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第二版）》是一本关于如何有效组织会议的指导手册。作者强调了议程设置在会议成功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和技巧。通过合理的议程设置，会议可以更加高效地进行，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本书适合所有需要组织会议的人阅读，对提高会议质量具有指导意义。
议程设置（第二版）读后感第一篇
可以说是最近读过最棒的一本传播学著作了！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研究始于查普希尔研究，从一个提出的新概念逐渐深化、外延为传播学中重要的理论体系。
最早的议程设置研究核心在客体议程、属性议程以及显著性在议程之间的转移，倾向于传播效果，阐明媒介议程是如何成为公众议程的。经典的理论体系认为：议程设置有三个层面，一是客体显著性的转移，二是属性显著性的转移，三是网状结构的显著性转移。在显著性转移的过程中，又引入了个体导向需求（关联性和不确定性）、雄辩论据的概念，论述特殊情况下理论的可行性。
随着学科的发展，议程设置的研究又开始溯源，抽丝剥茧般盘问：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议程设置又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议程设置的目的和作用又是什么？…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
塑造媒介议程，又联系了“把关”的概念，主要认为是三个方面：提供新闻消息的主要信息源（官方、公关），其他新闻机构，新闻的规范和传统。他们的目的昭然——引导大众去想什么，怎么想——从而制造共识。更为细化的分析和案例可以参考《制造共识》一书。
议程设置理论也和许多传播学经典理论一样，和多学科交叉，我更倾向于未来的研究是“离心化”的。参照小结中提到的议程融合概念，私以为未来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也是呈融合趋势的。
最后，说点题外话。联系生活实际，我们认识的世界，多少源自亲身经历，多少又来自媒介建构呢？在社会热点和舆论风向下，我会以审慎怀疑地态度先拷问一遍：Is that real？
在信息喧嚣人云亦云的时代，多一分怀疑，多一分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去接近真相。
议程设置（第二版）读后感第二篇
你所持有的观点真的是你自己的观点吗？你认为重要的公共议题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美国幽默作家罗杰斯喜欢在他的讽刺性政治评论的开头说这么一句话：我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从报纸上读来的。“这句评论是对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公共事务的大部分知识和信息的简洁概括，因为许多事件实际上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直接经历。而很久以前，李普曼就在《舆论》一书中说：“那个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政治世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想不到。”在罗杰斯和李普曼的年代，报纸是人们获知公共事务的主要来源。如今，我们有了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但是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大多数时候我们接触的是一种二手现实，我们通过记者或者自媒体等途径获得对于事件的认识。
今天，当人们讨论政治和舆论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议程设置”这一术语。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什么问题应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积极采取行动。这一思想的直接来源是1967年的某一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几个年轻教员对于一份报纸的头版新闻报道编排的不经意观察。他们猜测，如果改变头版新闻报道的优先顺序，有可能会改变其对于公众的影响力。1968年，这些教员中的一位，即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与他北卡罗来纳大学查普希尔分校的同事肖一起，通过对美国总统选举中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进行调查，证实了新闻媒介对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查普希尔研究。自麦库姆斯和肖开启了议程设置研究之后，全世界已经进行了超过400项关于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从各个方面为议程设置的理论图谱增添新的拼图。
在通过多个研究明确新闻媒介对公众的关注有影响，即新闻媒介对大众具有议程设置作用后，麦库姆斯和肖继续追问：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是不是真实的；议程设置是如何起作用的（how）；议程设置为什么会发生（why）；事件或人物的某些特性会不会特别有影响力（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会有哪些结果；除了新闻媒介，还有谁在设置我们的议程，而新闻媒介的议程又是谁设置的；在其他领域是不是也存在议程设置作用；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议程设置是否依然具有解释力；等等。
回到开头的两个问题，如果想了解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是如何受到新闻媒介影响的，那些公共议题是否真的具有现实重要性，不妨看看这本书，也许会找到答案。
议程设置（第二版）读后感第三篇
“议程设置”四字曾无数次出现在笔者的课堂展示和专业课作业之中，作为清晰易懂的理论概念，它是一个足够趁手的分析武器，也是便于初学者展现思辨性批判锋芒的理论靶子。而遍览《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全卷，方知其理论的纵深与广袤。麦库姆斯成功将散落在各处的学术拼图一块一块拼接成一张清晰且广博的议程设置理论导览地图，字里行间彰显出对于“简单常识”严谨的实证考察以及一众后继者们的学术野望。
一、概览：议程设置的理论地图
