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痛的故事读后感1000字

《疾痛的故事》是一部令人深思的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在痛苦中的挣扎和成长，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和坚强。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让人感受到痛苦背后的意义与力量。作者巧妙地运用叙事手法，引导读者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人不禁为主人公的坚强和勇气所动容。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一篇

首先，这本书是比较学术的，至少文字是能看困人的。

其次，书里的某些个例还是相当吸引人的。例如糖尿病的病例，让我知道了这个病居然能在那么小的年纪就患上并且能导致如此之多的并发症。但书的后半部实在是过于偏向弗洛伊德的精神类的内容了，身体实体的疼痛反而被忽略了，让人有跑题的感觉。

第三，中国社科院参加了作者的这次科研，于是，算是意外的收获吧，有幸又窥得WEN革一角。我之前一直以为“理想”在我国的缺失是从我们“物质的”80后开始的，看完这书后我只能对我自己说：你也未免太看得起80后了。

最后，如果家里有患慢性病的人，那真的很应该看这一本书。身为一个慢性病患者，我认为作者对于病人心态的分析，是到位的。看这本书，有利于病人家人心理的调整，减少彼此的感情伤害和家庭冲突。

至于健康的人，看看也无妨，毕竟，总有一天，我们会老的，而“老”这个状态本身，就很像一种慢性病。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二篇

在现代医疗越来越科学细分、越来越讲究效率效益的当下，慢性病造成的长期疼痛，无论是临床医学还是患者自身及家庭观念中，都是拿不出手的小事而已，甚至绝大部分人都是说一说闹一闹忍一忍成为常态就过去了。这本书告诉我们，事实和情理都不该如此。书中前几章的大道理几乎看不下去，但到了第三章讲案例的时候，对患者疼痛的细节记录、生动还原，绝非一般文学作品可及。书中还讲了作者自己怎么走上对精神医学的道路，中美对待神经衰弱的异同，应对慢性疾痛的正面案例。最终作者收口提出治疗慢性疾病的一种方法论，重视疼痛，把人当人，重振精神：借鉴民族志的方法，改变粗浅机械单薄的病历记录和解释模式，还原症状本身、文化印记、家庭关系，特别还进一步提出医学教育人文导向、改变急功近利的医疗方式，与患者成为伙伴同事，激发各个层面医疗从业者尊重疾痛、富有人情。可以说，作者的想法与临终关怀和安宁缓和医疗是一致的，当然也有点太过理想化，存在可以实现的地方么？最后，翻译有点机械不太行，很多破折号，期待新译本。值得五星推荐。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三篇

作者的文字功底真的很好，我在学术写作时只有相当匮乏的词汇（无论中英语）与平淡如水的感情色彩，连准确表义都只能将将做到，这本书里语义与所指之间几乎没有沟壑，表述非常精确。这本书实际上是把disease扩展到illness来讨论，把治疗从一种技术化的实践扩展到人的心灵、社会关系与文化背景。工业化国家的医疗在过程上被窄化为生化技术，在目的上则被定义为商品，被成本效益所支配，“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获得治疗的不平等性，以及谁该从医疗中获益的不公正性”。作者提出的方法论是以民族志为特点的慢性病治疗方式与医学人文社科的建设（虽然看到这里我的第一想法是：嚯！骗经费有一手啊！），但医疗资源（甚至低品质）的稀缺性决定了普通医生无法去详细了解每个病人的经历与实质困境，这个solution是不太现实的。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段话“我们时代商业化的自我形象，腐蚀了利他主义，把正派变成仅仅一种职业姿态。与此相反，医治者的经验，可以是对人类智慧的探索，对容忍和勇敢典范的追求，对人性本质的善良、美德和教益的渴求”。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四篇

疾痛不同于疾病。疾痛叙述更是对自身、社会综合情况的一种映射。作为医生，不但要关注身体层面，更要深入剖析病人受社会文化种种影响的内在认知层面，注重社会症状的躯体化表现，并“对症下药”，以解决病人社会问题问主。疾痛表现的形式也有很多种，医生要既要认识到病症的格式化、普遍性，更要注重病人的个体化和特殊性。把自己融入到病人的生活中去，不仅仅是一个医治者的角色，更是作为一个合作者的角色。作为医生，既要坚持理性，但又不能过于理智，避免成为医疗系统的一个步骤，要真的体现出人道。书中讲述了许多疾痛故事，大都是受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影响所表现出，其解决措施主要在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医生真的对解决社会关系诸如此类问题有帮助吗？或许通过讲述，会改变心态，但是关系的改善亦或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又岂是讲出病症就可以的？另外对医生既要有过硬的医疗本领，又要有良好的心理学知识，沟通技巧，这样对医生要求真的好高啊 ，医生在夜半时分，除去了医生的角色，或许会收获许多种鲜活、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生活，但是相应的应该也有很多遗憾和无可奈何吧，然后第二天继续开始自己的医生角色……书中故事叙述生动完整，对于理解疾痛尤其是慢性疾痛的症状及其社会层面的相互映射很有帮助，每种症状都是有原因的。最后又讲述了一些医生的故事，提出正确解决慢性疾痛问题及医患关系的解决之道，分析现实，不过读了之后真的觉得做一个全能型、新时代需要的医生好难啊。但对医学人类学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呢，很想见证下疾痛的社会原因及社会问题的疾痛表现。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五篇

