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功夫》是一本让人深受启发的书，作者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心学的重要性和实践方法。书中提出的“内观心”、“自问自答”等方法，能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和思维，实现自我成长和提高。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心灵成长的指南，更是一本实用的生活指南。
心学功夫读后感(一)
按：此书原题《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正式出版时，出版社出于丛书体量、编排等方面的考虑，删除了副标题、前言、附录及注释，后记也有删改，经作者允许，现发布于此。
本书并不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因为我在对很多论述的处理上并没有完全执行学术的标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本套丛书对于篇幅的限制，很多重要的议题无法展开；然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本套丛书对于通俗性的要求。我时常在想，如果儒学研究有一种走出学院从而向大众普及的诉求，那么一种完全按照学术标准执行的论述方式是否是儒学研究的唯一选择？事实上，生活化的文本时常是中国古代儒家重要的思想载体，它们不用拘泥于严格的论证形式，从而可以在活泼泼的日常语言中流露出儒者的妙语神思。正是这些生活化的文本，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儒学是一种生活化的哲学：儒学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通过理论的说明从而指导理想生活的实现。
但是，在现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以一种完全脱离学术规范的写作方式去讲述古圣先贤的智慧，又具有很大的危险，这对阳明哲学尤其如此。阳明哲学中有很多看似高妙玄奥的境界话语，这些话语很容易满足那些读书不求甚解者肆意讲述哲学的欲望。在这些人口中，阳明哲学获得了一种心灵鸡汤式的解读，变成了一片可以任性憧憬的美好光景。如此一来，原本最讲事上磨炼、实践之功的阳明哲学就变成了空谈境界、不务功夫的精神鸦片。我害怕本书的读者对阳明哲学产生这样的误解，因此本书在写作形式上保留了学术著作的体例，并且引用、分析了很多阳明先生的原文，目的在于使读者对阳明哲学保留一种严谨的态度，并且能够沉下心来，以敬畏的态度、真切的功夫进入阳明先生的功夫世界。
当然，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会使本书不如读者所期求的那么通俗，但我认为，面对古圣先贤的智慧，下点儿“功夫”是必要的。事实上，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大众的普及性和专业的学术性之间纠结，相信很多读者也能够体会出这一点。我不敢说普及性和学术性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因此我也不敢说在这样的心灵状态中创作出的作品是成熟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个哪怕是不成熟的心路历程为本书注入了我那段时间最真实的生命情状。
古圣先贤的智慧是活泼的，因此它不能囿限在学术老先生们的文笔中，在一定意义上，它或许更需要青年学子们的声音。主编汪建初老师当初正是这样鼓励我参与到本套丛书的写作当中。本书是我的处女作，我也写出了青年学子应有的“狂”气。在书中，我提出了很多在本书篇幅限制内，乃至我现有的学识内都不可能详尽论证的哲学观点。人们常说，青年时期说过的话到老来常常会后悔，所以小孩子多说无益。这一来自父辈的教诲我会时常谨记于心，但撰写专著毕竟与普通的“说话”不同，它是注入了生命情感、生命意志、生命体验的创造活动。因此，就像一个画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有不同的“代表作”一样，到老来我或许会觉得此书幼稚可笑，也或许会觉得此书不乏真知灼见，但不论如何，写作此书时的生命情状已不容复制，它已成为了我青年时期学术生命的真实载体，对我而言就已经具有了某种永恒的价值。
选择哲学作为我一生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在这方面，我十分感谢父母对我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给予了我这份坚持下去的信心。当然，我更要感谢我的导师朱人求教授，是他带我步入了中国哲学的殿堂，并给予了我最悉心的学术指导，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的长序也让我万分感动。对于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汪建初老师对我的赏识和鼓励，另外还要感谢田俊兄，他审阅了所有的书稿，并做了细致的校改工作。当然，为了集中精力撰写本书，我也牺牲了一些朋友聚会、班级活动的时间，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各位同学对我的谅解，正是大家给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获得了一段难忘的学术时光。
