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详尽地梳理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古代经典到现代文学，系统地剖析了每个时期的文学特点和代表作品。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感受到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第一篇
中国历史悠长，其文学产生和发展史基本与之等同，其间的文学作品可谓是浩如烟海，不算那些从未被史册所收录记载的，单说那些有书面记载的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有很多都没有被整理过，更不用提对其进行研究，将其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至于那些已经被世人所熟知也被人所研究的，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其实也没有被全部纳入文学史范畴之内进行详细系统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史，就应该有史的样子，重在理论，能对这些理论辅以阐释的自然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即便如此，中国文学史也不好写，所以，就目前比较有名的几种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一般都是三四册。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自然也是四册。但我们要看到，都是四册，都是写中国古代文学史，但内容不一定相同。
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因为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所以与别的同类题材的著作相比，显得更为生动灵活，内容也较为平易简单、系统。
《中国文学史稿》从文学的范围和定义讲起，更易让读者明白什么是文学史，在书中，浦江清先生对《论语》中最先出现的“文学”一词作了阐释，并指出对文学批评的第一步应该是对文学语言的把握，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纵观现在高校的很多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师连基本的语言规则都不懂，何谈对其内容的深入把握呢？在引论中，浦江清先生还对他那个时代已有的文学史做了公正的评价，并对文学史的几类划分一一列举，最终结合中西方的文学观，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分类观点。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即便由于受民族的习俗及精神追求等因素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学具体形式不同，但其基本发展规律是一致的，所以浦江清先生的分类是可取的。在《中国文学史稿》中，出处都能看到浦江清先生的匠心独运，比如他对如何讲授古代文学的看法，就颇有见地，值得现在的古代文学教师看一看。
浦江清先生的视角比较独特，我们能看到，他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和著名的作家，这一点与其他文学史著作是一致的。但“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文学作品作为题材写文学史，其视角不一定相同，浦江清先生的视角就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研究《诗经》，讲它的来历、产生的年代和作者、《诗经》中的“序”、与礼乐的关系、与语言、内容及其应用，从这个顺序，我们能看出，浦江清先生非常明白，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不是说说其背景和内容就可以的，关键是对其构成要素的精准阐释，然后才能归纳到其内容。在这种叙述中，浦江清先生又多了一种其他教材没有的优势，即这是讲稿，所以他很多时候，更为考虑学生的需求性，如对《诗经》和《楚辞》的比较，就是一道典型的简答题，但又没有展开详细论述，给学生及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中国文学史稿》的章节安排比较有意思，不是每一章都是理论性的题目，而是有很多具体的文学作品或人物和作品，如《诗经》《楚辞》司马迁与《史记》、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这样的安排，既突破了文学史的常规体例，体现出了一种变化美，又能让学生或读者对一些重要的作品或人物有深入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浦江清先生在书中善于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且在分析时，重在探究该文学作品产生历史根源，进而对其做出深度阐释。这中治学的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中国文学史稿》共有四册，内容丰富，且视角独特，理论颇有见地，放置今日，仍然称得上是一部扛鼎之作。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第二篇
本文为程毅中先生为《中国文学史稿》所撰题记
《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本