无法治愈、漫长的慢性病、疼痛感觉，对病人、医生、病人家属造成的身体、心理上的影响，纠结成模糊的一大团，剪不断理还乱。

这本书和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医生对医患关系的观点正相反。比如看《神经外科的黑色喜剧》时，作者作为一个新手医生，对病人抱有同情，因此被前辈笑话批评，因为无法客观冷漠的对待病人，会影响医生的判断。作者心中有恐惧，担心将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麻木冰冷的医生。而美剧《豪斯医生》里，豪斯俨然已经是一个极端冰冷的医生，他从不考虑病人的感受，诊断疑难杂症是他的谜题，不与病人交流，因为everybody lies。如果需要了解病史，就溜进病人家里去翻。而这里，作者反复强调医生与病人交流的重要性，医生不仅需要仔细询问病人对病情的描述，还需要了解病人家属对此的感受，甚至需要做民族志调查。医生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思考。最好的医生是那些自己曾经经历过疾痛的人。很想看看如果本书作者和豪斯医生来个对决，结果会是怎样。但那恐怕很难发生，至少不会是两人比赛谁先诊断出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因为本书作者的专业是慢性疾病、疼痛、心理咨询等等。

这才了解到原来医院里有专门的部门，叫做疼痛中心。它的目的不是治愈，而只是减缓症状，有时甚至仅仅是帮助病人面对现实。因为现实就是，有太多的病是没法治愈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接受现实，自己的人生不是十全十美，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继续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切都围着这恼人的疼痛打转。

而这也是我读完整本书，所能够得到的唯一解决病痛的方法。更多的时候，我看到作者在描述一大堆沮丧的病例，他们痛苦不堪，把家人也搅合的不得安宁，同时无法得到理解。而如果他们得到了理解会怎样？他们的病不会因此好转，他们还是会和预期的一样死去，只是会死的平静，“有尊严”。而这里，我还是比较同意豪斯的看法，没有有尊严的死去，只有有尊严的活着。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六篇

来颖燕 发表于 2010.7.16《南方人物周刊》2010.7.23 《文汇读书周报》

看到这本《疾痛的故事》，首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副标题——“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人类的疾痛，永远是一个让人提及便心生颓丧和恐惧的话题。只是，人吃五谷，病痛不可避免的古训自幼影响着我们，让我们虽然心知这疾痛的不可免，却仍然努力地回避，似乎人若无病，便是天赐的福分。这种悖论，让我们一直无法直面疾痛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但如迈克尔•欧克肖特所说的：“凡真实的，就有意义。”疾痛的与生俱来，从宗教的层面而言，或许就犹如我们其他与生俱来的特质，有着终极的特殊价值。

这本《疾痛的故事》，将疾痛放在了一种文化的角度来重新释义。作者是医务工作者出身的博士，但在20多年与病患的相处中，他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医疗系统，常常将鲜活的疾痛经验简化为只是关乎于身体与生理的问题，只医疾病，不闻疾痛。但事实上，疾痛不仅属于身体，更连接着自我与社会。所以，“疾痛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探究人生底色和境况的全新角度。而作者采取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来讲述这个特殊的故事——从具体个案的研究出发，将这些个案作为映射不同社会文化系统特质的棱镜，继而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审视疾痛本身所带有的文化和社会属性，来质疑对于医学的现有理解。如作者所言：“对疾痛的研究，是教育我们每个人认识人的境况，包括普遍的苦痛和死亡的一种基础。”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像疾痛那样，让人如此地专注于自身的感受，审视自己的真实处境。在疾痛的痛苦中，特别是那些慢性疾痛，人们会渐渐感知和思考死亡，这种感知和思考，除却身处这个疾痛境况中的人，他者是无法体味的。所以，疾痛是一种苦难的体验，却又是如此独特，让人在一种深微和刻骨的层面，触及和拷问生命的意义——人生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被控制的，又是如何产生意义的。

除却病者本身的感受，他者对于疾痛的看法，则往往会形成一定的传统和共识，尽管这传统也可能是偏激的。试想，一位身患梅毒或是艾滋的病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舆论压力，甚至会超出这些疾病本身所带来的肉体折磨。而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又会左右各地的人们对于疾痛的认知，甚至同样的病症可以体现出不同地域和时代的特征。比如，作者在书中所举的同样罹患神经衰弱症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得病的机理就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们的虚弱和疲惫体现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事件的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更进一步，对于疾痛的看法，又是人们看待身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同构，这些同构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系统特色。比如，在纳瓦霍人看来，身体象征着自然风景，所以，身体不适的怨诉是因为道德有问题，是身体与社会关系或是文化风气不和谐的表象。不论这些看法是否有科学依据，至少这些对于疾痛的认知确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属性。

这本著述，就像是一个探究疾痛意义的坐标，以个案带动观点，以观点来生发疑问，只是这些质疑又都是开放性的，带给我们的，是关于死亡、人生、医学乃至人类社会和文化属性的思虑——或许，面对疾痛，我们所抱有的态度不该是一味的恐惧和遁逃。如诗人里尔克所言：“上帝赐给每个人他自己的，其实是他的死亡。那源自同一生命的死亡，在他曾经拥有意义、爱和需求的生命中逐渐形成、演进。”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七篇

凯博文，国际知名的社会和心理学家、医学人类学家，曾在他的《疾痛的故事》里提出医生也应该学习人类学家写民族志。

民族志是依据重大社会和心理学的主题诠释自己观察发现的文件，通过民族志学者对环境的观察，而做出对当地文化、行为的合理诠释，虽然也有系统的方法论，但终究带有感性的同理心，让医生学习人类学和民族志写作？这与讲究精细化、专业化的医学难道不是背道而驰？

