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微观察》通过对文学史的细致观察，揭示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指出，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思想情感，更是历史的活化石，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通过深入探讨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脉络，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文学史微观察读后感第一篇
好书！对当代中国文学脉络和现象的解读，角度独到而有趣。
从＂左联＂开始到所谓的改革开放，诚如作者所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不吃‘资产阶级文艺’这碗饭，就吃‘无产阶级文艺’这碗饭，总之是吃饭。从吃饭的角度去看百年以来文学的发展，很多问题就能够删繁就简＂。
事实上，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我们的视角，＂似乎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由此，文学史文学观也每每成了世界观的某种转述。
但，问题也许根源于我们对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我们绝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历史是关乎社会进化轨迹的科学，很少有人或者只有少数人才能接受历史也应该是关于＂察世观风＂的学问。
如此说来，李洁非先生的文学史是一个应该肯定的努力，至少不再百分百用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说辞去记录一切。
这样努力的人多了，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一部真正的文学史，仅仅是关乎文章心性的鲜活记载，而少了稻粱之谋，更沒有权势之争。
文学史微观察读后感第二篇
收入
* 左翼写作在上海不仅可以存在，还可以是文化和思想的时尚。
* 世界观的转变，又难和几年的碰壁、破灭撇清关系。
* 作家的工资其实是构建和定位文学的行政秩序，包括文坛内的领导关系。
宗派
* 新青年从开放征稿向同人刊物转变，体现出刊物对自身气质的取弃。
* 创造和太阳社对鲁迅执行的可谓是关门主义，对于文化和思想问题，他们一概认为，除掉比自由竞争更重要。
* 无产阶级的政治话语中，私指的是个人利益，而偶像、分离运动则是指通过崇拜个人的方式搞宗派运动。而左联本身就是由党组织领导的文学团体，周扬对鲁迅的不服从，是很自然的。
* 鲁迅最反感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指挥家和颐指气使的指使，这和他批判的奴隶主与奴隶是很像的。
* 鲁艺：歌颂光明，何其芳，周扬；文抗：丁玲，萧军，揭露黑暗。
* 周与萧之争，实际上是将左联的宗派之争移到了延安，也是延安的歌颂模式和鲁迅的批判模式发生了冲突。
* 宗派在毛的字典里也发生了变化，他将宗派赋予了主宾的含义，让宗派成为以个人犯党的小集体。
口号
* 中国本来学师法兰西的革命斗争精神，而上世纪中叶，法国青年又以毛主义为号，毛的斗争的传统实则在法式的社会革命那里。
* 口号有两类，一类是文学群落的策略，另一类是文学上明确秩序的权力表达。
* 跨跃性转型并没有培养深厚的个体依据，事情往往诉诸群体层面。
* 国防文学想要在文学领域解除阶级对抗，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批评其投降主义。（托派也曾拉拢过鲁迅
* 口号之争也只能发生在左联这一有了严密组织性，但话语权不够清晰的组织里。，表面是义理之争，但实则是领导权之争。
* 一个口号，浓缩着相当长的文学史。一个超级文学的口号，就有一个文艺政策的高度，并等同一个政令，通过注解或增补，不断的适应政治变化。如：从百花到花与草。
* 十七年的口号之争主要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与大写的十三年
* 文艺不再为政治的口号实则是口号的终结者，表明权力对文学的松绑。
会议：
* 延安文艺座谈之后，会议进而成为决定文学发展、再造文学的因素。
*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真实的威严实则比散漫的原貌更为强大，文学会议也开始殿堂化、崇高化。
* 节日般的盛大会议，既是联欢（仪式性的，也是表征与建构，来明示对文学的领导与组织。
* 会议的开幕就已经决定了尾声。
* 作家在写作之前已经处于被写状态了。
斗争：
* 马克思认为只存在于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而毛认为，斗争应当作为纯哲学的命题，应当永远斗争下去。这种斗争，其实是一种精神、意志。
* 与其过多从政治权谋看，不如关注斗争观念的思维定式。同时，也要注重斗争的普遍与细屑。
* 十七年文学真况少出自文艺圈，主要出自政界人物。
* 文学斗争，固然和外部的政治因素有关，但文学的生产方式里，就已经内置了斗争因素。因此，斗争成为了管控的手段，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和规则性。美名其曰，加强或改善党的领导。
* 以斗争求得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