一切理论肇始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媒介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在1968年的查普希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针对100名尚未确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及8家大众媒体进行了量化研究，验证了大众媒介通过影响议题在选民中的显著性，来为政治竞选设置议题议程的假设。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们也通过对于时间顺序的控制与检测完成了相关关系向因果关系的转向。这一概念的提出随着《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发表，引发大量学者在全球各地进行实证研究，也都证实了议题显著度的确存在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1]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到拉斯韦尔的“环境监测”，媒介塑造受众认知的观念由来已久，而麦库姆斯和肖将这一传统议题植入实证研究的土壤培育，用严谨的数学方法和科学模型来研究和考察议程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将常识性的判断验证引申成为一套理论。虽然由于影响因素过多导致的不确定性，议程设置理论常常被视为看似可信却未被完全验证的观点。[2]他们依然相对成功地把虚无缥缈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操作化为直接测量可得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轨道，使议程设置得以被反复检验。虽然笔者刚刚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抽身，因而条件反射地想要对他们追求精确数字堆砌这一“量的规定性”的研究模式进行批判，但可见的数据无疑为变幻莫测的世界提供了确凿的信心，令人深信媒介确实如此运转以获得效果，定量分析依然是传播研究乃至社会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
在之后的发展中，议程设置扩展为三个层次，从客体显著性转移到属性显著性转移，最后又在新时代来到网络议程设置。[3]科恩的经典表述得以延展和扩充，新闻媒体告诉我们“想什么”并引导我们“怎么想”，同时还影响了我们“想哪些”，受众以此建构出对社会现实的完整认知图景。在渐次深入的递进模式中，议程设置已经不再囿于最初的认知层面，而进一步延伸到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此为研究取向的学者谨慎地指出，“态度与行为通常受控于认知……因此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还包含一种潜在的广泛影响。”[4]艾英戈和金德在《至关重要的新闻》一书中记录了关于电视新闻影响受众意见的心理实验，证实电视媒体能够引导受众改变对于公众人物的态度，他们在属性显著性转移的基础上辅以铺垫理论（priming）加以阐释，将认知改变引入态度领域，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完成了对拉扎斯菲尔德“有限效果论”的更新或者是颠覆。[5]由此，在传播效果研究的脉络中构成回归强效果的新阶段。议程设置步步揭示了公众所受到的媒介影响，从脑海中的图像到态度行为的选择都有或明或暗的媒介影子。
检验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议程设置能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常青树，可以归因于它独特的理论吸纳能力。在纵向的三层次建立之余，议程设置也不断横向发展。“议程”二字概念涵盖极其广泛，几乎覆盖了整个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不仅包括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还向旁侧延伸到媒介议程自身的设置、媒介间议程设置等领域，从而“框架理论”“授予地位”“把关”“涵化作用”都可以被囊括在一个泛化的议程设置理论框架中。虽然稍有些生拉硬拽地“蹭热度”之嫌，但议程设置的学术图谱因此生机勃勃。
二、溯源：议程设置的预设立场
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最早的推介人郭镇之教授指出，这一理论蕴含了一个基础假设，即“大众媒介关于世界的图像是建构的，而不论这种建构离真实的世界多远，它还是被视为现实。”[6] 虽然框架建构与议程设置两种取向的学者之间有些学术争议，但前一部分媒介构建社会现实的问题还是可以大致交由前者探讨，议程设置最核心的议题仍是显著性的转移，即媒介议程在多大程度上被公众“视为现实”。[7] 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论述发端，议程设置无可避免地承袭其消极的公众观。在李普曼的视角下，大众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8]，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因而受到新闻媒体的操纵。议程设置受其“显著性由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的基本表述影响，自然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传者为中心，个体处于“被设置”的被动地位。每一个民众都是柏拉图“洞穴之喻”中被绑缚在洞穴之中面对幻影的囚徒，而新闻则以傀儡戏的形式构建拟态环境。
在中国学术领域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中，这种公众观的消极倾向更是被无限放大，大众传播中的“传播”二字写满纸面而“大众”几不可见。仅以笔者管窥之见，对于议程设置本身的溯源和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多是以议程设置为理论依据进行演绎分析。而以实用性为导向，最终的落脚点总是与舆论导向和宣传作用分不开，其前提是舆论应该并且必须受到某种权威的指引。大量研究者从媒介中心的立场出发，在议程设置的大旗挥舞下挺进，探究网络时代媒体如何发挥积极作用，以使易受煽动、盲目偏激的乌合之众回归理性状态，进而得出正确引导舆论的方法论。公众不仅被迫成为传播的客体，还被划归成低智、冲动且易受暗示的群氓。大众与传播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被对立起来的，媒介的矛头对准公众，受众因其非理性而成为被规制的对象，新闻工作者则成了操纵傀儡、制造幻影来形塑被禁锢囚徒认知世界的操控者。
但其实“议程设置学派”的学者对于公众以及媒介作用的表述还是十分谨慎，极少有绝对化的表达，不能直接把议程设置多层次多面向的理论与“传播”能够改造“大众”的单线思维挂钩。麦库姆斯不断重申“公众并非总是消极地任由媒介摆布的机器人”，并斟字酌句地写下“媒介有时的确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想”[9]，与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模式下大众被媒介完全掌控的“魔弹论”划清了界限。其关于个体“导向需求”以及“雄辩论据”的论述也展示了公众充满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侧写，而中国探寻舆论导向的应用研究中多数仅仅截取媒介的引导作用片段，不失为中国语境下“皮下注射”式媒介强大效果论的片面回潮。诚然，麦库姆斯承认受众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经验，并提出媒介能够塑造(shape)意见却不能控制(control)意见。[10]这样的表达方式虽不至于如此极端而完全抹煞受众能动性，却依旧天然把公众安放在信息接收者的位置上。媒体占据议程设置的主导地位以完成单向的传播，大众则声音微弱甚至于失声，更没有能力独立制造议程，因而仅需也只能接受媒介议程，只是存在受主观心理影响的接受程度高低。[11] 但新的媒介环境正逐渐把大众从被控制的一端解放出来，议程设置语境中暗含的对于受众的消极理解使得其解释力趋弱，并在更新理论之时显得颇有顾虑且频频碰壁。