若是追本溯源，凯博文这一观点的提出或许与医学的“目的”有关。

凯博文认为，医学的目的是既要控制疾病过程，也要有减缓患者痛苦的经验，医学不仅是科学的、标准的，也常需要医生能做到理解和抚慰。

这在慢性病患者与医疗系统的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慢性病患者的疾病往往无法治愈、要伴随终身，这时候，帮助处理由病症引起的生活困难，并安慰他们，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就变成了主要问题。一名糖尿病病人最终的死亡可能并不是因为某种并发症，而是在并发症偶尔发生的过程中被对死亡的忧虑所“压垮”，如果他的主治医生希望他活得更久，或许应该在胰岛素之外，给予更多心理疏导。

这种“理解和抚慰”在医疗过程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存在，可我们的医学教育却往往忽略对医生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素养的培训，“医学院的新生，如我们所见，常常对他们最初访谈的几位患者的故事生出敬畏之感，这种感觉鼓励他们对疾痛叙述产生真心实意的公民。可是后来他们都学会了把这种永远是独特的经验转化成例行公事。”

专业化的过程会抹杀一个医学生新手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畅想，进入医学院的时候，他们都记得“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工作几年后，他们偶尔想起当年理想主义的自己甚至会觉得羞耻，因为“安慰”这件事并不能看出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他们渐渐地，只把医生当作职业，忽略病人的需求，一味追求高技术。

“目前的医学教育机构，对慢性病人医护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教育鼓励医生相信，疾病比疾痛更为重要，他们只需要生物医学知识，而不需要疾痛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他们相信，心理治疗是不识时务的，只有精神科医生才必须学习。”

可医学院新生在他们起初听到故事时所产生的共鸣或“敬畏之感”分明是弥足珍贵的，这与民族志的观察描写心境有某种相似之处：一个优秀的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会从当地原住民的经验和思想模式出发，激发自己深入、系统、富于想象的同理心，而这一同理心的有无和程度高低也影响着最终民族志的观察与诠释是否合理。

同样地，一名优秀的医生也需要拥有同民族志学者相似的感性能力。

“他们都相信经验是第一位的；

他们也都更像注重观察的科学家，而非实验师；

他们还像诗人和画家一样，专注于细腻的感知；

他们都追求沟通的精确性以确保了解真相，却也都有出于社会习俗和个人防卫需要的隐藏私密意义和伪装经验的亲身体验。

符号语言的本质真相——也就是说，每一件事都可能是一个征兆，而且征兆间的关系暗示着更广更深的意义。”

《疾痛的故事》一书里有关于如何进行临床民族志写作的“攻略”，包括如何制作病人的生活简历、建立合理的解释模式、引导和发现患者（家属）的模式等等。虽然临床医学与文化人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医生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仅是一名观察者，也有着治疗的承诺，不过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不要忘记“总是去安慰”吧。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八篇

在分享读后感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自己的就医经历，当时我心跳非常快，自己都能听到心跳声，感觉心慌，很慌，很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有种想要晕倒的感觉，实话实话，当时我不止一次联想到了死亡，内心的恐惧不可言喻，甚至将我的手机密码赶紧告诉了身边的人，以备不时之需。我来到了一个大型的急诊医院，起初我认为自己到了一个神圣且具有安全感的地方，我向医生描述我的状况，医生听我的描述甚至不想抬头看我一眼。我的内心更为惶恐，我不断向他询问，我应该怎么缓解，我应该怎么办，他却爱搭不理。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真的晕过去了，这些医生值得我信赖吗？他们真的会认真救我吗？这件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我仍在害怕，对医院不再信任，对医生不再信赖，或许我的状况确实不严重，但是如若医生能够有一点关心，哪怕是一句解释，有一丁点人文关怀，我的症状或许也不再让我那么恐惧。

所以在读这本书时，我十分认可作者表达的观点，医生也应该有感性，应该具有人文关怀。我的经历是短期的，甚至都算不上疾痛，都让我如此恐惧，更何况是长期经历疾痛的病人。他们在生活中几乎每一个时刻都在饱受疾痛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如果我们仅仅将医学看作是一种技术、一种完全理性的、过分倚重机器的，一味的对躯体的病症下药，那么将会失去生命的深层意义。假如医学中的人文关怀不再存在，那么如此之多饱受躯体疼痛的人们，将会失去最后的救星。哪怕在现行的医疗体系下强调人文关怀过于理想化，但我们还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我们富有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共情的能力，是不是应该进行充分的发挥，心理-社会-医学相结合的方式也有待我们一进步的探索和实现。

读这本书之前，我只考虑过疾病会给人们带来情感和身体上的伤痛，但却没有深入考虑这种伤痛具体会怎样影响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又是否会影响这些伤痛的产生，认为看待疾病最科学的方式是医学，读完这本书后，我发现我们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与之一起带来的疾痛，带给人们的困惑更多，也更难以解决，那么仅仅依靠医学的视角是不足够的。医学是一种文化权威，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不幸和痛苦，却没有一种十分合理和普遍的、权威的解释时，我们向医学进行了求助，寻求一种解决困境的答案。医学是我们探索自己的一个分支，但是在现有的医学下，缺少了一种人文的关怀，把人们遭受的疾痛单纯的看成了一种类似于机械的故障。