在我日后的学术生涯中，本书一些核心的哲学理念应该还会延续。此刻，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建南楼里的钟声，那种厚重、低沉、含忍的声音缓缓绵延向整个厦大，成为所有厦大人的时间刻度与历史沉淀。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学者最美妙的人生图景……
王凯立 2017年3月5日记于厦大学生公寓海韵12号楼
原《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前言
王阳明年表（原《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附录）
心学功夫读后感(二)
按：此书原题《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正式出版时，出版社出于丛书体量、编排等方面的考虑，删除了副标题、前言、附录及注释，后记也有删改，经作者允许，现发布于此。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朝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卒于明朝嘉靖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 年1 月9 日）。因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年，阳明31岁①）筑室会稽山阳明洞修学讲论，故取号“阳明”行于世。王阳明是一个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做到真正不朽的文化巨人，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能绝无仅有。他利用短暂而艰难的一生所建立的心学体系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其影响甚至还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整个东亚世界。
心学，乃是一个与程朱理学相对的概念，而心学与程朱理学都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②心学的理论特点在于，它对于人生、社会、宇宙的解释皆由人内在的本心开出。在修养方面，心学更加注重人内在生命的转化，认为人本心的呈现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在更高的境界指向上，心学认为人得以成己成物的最终根据在于人自身自足的本心，正是由于本心的朗现，人才得以转化并超越原本沉沦的存在情状。与心学不同，程朱理学在理论逻辑上首先预设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随后再由理开出对人生、社会、宇宙的解释。虽然，程朱理学承认理先天地具在人心中，但其现实的呈露并不能由心直接开出，其在修养实践中要求一个由外而内、渐次累积的贯通过程。因此，人成己成物的过程有赖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其至极境界便是心之全体大用，如此，人方能完成生命的转化与对沉沦存在的内在超越。
对于儒学而言，不论何家何派，生命的转化与对沉沦存在的超越均需要人的功夫修养。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定范畴，“功夫”与“工夫”经常混用，它们刻画了人们为实现某个理想人格形态所进行的修养实践与修养方法。在词源上，“功夫”的出现可能比“工夫”更早，在现有的文献材料中，“功夫”一词在两汉的碑文中就已出现。分而言之，“功”指“工程”，“夫”指“夫役”，“功”与“夫”连用合为“功夫”在两汉的碑文中则偏指“工程”。③这其中已经隐隐透露出了时间、精力等与修养相关的含义。在唐宋以后，“功夫”与“工夫”开始逐渐混用，并指向人的身心修炼，成为了一个儒释道哲学都热衷讨论的话题。考虑到行文的统一性，本书除了某些引文为忠实原文而用“工夫”之外，其余各处均用“功夫”。
关于功夫的哲学论说，牟宗三先生的讲法可谓精到。与认真做事、认真为社会服务等行为不同，功夫意味着人生命由内而外的整体转化。这一转化的过程并非是用人的生命去表现某种理性中的理想或观念，而是“求将本有之心性本体实现之于个人自己身上，从根上彻底消化生命中之非理性反理性之成分”。④因此，功夫必然落实在自己身上，并由自己开出生命之源、价值之源、理想之源。一方面，它意味着人在生命的转化中构建起内在的意义世界，并处在这个内在的意义世界中获得富足的精神生活，此即“成己”；另一方面，功夫的效用亦不囿限于个人，打通己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乃是生命转化的内在要求，故内在意义世界的建构必将开拓至外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这意味着在人的生命转化中将化本然的自在之物为属人的价值存在，并由此构建起人类赖以生存的文明世界，此即“成物”。⑤以成己成物为内容，功夫乃是一个以成圣为终极的无限过程。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⑥即便圣若孔子，也要对圣人保持敬畏之心。在此敬畏之心之下，人将意识到自己“性体无外，心德无尽”⑦，因此并无现实的圣人，所剩下的，只是毫无间断地将个人心性实现于自身的功夫，其内含的便是成己与成物双向互动的无尽历程。
