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读后感(篇一)
梁启超家书 梁启超 11个笔记 第三篇（1920—1928）  吾一切不问，安心读书著书，殊畅适。  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我近日精神焕发，什么事都做得有趣。  总是随遇而安，不必事前干着急。  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  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悲观病 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  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  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微信读书
《梁启超家书》读后感(篇二)
最近看了很多好书，这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对历史感兴趣，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评价很好，所以买了一本。没想到对梁启超更感兴趣。所以上次去江门的时候特意去了梁启超故居，在纪念品商店随手买了一本书，就是这本《梁启超家书》。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随缘而来，如果不是这么轮换了一圈，如果是两个月前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话，我肯定没有兴趣。
书里面看到很多梁启超的想法，也更能看得出这些孩子为什么个个都能成才。并不需要逼着孩子认真学习，只需要一些提点，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再加上梁启超的金钱、威望和私人关系，他们当然容易成才。
比如说梁思永是梁启超三子，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在哈佛读考古的时候，国内正好有队伍去新疆考古，梁启超知道这件事后就热心奔走，希望考古队把儿子带上，一方面是历练，一方面也希望能出大的考古成果。
领队也非常热心让梁思永加入。他们先讨论行程，算时间回国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方案是考古队先走，梁思永单独追上去，后来了解到沿路很不安全，一个人没法去，梁启超就很失望，再之后梁启超又问清楚了，说这次考古只是一个先头队，后续还会再去第二次、第三次，梁启超得知后就很开心，跟梁思永说：“说不定第二次你就是召集人了呢。”并且问了一共才花3万元，梁启超说，我们家自己就能出钱让你去，别担心。
以这个事情为例，梁思永为什么能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首先，梁思永当时在哈佛读考古学，这当然是难得的人才。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连字都不认识，能读到初中、高中就是一方学者了，能读大学就是国家人才，更何况清华大学，更何况从清华大学赴美留洋，并且还在国际顶尖的哈佛大学呢？这是知识上的积累。
其次，梁启超有这个能力得知这个事情，这是信息上的优势。
第三，哪怕不算梁启超是为自己儿子走后门，至少他能跟队长斯文·赫定、中国负责人李济之等人有直接联系，可以钦点他加入。
第四，哪怕最后因为时间安排未能成行，梁启超还是拜托李济之沿路注意考古遗址，便于第二次再去的时候进行发掘，这不就是给梁思永留后路吗？并且还告诉梁思永，就算错过了也不用担心，费用没想象的那么大，这个钱自己家都能凑得出来。
所以嘛，梁启超培养小孩，除了知识上的指导、方向上的建议以外，他自己的人脉、资源、关系网、金钱也是很大的助力。何况，他知识上的指导和方向上的建议也是基于他自己有深厚的知识、广博的见闻。
所以要教育好小孩，根本不是在孩子身上花功夫，天天督促着让他好好学习。
而是在自己身上花功夫，积累深厚的知识，增长自己的眼界，发展自己的人脉，积累自己的财富，孩子自然会跟着你学，并且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有能力推他一把。
2021年11月25日上午11:13
《梁启超家书》读后感(篇三)
在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商鞅 “作法自毙” 终遭 “车裂”，王莽食古不化，也被砍头，王安石旧瓶装新酒，最后能保全首级，也是 “命大”。纵观历史，没有一个惊人的变革不是以变法人的性命为代价的。所以之前对康梁二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走逃很是微词，作为变法核心人物在危机时刻没有挺身而出、没有置生死于度外，完全体现不出变革中应有的胸怀与胆魄。读《梁启超家书》，让我改变了很多对梁启超的个人偏见，也让我开始反思自我知识的陋蔽，反思一贯的固定思维模式、反思未经验证就盖棺定论的总结。
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是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 “饮冰室主人”，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们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各自专业学科中，统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多病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在一百多封家书中，他们经常提起的话题就是父亲的健康，父亲给孩子的书信中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时时宽慰在外的孩子，勿念勿忧。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协和医院误切掉了健全的 “好肾”（右肾）。在他以后虚弱的生命中，只靠残留的一只 “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
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们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没有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款，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
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误切好肾是被他所 “笃信的科学” 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他在1926年6月5日，致女儿思顺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体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 但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
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裁！”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后几句。这篇文章写于1900 年，作者把封建古老的中国和他心目中的 “少年中国” 作鲜明的对比，极力赞颂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针砭老年人消极保守的思想，鼓励人们发愤图强，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以上种种，我们看出作者是如此热切盼望祖国的自立、强大、繁荣，而不惜以身试险。
梁启超不仅是国学大师、教育学家，也是可爱可亲的慈父、思想开明的家长，他与子女们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在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又重视孩子的理想信念，既有对孩子成长的陪伴 ，也有让孩子独立的信任，他的教育理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引用书信中梁启超时时勉励子女的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