“要想真正认识和理解他人的所作所为，必须把他们的显示行为与他们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作历史考察。”这让我想到了社会工作中的“人在情境中”，在了解人们的疾痛时其背后的生活环境是不可分割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病人饱受疾痛之苦，使得她的脾气变得十分暴躁，按照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她确实是属于抑郁症，或者某种精神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生活背景，按照她的疾痛背景而言，这种暴躁、抑郁是她对抗疾痛的方式和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别人再对他们产生误解和歧视，会使得他们变得更加压抑。之前还看到这样一段话：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假装死亡不存在，尽管这是生命最大的动机之一。一些人深受其困，在它宣布之前就早早坐进等候室，这些深受疾痛之苦的患者们，确是在每天的平淡的日子中挣扎，这些痛苦就像我们寻求的快乐一样是微小的或是剧烈的。他们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之中，面对没有办法解决的疾痛，倾听他们背后的怨诉和哀泣，与他们一起面对疾痛的现实，接受、控制和改变这些疾痛和问题，或许是能做到的最好的“治愈”。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九篇

在凯博文《疾痛的故事》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对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的区分：疾病就是生物医学所关注的身体部分病理学问题，是医生的世界，而疾痛则是患者生活世界的整体痛苦，这种痛苦包含了因为疾病而引发的生物性身体的痛苦，更包括了其他生活世界的痛苦，这些痛苦都是相互纠缠（entangle）在一起, 共同造成了患者的痛苦。但建立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之上的医学，其发展和医务人员的教育逐渐走向以科学技术为中心，只关注生物病理缺陷，而忽略了人最重要的情感关怀，使得现代生物医学只关注患者的部分痛苦，而悖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整体关怀的中心。由此，医学人文才需要不断地强调医学人文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书中的临床疾痛故事都是建立在这个概念和理论之上。凯博文作为多年的一线精神病医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在其医学生涯中不断反思现代医学的发展路径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之后更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开创了医学人类学的黄金时代，也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批判性思考，为现代医学人文关怀注入了宝贵的实际经验和学理性思考。上学期应用其caregiving的理论和导师一起合作写了一篇文章“从道德体验到关怀照料——医学人文的理论和实践路径”，主要是想要对国内医学人文教育做一个大致概括，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医学人文从道德说教到实践的可行路径。国内医学人文教育极度落后，大部分医学院没有医学人文教育，少部分有医学人文教育的医学院，其授课老师也是内部的医生或者医学院老师，排斥外部人文社科老师，这当然是当前国内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文理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理工科只是把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当成一种业余消遣，而没有抱着平等的心态去学习，当然，文科也有很多的狭隘观念，此处不做赘述。虽然这些年来医患关系的紧张和部分人文社科学者的努力已经让整个社会把医学人文教育提上了日程，但如何给医务人员一个好的医学人文教育还只是在探索中。包括我那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只是站在其他人的经验和理论之上，自己并没有实践的经验，对什么是好的医学人文教育和如何让医学生接受医学人文教育都仍然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假设。就像下面的这句话一样，如果没有对人类生命的人文关怀和一定的临床经验，那听起来也只是一种情怀和说教。

“感情投入的见证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非技术处理过程。而倾听就是这样的一种道德行为。” ——凯博文

在第八章“不气馁的胜利”中，凯博文提到现代医学对科技的过度崇拜和社会大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和迷信都导致了很多医患之间难以解决的痛苦。即“面对慢性病： 我们有科技，却缺乏智慧。 对科技的过度崇拜和科技崇拜背景之下治愈疾病的失败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凯博文

而如何沟通医患之间关注模式的不同，医生世界（disease）与患者生活世界（illness）的差异如何协调，则是医学人文教育在当下的一个重要内容，凯博文著名的凯博文八问（Kleinman's 8 questions）已经在西方医学世界得到认可和应用，主要应用于解决不同情境（context）之下的医患沟通问题。回到当下国内社会，医务人员甚至社会大众要怎么才能有真正的人文关怀，也许从昨天的一个会谈内容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昨日台湾长庚大学医学人文团队到访中大，在导师的主持下交流彼此的医学人文教育经验。长庚大学医学人文教育开设于2003年，其医学人文教育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科学者。其中著名宋史学者黄宽重老师是其医学人文系的特聘教授，他的医学人文教育给我印象最深，不是对医学生灌输我们想象中的道德说教，而是开设他专业领域的历史课程，并严格要求医学生每学期完成数十篇书评写作。在展示中他带来了一本厚厚的学生书评，上面是每个学生写的读书报告，所选书籍是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除了学生的读书报告外，上面就是黄老师细致认真的反馈批注。在展示中也给我们呈现了他课堂的部分内容，其中一部分是有关宋朝文人范仲淹和另一文人的关系探讨，从二者的交往过程中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说这门课的内容就是要以这种方式告诉医学生人文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播下这样的种子。医学教育要求学生标准答案，却逐渐忘了在病人的病情诊断中，疾痛（而不是疾病）往往才是最先呈现出来的部分，如何更好地诠释疾痛叙述去缓解患者的痛苦，是需要医生有多样性的人文关怀，而非只求标准答案。

从台湾医学生给黄教授较多的正面反馈中，我想黄先生对医学生“多元思考”的人文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这也是可以应用于解决医患沟通差异模式的教育尝试，人文社科教育应该具有的效果就是培养医学生和大众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视野。

正如今早张老师在sts课上所说的一样，科学家只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没有错，但真正错误的是整个社会都被这种科学的方式“奴役”，所有人都用所谓“科学技术”的方式思考就是一种错误。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十篇

“科技手段也许可以缓解，甚至治愈疾病，但不是疾痛。要治疗疾痛，医生必须敢于面对患者的棘手、复杂以及永远特殊的生活经历。”