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所建立的功夫系统自然是从人的本心开出——由人的本心直贯内外，以此打开生命之源、价值之源、理想之源。纵观阳明的一生，其功夫体系最凝练的概括当是阳明晚年自己提出的“致良知”。本书对于阳明心学功夫的研究，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从阳明晚年最为成熟的致良知功夫来反观其一生中关于功夫的诸多观念，由此一来，阳明一生中关于心学功夫的建构均可视作是“致良知”的收摄，阳明一生的生命历程也可视作是“致良知”的功夫践履。
自龙场悟道以后，阳明的思想事实上已经不出“良知”二字，在经历了“百死千难”的人生历练后，阳明于50岁左右明确揭示致良知之教。至此以后，阳明一生中关于功夫的诸多提法均能以“致良知”三字统摄之。“致良知”三字虽然简易直截，但阳明一再强调此三字一定要在实践中方能获得真实的证悟。事实上，从龙场悟道到致良知之教的提出，阳明关于良知的认识便在真实的功夫实践中逐渐深化，最终内化在生活世界中成为生命终极的价值依归。因此，“致良知”的证成并非是理论的推导，而是阳明本人的生命实践，正如陈来先生所言：“致良知的提出绝不是《孟子》与《大学》的简单结合，与他经历了复杂事变所获得的深刻的个人体验密切相关，是他自己的生存智慧的升华，是心灵经历艰苦磨炼发生的证悟。”⑧在这些关于阳明哲学的基本认识下，本书从“致良知”反观阳明一生关于功夫的诸多观念，并把阳明一生的生命历程视为“致良知”的真实践履，是具备充分根据的。
对于功夫的论说，往往关涉着“本体”与“境界”这两个范畴，它们与“功夫”一起在理论上相互联结、相互诠释，由之组成具有系统性的“功夫论”理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境界可视作是本体的实现，或说是对本体的复归，因此，在功夫论中，最为核心的一对关系就是本体与功夫的关系。牟宗三先生说：“自宋明儒观之，就道德论道德，其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根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以宋明儒词语说，前者是本体问题，后者是工夫问题。”⑨就学界以往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往往站在理论思维上认为本体乃功夫之根，功夫须由本体方能导出。但实际上，理论的本体并非是人生命的真正本体，真正的本体定要在人现实的功夫中方能证成，正如阳明只有经历了“百死千难”的功夫历炼之后方能真正将良知化为自己生命的本体。因此，并非是本体导出功夫，而是功夫证成本体。所以黄宗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⑩，本体的真正提出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某种境界的实现。要实现这一研究理路的转化，需要我们打破理论思维的僵化模式，将对中国哲学的话语分析置于哲学家现实的生活场域中，并从哲学家的现实生命历程出发，去考察哲学观念的意义生发及其真理性证成。这是本书通过对阳明心学功夫的诠释，所期望传达的一个哲学观点，而这一哲学观点已经具有了与当代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诠释学相互对话的可能。因此，本书将尝试打破以往对功夫进行单纯理论诠释的进路，尽量通过阳明自身的生平事迹来阐释其哲学观念，这在方法论上或可称之为“实践诠释”或“功夫诠释”。
透过对阳明哲学的功夫诠释，我们将会发现王阳明的一生都生活在人类生存最为本初的功夫世界中，他的功夫世界并未受到现实功利世界的侵占。与“意义世界”“生活世界”等观念不同，“功夫世界”更加强调了历时性的维度，它意味着人的存在乃是一个通过功夫实践而实现生命转化、意义世界生成与生活世界丰富的时空秩序。之所以说功夫世界是人类最为本初的生存样态，乃是因为人之为人的生存先验地蕴含着成己的要求，并进而关涉成物的历程，而成己成物刻画的正是功夫世界的时空进程。通过对阳明“功夫世界”的刻画，本书最后直接指向对当代人存在状态与未来命运的反思，这亦是笔者期望透过对阳明心学功夫的诠释所启发给读者的生命思考。
王阳明的一生是饱满的、富足的，但更是短暂的、艰难的。在57年的生命历程中，王阳明体验了多少次的心酸与痛苦，迎接了多少次的危难与挑战！但正是在这些生命困顿如烈火般的历炼中，王明阳的那颗心却显得越发地明亮而澄澈。当少年的狂傲历炼为晚年的洒落，当少年的壮志实现为生命的真实，当少年的抉择凝炼为良知的确信，阳明最后所留下的，便是他在临终时淡然说出的那句并非遗言的遗言：
如此深沉的人生感悟，如此睿智的生命洞察！其间的智慧，有待我们后人立志体察……
