则，激发人们的思考。
此外，维尔诺还探讨了笑话在危机情境中的作用。他认为，在面临困境时，笑话可以作为一种缓解压力和疏导情绪的方式。通过幽默和戏谑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原本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起来，从而更好地面对困境。这种观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笑话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笑话和创新行动：一种改变的逻辑》是一部极具洞见和深度的哲学著作。它不仅揭示了笑话背后的深层逻辑，更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通过维尔诺的阐述，我们不难发现，笑话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创新行动，它挑战了既定的规则和习惯，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世界的视角。这部书籍无疑将为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和思考，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也期待下一本折射集合~
笑话和创新行动读后感第三篇
我并不打算讨论弗洛伊德关于笑话的观点，更不会批评它们。面对同一现象，我只想展示一种和弗洛伊德完全不同，但同样合理的解释。而这种替代性解释恰恰植根于弗洛伊德的某些观察中。
与必须被追踪和承认的幽默情境不同，弗洛伊德认为，笑话是被“制造”的（MdS，p.203）。任何制造笑话之人都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出人意料（甚至是作者）和无法避免的，笑话改变了在场人们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沟通的脱轨：“你已经洗过澡了吗？”一人严肃地问肮脏的朋友。朋友平静地回答道：“什么，有个澡盆不见了？”此外，幽默情境可以完全不依赖语言，或仅仅部分依赖语言，但笑话完全是口语化的。说笑者会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请注意，如果不言语，那么他就完全无法做到这一点。幽默的反驳之所以能改变最初的话语情境，是因为其所拥有的语义和修辞特权，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开头，弗洛伊德这样概括这些特权：“不同事物的融合，矛盾的观念，‘荒谬感’，困惑和启发的连续，揭示隐藏的东西，以及笑话独特的简洁。”(ibid.,p.38)
用言语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而，这一普遍的特征并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把握笑话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充分解释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巧妙隐喻的人也可以利用言语创造一些新东西。另外，在对笑话起作用的言语创造力的弗洛伊德式拼绘暗示了“笑话的运作”和“梦的运作”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事实上，梦境也是通过“不同事物的融合，再现的差异，‘荒谬感’”来进行的。然而，当弗洛伊德强调——在多种情况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语境中，就像任何自我遵从的迭句那样——所谓“第三人称”的抵消作用只发生在讲笑话的行为中时，甚至连他本人也证实笑话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语言创造，尤其不同于梦的领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弗洛伊德指出，第一人称是笑话的创造者，第二人称是笑话的对象或目标，第三人称则是笑话的最终观众，作为中立的观众，他们评价笑话，充分理解笑话，并从中获得乐趣。在幽默情境中，第三人称多余且可替代，但它是笑话的必要组成部分。让我们试着理解：第三人称不仅放大了笑话效果，实际上，这种“闯入”还使笑话成为可能。因为没有观众，笑话就无法存在。“没有人能满足于仅仅为自己创造一个笑话。”（MdS，p.166）换句话说，一个私人或内部的笑话是无法被理解的。然而，谈话者受害者的存在并不足以缓解这种不满。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局限在主客体关系中的笑话都是徒劳的。第三人称是笑话的逻辑条件:“我”和“你”完全取决于第三人称。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演员们不会准确知道他们所演的剧本是什么。任何通过说笑突然改变对话轨迹的人都无法笑出声，他们只有在第三人称证明笑话有趣性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才能笑出声。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人们之所以无法直接享受笑话，有两个不同但又趋同的原因（鉴于对笑话的不同理解，请牢记这两个原因）。第一：笑话的生产者无法判断其所说的笑话是否达成目标、是否合理。笑话合理与否无法由说笑者决定（当然也无法由被讽刺的第二人称决定）。因此，公正的观众“具有笑话成功与否的决定权——好像自我在这方面并不确定自己的判断”（MdS，p.167）。阻碍享受笑话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有偏见的”笑话，由攻击性或淫秽的内容构成，类似地，“天真的”笑话，它们像小孩子一样将言语当成事物来玩弄，这要求说笑者消耗大量的精力来消除各种“外部或内部的”抑制（ibid.,p.171)。对于说笑者而言，创造一些新的（和不允许的）东西所耗费的努力侵蚀并抵消了他最终的“快乐利润”。而第三人称，尽管有着与笑话的生产者一样的抑制，却可以享受到克服这些抑制的快乐，而无须耗费任何精力：因此，他能够尽情地笑出声。他的笑声没有任何束缚，因而实现了笑话的目标。
尽管弗洛伊德很注重第三人称，但他认为“第三人称”只承载了有限的功能，只表明了笑话绝对不能还原为梦的运作。“梦是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产物；梦无须他人交流……另外，在所有追求快乐的精神功能中，笑话是最具社会性的一种。它需要三个人的参与，并且笑话的完整性在于精神过程中他人的参与。”（MdS，p.201 ）然而，在我看来，人们不能忽视观众对一个成功笑话的贡献。这一贡献，不仅打乱和否定了笑话和梦的等式，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形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等式的机会：笑话等于实践。作为闯入者的第三人称并不存在于梦的领域，为了充分界定其重要性，我们还需要积极引入相关概念。“闯入者”是一个起点，而非剩余物。
