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统治世界？！》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通过对汉堡文化的分析，探讨了汉堡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他提到了汉堡对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变种。文章让我思考了食物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及全球化如何塑造我们的饮食习惯。
汉堡统治世界？！读后感第一篇
理性化与非理性化都是理想型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纯粹的例子，更多的是一种混合体。而且，理性化与铁笼不仅仅只是一个客观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个人认同问题。一个客观上被大众认可是理性化的事物在个人眼里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比如，流水线生产看上去是非价值理性的，但在工作者眼中，它为自己的其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符合他的价值理性。再比如，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在革命后恢复了秩序，在一家大工厂工作的人对比之前的生活，肯定认为这是价值理性而非非理性的。
汉堡统治世界？！读后感第二篇
很好的社会学普及读物，作者讲的是社会的麦当劳化趋势，所谓麦当劳化，就是社会各领域像麦当劳这样的科层制组织日益壮大，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麦当劳化几个特征：高效率、可预测、可计算、控制，具有理性化特征，这种结构的力量强大，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这样的结构存在理性的非理性，非理性是指：同质化、祛魅化、非人性，以此为基础的全球化，作者称之为空洞无物。其实就是马克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如易趣等互联网，表面解决了麦当劳化的一些非理性成分，但其基础架构也还是麦当劳化的，在不同的层面对人类构成了新的非理性威胁。
汉堡统治世界？！读后感第三篇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但是作者没把问题分析透彻。
第一，在具体阐述麦当劳化的四个现象——高效率、可量化、可预测、控制——的过程中，尽管举了很多行业的案例，但是没有把这些现象进行必要的分门别类。我这里说的分类不是行业的分类，而是比如说，高效率是指生产者的高效率（低利润，高成本），还是指消费者的高效率（同样花费，享受更多的商品，或者说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效用）。
第二，这些个现象——高效率、可量化、可预测、控制——之间的关系没有说清楚，哪一个现象是原因，哪一个现象是结果；哪一个现象是人们或者某个人有意识追求的目的，哪一个现象是追求目的的手段。
第三，很多时候，作者在谈某一现象的时候，也会偏到另一个现象。这种情况下，何必要将这是个现象分章节来描述呢？
第四，作者在阐述麦当劳化的第五个现象——理性的非理性——的过程中，混淆了不少概念。理性的非理性，应该指，麦当劳化（出现高效率、可量化、可预测、控制）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违背麦当劳化的现象，也就是麦当劳化自己否定自己。商家利用顾客的无知（不理性），向顾客提供垃圾食品、控制顾客完成商家本应提供的服务、提供高价产品等等，这些根本不是麦当劳化的自我否定，而恰恰都是麦当劳化不彻底的表现，有些也许只是技术上还达不到彻底麦当劳化罢了。一些非人性的现象，例如：营销客服的虚情假意、工作的乏味、工作被机器人替代、消费者失去了除可量化的高效率以外其他维度的体验、人情交往的淡漠，这些完全不是麦当劳化的自我否定。上述的“非理性”的含义仅仅是不合理，形容某种东西不好，不符合作者的价值观罢了。所以，用理性的非理性来概括，非常不恰当。另外，这种不好也未必仅仅是麦当劳化的结果。例如，如果技术可行，快餐食品也许可以是很健康的。顾客替商家完成本应是商家提供的服务（以DIY为例），对顾客未尝有什么坏处，顾客如果受到了损害，那就违背了顾客努力追求可量化的效率这一原则，甚至也就可以称之为去麦当劳化。
第五，作者对于麦当劳化的批判实在是太凌乱和肤浅了，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麦当劳化究竟为什么不好，需要抵制。作者的价值观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
汉堡统治世界？！读后感第四篇
首先中信的翻译过于麦当劳化，小错巨多，而且很有幽默感，YouTube叫做优酷，还把黄色网站同城交友网的网址给隐去了。 瑞泽尔也很麦当劳化，99％通俗100％畅销，外人可能不会发现他还是个社会学家。他的教材写得蛮好，没想到这本名著是这样的！本书的论证方式就是凑例子，既然麦当化有五个特点（效率高，可预测性，可计算性，控制，理性的非理性后果），那我的任务就是把全社会能体现这些特点的事都找出来，然后书就写完了。
没有任何理论分析，只有supersize的事例（很有意义的是我记住了很多美国快餐店的名字）和一些可预测的却不够准确的评论，更没有对某个例子的深度展开。比如说你觉得麦当劳化有非理性的后果，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机制造成了理性系统的非意图后果？但是没有，除了各种快餐店就是关于教育、医疗、购物的各种事。 跟例子同样很多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没法比，鲍曼一直在演绎，历史为更深入地阐释现代性的某个方面服务，他则是在不断地归纳，理性化的特征不过是个漏勺，用来过滤凑数的例子。麦当劳手册规定了员工的行为举止，这个可以归到可预测性里。麦当劳产品总是强调自己的量巨多，这个可以归到可计算性里。麦当劳里的装修不想让人多待（但其实不是这样！）可以归到控制里面。麦当劳免下车窗口属于效率高，麦当劳员工程式化的寒暄与无人点餐机器就是非理性的后果。然而最可怕的是完成一通归纳（还可以细致地分成对员工、客人、产品与过程的xx）后就不剩别的什么了，一切戛然而止，这是很失败的地方。