① 古人的年龄算虚岁。 ② 参见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③ 张学力：《“功夫”词义演变研究——兼析“功夫”“工夫”关系》（硕士学位论文），黄石：湖北师范学院，2013年，第19页。 ④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2页。 ⑤ 参见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⑥ 《论语·述而》。 ⑦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86页。 ⑧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5页。 ⑨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0页。 ⑩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⑪ 《年谱三》，《王文成公全书》（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12页。
王阳明年表（原《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附录）
原《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后记
心学功夫读后感(三)
按：此书原题《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正式出版时，出版社出于丛书体量、编排等方面的考虑，删除了副标题、前言、附录及注释，后记也有删改，经作者允许，现发布于此。
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1472）（九月三十日：公元1472年10月31日） 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初名云，其时为明治世。父王华仕宪宗、孝宗、武宗三朝，为孝宗御进讲。武宗时，宦官刘瑾当政，移为南京吏部尚书。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丙申（1476） 王阳明五岁不言，有神僧过，留言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便改其名为守仁。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 父王华举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任翰林院修撰。
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 王华迎父伦与子去北京。过金山时，王伦拟诗未得，阳明十一岁，却成赋。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 阳明就塾师，豪迈不羁。父忧之，祖父却知之。阳明有言，读书为学圣贤。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 阳明丧亲母，甚哀。
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 阳明出游居庸三关，经月始返，有经略四方之志。
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1488） 1．阳明在越，去江西洪都（南昌）迎亲。诸氏之父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成婚之日，偶入道教铁柱宫，与道士对谈养生，竟忘归。次早始还。 2．又居官署中，练书法，尽用数箧纸。 3．父王华参与编集《宪朝实录》，并任经筳官。
明孝宗弘治二年己酉（1489） 阳明偕诸夫人同归余姚；途中，舟至广信，谒娄谅（一斋），同语格物之学。
明孝宗弘治三年庚戌（1490） 阳明丧祖父；在乡，与从弟等四人同习经义。
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1492） 1．阳明举浙江乡试。 2．又去北京；遍读朱熹遗书，并在父官署“格竹”成病，乃废格物，随世学辞章。①
明孝宗弘治六年癸丑（1493） 阳明会试下第。王华升经筳讲官，多引程颐、朱熹言。
明孝宗弘治九年丙辰（1496） 阳明再试下第。《年谱》称其为忌者所抑。归余姚结诗社。
明孝宗弘治十年丁巳（1497） 阳明在北京，学兵法。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 1．阳明在北京，学朱熹书，又得疾，乃思养生。 2．父王华兼东宫讲读。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 1．阳明第三次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督造威宁伯王越墓。 2．因闻边急，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庚甲（1500） 阳明改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 阳明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游九华作赋，与道士论仙。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 阳明归乡，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得先知，又悟其为玩弄精神，非道；并念祖母与父。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 阳明移病钱塘西湖，复思用世。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 阳明主考山东乡试，又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 1．阳明教身心之学，门人始进。 2．又与翰林庶吉士湛若水（甘泉）交友，同倡圣学。