批示：主要讲述建国后《武训传》、胡风案等批判下，毛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张弛把控。
文学史微观察读后感第三篇
《文学史微观察》，初见“微”字，恍然有微细、零碎的直感，不过真正进入书中，自是另一境界。此“微”乃与宏观、大而不当相对，于微观着手，或更可见出历史的肌理与面貌。我们若了解李洁非近些年的文学史研究，其实可有意味地发现，他是在对自己的修正乃至部分“否定”中一步步踏出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及《解读延安》、《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这许多学术著作构成互文、补充，以至有“阶梯”的关系，展现着李洁非之当代文学史观的嬗变，从初始的典型人与事之研究，演变至于文学生态（或政治生态）的内部运行方式的探究。这变化却亦非一蹴而就，其历程与关节处是值得解析的。
事实上，在李洁非文学史观的嬗变中，有着一以贯之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固然以人、事为区隔的单元，但李洁非早已意识到不能单纯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如其所言，“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却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新中国初始时期的作家们，他们面对“物”时代，自由创造突兀停滞，反而被“物”层层缠绕，缚住手脚，进退失据，人、事、史盘根纠结在一起，已不仅关涉到文艺，整个时代的悲剧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亦即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解读延安》、《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两书，显见得是觅其根脉源头，用心之殷，识者可知。
“微观察”，切入角度为之一变，思路未改初衷。如果说《典型文坛》、《典型文案》以人物与事件为重，《典型年度》以年份结构，那《文学史微观察》改以六个关键词（“收入”、“宗派”、“口号”、“会议”、“斗争”、“批示”）编织，切口极小，却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之感。
试以“收入”一词言之。以往的文学史著多集中于“高大上”层面的论述，谈“钱”为其不取亦不屑，而李洁非言，“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个人取舍，如老舍是选择在大学任教，还是做职业作家，全看收入能否解决生计问题，《骆驼祥子》即关键之试验品，“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而幸的是，他成功了，一个职业作家老舍亦随之出现。鲁迅的毫无奴颜和媚骨，精神自由与写作高收入是并立的。而郭沫若多年贫困的生活境遇（即使成名之后），对他日后的道路选择很难说没有关系，以往的文学史论述多归之于“世界观的转变”，高蹈如斯，或许其本人也要暗自苦笑罢。而延安及日后共和国文艺队伍的建设，采取供给制与工资制，全然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组织化文学的生成全赖收入结构方式的变化。如此看来，凡俗之“收入”一词，蜿蜒百年文学史，吃饭虽为小事，人人却均须吃饭，无法逃将过去，等闲视之不得。庸常小事暗中支配了个体与时代的脉络，能不令人蓦然心惊？
余如“宗派”、“口号”、“会议”、“斗争”等词，莫不贯穿文学史的现代与当代两截，唯有“批示”特殊，可想而知，此词只会集中于共和国文学时期。研究批示之于当代文学的重大影响，虽不能说李洁非为肇始，但其用力之深是显豁的。“‘批示’高居这段文学史顶层，犹如一根巨绳，串联和撑持文坛几三十年。离开它们，这段历史不唯不易解释，或许压根儿也不会那样发生。”其实，对“批示”之厉害与大影响，凡是读过史料的人都会有所认知，但偏偏文学史著述言之不详，似有意无意忽视，大是遗憾。李洁非的梳理可谓“解渴”，条分缕析，将其中的枝枝节节、沟沟坎坎倾倒个干净，其中奥妙，煞费思量。
在“微观察”中，李洁非着重于“线”的整合，但于某些“点”的驻足详析，予人启示不小。如“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此口号之争，纷繁复杂，为现代文学史一大难点，一直让人疑惑不解。李洁非对史实的厘清，很有说服力，“鲁迅与左联党组织，各自认为居于‘规约别人’、‘领导别人’的地位，从而导致口号之争，此可谓彰彰明甚”，组织化的文学为其关键所在，一边是声望极高的文坛领袖，一边是政治化的文学团体，“话语权不够清晰，领导关系不够袒明”，发生矛盾是必然的事情。
《文学史微观察》在论述中，可看出对以往研究的承继。如“收入”中，郭沫若的相关部分，在《典型文案》的《少年维特 长眠大寨》一章已见更详尽的论述；“会议”中，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剖析，《解读延安》显然助力不小；而《典型年度》、《共和国生产方式》，连接着“口号”、“会议”、“批示”等。这彰显出作者的思索脉络，他在变换不同的角度，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更深的所在。
李洁非说，“中国文学在20世纪脱胎换骨，被好些东西所左右，师法关系，仅其一端。这些陵谷之变，我们自己习以为常，反而不能察觉。”那，自细节着眼做“微观察”，反而能够见大局，这未尝不是方法论的更新。虽然六个关键词远未涵盖一切，但初始的重要，已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