先师浦江清先生在大学教了约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反复补充，不断更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教学经验。1954年我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时，他按照当时的课程设置，只给我们讲了宋元明清段的文学史。因此，我没能听到他对整部文学史的讲解，引为遗憾。现在汉明和书麟伉俪精心竭力，把浦师多年讲中国文学史的讲义遗稿和部分作品选讲资料，整合成一部书，使我能看到浦师讲中国文学通史的整体设想和基本框架，得到了一次补课的机会。
因此对他们两位的工作，我特别表示钦佩和感谢。
浦师的学识博大精深，我们学生辈顶多得其一体，都无法窥其堂奥。从先生的讲义看，至少有几点是非常有特色的。
第一，浦江清先生是从西洋文学系出身的，而对“中外古今文学史学同时并进”。（季镇淮先生语）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大格局里来论述。因此，他讲中国文学史时，先讲了一篇《引论》，从文学的范围和定义讲起，再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理念。因为当初中文系还没有专开文艺学和比较文学之类的课程。浦师按科学的认识论，先讲一点文学概论的常识，是有创造性的。尤其是他引用了鲁迅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和齐燕铭《中国文学史略》（不知是什么版本）等的观点，更显示了时代的特色，可看到浦师在努力运用先进的理论。浦师还不时发挥他西方文学方面的修养，随时随地与中国文学做一些对比参照，多给学生一点比较文学的知识，如讲《左传》时把它和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比较，讲《论语》时引用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来解释古代语录体著作。
第二，浦师广泛地吸取中外古今的学术成果，先作全面客观的介绍，然后再分别论述。有不同意的地方，就加以批评和辩驳，虽是前辈或好友的著作，也毫不回避。对据以申述的，则绝不掠美，一定说明出处，即使是学生的读书报告，也加以推荐引用。这种客观严谨的学术作风是我们应该继承而发扬的。现在有些著作者却忽略了这种学风，把别人的成说当作自己的创见，不说明出处，大加重复的发挥。当然，有的情况是出于自己对前人成果的孤陋寡闻，产生了偶然的巧合，那是另一种缺点。
第三，浦师的教学方法也很有特色。从章节目录看，条理清楚，逻辑性非常强。首先是抓要点，中国文学史那么悠久而丰富，每学期的讲稿往往是讲不完的，当然要抓住要点。浦师在每一章里都先把要点简要地列举出来，像画龙点睛那样点出要点，让学生先有个全面的印象。但又不是留到最后再点，而是把点和线连结在一起，前后照应。其次是讲各个作家、作品的特点。在一个时期或一个潮流中，各有不同个性的作品，所以绝不是千人一面，而是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再后是突出重点，着重讲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特别是整理者把作品选讲的一些资料附加于适当的地方，就使读者能具体理解讲义里的那些结论都有确切的根据，令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抓住要点，分举特点，突出重点，也许就能说明浦师讲文学史的特色了。这样，文学史的点和线联系起来，发展轨迹非常清楚，再加上具体作品的精读深研，再扩展到文与艺的结合。浦师还运用他博大的知识结构来研究文学，如用天文学来考证屈原的生年，在讲《九歌》时画出了司命二星的插图；运用他音乐的知识来讲解词与曲的分合、戏剧与曲律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有浦师特色的立体的中国文学史框架。
文学史分期分体讲有好处，也有缺点。一个人讲全部通史可以前后呼应，观点一致，但像浦师那样二十年磨一剑地讲中国文学史的教授不多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资深教授教基础课已成为奢侈之举。我们那时候上的基础课，都是资深教授讲的，还是有幸的机遇。中国文学史是基础课，应该请一流教授来讲，才能建设一流的专业，一流的大学，我相信这一观念将逐渐得到教育界的共识。
我读到浦江清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讲义，得到了不少新的启示，更感到他的英年早逝是我们重大的不幸。幸而中郎有女，能继家学，终于把这部讲义整理成书，嘉惠后学，则又是十分可喜的事。谨以这几句衷心庆幸的感言，纪念浦先生辞世六十周年。
2017年11月
门人程毅中敬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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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散曲选
汉魏六朝诗钞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第三篇
已刊于《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5日
大约二十年前，我还在中文系当学生的时候，就惊异的发现几乎每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都有自己的一套“中国文学史”。随着学业的深入，我又发觉几乎每一家涉猎文史哲的出版社也都出版过“中国文学史”；到了最后我终于知道，几乎每一位教过文学史的老师，手上都有一本独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学史”。
