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葬》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通过讲述一个关于归葬的故事，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文章中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细腻的描写，使读者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真相。通过这篇文章，我深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归葬》读后感(一)
归葬凸显的其实是门阀世家政 治权力之外的精神变化。
北归迟迟未果，那么北归的心态也由生前转为了死后，所以形产生了假葬形式的存在，留待日后回归祖地。
随着时间的发展，北归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新的归所和新的依附，随着生活方式、价值观、权利和身份的重建诞生了新的归所和新的依附。
在新社会的秩序感还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人们依靠旧X俗辨认方向，行成归葬的多种方式和多种变化。但是家族聚葬超过三代，江东的新祖茔便产生了，这时候北归变成了一种精神取向。
永嘉南渡后的归葬由本来传统的正丘首文化逐步变成士族利用归葬旧俗，应对新政 治、新秩序，提升家族地位的工具。归不再是单纯的葬，在士族圈里逐步演变成了权利归属、身份认同、文化归属。
在不的不的情况下，这个时期的人们脱离了地缘的束缚，诞生了精神的自 由。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从身体的“无所归到精神的“有所归”。
南朝士族在此开辟了士族精神的另一条途径:追求个人生活的安稳、找寻艺术的自足。此时的“归”由“归葬”变成了“归心”。
归葬何处也经不重要了。心不再漂泊，已然安顿下。
《归葬》读后感(二)
生命尽头的最后是什么样的，灵魂会去往极乐世界，或去往天堂，又或是转世轮回等各种说法。从古至今，人.死.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一直恒古不变，而在中.国各代历史里关于“身后事”的文化礼俗是什么样的呢？
《归葬》这本书以最为混乱的汉末魏晋六朝为背景，叙述了关于中.国.人终极安顿的文化史，书中参考大量史料记载，解释面对历史动荡大变化世家大族的“归葬”礼俗演变，关于“归”对于六朝士族们的象征和意义等。
汉代的“归葬”所向，是由权.力到血缘再到地缘。“归葬”这个词语，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人死后将尸.体运回故乡埋.葬。其实在西汉时期，丧.葬.礼制强调的“归葬”的意义，首先从皇权，其次五服内的子孙需从父祖，最后才回归到家乡。这三种不同的葬地选择捏合在一起，诠释出同一种礼制意义，叫做“不忘其本”。
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家族势力延绵长达三个世纪，从三到六时间的历史文献里，一直能看到王氏子弟的身影，而关于其墓地所在少有记录。直到20世纪下半叶，考古在南京城北象陆续发展琅琊王氏成员墓，这些墓室窄小、简陋，很明显与高门世家身份不符。考古学者猜测有没有可能，这里的墓.地只是王氏成员假.葬之地，或许他们盼着有朝一日归葬北祖茔的期盼，才暂居于此？所以简葬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混乱动荡的时代背景不得以的仓促之举。
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六朝，一个及其重要而又非常混乱的时代，衍生出礼俗的变化，也预示了权力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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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葬》读后感(三)
这是“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我是因为《东汉的崩溃》一书了解到这套丛书，非常不错的一套学术丛书，选题都很独到，历史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
这本《归葬》让我想起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但是内容角度不同，看完发现写的非常好，从魏晋丧葬角度折射出魏晋的文化文明，“血缘”与“地缘”的关系，作者参考大量文献，让人手不释卷。
⚰️“狐死必首丘”