明武宗正德元年丙寅（1506） 阳明在北京，因宦官刘瑾专政，谏臣戴铣、薄彦徽等下诰狱。阳明首先抗疏救之，亦下诏狱，受廷杖四十，绝而复苏，谪为龙场驿丞。
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1507） 阳明赴谪途中，数遇惊险。先至钱塘，舟游舟山，至闽界上岸游武夷山。再从鄱阳往南京省父，事后返钱塘，去贵州。临行，徐爱纳贽。徐爱与蔡宗兖、朱节同举乡贡，阳明作《别三子序》以赠之。
明武宗正德三年戊辰（1508） 1．阳明至贵州西北山中之龙场，作石棺，日夜端居默坐。 2．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3．默记五经之言以证之。
明武宗正德四年己巳（1509） 阳明受提学副使席书（元山）聘，主贵阳书院，论“知行合一”说。
明武宗正德五年庚午（1510） 1．阳明升庐陵知县。以开导人心为政；并立火巷，定水运，绝横征，组保甲。 2．又自贵阳归途中，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并同在僧寺静坐。 3．与黄绾、应良论实践之功。
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未（1511） 1．阳明调任吏部主事，后升员外郎，在北京。 2．与徐成之论朱陆异同：方献夫称门人。 3．作《别湛甘泉序》以送湛若水出使安南封国。
明武宗正德七年壬申（1512） 1．阳明在北京，顾应祥、黄绾、徐爱等同受业。 ② 2．升吏部郎中，年末转升南京太仆寺少卿。 3．与徐爱论学，与舟同归越时，论《大学》宗旨。
明武宗正德八年癸酉（1513） 1．阳明在越；后去滁州督马政。 2．从游者益多至数百人。 3．论静坐中亦不可强禁思虑。
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1514） 1．与湛甘泉相会于滁阳，夜论儒释之道。③ 2．阳明调升南京鸿胪寺卿。 3．门人益亲；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 4．门人知名者有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刘观时、周积等人。 5．戒王嘉秀、萧惠，“二氏”不及圣学。
明武宗正德十年乙亥（1515） 1．阳明立再从子正宪为后，时年八岁。 2．拟《谏迎佛疏》。 3．祖母岑太夫人年96，阳明思乞恩归一见为诀，疏凡再上，故辞甚恳切。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 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 1．阳明立十家牌法以避寇，并战胜之。 2．选民兵，立兵符，奏设县治，疏请疏通盐法。 3．求雨得雨，撰《时雨堂记》。 4 . 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行事；抚谕贼巢，先犒以牛酒银布，复发布告谕文《告谕浰头巢贼》。 5．平横水、桶冈诸寇。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 1．阳明在赣，平浰头，立社学，举乡约，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2．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 3．门人薛侃刻《传习录》。 4．徐爱卒，年三十一。④ 5．修濂溪书院以居学者。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 1．阳明起义兵，擒宁王朱宸濠。疏谏亲征，武宗南巡，阳明又献俘张永。 2．与北军较射，三发三中。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 1．阳明留江西。张忠、许泰欲害阳明。 2．江西大水；阳明上疏自劾。 3．答罗整庵书。 4．至赣，大阅士兵，教战法。江彬遣人来觇动静。相知者俱请回省，阳明不从，做《啾啾吟》解之。 5．门人冀元亨冤死于狱，阳明请归乡，不允。 6．王艮称弟子。陈九川、欧阳德、魏良弼等日侍讲席。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 1．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⑤ 2．武宗北归，不久死。 3．撰《象山文集序》，并刻其书。 4．集门人于白鹿洞。 5．升南京兵部尚书，又封新建伯。
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1522） 1．阳明在越。父王华病卒，年七十。 2．阳明卧病。
明世宗嘉靖二年癸未（1523） 1．阳明在越守父丧。 2．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以辟阳明。 3．欧阳德、魏良弼等升进士，钱德洪落第。 4．论狂、狷、乡愿之辨。
