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尊严地离去？》这篇文章让我深受启发。作者通过讲述离去的过程中应该如何保持尊严，给予了我很多思考。无论是工作、人际关系还是生活中的离去，都需要我们用理智和冷静的态度去应对。要学会坦然面对离别，尊重他人的选择，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离去留下美好的印记。这篇文章为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让我明白了离去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尊重和成长。
《如何有尊严地离去？》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把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放进整个中国社会来分析，让我们看到不同年龄、不同信仰、处于不同文化和处境下的人群对死亡的态度不同。而且人们的态度也在变化，比如一些推动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的努力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和考虑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一直是一个令人恐惧、想要躲避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依旧倾向于不去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对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的讨论。
相关话题进入我的脑海是8年前，大学的一门专业课老师在课上说，他已经做好了“不插管”预嘱。如果说当时的感受是“新奇”，那么如今的感受更多是“理解”。有不少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的死亡质量整体不高，书中作者对于当下中国医疗场域的临终与死亡本身的呈现，在案例的辅助下，更直观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老百姓和医护人员对“好死亡”的认识既包括生理状态的（没有痛苦），同时也包括社会及心里状态的（心愿实现、有人陪伴），特别是，“家庭”在个体生命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者认为要了解死亡观念如何影响临终照护实践，首先要了解临终照护实践嵌入了怎样的社会死亡观念之中。本书二、三、四章讨论了变化的死亡观念与善终理念；死亡的自主与抉择之难；风俗、观念与制度影响下变化的临终地点，接下来五、六、七章探索了社会观念和医疗文化影响下的安宁疗护实践与制度嵌入下的安宁疗护实践。得益于扎实的田野调查，作者呈现了多个相关主体的视角，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尝试不断转换身份去共情，特别是医护工作者的视角，对非专业人士来说是新的和未曾涉猎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作为子女、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对家庭抉择、传统观念的理解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或者说是自然而然的。医学救治的传统让医务人员天然地“拒绝”死亡，但从事安宁缓和医疗的医务人员担起了“摆渡生命”的责任，实践中他们需要不断解决理念与认知的冲突，这并非易事。与此同时，制度困境也不容忽视，安宁疗护嵌入整个医疗体系与政策之中，必然有一些矛盾之处亟待解决。
如何“有尊严”地离开是一项艰难议题，我们作为个体需要思考面临死亡和临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去；社会作为整体则需要思考医疗及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应对人口变化及疾病谱系变化，以提供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社会及文化意义的临终支持。这本书为我们思考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即从社会文化与制度中来理解“离开”。
《如何有尊严地离去？》读后感(篇二)
生与死一直是人类需要面对的终极命题。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传染病大流行的时代，死亡这个曾经看似遥远而陌生的议题正在向每一位普通人揭开神秘的面纱，让人们前所未有地直接或者间接触及这一生命事件。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是老龄化进程的深入，老年人口的占比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要面对生命的终点。
涂炯老师的这本新书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试图回答有尊严地离去何以可能的问题。死亡这一议题深深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性的现象或者是医学判断，更是一个过程、一系列社会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观念与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深刻体现在一个社会对死亡所进行的判断之上，什么是好的死亡、什么是不好的死亡，死亡的过程是否痛苦、是否有人陪伴、是否了无遗憾等等，都是经历了文化协商而建构起来的。而中国人对于死亡常常是忌讳、恐惧、回避的态度，这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在面对死亡之时的行为抉择。
但是在一个变迁的、发展的社会中，有关死亡的一切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会介入到死亡之中。当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但健康预期寿命并不尽然，这也就意味着带病生存是一个过程，死亡也成为了慢性死亡。在这一过程中，医疗技术是最直接介入的外部因素，其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死亡的时间地点与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矛盾。而另一方面，死亡从一件社区的公共事件变得越来越私人化，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内部。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中死亡常常被隐匿在表面的日常之下，是需要被隐藏和遮蔽的。