狐狸亡后，脑袋向着出生的地方。自汉代以后，“归葬”成为大家的共同认知，“归葬，归葬”归乡而葬之，除了生以外，“葬”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大到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程度！但是不同社会阶级，对“葬”的形式有些不同的能力范畴，有“厚葬”有“薄葬”，丧葬制度，也是活人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不同阶层的丧葬规模也是截然不同的，有的只有衣冠，有坟，有墓，甚至有占地巨大的大型墓宫群，陪葬品的样式价值也是繁杂不一。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除了合适的藏地，还要用合乎礼仪得方式处理遗体。我们现代知道，这些礼仪是出于对亡者的尊重，但是在当时更多的偏向于大家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亡何以归？通过厚葬、祭祀、让死后魂魄得以正途，不扰于家人，投个好胎。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社会观念，“鬼神”论之外的自我安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碍于大家把不能够理解的东西，都归于神迹。
⚰️书中还有大量讨论“士族”“世家”这种非底层阶级的丧葬内容，也从“丧葬”这一视角看到东晋门阀政治的这些文化社会属性，“归”也成了人离世前的愿望，或者执念，这个已经没有了阶级，也反馈出一个时代下的人心人性。
全书看完感觉不过瘾，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了解了魏晋丧葬及文化，比较学术，近期读的比较好的历史书了，用纸略薄，其他装帧都非常不错，作者的文笔非常好，用词严谨，非常推荐。
《归葬》读后感(四)
何谓“归葬”？——评李华《归葬：三至六世纪士族个体安顿与家国想象》
时下关于中国古代丧葬相关的研究，对墓葬材料利用的比较充分的，多来自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学者。文献出身的历史学者，更注重的是丧葬相关的礼仪制度。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共同拼贴起了中国古代丧葬的历史图景。学者李华新近出版的《归葬——三至六世纪个体安顿与家国想象》（香港三联书店，2023年1月）一书，乃根据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是一部以六朝时期“归葬”为研究主题的著作，出版后很快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两晋之际，一大批北方士族追随司马睿南下，这些北方士族的故乡与祖茔都在北方，大部分时期不在南方历代政权的控制区域内，这些士族的葬地选择就成了突出的问题。本书就是围绕这些士族的葬地选择而展开的。全书共分六章。首章交代了作者的选题背景、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第二章以琅琊王氏为例，探讨了学者关注较多的几个问题，如是否一定葬在侨置州郡、假葬还是永葬等等。第三章则讨论了另外几个南渡士族的葬地选择问题，主要是河东卫氏、太原温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第四章主要讨论了六朝时期丧葬的礼仪制度，但附带述及了六朝文献中记载归葬的几种情形。第五章讨论了“归”的象征意义。最后一章是结论。
全书最具发明性的地方，大概就是作者认为六朝时期“归葬”的含义与汉代不同了：汉代指向的是故乡、祖先、郡望，对东晋（以降？）流寓士族而言，更多是新社会的身份认同。可是对于这种论断，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
汉代的归葬指的是什么？相关研究以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所述最为详实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135页）。杨树达在是书第二章第九节“归葬”条起首即开宗明义讲到：“死于他乡，率归葬。”意思是说汉代人死在外地的，一般都会归葬故乡。杨氏并罗列了数条材料为证。其中很多材料都明确使用到了“归葬”二字，如《后汉书》的《朱穆传》，讲到“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同书《徐稚传》讲到“太尉黄琼卒，归葬”。由于归葬的这种信念是如此强烈，使得总有各种亲属朋友来助成其事。死者即使葬于国家赐地，其亲友仍为之寻求归葬。
李华关于汉代归葬的理解与论述，与杨树达并无二致。问题的关键是李华理解的六朝时期“归葬”的情形。上已述及，在作者看来，归葬对东晋以降的流寓士族更多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表述似嫌较为模糊。从作者的具体行文来看，她对六朝“归葬”的把握是较为混乱的。