另外他对大众文化或者说麦当劳文化有着深深的敌意，接着他把这种敌意理解为全人类的预设，但他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或许人们就是接受、喜欢麦当劳社会，甚至乐在其中呢？这种想法不被允许，如果有人这么想他一定是被欺骗被蒙蔽了！不过这也有一定道理，毕竟麦当劳老板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却只能被动地选择不走进（这很难做到）那长满整个星球的金拱门，权力、机会完全不对等嘛！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作者根本没提出什么有效的替代性方案，虽然确实有这么一章在聊去麦当劳化。当瑞泽尔说你可以通过逃进脑海里的幻想世界来对抗这个社会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唯一一次成功把人逗笑。（非意图后果。如果他没对另外那些硬造的尴尬段子进行说明，不会有人知道那竟然是个笑话）当然也不必苛求所有的批判者都得有建构性，我们要质不要量，实施不了的平行世界计划已经够多了。但就算你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你的批判至少应该相对深刻、全面、有原创性吧！他既没有乐观地像马克思一样画出未来的美好图景，也没有悲观地像韦伯一样哀叹逃不出的极夜与铁笼。最后，他的休闲式评述只能沦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症候。
不过瑞泽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自己的颜面，毕竟他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成功且精准的命题:麦当劳化。
在我看来，社会学家有时候和诗人很像。诗人擅长用比喻、象征，使两个下看起来不相关的事物间产生意外的关联，让我们看到很多以前没想过的东西，进而对这两种事物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鲍曼，极富新意地把两个都颇有争议但总是被单独研究的领域连接到了一起，让我们重新审视二者。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虽然现在听上去很平常普通，但如果他没有提出来似乎人们很难把这俩词放在一块。），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也是。善于捕捉两个人们熟知的事物之间被忽视被掩盖的重要关联是伟大学者的必备技能。
至少瑞泽尔在创造隐喻这方面是很厉害的，不过很显然他的工作可以做得更严肃更有趣更去麦当劳化。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张力真的很难把握！
汉堡统治世界？！读后感第五篇
乔治·瑞泽尔著，31.1万字，7章，338页
建议按章阅读即可
这是一本社会学作品，从思维导图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内容精简，逻辑清晰的作品，当然，遭遇这本书自然是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了。
考察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所谓的麦当劳化，这个名词来自风靡全球的麦当劳，在麦当劳的背后，作者认为存在一个“麦当劳化”的模式——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全面控制。这个模式则不仅仅是从麦当劳开始的——现代社会可能就是这个模式的不断复制。
在麦当劳化的背后可能是整个现代化进程，首先是韦伯的科层制，科层制固然让整个社会更加形式理性（人们在规则、规制以及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寻求最优的方式来获取其特定的目的和结果），科层制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控制加重了，是科层制使得层层控制成为可能，而科层制让定量化成为可能，科层制实现了行为的可预测——麦当劳化的出现正是科层制的一个表现。
这种推广时没有办法阻挠的，他高效而低成本，在把一切都流水线化之后，参与这个分工的所有人事实上都被剥削得更加彻底，而其技术含量越来越低，越专一的分工，会导致的是越专门化的技艺，这就是所谓“人的异化”。
高效率就意味着程序简化，这种简化所带来的则是加速生产，比如越来越简单的菜单，越来越快的点菜，越来越没有时间做饭（是真的没有么？），当然这种简化的极致则是越来越简单的购物——各位值友们，你们在线上买东西是不是比线下方便多了？程序简化的同时，为了满足这种简化程序的需求，产品也必须简化，才能适应这种简化的需求——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商店越来越专一化，而爆品这种东西越来越多了，一样产品只有一样，肯定是最简单和快速的，至于如何实现它：所谓时尚不就是这个作用么？
而可计算性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定义：当效率提升以后，量就变得比质要重要，量是可以用计算的手段衡量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可计算性——必须把精力放到可以计算的东西上面，比如越来越大的饮料杯，越来越细化的排名，越来越细化的打分，越来越精准的计算——当一切都可以建模成为一组数据的时候，如何达到最大盈利，自然最终就是公式上的一个数字，至于做的好坏——管他呢~
可预测性则像一个故事——楚门的世界。当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预测，那么我们和楚门又有什么区别呢？但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可预测往往意味着安全，这毕竟是马斯洛的基础。当企业洞悉到这一切，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眼中的楚门——品牌，脚本，可预料，消费之前心中有数，这不就是我们和商家的共谋么？（其实团购网站也是这个行为的表现，团购行为让我们的每一个消费都变得可预测）当然，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双11的预付款。