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和私家著述的文学史相比，官方组织的文学史和民间出版的文学史相比，哪一种更好？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中国文学史或者严格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近些年的出版市场上非常繁荣。
一类是迭出教材。如今，有几套文学史教材颇已成为主流，进入到了“经典教材”的行列。这一类以袁行霈先生在世纪之交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现在已经出到了2014年的第三版，与国际上通行的不断推出修订版的形式十分接近了。此外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使用也很广泛。其他的经典化教材，如著名的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合作主编的“五教授”本文学史，仍然不失经典，但作为教材使用者已经不多了。其他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纲、简明文学史更是比比皆是。
第二类是旧著新出。多年前，一些仍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被出版，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而最近几年，大量这类曾在晚清民国或流行一时、或昙花一现的文学史被出版社纷纷整理或影印出版，仅本人目力所及，就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讲义》，以及黄人、朱希祖、吴梅、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连生前并未出版过文学史的钱穆，其学生记录的课堂笔记也被冠以《中国文学史》之名整理出版。旧著新出，在史料上无疑是颇有价值的，但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而第三类，则是新版或再版了一些极具个性的私家文学史著述，如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自创分期，以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写史，诗思诗语，韵味丰富。再如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完全跳出通行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成一家之言。此外，就是新进刚刚整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梳理当下文学史著作的形态，是因为文学史的写作与一般的著述不同，文学史几乎可以等同于一类“文体”。浦江清先生的《史稿》首先是他生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积廿载授课之功而成的讲稿，是为了教学目的而撰写的教材，形式上属于第一类；但倘若认真读完，又会发掘这套《史稿》实质上又是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这也就是本文将其放在第三类的原因。
《史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断将中国文学与异域文学进行对比，正如浦江清的学生程毅中在全书《题记》中所强调的：“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大格局里。”
一般来说，在当代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无疑会应用到一些来自国外的文学理论，比如从女性主义视角阐发《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或是从新批评的角度阐释古典诗歌等等。这并不稀奇，但《史稿》并非如此。浦江清先生的写法，是在叙述某一个古代文学现象、或分析某一篇作品、或介绍某一位作家时，能极为贴切的找到可与之对比或类比的异域文学对象。这当然不是那种浅层次的“找相同点”，更不是强行证明中外文学有何种相似的规律，而是在不同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细腻、透彻、言之有物的关联。读者就能从这种关联中，对古代文学形成更坚实、格局更宽阔的理解。
例如，讲文学的起源，会联系到人类学的角度；讲屈原的《九歌》，会旁征到古希腊戏剧和祭祀，甚至还根据天文学的知识绘出有关的星象；讲明清小说，会结合近代西方的长篇小说，等等。这在50年代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浦江清先生的这种写法，在全书中十分普遍，这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路数受王国维、陈寅恪等的影响，二十几岁就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对西方文化及语言等有着深厚的研究，精通多种语言，在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之前，他已经通过对“东方学”的研究，形成了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史的范式，此后再经过二十余年的文学史教学，将这一研究方法锤炼的炉火纯青。这一特点，是其他各类文学史都比较缺乏，也很难复制的。