东晋的南渡士族有没有过想归葬北方先茔的愿望与打算，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作者以琅琊王氏为例，认为建康城北埋葬王彬家族的白石墓地，东晋刘宋时代都不在侨置临沂县的范围内，因此也就没有通过葬于侨置县而获得的归葬北方的意义。此外，学者认为的一些假葬以待北归的墓葬，如王丹虎墓，也不一定能截然判断为假葬。这些判断能否成立或可讨论，针对的都是要不要归葬北方的问题殆无疑义。可是在这一章里，作者对“归葬”的把握已经开始有点混乱了。在有的地方，作者确实讨论的是归葬问题，除了上述的要不要归葬北方的问题，还有像王兴之的归葬（37页）、王建之余刘媚子的归葬（38页）等等。可是有的地方显然讨论的却是葬地选择的问题，如此章第四节讨论不葬在建康白石的王氏成员。结合此章的标题“琅琊王氏的归途”，似乎作者思考的“归葬”核心还是葬地。这种混乱的原因可能是学术史聚焦的归葬与作者关心的归葬意指的错位。
这种矛盾在第三章也可以体现。这一章讨论了几个南渡士族的归葬问题。河东卫氏与太原温氏所涉归葬的几个例子没有疑义，可是第二节讨论陈郡谢氏的例子就有点问题。陈郡谢氏的墓地在建康城南的石子罡，作者为了讨论谢安花了大量的笔墨，可是谢安就是死在建康，似乎并不属于归葬。也许作者要强调的是谢安心向东山，但最终还是葬于建康城南的家族墓地，但这毕竟不属于我们一般理解的归葬。
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文献中的‘归葬’”最为直接，她将文献记载的六朝归葬分为五种情形：一、归葬乡里，或回乡丁父母忧，三国西晋要比东晋多。二、“诏赐还葬”作为政治姿态或待遇被大量记载。三、南朝士人的薄葬遗言，常要求“还葬旧墓”，这与汉代薄葬遗言常有“不归本墓”不同。四、“归葬”是战乱中颠沛流离者的心理补偿。五、北方流寓士族后代在南朝，所言“归葬旧山”一般指南渡后的江东祖茔。从作者的这五点总结看，南渡士族建立新的祖茔，从异地归葬祖茔，与汉代归葬的具体操作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不同。
事实上，杨树达在上引《汉代婚丧礼俗考》（135—138页）的书里，在讲完归葬的各种情形后，还罗列了一些材料描述不属于归葬的例子，其原因或属贫困，或属路途遥远等等，结果是选择葬于仕宦之地或者京师之类。这种葬于仕宦之地与京师，都只能算葬地选择。
或许可以说，那种心之所向的归属感才是作者最想讲的归葬。于是“归葬”的“归”就可以单独抽离出来讨论了。作者在第五章就具体讨论了“‘归’的象征意义”。 这一方面体现在吊唁、诔碑、墓志铭所反映的群体归属，也体现在夫妇合葬所反映的女性的归属。六朝时期隐于山水是“归”的新指向，后世士人的游赏是的这种“归”成为层累的文化记忆。
也许作者想说，这就是她理解的六朝时期的归葬，选择葬在哪里就是归葬。可是这毕竟是作者自己的解释，这究竟是不是六朝时代的人们对归葬的新理解，需要材料的佐证。而实际上材料并不能帮助作者说明这一点，不论是文献材料和墓葬材料。显然，作者将“归葬”这一概念泛化了，作者理解的六朝时代的“归葬”既包括汉代原初意义的“归葬”，又指葬地选择，心灵与社会归属等等。
严格来说，作者讨论的也不仅仅是士族群体。这点在第三章讨论兰陵萧氏最为明显。诚然兰陵萧氏曾经只是士族中的一员，但萧氏建立南齐与南梁两个王朝，就是帝胄之家而非仅仅是士族家庭了。事实上，作者讨论的齐梁时代萧氏在兰陵的墓葬恰恰以帝王陵墓为主。
此外，笔者认为书名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书名提到的时代是“三至六世纪”，似应为四至六世纪。毕竟作者讨论的主要是东晋以后的情形，两晋之际士族的南渡是作者研究的核心起点。书名没有对地域做明确限制，如果能强调是南方中国，也许读者能对作者的讨论重点更加一目了然。“个体安顿”这个词，似乎有点较为现代。在古代中国，对死者的身后安排，当然是对某个个体进行安顿，但这从来不单纯是一种个人的事情。正如作者研究所体现的，大部分都是聚族而葬，家族的兴衰荣辱体现其中。
其实作者如果不执着于“归葬”这一语词，就以“葬地选择”为着眼点，作者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是作者引用到的室山留美子关于东魏北齐时期首都邺城汉族官僚葬地选择的研究，室山留美子通过葬地选择来讨论家族在都城的定居情况，并且明确将归葬故里与埋葬于首都区分开来。正如室山留美子所说的，邺城作为东西魏分裂后的新都城，是东魏北齐的政治中心，那些在政权上贡献甚多的士族、勋贵以及由于东西魏分裂而与故土分离的士族，逐渐将邺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室山留美子：《北朝时期汉族官僚在首都居住的情况：以东魏北齐官僚葬地选择为线索》，井上徹、杨振红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第117—147页）。
（读的港版，感觉这本书评分有点虚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