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阐述了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结合，强调力量与秩序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于秩序的维护至关重要，而国际关系的演变也在不断塑造着新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为我们解读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读后感(一)
结构现实主义饱受诟病的主要方面是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奇差，既不能解释事件的来源，也不能预测事件的走向。沃尔兹将国家简化为单一理性行为体后，整个世界体系无非是一个台球桌，桌上的球体安装物理规则进行碰撞。至于那些改变体系的事件无非是某些台球突然发了疯。
沃尔兹对此的辩解是其理论只能在宏观上论述结构的变化，而不屑于解释具体的政治事件。但实际上结构现实主义对体系上的表现也一塌糊涂。诚如本书作者所言，沃尔兹对于行为体内部层面的洁癖式的恐惧使得起理论看上去完美但毫无用处。
为加强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本书三位作者在接受沃尔兹体系论点的基础上，引入层次变量，这点无疑对于突破沃尔兹对还原理论的批判有开创意义。
作者在引入变量的时候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希望在引入变量的同时做好规约化，最后挑选了领导人意向，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国内制度四个变量。作者还画了一张很复杂图来论述四个变量对认知，决策，执行的作用。
遗憾的是，作者囿于学院政治观的局限性，对国内---国际作用效果认识还是比较肤浅，没有准确把握政治学的的根本和现代政治的核心，对政策--社会的相互作用缺乏认识。正是这些缺憾使得该书既不能说透政策，也没能建立体系。其理论在突出解释性的同时，显得零乱而缺乏美感，像一锅东北乱炖，味道还行但是上不了台面，而且有点咸。
该书很严谨--也就是说引文目录太长了。占据了篇幅的三分之一。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读后感(二)
宣言式的纲领。
该学派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纳入国家层次的中介变量，试图以此对外交政策进行更全面的区分。其本质是制造了一只“麦克斯韦妖”。新维度的出现意味着政治心理学、比较政治学、组织行为学、建构主义范畴的文献完全可以被囊括在这一字头之下；因此也是想要进入宏观理论领域的区域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比较政治研究者的福音。
三位学者自命为该学派的第三代集大成者，以区分视角过度狭窄的第一代（施韦勒、斯奈德、托利弗、林宁：解决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死角）与第二代（洛贝尔、布劳利等：关注外交政策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既着眼更为宏观的外交行为，也将长期的大战略纳入到外交政策的解释框架中。
作为包容性空前强（更强化政策含义、也更易凑字数）、模型很清晰的范式，可以预见这一学派将占领政策报告与学位论文的主流位置。
外交政策模型：
体系刺激-认知-决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反应-（反馈体系）
结构变量：对沃尔兹“系统”的重定义：
1）系统通过体系层次的“结构性调节因素”影响行为体：核武器、地理等。
2）相对实力分布
3）体系信号的清晰度——可识别程度、时间信息、最优政策选项
4）包容性/约束性战略环境
国内变量：中介
1）领导人意象（杰维斯、亚历山大·乔治）【62-62】此节文献重要
2）战略文化：信仰 规范与假定
3）国家-社会关系：精英-民间的和谐程度、内部政治联盟对国家的控制（斯奈德）、文武关系
4）国内制度：民主与分权的结构性障碍、非正式制度和决策程序
因变量：外交政策+所影响的国际体系（非常丰富）
单次国际危机中精英决策/大战略调整/国际结果
1）时间 决策者：短期；战略文化：长+短期；国内制度与社会关系：长期
2）清晰度 列联表，略【91】
方法论
变量选取
对行为体的确定：决策者与官僚组织之分野，
过程追踪（相关文献见唐世平博客+亚历山大·乔治）
目前有用信息
沃尔夫斯对战后美苏领导人认知国际权力关系的介绍【42】
Fordham杜鲁门政府反苏利益分配的论述【140】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读后感(三)
自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结构主义”理论以来，结构现实主义者们就把国家视为世界政治的黑箱，抛弃了单元层次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决定论的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正如米尔斯海默（尽管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但也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部分观点）所言，“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虽然这种将国家同质化的操作可以赋予理论以简洁性，但它不仅引起了部分现实主义学者的不满，而且面对苏联解体事件的解释力匮乏，也让该学派饱受诟病。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任务就是在保持现实主义连贯性的基础上，提升理论的解释力，回应与吸收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学派的攻击与观点，保持理论的生命力和应用性。
总体而言，本书是一本理论建构之书。因此该书主要论述的内容包括：在新古典现实主义之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所使用的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研究对象即因变量的范围和领域；该理论所使用的方法论、可解决的关键争论/问题以及可应用的研究议程等。
作者通过该书意图实现的目的是构造一个解释范围涵盖单个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中长期的大战略调整、国际政治结果乃至更长期的体系演变现象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作者认为华尔兹严重夸大了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和国际政治理论领域的割裂性。通过挖掘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将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连接在了一起。不过作者认为，第一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只是为了解释结构现实主义中的“异例”，仍是认同“结构决定论”。第二类学者则只是为了给外交政策提供普遍模式的理论，没有回归到体系层面的解释。
作者自认为是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其理论的解释力在单元层面可以适用于外交危机决策和大战略调整，在体系层面可适用于国际体系变迁。该理论的范式如下（见图）：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分布决定了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会给国家释放政治信号（自变量）；政治信号进入国家后会经历领导人的意象、国家—社会关系、战略文化和国内制度四个中介变量的过滤，最后做出政策反应，从而影响国际结果。并且长期来看，大国的战略调整（作为政策反应的一种）会影响国家的实力增长速率，最终改变相对实力分布，导致国际体系变迁。
p.82.