《史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形成了有效的融合。之所以说“有效”而不是“有机”，是因为《史稿》的这一特点，对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十分有价值。事实上，“文学史”的写作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仅仅从“文学史”的观念看，这一名词的关键点究竟在“文学”还是在“史”就值得思考。如果说是文学，那么重心必定放在文本的审美上，但这将因受众修养的不同而人言人殊；如果说是历史，那么重心必定放在历时线索的勾勒与人物和文本的考证，但这又难以从历史学、文献学的学术框架中跳脱出来。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读者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批评在不断变动，甚至会不断重构过往文学的价值，这就导致了文学史本质上其实是批评史的状况。因此，纯粹的、绝对独立的“文学史”很难呈现，必须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才能构建一种立体的、有效的文学史写作。
《史稿》正是这样做的，早在50年代，浦江清就特地在第一章高屋建瓴的进行了文学本质的探讨，这正是文学理论和批评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与当时流行的那种一上来就铺陈“上古先秦史料”的文学史截然不同。具体到每一章节，则更是将文学作品的文本、文学批评、历史考证予以结合，读者只要顺着书的线索阅读，几乎感觉不到哪一部分是史，哪一部分是论，其混融若此。
龚鹏程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中国文学，卒于《中国文学史》开始写作之时。”这句话的意思，是承认中国文学在古代和现当代之间有着根本性的断裂。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为天下裂，“经史子集”被“文史哲”取代，前者是学术的门类，而后者则纯粹是带有行政色彩的学科建制。在学科建制下写作文学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史稿》形式上是一本教材，也难逃被学科规范所束缚的命运，其中有些当年的热点问题现在已经颇为过时，比如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文学的进化观；有些更丰富更个性的内容则为了教学不得不删繁就简。
但是，从实质来说，《史稿》并没有像有的教材那样，“合古今之变，泯众家之言”，将古往今来丰富的内容整合到一种叙述、一种理论，甚至一种意识形态之中。而是通过中外文学的勾连、历史与批评的融合，使之成为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唯一可惜的是，浦江清先生没能看到这部《史稿》迟了半个世纪的面世。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第四篇
不苟于著作的浦江清先生，其独著中国文学通史四大卷，终于可以交给读者来评判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浦江清先生在大学任教三十年，教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最久，曾有志于撰写中国文学简史”（吕叔湘《浦江清文录序》），但1957年，他才53岁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大堆讲稿。整理者是他的女儿浦汉明及其老伴彭书麟老师。浦汉明说，为了整理这个文学史，她是一直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最早从1982年见浦江清先生的同学施蛰存先生开始。
施蛰存先生问浦汉明：“你父亲留下的手稿怎么样？”他得知大量手稿尚存后，说：“你还不赶快整理，否则就是一堆废纸了！”
浦汉明老师悚然记着这个对话，回来就要求从中学调到大学教书，并一定要进古典文学组。为了补课她先到中大进修一年，随王季思先生治戏曲史。因为她天性爱好戏曲，喜欢宋元明清文学。1985年开始浦汉明陆续整理浦江清先生各类遗稿，以熟悉父亲的笔迹、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工作先从日记开始，所以《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在1987年率先出版。后来浦江清的学生季镇淮主持“清华文丛”，他以北大中文系的名义邀请浦汉明编浦江清文稿，浦汉明请了一个学期的假泡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和北大图书馆查找旧报搜罗逸文，加上整理出来的部分论文，1993年出版了《浦江清文史杂文集》，这个集子由施蛰存写序。施先生说：“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语水平高。……总觉得他有许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
1998年浦汉明退休后，她的老伴彭书麟也加入进来，因为彭书麟老师本来是在大学教文艺理论的，两个人一个治文学一个治理论，联手整理文学史。2005年出版的《无涯集》一部分篇目便是来自文学史。2007年1月《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出版，2009年1月《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明清部分）》出版。之所以先出宋元明清，因为浦汉明对这一段最为熟悉，她在大学也是给学生讲授这一段文学史，浦江清在西南联大即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宋元明清段文学（他同时为二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这部分讲稿主体则是浦江清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后的讲稿，内容详尽、语气连贯，整理起来相对容易。2010年5月浦汉明再次为全部遗稿归类、编目，才下定决心整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这部分的主体应该是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期间的讲稿。浦江清先在清华大学教授大一国文，1932年开始讲授中国文学史，首先讲的就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段。