诚如作者所言，有尊严的离去在中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多种要素在其中存在巨大的张力与博弈，从而展现出一系列的困境。例如文化上的困境，死亡是否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当活着的质量极其之低时，是否能够选择死亡，由谁来做这个选择，亲属纽带、孝道伦理、法律规范等等都构成了现实的复杂性。又如组织上的困境，安宁疗护的实践需要依赖具体的组织作为载体，如医院、机构等，尽管安宁疗护当前存在巨大的缺口，但是其实践面临更大的困境，具体有经济效益与不赚钱的矛盾、效率逻辑下被遮蔽与转移的死亡VS为死亡留出时间与空间等。此外，还有制度上的困境。安宁疗护是作为一种外来的观念和实践进入到中国本土的临终照护领域的，但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却并不顺利。从本源上既有与主流医疗观念“救死扶伤”的矛盾，同时也不能直接照搬外国所提出的诸多条例，因为这些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甚至略显超前。
基于上述这些问题，作者也提出了有关改进临终照护的诸多思考，都非常有针对性，是在长寿时代值得严肃思考的一件事。最后，在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当下，我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去关注“ 更好地活 ”，但其实“向死而生”更是重要的、紧迫的人生必修课。
《如何有尊严地离去？》读后感(篇三)
涂炯老师新作《如何有尊严地离去？》已经点出了全书所涉及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离去；另一个是离去的特定方式。与内容相对应的，我认为两个部分的部分核心观点也可以加以探讨：前者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情境下的死亡问题；后者则是对安宁疗护体制的一些思考。
“死亡自主性”似乎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来概括患者的死亡体验过程。很多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终”存在于普遍社会情境之中，更多时候被用于社会评价或安抚性的互动，因为衍生出诸多类似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死亡时间、死亡方式、死亡情境等都作了或详或略的指认。对于社会学的分析而言，与其讨论如何从伦理意义上评价死亡，不如分析影响死亡的因素。作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将伦理评价纳入到影响死亡的因素之中。死亡自主性首先意味着死亡对将死之人而言的意义定位，即死亡是否是其可以接受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1.临终前的体验（主要是身体方面的）；2.临终患者对死亡的理解（受到其本人的生命历程体验和社会文化规范影响）；3.临终患者对家属状况（包括伦理、情感、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因素都会综合起来影响患者对自身死亡的理解。与之相对的，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家庭对临终亲人的看法、医疗制度与医疗技术状况、医护人员对临终患者的社会评价等，也都会影响死亡的自主性。由此可见，影响死亡自主性的因素应当是互动着存在的，如果互动被阻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严重影响死亡的自主性水平。在这些互动中，最主要的两组互动要数家庭内互动和医患互动了。这可能也是作者能够进一步有所发挥的空间，因为通读下来，作者对这两组互动的分析还是稍显单薄，因而在保证因素全面的同时，没能实现特定的解释：影响死亡自主性的因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死亡自主性究竟该如何被定义呢？
对于安宁疗护制度而言，我认为医护的视角非常可取，作者的考察也比较完善，分别从医疗技术与实践和医护主观体验两个角度分析了安宁疗护制度在实践中的状况，其中又分为多种情境下的多个维度。但总的来说，还有需要进一步归纳的地方，即如何将医护培训教育中的技术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惯常观念，如追求治愈、挽救生命等同进行安宁疗护的医护主体间的感受与观念间的张力关联起来。尽管作者也归纳出社会价值、治疗成效、工作绩效、医患关系等多重指标，但这些论述还是过于情境化，尚未形成可以说明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需要探究这些张力表现中哪些是可以维持的、哪些是不可持续而需要转化的。这样做就可以使参与安宁疗护实践的医护在处理自身问题的情况下，不止依靠心理层面或追寻工作意义感来解决问题，而是应当从有潜在冲突的多种情况入手，给出更有条理的分析，而不仅仅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进行罗列。
总体来说，这本新书的确是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的创新之作，对于当代中国的特定医疗实践和制度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讨论，为这方面的经验材料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支持。不足之处在于对个别较重点之处没能进一步展开讨论，导致所列举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并没有特别明确。但瑕不掩瑜，可以看出作者在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工作中所下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