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集释（新排本）》是一部集解释于一体的经典著作。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刻体会到韩愈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刻思考。这本书让我对韩愈的诗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
《韩诗外传集释（新排本）》读后感(一)
豆瓣96， 22，《传》曰：水浊则鱼喁（音庸），令苛见民乱，城峭（音翘）则崩，岸峭则陂（音悲谓池岸山坡，音坡谓倾斜，此为后者）。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急辔衔者，非千里之御也。 24，廉仁者何谓？廉犹砺也，谓刻意求仁。——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匡，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祥，是廉仁者也。 24，山锐则不高，水径则不深，仁廉则其德不厚。 39，内疏而外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远乎？患至而后呼天，不亦晚乎？ 44，晏子：“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悬，安在疾驰？” 56，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傅（音复）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 71，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韩诗外传集释（新排本）》读后感(二)
【作者简介】孟庆楠，1982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目前主要从事先秦哲学、早期儒家经学的研究。近期致力于探讨先秦儒家《诗》学思想、《韩诗外传》的文献及思想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典籍与文化》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著有《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韩诗外传集释（新排本）》读后感(三)
摘要：《韩诗外传》是汉初儒生韩婴编写的经学著作，但今天见到的《韩诗外传》已非汉时旧貌。结合文献记载与征引情况，可知在版本流变中，至少经历过三个较为明确可考的阶段，即汉代六卷本、隋至宋时十卷本、元代以来十卷本。这三个阶段，使得《韩诗外传》在卷帙与篇章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对《韩诗外传》进行研究之时，须将这三阶段的变化考虑在内，才能获得更加严谨可靠的结论。 作者简介： 吕冠南，山東煙臺人，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現爲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爲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階段主要從事《韓詩》及經學史的研究，間涉宋元斷代文學總集的補遺工作。當前主要的研究重點是《後漢書集解》的點校整理、《後漢書》宋本彙校、《淮南子》許慎注輯校，同時對唐前亡佚文獻的輯録考證保持關注和興趣。著有《 《韩诗》研究 》、《 韩诗佚文汇辑通考 》等。
文章来源：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7(06)
延伸阅读： 吕冠南：《韓詩外傳》舊輯考辨與新輯
《韩诗》研究
评价人数不足
吕冠南 / 2023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韩生》中记录了汉初儒生韩婴的生平大略,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之语[1]3794, 此处的《内、外传》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录的《韩内传》四卷及《韩外传》六卷[2]2915。《韩内传》亦称《韩诗内传》, 亡佚于宋代;《韩外传》亦称《韩诗外传》, 一直流传至今, 也是汉代今文《诗》学唯一一部传世之作, 其价值不言而喻。但今日所见的《韩诗外传》与韩婴所撰原本已有显著不同, 不仅在卷帙分化方面出现了变化, 在篇章内容等方面亦呈现出不同。清代学者胡赓善 (1725—1799) 1在《韩诗外传校注序》中曾言:“《韩诗外传》非汉时之旧, 并非复唐宋之旧。”[3]74这一论断对于研究《韩诗外传》的版本流变方面颇具启发作用, 因其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外传》至少曾有汉本、唐宋本及今本三种面貌。但目力所及, 学界对于《韩诗外传》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的版本流变尚未有明确的关注与深入的探讨。即便偶有探讨者, 也多是针对《韩诗外传》由汉至隋的卷帙变化, 这是因为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为六卷, 而至《隋书·经籍志》则变为十卷[4]74, 这种卷帙变化是非常容易发现的。但对于《隋书》之后的唐宋本与今本之间的关系, 则鲜有论及, 这是因为唐宋本与今本皆为十卷, 故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并无本质不同, 遂忽略了对其间曲折的探讨。兹结合文献记录及佚文征引情况, 对该问题进行考索, 以求更加真实地反映出《韩诗外传》在版本方面的流变历程。
