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读后感锦集

《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传记史学的发展及其在西方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该研究指出传记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还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阅读本文让我对传记史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读后感第一篇

随着19世纪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整体的历史时间也默认为一种“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线性时间观。 然而，身处时间浪潮当中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并不仅仅是消解在浪潮之中的水珠，而是每一个奋力游动的生命，他们时而顺着波澜，时而逆着大潮，时而平静而和谐，时而激荡而热烈。 因此，每一个个体也就拥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时间，这套历史时间既离不开大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大环境以及大环境中的其他个体无法复制、无可替代的。同一历史之下，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性；在现代之中，也蕴含着古代和未来。 每一个个体的个体性和历史意识得以彰显的时刻，并非注定沿着一个特性的方向，并非完全遵循着连续性的、直线性的路径——而是一种网状的结构，这张网交织着时间和空间、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这是一张个体的生命意义之网。 而当无数张个体生命之网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可以对一个时代的处境、心态和风貌产生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读后感第二篇

在《西方新传记史学》一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Martha Hanna写于1996年的一战史。这部一战史从士兵的书信入手，由小及大，不仅向读者呈现出一战期间的政治和社会处境，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向读者呈现出一个情感共同体，进而从情感和伦理的角度阐述民族认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书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信息传递载体，书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让人通过流露情感和传播情感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信中的内容，未必是逻辑严密、辞藻华丽的，但一定是真挚的，鲜活的。

通过书信，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战时期不同群体的境遇和生命体验。对于农民而言，写信使他们从被动地接受文字和信息，变为主动地运用知识、自我表露。同时，在战争期间，书信也让他们形成地方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书信则成为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公共场域。写信的过程，使他们实现自我感知和自我关照，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自身的主体性——这是一种不同于战场的体验，却也是离不开作战经历的体验。

同时，在民族认同的构建方面，Martha Hanna的一战史也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政治、历史、文化象征物一样，情感和伦理道德同样是建立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事实上，共同体的伦理本身便蕴含了情感体验、情感表达和情感认知，它们一方面与日常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构建了共同体价值观的基础。或许相比于现实的制度或者实实在在的文物，情感看上去不稳定且“虚无缥缈”，但它却能对关系的维持以及共同体的发展产生切实的影响力。情感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并超越了基本的需求，为每一段关系，以及整个共同体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能量。

或许，书信背后的意义，正契合了新传记史学的理念。看见并发挥语言的力量，看见并重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以及看见每一个细微之处在历史长河之中闪烁着的光芒。关注个体并不意味着忽视整体，重视情感不意味着与理性、科学割裂，而是通过一个鲜有人发现的视角，选择一条先前少有人走过的路，努力抵达相同的目标：追寻知识的意义，以及追寻人生的意义。这期间，注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产生独特的旅行体验。想象抵达目的地的那一刻，不同的旅行者兴奋地、感慨万千地分享彼此经历的时候，不也是令人动情的一幕吗？

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读后感第三篇

作为一名非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在翻开本书之前，其实对历史学与传记史学并不是非常了解。然而，在不断深入阅读的过程中，却惊叹于不同学科在现代性的影响之下，共同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及殊途同归的研究径路。本书涉及的问题，实际上并非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整个历史学科的元理论问题，是对历史学本身的反思，这与我本身的哲学专业是相契合的，也是任何学科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种批判性的形而上反思不仅是学科成立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可以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引领修正学科发展的方向。

究其根本，历史学自建立以来，始终是以人为核心展开的。尽管近年来陆续有动物史、环境史等新兴历史学，但人始终是历史学科的主角。然而，在现代科学兴起的过程中，各个学科门类陆续被“规整”到统一的学术体系与科学的框架之下，这使得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而近些年来，不论是西方哲学的解构主义思潮，宗教学领域中对宗教经验与情感的强调，还是西方新传记史学的兴起，都在呼吁着人的主体性的回归，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延续。在《西方新传记史学》一书中，作者先阐明了为何西方新传记史学在今天会兴起，并从多角度为我们具体介绍了新传记史学之“新”以及在未来发展新传记史学的方向。

一、背景：从传记史学到新传记史学

传记史学（Biographical History）是通过对个人生平、成就以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来探讨历史发展的学科方法。它将历史人物作为研究的核心，通过人物的生平、经历和行为来理解他们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历史进程。传记史学并不仅仅关注人物的事件和成就，还会分析其思想、动机、背景以及与其他人的互动等方面。然而，传记史学在写作过程中，围绕传主生平展开，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视野的局限性以及叙述的主观性。随着新史学的推进，传记史学遭遇了巨大的冲击，被质疑其学术合法性地位，尤其是1929年以来的法国年鉴学派，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根基。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理论，将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社会形态视为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与强调个人作用的传记史学形成强烈对比，其"总体史"概念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气候、物价、人口结构等物质文明维度，个人传记在此框架下显得局促。