——凯博文

在凯博文《疾痛的故事》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对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的区分：疾病就是生物医学所关注的身体部分病理学问题，是医生的世界，而疾痛则是患者生活世界的整体痛苦，这种痛苦包含了因为疾病而引发的生物性身体的痛苦，更包括了其他生活世界的痛苦，这些痛苦都是相互纠缠（entangle）在一起, 共同造成了患者的痛苦。但建立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之上的医学，其发展和医务人员的教育逐渐走向以科学技术为中心，只关注生物病理缺陷，而忽略了人最重要的情感关怀，使得现代生物医学只关注患者的部分痛苦，而悖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整体关怀的中心。由此，医学人文才需要不断地强调医学人文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全书其余的临床疾痛故事都是建立在这个概念和理论之上。凯博文作为多年的一线精神病医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在其医学生涯中不断反思现代医学的发展路径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之后更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开创了医学人类学的黄金时代，也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批判性思考，为现代医学人文关怀注入了宝贵的实际经验和学理性思考。上学期应用其caregiving的理论和导师一起合作写了一篇文章“从道德体验到关怀照料——医学人文的理论和实践路径”，主要是想要对国内医学人文教育做一个大致概括，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医学人文从道德说教到实践的可行路径。国内医学人文教育极度落后，大部分医学院没有医学人文教育，少部分有医学人文教育的医学院，其授课老师也是内部的医生或者医学院老师，排斥外部人文社科老师，这当然是当前国内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文理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理工科只是把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当成一种业余消遣，而没有抱着平等的心态去学习，当然，文科也有很多的狭隘观念，此处不做赘述。虽然这些年来医患关系的紧张和部分人文社科学者的努力已经让整个社会把医学人文教育提上了日程，但如何给医务人员一个好的医学人文教育还只是在探索中。包括我那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只是站在其他人的经验和理论之上，自己并没有实践的经验，对什么是好的医学人文教育和如何让医学生接受医学人文教育都仍然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假设。就像下面的这句话一样，如果没有对人类生命的人文关怀和一定的临床经验，那听起来也只是一种情怀和说教。

“感情投入的见证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非技术处理过程。而倾听就是这样的一种道德行为。” ——凯博文

在第八章“不气馁的胜利”中，凯博文提到现代医学对科技的过度崇拜和社会大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和迷信都导致了很多医患之间难以解决的痛苦。即

“面对慢性病： 我们有科技，却缺乏智慧。 对科技的过度崇拜和科技崇拜背景之下治愈疾病的失败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凯博文

而如何沟通医患之间关注模式的不同，医生世界（disease）与患者生活世界（illness）的差异如何协调，则是医学人文教育在当下的一个重要内容，凯博文著名的凯博文八问（Kleinman's 8 questions）已经在西方医学世界得到认可和应用，主要应用于解决不同情境（context）之下的医患沟通问题。回到当下国内社会，医务人员甚至社会大众要怎么才能有真正的人文关怀，也许从昨天的一个会谈内容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昨日台湾长庚大学医学人文团队到访中大，在导师的主持下交流彼此的医学人文教育经验。长庚大学医学人文教育开设于2003年，其医学人文教育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科学者。其中著名宋史学者黄宽重老师是其医学人文系的特聘教授，他的医学人文教育给我印象最深，不是对医学生灌输我们想象中的道德说教，而是开设他专业领域的历史课程，并严格要求医学生每学期完成数十篇书评写作。在展示中他带来了一本厚厚的学生书评，上面是每个学生写的读书报告，所选书籍是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除了学生的读书报告外，上面就是黄老师细致认真的反馈批注。在展示中也给我们呈现了他课堂的部分内容，其中一部分是有关宋朝文人范仲淹和另一文人的关系探讨，从二者的交往过程中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说这门课的内容就是要以这种方式告诉医学生人文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播下这样的种子。医学教育要求学生标准答案，却逐渐忘了在病人的病情诊断中疾痛而不是疾病往往是最先呈现出来的部分，如何更好地诠释疾痛叙述去缓解患者的痛苦，是需要医生有多样性的人文关怀，而非只求标准答案。

从台湾医学生给黄教授较多的正面反馈中，我想黄先生对医学生“多元思考”的人文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这也是可以应用于解决医患沟通差异模式的教育尝试，人文社科教育应该具有的效果就是培养医学生和大众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视野。

正如今早张老师在sts课上所说的一样，科学家只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没有错，但真正错误的是整个社会都被这种科学的方式“奴役”，所以人都用所谓“科学技术”的方式思考就是一种错误。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十一篇

我做见习生时，第一次穿着白大褂穿行在病房里，虽然遇到病人询问时，脑子经常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心中充满对患者的同情，觉得自己做为医护人员，肩负减轻患者病痛的重责。所以，遇到患者主诉“我感觉发烧了”，“我伤口疼”，“我心理不舒服”，会立刻转告老师。然而，相比较患者的急迫感，老师们经常选择淡定回应:“这个病就是这个样子的。”即便不忍如此回应患者，我也是无奈。N年之后，做为老师的我面对学生同样的情况时，我也早已学会如此回答学生。 临床工作繁杂而忙碌，当初那种同情的心境已经被现实搞的荡然无存。面对患者诉苦各种对疾病的不适，我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使用药物和各种治疗方法是解决这些症状的最佳方法。 直到我读到《疾痛的故事》，发现并没有这么简单。作者阿瑟·克勒曼认为，疾病不仅仅带个患者身体上的不适，并且也影响患者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医护人员的关注点应该要扩展到疾病带来的一切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患者，同时能带来更和谐的医患关系。 阿瑟·克莱曼的观点是:“疾痛”不同于“疾病”，它除了因为疾病导致的身体疼痛，残疾等不适，还包括患者工作的压力，家人关系的紧张，疾病的原因导致周遭人的偏见等等，也就是说患者身体上的不适，生活工作上的各种困难，内心的烦恼都可以称之为“疾痛”。 作者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又名凯博文)，作为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荣誉满满，获奖无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医学人类学勋章，美国人类学学会最高奖——博厄斯奖，美国医学人类学协会终身成就奖，乔治福斯特奖。 同时著有六本专著，主持或合作主持过28个专栏及期刊，进行了200多项研究，荣获50多个研究奖项，他参加多项中国的研究项目，对中国非常熟悉，所以在《疾痛的故事》中有非常多的中国案例。 且身兼数职，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院士、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精神卫生项目咨询委员会主任。 《疾痛的故事》中涉及全球十几个国家地区的案例，是作者阿瑟·克莱曼经历20多年收集的，通过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医护人员为什么要了解疾痛，面对需要做些什么。