相对于前两类，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创新是之处是在体系层次发现了更多的变量。作者认为国际体系释放的信号并不总是明确的，存在清晰度的高低之分。而且国际战略环境也是在发生变化的，作者根据威胁程度分为包容性环境和约束性环境两种。由此，当国际战略环境越具有约束性，体系释放的信号越清晰时，国家的外交行为就越接近结构现实主义的预测。而影响上述两类变量的因素则是作者认为的“结构性调节因素”，其中包括：地理、技术扩散速率、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等。
从方法论上看，作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采用的是软实证主义路径。该路径主张从精心挑选的不同案例中使用通用性理论，并采用严格的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效应进行检验。而且由于该理论主张对国内因素的挖掘，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更需要掌握一手历史资料和进行严谨的过程追踪。此外，作者还认为再进行理论框架设计之前，需要先以一个先验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假设为基准，在此假设上搭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框架。
尽管作者在书中一直自称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但是并未深入探讨现实主义最为核心的假设之一，权力政治的根源是什么？它实际上也是指国家对自我核心利益的界定和认知问题，这也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竞争理论的分野所在。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学派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权力政治的根源是于人性的权力欲，任何国家都有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大权力的欲望，从而引起国际纷争。因此，权力是目的而非手段。也因此，维持和扩大国家既有的权力是其核心利益之一。而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权力是手段，国家的最低利益是生存，是维护国家安全。尽管作者自称是完全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上述假设，但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模型，国家是根据体系释放的威胁信号的清晰度和所处的战略环境来进行反应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体系刺激只能是威胁刺激呢？也就是说新古典现实主义眼中的国际社会依然是一个“他人即敌人”，危机四伏的社会？那么新古典现实主义又该如何解释当国家未遭受明显威胁时，而采取的合作行为或者对他国的干涉行为呢？解答上述问题仍然涉及到国家是如何看待利益以及看待利益的获取和分配的。
对于利益的认知势必涉及到观念问题。尽管表面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吸收了建构主义的部分内容，把领导人的意象、战略文化等观念变量纳入其中。但是这正如华尔兹所预见的，这仅仅是把观念因素看作是一种“剩余变量”，而没有放在与物质等同的地位。事实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变量设置中都隐含了偏好设定。比如，把国际结构当作实力分布的物质结构也是其偏好设定的一种反映，或者认为国内的商业利益集团只是一种为了追逐最大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体。这种偏好固定性的做法诚然有利于理论架构，但也回避了现实和扼杀了讨论空间。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的诘问。
从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来看，纯粹的因果机制理论和纯粹的建构机制理论都属于静态理论。比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其无法解释国际体系的变迁而被后世诟病为一种静态理论。显然，新古典现实主义由于其纯粹的因果逻辑而缺少建构逻辑，也应被视为静态理论。一方面，尽管作者自称大国的战略互动会影响国家实力增长率的变化，进而导致国际结构的变化，但是作者并未探讨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影响实力增长，依然把重心放在了对外政策模型方面。
另一方面，因果逻辑下自变量之间、中介变量之间是完全独立的，互不影响的，这或许符合理论需要，但显然不符合实际。例如，作为结构调节性因素的军事攻防平衡就与国家的实力和战略相关、技术变革更是与大国内的制度、文化及国家—社会关系因素紧密相关。同样，在中介变量中，国家制度与国家—社会关系是高度相关的，而国家制度、国家—社会关系也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事实上，国家与国际社会，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都是处于相互建构之中，处于一个彼此影响的状态。从短期来看，建构逻辑的影响是相对较弱，而因果逻辑较强，理性主义的理论有其解释力所在。但是长期来看，就无法忽略建构逻辑，忽略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演变的解释力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