这部分整理很困难，因为浦江清的遗稿很多，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只是一个纸条，稿子整理完毕已经2016年了。除了讲授文学史，浦江清先生还开了很多专题课，例如在西南联大期间就开了“汉魏六朝文”“历代诗选” “词选” “曲选” “词曲”等专题研究课程，闻一多被暗杀后，还代闻一多讲“楚辞”。正是这些专题课的渗入，所以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稿》有很多部分非常详尽、生动。也就是说这本史稿，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讲的汇集。所以本书一点也不枯燥，不单薄，有理论，也有具体作品赏析。
其实文学感悟力，是必须建立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的。叶圣陶的《文心》说：“文学史的知识不是读那些‘空口白话’的文学史所能得到的，必须与历代文学作品会面，因此，古书里的文学作品就有一读到必要了。 ……原书是一堆有孔的小钱，文学史是把这些小钱贯穿起来的钱索子。没有钱索子，不能把一个个零乱的小钱贯串起来，固然不愉快；但是只有一条钱索子，而没有许多可以贯串是小钱，岂不也觉得无谓？——有了钱索子而没有可串的小钱，就该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小钱。 如没有对文学作品有相当的认识，所读文学史只是一些概念，未免是空泛的功夫。 编辑者对于作品的评论，说‘优秀’‘雄健’都是不着边际的形容词，让人无法捉摸；体会作品真味，不如去求教比较好的选本。”或者我们可以说，经过整理而成的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是一部有功于提高文学鉴赏力的文学史。
究竟为什么要读文学史？什么样的文学史是最理想的文学史？眼下中国文学史是不少的，我想很多人会根据自己曾经学过、读过的来回答以上问题。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就是和叶圣陶《文心》所说的差不多，是为了提高我们对文字和文学的感悟力，文学史就像一张地图，我们据此去寻找哪些是值得自己阅读的作品，然后通过阅读这些大家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和生活品位。而根据浦江清的西南联大同事罗庸先生《中国文学史导论》的说法，文学史的分段研究在西南联大是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主要目的是提点学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所以我们读这套《中国文学史稿》需要了解浦江清先生的治学。他的学生程毅中曾在《永怀恩师浦江清先生》一文中介绍说：“1926年，浦先生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当了陈寅恪先生的助手，跟着陈先生研读东方学，学习了梵文、满文，补习了法文、德文、拉丁文、日文。研究方向从文学扩展到了历史、考古、民俗等方面。”所以浦江清讲文学是在世界文学这个大格局内来讲的。他在《中国文学史稿》引言中说：“中国本无文学史，今之文学史著作的观念，系西洋学者给我们的。”治文学史必须有新的眼光，“所谓新眼光者，即以印度欧罗巴系思想驾驭中国文学材料是也”。例如他讲《论语》就和柏拉图《对话录》进行比较，讲陶渊明，就和华兹华斯比较。或者我们说，中西兼通是清华大学国文系的传统。朱自清先生主持国文系务长达十六年之久，一直实行“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在中文系执教陈寅恪、闻一多、浦江清、王力、杨树达、陈梦家等均有西学背景。也就是说，这部《中国文学史稿》带着比较文学的视野；或者我们可以说这部史稿是清华国文派特色的文学史。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大中文系，这种清华特色和魏建功、游国恩为代表的北大教授具有明显的不同。
其实，有资格个人独著文学史的人是不多的，所以中国文学史虽然不少，但个人独著终究是很少的，恰恰浦江清先生完全具备这个苛刻的条件，基于他的专题研究、分段研究、比较研究，以及近三十年的教学和对话中产生了这部《中国文学史稿》。集体著文学史，这个集体面对着同一个时空背景，而这部史稿却是一个人对着不同的时空，也就是说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部史稿中读出浦江清先生治学的演变过程。例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大致反映浦江清早期的治学，而宋元、明清段反映其后期治学的特色。本书先秦两汉卷，对于文学取广义的理解，从人类的历史和甲骨文讲起，单节讲《易》，讲《尚书》。专章讲解“司马迁与《史记》”，在这专章中专门选讲《魏其武安侯列传》。他指出：“汉文学以《史记》为最高峰，宋以《资治通鉴》为最高峰，此均非纯文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学史还没有大量出版之前，那些早期学者是如何为文学史跑马圈地的。后来我们在前贤圈定的地里播种，甚至分而治之，所见愈小。直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卷，这部《中国文学史稿》才开始对文学采取狭义的概念。