在笑话中，第三人称的条件澄清了“以言为新”的含义。一种完全取决于外人在场的“行为”，从完整且彻底的意义上来说，这一行为完全取决于公共行动（azione pubblica）。可以这么说，它就像联合国大会中反对制宪权的政治演讲：如果没有见证人，那么这个演讲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它要求将自身暴露于同侪的观察和判断中，这一固有的必然性精准地刻画出实践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任何动作和话语都不具有自主意义。这一领域将自身与另一个世界相区别，在另一个世界中，这些动作和话语都要在中立的观众面前呈现（请注意，向匿名的“他／她”，而非作为动作和话语客体的“你”）。制造一个隐喻无需观察者：两个人就足够了，说话的“我”和能理解这种创意表达的“你”。但是，突然说笑的人一定需要观察者，因为他在进行一项创新行动，并且这项行动的实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直接参与其中的人。实践只有通过“第三人称”才能被呈现，出于同样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将第三人称与纯粹的知识（epistéme）和生产、制作（poíesis）区分开来(EN,Ⅵ,1140 a24-b6)。如果说理论反思避开了他人的注视，使表象世界沉默，那么与之相反，实践总是预设并试图恢复公共空间。如果说生产产生出一个独立的客体，或者如果说它有一个外在目的，那么实践则是一种不产生产品的活动，它的实行和它的结果完全一致。当行动被置于外在性和偶然性（与纯粹的知识相反）中，并缺乏证明其现实性的可持续产品（与生产相反）的时候，它只能再次将自身呈现给观众。它的存在和意义都取决于见证者的判断。
为了理解笑话中“第三人称”的战略重要性，没有比求助康德哲学更好的策略了。在伟大的事件中，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只有那些“没有沉迷其中”，只是以“近似热情的同情”密切关注它，因此体会着一种“不行动的愉悦”之人才能理解这一事件（kant 1798， pp.218 sgg.）。观众的优点在于将行动的纵横交织视为一个整体，而演员（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只能了解他们的那一部分。在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讲座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意识到，对于康德来说，观众是对抗实践的软弱性和神秘性的唯一途径。那些见证革命却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意识到“他的所观所见才是最为关键的；他能够在事件展开的过程之中发现一种意义，一种被行动者所忽略的意义；他的无兴趣无利益、他的不参与、他的不卷入正是他的洞见之存在的基础”。请记住，阻止以制造笑声为目的的笑话的生产者发笑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方面，生产者无法评估笑话的成功与否；另一方面，为克服现状的抵抗（即“抑制”）而付出的努力消耗了他的快乐。这两个原因同样适用于革命的倡导者，尽管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些革命者被剥夺了总体视阈并被精力的耗费所阻碍，他们只能在观众的帮助下通过反思来欣赏他们的英勇事迹。“由此，对于行动者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他如何在他者面前表现；行动者仰赖旁观者的意见；（用康德的话说）行动者不是自律的；他不是依据与生俱来的理性之声而是依据旁观者对他的期待来引导自己。旁观者是他的基准。”人们总是对笑话以及康德和阿伦特讨论的政治实践存在一种误解，即淡化甚至在某些时刻完全消除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区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满足于重复一些显而易见的确定性：不存在私人语言——也不存在私人实践的可能性；人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的；等等。但这里我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对于爱的对话或科学交流来说，第二人称就足够了，而对于笑话或革命来说，则必然要求中立的观众的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在某些笑话中（我们可以想一下不针对特定对话者的“文字游戏”），可能缺少第二人称，即“你”；在所有的笑话中，我们都无法找到第三人称，即不参与和做评判的“他／她”。将第三人称还原为第二人称，或者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做法，不仅会导致对实践的具体状况的误解，而且还会妨碍对笑话的理解。阿伦特写道：“我们……倾向于认为，要对一个景象/一场演出做出判断，首先得有一场演出——演员/行动者是首要的，而旁观者是次要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在无法确定是否有旁观者观看时还会上演一场演出。”这种糟糕的倾向影响了今天的心灵哲学。
“第三人称”赋予笑话和公共行动以可转换性。此外，我们知道这与语言行动相关。诚然，诙谐话语与奥斯汀研究的述行话语之间也存在一些类似（“我为卢卡受洗”“我宣布会议开始”等）。在诙谐话语和述行话语中： 1)一种行动只能通过言语，无法以其他方式实行； 2）将被完成的行为还原为所言短语的“思想内容”的尝试是徒劳的； 3）这些短语本身就构成一个行动，它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成功或不成功（用奥斯汀的话来说，幸运或不幸）。但是，即使我们选择忽略它们明显的形式异质性，但事实仍然是，述行话语因其刻板和重复的特征而明显不同于笑话。由于述行话语涉及半法律和习俗惯例（命令、宽恕、承诺等），因此同样的话语可以适用于所有类似的场合。与之相反，笑话会引起困惑和惊奇，正因如此，它无法被重复：“笑话的本质在于使某人感到惊讶或出其不意，这意味着你只能实施一次，第二次就无法成功了。”（MdS，p.177）超出公共领域和语言领域之外，笑话完成了一项创新行动。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正是这种行动以一种具体化的方式展示了最多样化的创新行动所使用的程序和技能。当磁暴发生，旧的指南针失灵时，笑话清晰地概述了人类实践在危机关头所求助的技术：以一种明智的方式使用不合理和荒谬的推理；不同想法的不恰当关联；求助于语义矛盾以走小路；不同腔调基础上心理重音的转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