患上慢性疾病，意味患者从此告别健康的体魄，需要面对的事情繁琐而复杂。不说每天吃药控制病情，还要随时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否会影响病情。 举个例子，临床我遇到最多的就是糖尿病患者，埋怨糖尿病饮食，吃多了怕血糖太高，吃少了怕低血糖。定时测血糖，测得手指都是针眼，还得随时面对视力衰退，伤口久愈不合，高血压等等一系列并发症。 有些糖尿病患者因为医学知识欠缺，觉得糖尿病不痛不痒，没有重视，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产生并发症，甚至严重到截肢。 俗话说“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所以患者无法单一存在，做为社会人，还需要面对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人生病全家出动，患者和家属势必一起面对疾病。然而病情绵延，不仅耗费时间金钱，也消耗家属的耐心和信心，甚至有家属产生对疾病的怀疑“到底是这个病吗？”，也有连带对患者的怀疑“这个病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一种极端表现。而因为疾病引起的家庭关系紧张乃至破裂是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患者还必须面对社会环境。外界对疾病的偏见给患者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缺少正确的医学常识的情况下。比如，牛皮癣患者，身上一块一块的癣，经常给患者带来人们异样的眼光和恐惧，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保持距离，不敢接触，生怕被传染。因为疾病，还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人际关系交往。 可以说疾痛渗入患者整个生活，伴随一生。

患者的情绪是普通人无法切身体会的。心理学上，患者得知患病后，会有五种情绪反应，焦虑和恐惧，否认和怀疑，抑郁，卑微和孤独，退化和依赖。虽然在临床上这五个情绪未必规规矩矩按顺序依次出现，但是这都是患者真实的情绪反应，有时候会在某一情绪停滞，有时候会不停转换。情绪反应大小与患者对疾病了解程度多少，疾病严重程度有很大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情绪，都和疾病的转归有非常重要的联系。比如，情绪恶劣，或者失落，悲观，血压血糖都会应激性升高，并且会随着情绪波动而产生变化，医生很难用药物控制。也就是如常识所见，乐观向上的患者一般能很好的控制疾病，这是医护人员最省心的一类患者。而带有负面情绪的患者不仅病情难以控制，时好时坏，同时不遵从医嘱，难以沟通，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疾痛的故事》中， 阿瑟·克莱曼指出，医学院从教学开始就存在一个误区:把疾病与患者分离开来，单独关注病情。认为疾病才是带给患者所有困境的罪魁祸首。 阿瑟·克莱曼说的没错，学校就是这么教的，我们也是这么学的，虽然提到过人文关怀，然而也只是停留在提到而已。工作时，的确非常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各项生命体征，各项指标，唯独忽略患者的疾痛问题。面对患者的叙述，我们只关注病情相关的主诉，其他都是干扰。如果一旦患者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不是被医护人员忽略，就是打断话题转回病情的主题，或者就是心不在焉的听。 阿瑟·克莱曼也提到，医疗系统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也限制了医护人员。追求金钱效益，追求数字的完美，都磨灭了医护人员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誓言。 如何做呢？ 《疾痛的故事》中， 阿瑟·克莱曼给了几个不错的建议: 1. 耐心倾听 临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医生问一句，患者滔滔不绝能说上一大堆，特别是老人家，特别想让医生知道自己疾病从头到尾的故事，阿瑟·克莱曼也提到过老年人很容易反复不停的叙述自己的病程乃至与疾病相关的事件，甚至心路历程。但是，因为医生工作量大，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外加患者的这些“私事”不能做为病历，所以无法耐心听，甚至会直接打断患者的叙述。 但是就是“倾听”，在慢性疾痛治疗过程中作用不可小视，患者讲述自己疾痛故事的时候，一方面医生可以更好掌握患者的信息，用于指导治疗。另一方面，慢性疾痛带来影响患者情绪，医生的倾听，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撑，能使得患者重振信心，摆脱疾痛的痛苦。 2.医生需要学会正确解疾病 学医这么多年，才能掌握疾病相关知识和治疗。而患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程度，理解能力都不相同，要想两者达成共识，需要医生花很大的力气。 与患者沟通的前提，做一个微民族志，能使工作事半功倍。阿瑟·克莱曼提到的？微民族志可以说是患者个人的调查表，从中可以了解到患者的个人资料，如性格脾气，学历背景，家庭背景，还有通过提问获得患者对疾病的理解及想法。就好比使得患者从一个陌生人转变为一个熟悉的人，医生就可以使用患者的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方法来解说疾病的缘由，如何治疗，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后续的并发症等等。 要与非专业出身的患者沟通，阿瑟·克莱曼提醒说，医护人员应该不带偏见和情绪，尊重患者的想法，为患者考虑。 做为一名医护人员，工作中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患者在自己的治疗下恢复健康，展露笑脸。那一刻，什么熬夜加班，辛苦劳作都化作过眼云烟。阿瑟·克莱曼用《疾痛的故事》告诉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更好，虽然现实情况下未必能完全做到。但是我相信，选择这个专业的我们，总有实现的一天。