但在近年来，传记史学又再次出现了复兴和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西方新传记史学的兴起，与人文主义复兴的大趋势是相一致的，离不开世俗化的进程以及个人主义的崛起，人物传记的撰写成为了探索人本质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社会培育公民良好德行的重要途径。由于年鉴学派对于个体和叙事太过忽视，于是传记史学得到了复兴，这种复兴意味着历史重新回到了以人为中心上来。这一时期，传记史学与人类学密切结合起来，代表人物格尔茨提出了著名的深描法进行研究。新传记史学兴起所反映的思想趋势，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都是一致的。在《西方新传记史学》一书中，作者提到了许多著名哲学家，如福柯，韦伯，马克思等，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已经我们对于现有政治结构的深刻反思。此外，作者还尤其提到了反全球化与传记史学的联系：二者都是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

二、新传记史学之“新”：无名氏传记

在阐明从传记史学到年鉴学派、再到新传记史学的大致轮廓后，作者从史学发展的内部结构中为我们归纳了新传记史学的四大特征：

一是史学反思和综合特征；二是对具体个体的重视和多元包容特征；三是新时代的问题意识，尤其提到了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四是极强的对话性和参与感，并最终落实于“研究历史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印象让我深刻：文学的主旨在于求美，哲学的主旨在于求解，史学的主旨在于求真。以往的传统史学，通常以精英阶层尤其是伟大的男性为主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观。而新传记史学挖掘了历史上许多无名氏的重要性，尤其是女性主义与新传记史学的渊源，为边缘群体和无法发声者立传，重建他们的历史主体身份。这不仅是人文主义的，而且普通人往往越能集中反映一个社会的普遍问题。因此，通过对普通人的关注，可以撕开历史的伪装，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面貌。

在讨论新传记史学时，作者还提到了历史与时间的密切联系。我们讨论历史学，离不开对于时间的哲学性理解。新传记史学的复兴，透露出一种时间观念的变革，一种对本雅明“线性，空洞的时间观”好的反抗。文中提到，历史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式的白描，而要探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新传记史学不仅注意到了个体性的现代趋势，同时也展现了生命的多样性与真实具体性。而无名氏的传记，是一种微观的时间。我们在撰写无名氏的传记时，要注重对其日记等文献材料的把握，不仅仅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原初材料，更是因为在这些材料中隐藏着传主对于自我的建构，反映了那一个时代下社会对个体自我建构的深刻影响。史学以及各个领域越来越注重生命的重要性。我们从人的生命本身去重新定义文明这一概念，由此出发发展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

与此同时，“无名氏”的新传记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可以对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进行再理解与重建。历史学寻求普遍真理，但真理只能通过个体来理解。可以说，新传记史学聚焦于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给予了传主生命的尊严，也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三、新的名人传记与自我传记

新传记史学的兴起，在以无名氏传记为代表的浪潮之外，还对传统的名人传记进行了反思，并兴起了自我传记这一新形式。最初，西方国家流行为政治精英人物作传，强调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带有历史唯意志论色彩。作者在这一部分聚焦于希特勒的传记，越来越多的材料为我们展现了希特勒“冰与火”的双重个性，使得他的形象更加立体，并对其进行了心理学分析。文中还提到了雅思贝尔斯的《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一书，明确指出，新传记史学可以促进我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新思考。另外，作者还探讨了对圣路易传记的书写。路易九世在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两个场域的形象得到了更加充分地体现，并由此引入了对历史学元理论问题的探讨。新传记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年鉴学派以及结构主义的反思。以德立达，福柯等法国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哲学家重新思考了主体史的概念，越来越注重个人及其具体经验。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对历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对宏大叙事进行了反思，以凸显个体生命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关于如何书写新的历史名人个体传记，首先要掌握合适的研究方法。首先，要发掘传主生活时代的个人自我意识表达。第二，新传记史学不仅仅以一个人的生命为研究始终，还注重在历史记忆中考察不朽性的流变。第三，新传记不是要做史料的搬运工，而且要对个体生命史进行重构。第四，我们要始终遵循客观性原则，不能因历史的空白而滥用想象力。

此外，在书写名人传记时，作者还提到了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不宜书写庆祝性传记仅仅凸显传主的伟大性。第二，不宜书写心理传记，因为这种传记过于强调心理特质的影响而忽略了在社会关系中构建传主。第三，不宜书写叙述性传记，仅仅进行单一线性叙述而缺乏洞见。

在自我史与自我传记的部分，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于传记书写持有回避态度。然而，自我传记与回忆录的撰写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得到了发展，并且在这一时期，尤其强调政治史和历史意识的回归。七十年代以来，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主体性地位也得到了回归。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进行自我史写作，对历史进行反思。在书写自我史的过程中，作者可以以旁观者的视角把自我进行对象化处理，对世界进行有距离的观照，从而获得某种公正性和客观化

自我史的书写呼吁了主体性的回归，主观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历史学客观性的妨碍，反而是必要的，可以将外部的客观的记忆内化于自身。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元性叙事受到了挑战，竞争性真相则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

近年来，各个学科都在呼吁主体性的回归，对学术性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呼吸人在历史学中的回归。而人，在文学中是体现的最为鲜明的，也是呼吁传记史学的一个侧面。对现代性的反思，是所有学科共同面临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