明世宗嘉靖三年甲申（1524） 1．阳明在越。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阳明以良知启之，大吉自省改过。 2．中秋宴门人于天泉桥，在者百余人。 3．答舒柏敬畏、洒落之问，⑥刘侯入山静养之问。论圣学无妨于举业。 4．朝上起大礼议之争，阳明不答朋友问。 5．南大吉续刻《传习录》。
明世宗嘉靖四年乙酉（1525） 1．阳明夫人诸氏卒（正月）。 2．作《稷山书院尊经阁记》《亲民堂记》《重修山阴县学记》。 3．归姚省墓，每月定会门人，并勉门人勿以己之去留为聚散。门人立阳明书院于越城。 4．作《答顾东桥书》。
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1526） 1．阳明在越。十一月，继室张氏生子正亿。 2．致书邹守益、南大吉、欧阳德、聂豹，又作《惜阴说》。 3．答问祠堂位祔之制。
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1527） 1．阳明在越。致书黄绾。邹守益刻《文录》。 2．受命征思田，辞不允。 3．九月初八日，与钱德洪、王畿在天泉论道（四句教）。 4．过吉安，大会诸友三百余人。 5．上谢恩疏，为田州边民请命。
明世宗嘉靖七年戊子（1528／1529） 1．阳明在广西，平思田（二月）；疾剧，上疏请告，疏入，未报。 2．行归，卒于南安（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529年1月9日）。
明世宗嘉靖八年己丑（1529） 1．二月，丧至越。 2．朝廷听翰林桂萼责阳明擅自离职，又异教端；竟下令革爵，并禁“伪学”。 3．十一月十一日，阳明葬于洪溪；会葬者千余人。
明穆宗隆庆元年丁卯（1567） 阳明赠新建侯，谥文成。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 阳明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
题注： 本年表的编纂体例以及绝大部分内容均出自秦家懿《王阳明》一书附录二的《王阳明年表》。（参见秦家懿：《王阳明》，第209—215页。）按照秦家懿年表的小注，其年表似依据《阳明学大系》第十二卷《阳明学便览》编成。然而，不知何故，秦家懿所编年表有多处与《年谱》不符，特别是正德七年壬申至正德十年乙亥的大部分内容，与《年谱》所载刚好相错一年。鉴于秦家懿年表的编纂体例简易清晰，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因此本年表依然沿袭了秦家懿年表的绝大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秦家懿年表与《年谱》不符之处，本年表皆依照《年谱》修订；对于本书而言，秦家懿年表中需要补充的内容，本年表亦依据《年谱》补入。此外，本年表还参考了陈来先生对《年谱》内容的考证成果（主要见于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81—399页。），其中较为重要之处，本年表均出注释注明。 ① 《年谱》将亭前格竹一事记录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阳明21岁）条，其中有言：“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年谱一》，《王文成公全书》（四），第1390页。）陈来先生指出，“始侍”之“始”为“当初”之意，因此“始侍”并非指壬子本年而言。根据陈来先生的考证，亭前格竹一事当发生在阳明18岁之前。（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第382—384页。）在《阳明先生遗言录》中，阳明在回忆亭前格竹之事时言：“某十五、六岁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遗言录》（下），转引自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723页。）此语可佐证陈来先生的考证结论。 ② 陈来先生指出：“按黄绾正德中与阳明为讲友，至嘉靖壬午春始执贽称门人，故《谱》云绾是年受业，非是。当去黄绾之名。”（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89—390页。） ③ 《年谱》本未载此事，按照陈来先生的考证补入，“盖与甘泉往来乃阳明平生中之大事也”。（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90页。） ④ 陈来先生指出，徐爱当卒于正德十二年，《年谱》误。（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96—397页。） ⑤ 陈来先生认为，《年谱》关于揭示致良知之教的时间判断不够准确，“以致良知为宗旨，当倡自庚辰，时阳明49岁”。（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181—187页。） ⑥ 《王文成公全书》中收录的《答舒国用》，时间记录为癸未，与《年谱》不同。（参见［明］王守仁：《答舒国用》，《王文成公全书》（一），第229页；《年谱三》，《王文成公全书》（四），第1470页。）
原《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前言
原《心学功夫——致良知中的阳明哲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