三、求新：议程设置的时代转向
但凡提及议程设置一定会关涉它在新媒体时代的转向，笔者自然不能免俗。对传播效果的理解不能是静止的，它不仅蕴含着共时性的理解，也应当隐含历时性的理解。媒介环境的更迭、传播景观的转型都会影响到理论的解释力。囿于自身对于受众定位的局限，议程设置在众多转变中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一个逐渐从束缚中挣脱的受众群体，公众正逐渐异质性分化并掌握话语权。正如麦奎尔所称，新媒介环境下受众正从管理和控制中“逃脱”，追踪受众及控制、预测受众组成与兴趣方向变得越来越困难。[12]
众多学者正在互联网这一新研究阵地对议程设置进行探索和发展，麦库姆斯也与其他诸学者一同在新时代提出“议程融合”“网络议程设置”等新概念，为既有理论体系不断增添生机与活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理论的视域中，受众依然被牢牢禁锢在洞穴之内，即使是被解放了手脚，也绝无可能对傀儡戏与操纵傀儡的人施加影响。麦库姆斯认为传统媒体议程设置仍然是主流，同时存在宏大的传播声音的格式塔使媒体形成合唱对公民生活进行渗透，因而即使是互联网高度使用者也无法抵抗来自传统媒体的议程，但这些判断尚还缺乏足够有力的数据支撑。
互联网是一个充满噪音却更加立体的空间，个体不再被束缚在媒介的罗网之中，传受之间的双向互动已经成为可能，因而努力为旧瓶装新酒还是干脆打碎旧瓶子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议程设置是一套已经臻于成熟、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针对新媒体环境的相关研究也是在既有理论框架之内针对部分关节点的重新解读或是拓展，而很难出现完全突破其消极受众观的革命性概念。最为显著的佐证是麦库姆斯对于“反向议程设置”所持的态度，他始终不接受公众议程也能设置媒介议程的假定。在2016年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反向议程设置是罕见的突发现象而不能成为常规，呼啸的大众媒体议程是高速干道，而公众议程的反作用不过是与主流相反的一条小路。[13]因而以议程设置为原点的所有创新理念前提，依然是议程从媒介向公众单向流动。即使是在“议程融合”这样以社会大众为出发点的理论模型，所阐释的仍然是公众用个人观点和经验来融合媒介议程与参考社群议程的过程，[14]洞穴中囚徒始终难逃通过外在媒介构建认知图景的基本预设。
但无论如何，简单将议程设置丢进装满过时理论废纸篓并不合适，仅针对部分陈旧静态的观点进行猛烈批判也有些失之过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传播理论研究之中，议程设置还是以其严谨的实证态度为我们拨开大众传播的迷雾，向挣脱思想束缚更进一步。但如果受众已然脱离了囚徒状态而走出了深穴，仍被捆缚在洞穴之中的或许只是议程设置本身。个体将要并且理应成为议程设置新的激发点，而非一以贯之地被片面解读为信息的接受者、僵化被动的客体。向受众研究转向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必然趋势，而仅以笔者之见，摆正受众位置、重新审视媒介与公众关系方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出路。
[1] （美）麦库姆斯,郭镇之,邓理峰.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新闻大学,2007(03):55-67.
[2] （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徐佳，董璐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第6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第419页
[3] （美）麦库姆斯,郭镇之,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2018.第78页
[4] （美）麦库姆斯,郭镇之,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2018.第139页
[5] （美）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美）唐纳德·R.金德（Donald R.Kinder）著；刘海龙译.至关重要的新闻 电视与美国民意[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6] 郭镇之 译后记.载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2018.第310页
[7] 张军芳.“议程设置”:内涵、衍变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10):111-118.
[8] （美）沃尔特·李普曼. 林牧茵译. 幻影公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第3页
[9] （美）麦库姆斯,郭镇之,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2018.第78页
[10] 赵蕾.议程设置50年: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转向——议程设置奠基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与大卫·韦弗教授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9,41(01):66-80.
[11] 高宪春.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18(01):12-20+109.
[12] （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徐佳，董璐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第6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第366页
[13] 赵蕾.议程设置50年: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转向——议程设置奠基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与大卫·韦弗教授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9,41(01):66-80.
[14] 黄瑚,李俊.“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J].新闻大学,2001(02):2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