这种对顾客的预测，对高效的要求，也在员工身上得到了体现——为了实现对于顾客行为的预测和对预测到的顾客行为做出反应并且更加高效的完成任务，员工必须被深入控制——这种控制的极限大概就是不需要人作为员工。同时这种控制也是加到顾客身上的——ATM机，宜家和麦当劳规定好的路线，这难道不是为了实现可预测/高效率所接受的控制么？
看起来这些让我们更加理性了，但是当我们都变得理性却又带来了不理性——为了更加便捷办理业务的AT机前的长队，为了快速点餐的车辆通道前的拥堵，为了让人们更高效地消费却让我们更不想去消费，这些行为单独拿出来都是理性的，但是当我们都被他控制起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却又都是不理性的。
这本书的可操作性的中立性是比较好的，作者并没有否认“麦当劳化”的正面作用，他坦诚的承认了这种社会趋势的正面影响，而这种麦当劳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消费和生产领域（书中也有，我并没有完全写出来），这是一种全方位地包裹，当一切成为商品，那么麦当劳化就不可避免，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如何利用和看待这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社会规则则是从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一种行为，这算是二手知识，或者说是《消费社会》一书的实操版。对我而言，冲击最大的是可计算性，片面强调量而毁灭质，在多个领域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信息产品领域，这种强调对整个产业是毁灭性的，我们不能用流量这种可以计算和叠加的指标来衡量信息的质量，信息中所绽放的人类智慧的结晶才是衡量信息质量的唯一指标。我们面对着泛滥的麦当劳化，能做的恐怕有且只有打破这种人造的理性，只有当我们短暂戒断“理性”的麦当劳化，才能体会到“不理性”带来的“理性”。
比如？
不网购？
哈哈哈，怎么可能？
汉堡统治世界？！读后感第六篇
文/严杰夫
反全球化的思潮几乎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诞生而来的。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反全球化理论，要么是脱胎于西方社会“左派”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将全球化看作是发达国家推动和扩张的结果（如美国学者罗姆•乔姆斯基）；要么就是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思想，把全球化的过程看作是“第三世界”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过程（如巴西学者费尔南多•卡多索）。这些反全球化的观点当然有其深刻之处，但大多过于宏观。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却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反思全球化：他以麦当劳为案例，分析了西方现代社会演进中存在的“麦当劳化”现象，借此反思全球化过程中人类社会迎来的利弊。
瑞泽尔选择麦当劳作为分析社会演进的切入口是有道理的。首先，麦当劳的成功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国企业，它创造出的“饮食文化”早已经成为全球标志。其次，麦当劳为连锁企业发展创造了诸多标杆：它将特许经营模式运用到了极致，令其成为连锁经营的主要范式，它还将之前存在于制造业领域的标准化生产引进到了服务业，这种标准化甚至诱发经济学界创造了“巨无霸指数”。更为重要的是，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创造出了一种经济形态，这样的形态能快速适应和契合新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从而创造出一种能够跟随全球化 “快速繁殖”的模式。瑞泽尔将麦当劳扩张中这些的特征，总结为“一种快餐店的诸原则逐渐支配美国以及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层面和领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被他称为“麦当劳化”。
瑞泽尔认为，社会的“麦当劳化”并不只是全球化时代“从天而降”的产物，而是有着一系列的历史预兆。在瑞泽尔看来，科层制的思想是孕育“麦当劳化”的理论土壤。最早讨论科层制的理论大师是马克思•韦伯。他曾指出，科层制在理性化方面具有四个优势：第一，科层制结构是处理涉及大量文牍工作任务的最有效的结构；第二，科层制强调对一切事情尽可能地定量化；第三，科层制因为牢固地确立了系列的规则与规制，所以是以高度可预测的方式在运行。第四，科层制强调通过规则、规制与结构的指令取代个人的判断来控制人们。但是，韦伯也担心所谓的科层制会带来所谓的“理性牢笼”：随着科层制越来越理性，会日益支配社会更多的领域和层面，以至于产生一种极端化的社会，使人们禁锢在一系列的理性结构之中，只能在同样的理性系统之间转换，于是社会变成一张理性化的网，使大家无处可逃。
韦伯关于科层制和理性化牢笼的观点，此后起码在世界 “局部地区”成为了现实。首先是纳粹在二战中实施的大屠杀，就是理性化社会的典型例子。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乃是现代科层理性的典范，它与科层制一样，是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据此，瑞泽尔指出，纳粹大屠杀包含着理性化（以及“麦当劳化”）的全部特征，二战过程中，纳粹实施的一场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处处都有韦伯提到的形式理性的影子，它也就成为现代社会“麦当劳化”的先驱之一。