在纯文学概念中，《中国文学史稿》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诗歌的部分。因为浦江清先生认为诗歌是代表语言的精华。“不学诗，无以言”，他说《诗经》是春秋时代学习语言的课本，并且是学习“雅言”的课本。他接着发挥：“后代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以诗歌为最好的文学；学习哪一种语言，必须要学习用这一种语言所写成的诗歌，方始可以说‘到家’，方始可以说能够说了解这种语言的美妙。”所以本书都有专节讲五言诗的起源、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发展、词曲的发展与词的概况、元代的散曲；专章讲“声律论”。他特别注重各种文学体裁的流变。整个唐朝诗歌尤其详尽，初、盛、中、晚各一章，几乎可以单行出版。他情真意切地说：“‘陶性灵，发幽思’，为一切文学之功用，尤其是诗，尤其是中国诗。我们所以要一点文学修养，要多读一些诗，希望能陶养性灵，不使身心完全汩没在尘俗之中。”因此，他讲词曲也尤其细腻。他在自己的生日里，为了纪念这个属于自己的生日，专门选抄批注了《元明散曲选》并自己装订成册，以示珍爱。《元明散曲选》和《汉魏六朝诗钞》这两种浦江清未刊手迹也作为本史稿的副产品，也同时出版了。细心的读者可以参酌阅读。
如果读者因为这部《中国文学史稿》能爱上诗歌，或者能够因为这部史稿提高了自己的文学鉴赏品位，或者启发了自己研究文学的思路，我想浦先生定会极为欣慰的，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也使得浦汉明和彭书麟老师20来年整理史稿的功夫得到了最好的报酬。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第五篇
浦江清（1904—1957）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坚持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来探究中国文学的特质，这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1926年至1928年，浦江清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陈寅恪的助教。在之后的治学道路上，他与陈寅恪有许多类似之处，比如他们在文学史研究上都特别注重区分中西文体之不同，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文化原因进行探讨。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本） 北京出版社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本） 北京出版社
近代以来，鉴于史诗等“长诗”在西方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中国文学界常以中国没有与之相匹的“长诗”为憾。但浦江清没有追随附和这种论调，在谈到中国有无长诗问题时，他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首先从中西诗歌创作的不同传统上来考量，中国诗歌从“诗三百”起步，本就不同于西方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起步。除此之外，中西文学传统中对于“诗”的界定范围也不一样，他说：“中国所谓诗，只是韵律文之一部分，其长篇巨制，若《楚辞》中之《离骚》《天问》，汉赋中之《上林》《子虚》，以及后世之弹词、戏曲，皆别名之曰骚，曰赋，曰弹词，曰曲，而不称之曰诗。若以西洋文学之定义言之，则此骚、赋、词、曲皆可入长诗之范围焉。”这样的分析，无疑最终消解了“中国有无长诗”这个问题，并且让这种提问本身也变得缺少根据。
如果学术问题始终局限在“西方提问，中国回答”的模式里，那将大大简化中国文学的丰富性，而最终回答的还是以西方为主体发出的问题。浦江清对中国“诗”的概念的讨论则充分考虑到了诗在中国文学内部的丰富性以及每一种具体文体的独特性，因而更能凸显出中国文学的特质。
关于中西小说的差异，浦江清说：“中国和西洋的文学上的名词不尽能符合，例如‘诗’是中国的意义狭而西洋的意义广，如用西洋的标准，将概括词曲和弹词。‘小说’相反，是中国的意义广而西洋的意义狭，如用中国的标准几乎可包括欧洲文学的全部。而中国也有狭义的小说，只在一个短时期里，又不同于西洋小说的全体。”在《论小说》一文中，浦江清对小说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内部的复杂变化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强调了小说在文言与白话两个系统之内的不同意涵。他以此来冲破西方小说观念的进入对中国本土“小说”观念的窄化。
浦江清的文学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往往从中外文学的差异性出发，然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勾勒文体的演变历程。