疾痛的故事读后感第十二篇

前言

疾病一直是人类生命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疾病也是构成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石。医学的历史似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在东方，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传遍中华大地，而阿斯克勒庇俄斯与希波克拉底也将医学传播整个西方世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疾病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近代诸多有名的与疾病事件，“黑死病”、“鼠疫”和“天花”等，都为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在近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疾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慢性疾病。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节奏的越发快捷，人类的身体在熬夜、饮食不良、遗传等因素下，皆造成了慢性疾病在现代社会的普及。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凭借自己人类学家和医学博士的双重身份。针对现代社会的慢性疾病，以医院为田野、病人和医生为访谈对象，开展一段人类学田野调查。克莱曼借此经历写出了一部有关慢性疾病的人类学民族志：《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The Illness Narratives）（一下简称《疾痛》）。此书关注于慢性疾病患者与医生和其家庭之间的关系，旨在对现代医学的诊断方式（即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可以把慢性疾痛及其治疗想象成一座象征性的桥梁，它连接着身体、自我与社会。这个网络把生理过程、意义和关系相互衔接起来，使我们的社会环境与自己的内在体验循环连接”。作者将疾病现象不单只作为一种病理现象，他认为疾病背后还存在着文化的意义。

笔者认为《疾痛》全书的内容可分为五部分，分别是疾痛的意义、病人、家庭与医生、医疗模式、解释模式与总结。第一部分简述了作者对疾痛的理解，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将疾痛意义衍生出四个层面；第二部分是作者基于自己精神病医生的身份，医学环境下进行的田野调查，对患者、患者家庭与医生三方面的关系网络的一个解析；第三部分是对现代医学语境下的医疗模式的阐释；第四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为现代医学的阐释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模式；最后，作者结合全文，提出“疾痛的经验和意义是临床医疗的核心。医学的目的是既要控制疾病过程，也要治疗疾痛的经验。”

一．疾痛的意义

作者在此部分将疾痛划分为四层意义。首先是第一层：“隐含着社会公认的关于身体和自我、两者彼此间关系的知识，以及它们与我们私密生活关系的认识。”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是基于社会的分类，将疾病赋予了社会属性。人类将疾病的身体视为是社会的异类，籍由宗教和文化将其归类，成为一种知识。第二层是：“指某些症状和异常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被烙上了文化特征的印记，这些特殊的印记和疾痛种类因此带有强烈的文化涵义。”笔者认为，第二层含义可以视为是第一层的延伸或扩张。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指，疾病是一种烙印。这种烙印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因不同的时代而不同，例如中世纪的黑死病便是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是上帝的惩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天花”也是被视为上天对天子的鞭策。在现代社会，当同性恋还未得到正当的对待时，也是被视为一种疾病，其背后的烙印不言而喻。以致后来各种的社会活动为其正名。

疾痛的第三层含义为：“疾痛的第三种意义，也即疾痛的最深层的作用在于：对于病人来说，社会生活不再那么至关重要，疾痛才是他们眼前性命攸关的大问题。”作者举自己的一个访谈对象的案例来为这层含义解释。作者认为疾痛对于患者最严重的影响便是与正常社会生活的脱节。患者因疾病而产生的各种情绪实际上是一种因与自身生活的“失范”体现。最后一层含义是由解释与情绪构成。患者自身对疾病的理解和医生给予的官方性说明与患者因疾病而产生的恶性情绪构成了疾痛的另一层解释。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识往往是一种感性认知，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与因病而生的情绪。而医生则是以理性的、专业的层面去看待病人的疾病。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必定会在医患交流中产生冲突。

作者认为，疾痛的意义是由患者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创造的，他们把野性的、异常的自然事件改变成一种文明经验，后者或多或少受过教化，有传奇色彩，受某种礼仪的控制。我们对疾病的意义是基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背后是对一种分类观念，一种将疾病归纳入社会认知的分类。在社会对疾病的总体认识下，每个人对待疾病的情感也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疾病解释是多种多样的。

二．病人、家庭与医生

此部分作者关注的是患者、家庭（患者的）与医生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将医患关系简单视为一种医生-患者二元结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作者的田野经验：对疾痛意义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经验，它更多的是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形势、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的研究。疾痛经验是共有或分担的，是相互影响、洽商、互动的；它是构成完整的共同人生经历的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病人对病情的管理往往不是单一的，笔者认为，疾病的管理权往往在患者、患者的家庭与医生之间三方走动。一方面，病人会受到专业层面的指导以及自己的生命策略来决定自己的疾病管理，另一方面，家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作者用威廉·斯蒂尔[]还有台湾医生宋明远的案例[]为我们解释了家庭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

患者自身对于疾病的态度也十分重要。在《疾痛》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疾病时的各种情感。患者与疾病之间的感情态度在全本书中占据了巨大的篇幅，书里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又一位的病人在面对疾痛时所产生的情感。通过每一位病人的生活案例，让我们见到和体会到各种各样的情感。