如果说纳粹大屠杀是科层制和形式理性的极端化案例，那么上世纪初发生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变革，则可以看作是社会“麦当劳化”的直接来源。这种变革最典型的两个案例就是F.W.泰勒发明的科学管理，以及福特发明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从目的来看，这两项变革产生的原因，都是企业管理者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尝试。而在客观上，泰勒和福特通过对企业管理与生产流程的再造，也的确大幅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而大大增加了产品产量，由此带来了生产成本的下降，最终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他们创造的这两种极其“理性”的生产模式，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科学管理和流水线这两项“事物”此后被麦当劳的管理者结合起来，并与科层制、特许经营等元素一起，最终酝酿出了“社会的麦当劳化”。
根据上述“麦当劳化”的前世，再对照它的今生——麦当劳及其类似企业所共有的特征，瑞泽尔提出社会的“麦当劳化”包含三个维度：高效率、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正如麦当劳的“先驱们”所追求的那样，“麦当劳化”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将生产、销售与消费纳入到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中，以促使效率最大化；而“可计算性”则意味着，“麦当劳们”将整个经济过程都分解为具体的量化指标，从而将生产和服务的焦点放在了数量之上；“可预测性”则意味着一种控制，也是形式理性的最高阶段，它的目标是要求生产或服务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果）都是可以被预测的，对于企业来说它意味着生产结果和利润的确定性，对于消费者来说则意味着获得的产品和服务是确定的。
这种理性化的经济过程谙合韦伯“形式理性”的观点。然而，在这种“形式理性”的背后，却隐藏着大量的非理性。瑞泽尔认为，这种“理性的非理性”则正是“麦当劳化”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最大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麦当劳化”所追求的那三个维度也不过都是一种假象。的确，“麦当劳化”的高效率在理论上提高了效率，但事实上，它将许多原本由企业承担的生产或服务过程，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于是，我们常常看到麦当劳的收银台前大排长龙，而且顾客在这些快餐店用餐还必须自己动手取食和收拾餐桌，生产者的“高效率”由此转变为消费者的“低效率”；另外，这种所谓的“高效率”和“可计算性”，由于过于追求效率和数量，而使得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大打折扣，于是“麦当劳们”只能生产出大量的垃圾食品，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而且在美味方面也不足称道。最严重的是，“可预测性”所追求的可控制性，令人们在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性上少得可怜，以使得不同地区、不同人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同质性：我们总是吃着类似的食物、从事着类似的工作，看着类似的娱乐节目。这样的同质性甚至“干涉”到了社会个体的生老病死，例如剖腹产、人工授精等现代医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已经令生命孕育的“麦当劳化”成为了可能，而现代医院中使用的大量的无人技术，也使得死亡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性化”，更多的人最后只能在医院、在机器上、孤独而痛苦地死去。至此，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描绘过的机器繁殖的场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已没有太多的技术障碍。
而这种社会的“麦当劳化”，又与全球化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瑞泽尔认为，它其实就是全球化的一种重要类型，即“空洞无物的全球化”。正如前文所述，极端的理性化导致“麦当劳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事实上只追求增长和数量，因此它们都是“虚无”的，根本无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当然，全球化和“麦当劳化”间存在的这种亲和性自有其原因。整个世界对于空洞无物的某物的需求，比对有实质性内容的某物要大得多；空洞无物相对简单，因此符合更多人的口味；空洞无物由于缺少特色，所以也不容冒犯其他文化中的人；而且比起富有实质内容的商品，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大批量生产与销售空洞无物的商品要容易得多。于是，当我们在纽约和上海的购物中心里发现越来越多的同样的商品品牌，当我们在北京和东京的电影院里看到大部分类似的影片名称，当我们在广州和洛杉矶的快餐店里吃着几乎完全类似的“指尖美食”，也就不难理解了，韦伯所提到的“理性牢笼”正在大范围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
诚然，全球化如同一切现代事物一样，都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确在大部分时候加速了“麦当劳化”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但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一些“去麦当劳化”的元素。瑞泽尔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提及的诸如web2.0等网络技术的变化，恰恰就是全球化过程中局部发生的去麦当劳化现象。不过，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至今仍无法看到“去麦当劳化”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因此，我们自然无须担心全球化会摧毁人类的文明，却必须始终提防“麦当劳化”带来的“理性牢笼”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