例如对于前面提到的“中国没有长诗”这样的问题，浦江清通过将其放回到中外文学交流和发展史中来回答，他认为某一个文化在一个特定阶段出现了一种文体很多时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读如《九歌》那样华美的楚国祀神之曲，令人联想到希腊Dionysus庙里伴舞的合唱，何以中国不早产生戏曲，直到金元？原来文化上的东西，自创者少，靠各民族间相互传授贷借者多。印度的戏曲似乎是从希腊借来的，不然何以古代没有？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才有？欧洲古代没有小说，中世纪以后才有，是不是受印度、波斯、亚拉伯文学（现在通常译为阿拉伯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决没有弹唱说书的人，非等到听见了西域人说佛经故事不可。”这样来看，一个文化中有无某种文体就不再是一个文化高下的问题，而是在不同文化互相交流和影响基础上产生的结果。这样的看法更加客观，因而更有说服力。
在对中国小说概念进行考索分析时，他采用了同样的思路，指出：“‘小说’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本身里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到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这里的“观其会通”就是要求研究者要注意到中外文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他说：“弹词、戏曲、小说三者同源，都出于‘佛曲’或‘变文’，是印度文学给我们的顶大的赐与，是东方文学史上的奇迹。弹词是东方的 Romance
Literature，是近代文学的源泉。它的散文的部分，变成口白，而拿曲牌或套数代替了整齐的七言诗，便具了戏曲的雏形。”在此他还是从文化交流史的视野来看待和分析文体的变迁，同时也看到了弹词这一新的文体出现后在中国文学内部引发的连锁效应，揭示出其与戏曲文体的渊源关系。
他这种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勾勒文体演变历程，并梳理不同文体的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思路，与陈寅恪的研究很相似。陈寅恪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浦江清与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又一次呼应。
浦江清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相对化，强调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也就区别于单纯的俗文学研究或者雅文学研究。例如，在研究曲的时候，浦江清对将曲单一化为白话文学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在评论王国维时说：“其《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论《元剧之文章》中所示以为元曲之佳者，无一而非白话之例，如郑德辉之《倩女离魂》，其第二折离魂一段，富艳难踪，而先生不取，取其第三折[醉春风][迎仙客]二调，及第四折[古水仙子]一调。如马致远之《汉宫秋》，末折闻雁一段，沉哀独绝，而先生不取，取其第三折之[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三调。皆厌弃词藻推奖白话之证。即至晚年，其主张曾不稍变。尝为人言，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又一再称扬《元秘史》之文学价值。凡此皆足以明其极端其倾向白话也。”在浦江清看来，王国维“倾向白话”的文学立场影响了他对于元曲史料的取舍，也影响到了其立论客观性，在“白话文学”成为元明清文学史书写重点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的反省，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这一点上，浦江清与陈寅恪的观点很接近。陈寅恪在讨论古文与小说的关系以及新乐府对当时文坛上各体文学的借鉴与吸纳时说：“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合。”浦江清和陈寅恪都看到了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他们并不否定俗文学的重要价值，但也并不一味抬高俗文学。
他的这一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在写于1932年的《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中，浦江清对中国诗史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他由中西之间“诗”的差异说到中国每一个时段中“诗”的历史变化，最后对当时流行的过分抬高俗文学地位的文学史观进行了批评：“只认定可歌入乐的诗，是有生命的，是活文学，反之，都是无生命的，是死文学；这是现代中国少数学者莫大的偏见，是根本谬误的观念。” 这里所说的“活文学”大体上等同于一般所说的“俗文学”。这种将雅文学与俗文学截然两分，并简单地作出高下评判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而浦江清的主张则更为中正客观。
浦江清钟情于昆曲，他说：“我看了外国戏，反倒认识中国剧在世界的地位。”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中外比较的视角对他的个人喜好和文学研究的影响。反观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基本上遵循着在中外比较中凸显中国文学特质的研究思路。时至今日，这一思路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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