三．医疗模式

这部分作者主要分析了当代医学的医疗模式。我们往往将现代医学视为是一种生物学与病理学相结合的技术科学。它剥离了患者疾病中情感的部分。但是作者在文中认为，现代医学有三大来源：生物科学、临床科学、以及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过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没有生物科学与临床科学发展迅速，反而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医生往往将病人的情感视为一种不合作或者冲突。往往在病人的诊断报告中赋予精神病学的结论，试图将其简单的认识为一种精神疾病。医生在专业的院校受到的训练也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在自己的行医过程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医生常常觉得，在这些形式主义的学术报告里，所有的分析都忽视了对他们来说非常显著的东西：即医生内在的、感受到的治疗经验，医生到底怎样行医的故事。在中国，中医往往没有忽视病人的情感层面。中医的治疗方法往往是辩证的，往往不是西医般具有复制性的诊断。在传统的中医中，每一种治疗都是个人化的，因为疾病固然可能一样，每个人却不相同，所以你必须使治疗也适应个人。在中医中，病症不是诊断的最终结果，病症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但是内部的原因却各有不同，所以就必须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与患者形成一种合作形式，共同来治疗疾病。

因此，作者认为：从原则上将，不管医护人员是主动积极地治疗患者，还是在危机的境况下工作，专业训练都应该可以使他们的治疗既具有技术又有人性。专业训练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在限制医生的能力。因此，专业的面具可能会保护特定的医生，使他们不至于被患者的要求弄的不知所措。不过，它也可能阻断他与疾痛的人性经验。即使医学教育确实反复灌输正确的态度，医疗执行系统机构也会诋毁这些价值观，助长医疗复杂化、长期化的观念就会取而代之。这种医疗关系和医疗环境往往会对患者的病情起到一种反作用，医生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将患者置于病床前。这种权力关系不利于患者的疾病治愈过程，并且我们也看到了生物科学和临床科学的缺陷：即将人视为物（object）。剔除了人的本性，以一种决定客观的，冰冷的视角为患者治疗疾病。

所以，作者认为现代医学需要加以改进，并且在后文给出了自己的改进方案：唯一有效的改革方法，由上而下地重建医学教育大纲。必须改变课程，把时间花在教育学生如何诠释疾痛故事，如何评价疾痛经验。此外，医学院的教授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些经验的重要性。为了让学生相信，理解疾痛是他们所受教育的关键的一部分，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将接受掌握相关技巧的考核。

四．解释模式

解释模式是这部分的关键词。解释模式是患者、家属和医生对某一疾痛事件的看法、见解。[]患者、家属和医生对疾痛的解释各有不同。患者往往在解释中加入感性的因素，例如抱怨命运不公、医生的不理解以及悲观的态度；家属则往往将病情视为一种对家庭关系的破坏（只有极少数认为疾病将他们的家庭紧紧团结在一起，甚至比病前更加紧密。书中第十一章珍妮·海斯特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及对家庭生存的挑战。毕竟治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同时也将家庭的生产能力大大削弱；医生则是采用了一系列术语来评估患者的态度与病情。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互不相交反而相互冲突的解释模式。

解释模式是对生活中紧急情况作出的反应。因此，它们更像是对实际行动的说明，而不是理论和严格的本质陈述。事实上，它们大多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至少部分如此；它们的内容常常变更，也包含矛盾；它们表现了我们生活经历中的文化潮流。[]作者认为，解释模式需要加以重视。解释模式构成了患者、家属和医生之间的桥梁。如果解释模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那么这对治疗是一种极大的帮助。因此，作者提出以下步骤来对解释模式进行一个操作。首先，引导和发现患者（和家属）的模式，其次，医生要表达自己的解释模式。患者的病不单单属于患者本身，同样涉及到整个家庭。所以，处理好患者和家属之间的解释模式是首当其冲的。最后，解决医生与患者之间对于解释模式的理解上的差异，形成稳定的共识。

微型民族志（Micro Ethnography），是作者提倡在解释模式中使用的一种方法。在医疗中引进微型民族志的目的，是要让医生使自己深入到患者疾痛的生活经验中。对于病人的生活简历（这也是作者在文中剔除的另一个概念）进行一个深度探析，结合病人的生活经历，将疾病的治疗加入人文视角的关怀。微型民族志的第一层次是复原患者的疾痛故事。对疾痛故事从四种意义上的诠释——症状象征、有文化印记的异常、个人和人际的涵义、患者及其家人的解释模式，是故事内容更突出，也使医生对受苦经验的了解更深。人类学使用的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y）是这个学科的特点。即详细记录田野中的各项事件，并且尽可能客观的、全面的将隐藏在事件背后文化意义展现出来。

五．总结

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然后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人类将疾病赋予文化的含义，置于社会的框架中。从医学文化方面出发，每一种医学看待疾病的视角各有不同。苏珊·桑塔格在其文字中将疾病背后的隐喻书写出来，邓育仁认为：隐喻不只是语言的现象，当你看到话语里的隐喻网时，你已经触及一种调节话语与思想的跨域的认知模式。

微型民族志、对患者的生活故事的诠释，以及解释模式的启发和协商处理，是医学心理疗法过程的主要步骤。作者为西方现代医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目的在于将人文关怀重新填补进现代西医的治疗方法。正如作者在其书《疾痛》的前序中写道：“疾痛的故事启示我们，人生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被控制的，又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它还告诉我们，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和观察我们的身体，如何标志和识别身体的症状，以及如何诠释特殊生活境况中的怨诉。我们用肢体语言表示我们的疾苦，这些肢体语言因不同的文化环境而异，却又受到我们身在其中的人的境况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