所谓“非汉时之旧”, 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韩外传》为六卷, 而至《隋书·经籍志》已成十卷, 可见《韩外传》的卷帙划分至迟已完成于隋代, 则隋代以降的《韩外传》显非汉时旧貌。 六卷本何以会变成十卷本？前人对这一问题曾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多出的四卷为《韩诗内传》, 因为《汉书·艺文志》记录的《韩诗内传》便是四卷。最早持这一看法的是清代学者沈家本, 他在《〈世说〉注所引书目·经部》中提出:“《内传》则与《外传》并为一编, 故其卷适与《汉志》同, 非无《内传》也。”[5]206此后杨树达 (1885—1956) 于1920年撰《〈韩诗内传〉未亡说》, 亦持《内传》“在今本《韩诗外传》中”之说[6]217-218, 此说较有影响, 不仅得到了金德建 (1909—1996) 、徐复观 (1903—1982) 、张舜徽 (1911—1992) 等学者的认可, 还在海外产生了一定反响, 如美国学者海陶玮曾对杨文进行了英译[7], 日本学者西村富美子也做出“《内传》四卷未必没有混入《外传》”的猜测[8]。时至近年之间, 香港学界仍不乏支持此说的学者2, 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一看法不能成立, 其最大的罅漏已被屈守元 (1913—2001) 揭出:“前人引《内传》, 早者如《白虎通》, 其文皆不在今本《外传》之中。唐人《群书治要》所引《外传》, 无一条为《内传》之文混入者, 是隋唐时代, 《内传》《外传》固各自为书也。”[9]1023 另一种则认为十卷本系由后人划分六卷本而成。这可以宋人晁公武 (1105—1180) 《郡斋读书志·韩诗外传》所谓“隋止存《外传》, 析为十”之说为代表[10]64。这一看法并非孤悬浮寄, 而是有着广泛的学术认同。例如卢文弨 (1717—1795) 《校本韩诗外传序》即谓“《汉志》本六篇, 《隋志》则析而为十, 非有所坿益也”[11]28, 显然认为十卷本与六卷本仅存在卷数上的“析”分关系, 不存在内容上的“坿益”关系。持类似说法的尚有四库馆臣为《韩诗外传》所撰提要“自《隋志》以后, 即较《汉志》多四卷, 盖后人所分也”[12]136, 亦认为十卷本系后人析分六卷本而成, 内容上则无差别。由于唐宋时代的《韩外传》早已烟销灰灭, 故现已无从判断其在内容上是否对汉时六卷本进行了“坿益”。但可以断定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必然存在内容上的不同, 此即胡赓善所谓“非唐宋之旧”。
之所以论定今本《韩诗外传》“非唐宋之旧”, 主要是因为唐宋学者徵引的《韩外传》与今本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 二者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文本不同。这种情况最直观地体现在元后刻本《韩诗外传》与宋刻本引《诗》的差异方面。清代学者周宗杬《韩诗外传校注拾遗跋》谓:“比按《诗考》所载, 韩与毛公异文者凡四十有八事, 以诸刻校之, 符同仅十许事而已。间如‘自羊徂牛’之为‘来牛’, ‘勉勉我王, 纲纪四方’之为‘亹亹文王’, 则诸刻相承, 犹沿宋旧;改韩从毛, 实昉诸海虞毛氏汲古阁本窜易踪指, 居然可见。”[13]607用字之别本是体现学派特征的最基本要素, 但在毛晋 (1599—1659) 手里, 却以《毛诗》为据而尽改《韩诗》异文, 直接抹杀了后者在用字方面的独特之处, 无怪乎顾颉刚 (1893—1980) 先生要说“不知学术源流者不可以事校勘”了[14]44。这种“改韩从毛”的误改, 自然造成“非唐宋之旧”的结果。而毛刻本在此后的学界相当流行, 正如赵怀玉 (1747—1823) 《校刻韩诗外传序》所谓“自明以来, 屡有锓本, 惟虞山毛氏较善”[15]24, 清代精于斠雠的学人将这类“改韩从毛”本与《诗考》所引宋刻本对校, 自然要发出今本“非唐宋之旧”的慨叹了。 第二, 篇章不同。如果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之别仅体现在用字方面, 那么尚可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校勘失误, 还不足以说明二本存在本质差别。但若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在篇章内容方面呈现出显著区别, 则可证实今本的确“非唐宋之旧”了, 因为这种区别绝非由简单的校勘失误造成, 而是经历过一定规模的内在结构调整。经历调整之后, 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便呈现出篇章内容上的显著差异。对此, 梁章钜 (1775—1849) 曾有细致的观察:
周宗杬论今本“非唐宋之旧”, 主要还是着眼于用字方面的区别。梁章钜则已观察到了篇章内容上的差异。引文虽有部分失考之处3, 但拈出的“阙文脱简”四字堪称目光如炬, 因为这指出了唐宋本部分篇章在今本中的两种命运:或全部佚失 (即“今本所无”) , 或部分脱简 (即“书中未引诗词”) 。这一发现的确是判定今本《韩外传》“非唐宋之旧”的铁证。泷川资言 (1865—1946) 考证《史记·儒林列传·韩生》时亦指出:“今存《韩诗外传》十卷, 亦间有阙文脱简。”[17]4078再次印证了“阙文脱简”在考察《韩外传》版本源流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 篇次不同。前代文献曾保留过有关唐宋《韩诗外传》篇次的零星材料, 可证其与今本不同。先论唐本篇次之旧。魏徵等人编纂的《群书治要》曾节录了《韩诗外传》的若干篇章, 在客观上保留了该书在唐代的篇次信息。清人许瀚《韩诗外传校议》曾就此书所录《韩外传》与今本之别进行了精细的比较, 发现今本卷三末章与卷五廿三章在唐本卷五中原系一章[18]125-127, 今本则割裂为两章, 且分置于卷三与卷五中, 可见唐本篇次与今本不同。次论宋本篇次之旧。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录了一条有关宋本篇次的珍贵信息, 可证宋本篇次亦有别于今本:
引文系檃栝《韩外传》“孔子南游适楚”章而成, 并非转引全文。但问题之钤键并不在此, 而在于“首卷第二章”五字, 因为这清楚地说明了宋代庆历刻本《韩诗外传》卷一第二章为“孔子南游适楚”章。但自元刊本以降, 《外传》卷一第二章皆为“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章, 其后 (第三章) 始为“孔子南游适楚”章。由此可见, 庆历本与今本篇次有所不同。 至此, 则《韩外传》自汉至今, 最少已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汉时六卷本;第二阶段, 隋至宋时十卷本;第三阶段, 元代以来十卷本。其间包含了两次较大的变动, 即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变化至少体现在卷帙方面, 但篇章内容有无变动, 尚无法确定;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的变化则集中体现在篇章内容方面, 既存在某些原有篇章的全文或部分佚失, 也包含篇章次序的变更。第一次变化由于呈现为卷帙扩充, 故较亦发现;第二次变化则由于卷帙相同而具备较大的隐蔽性, 故不易察觉。
最后须略加探讨的是, 隋至宋时的十卷本《韩诗外传》是否亦存在不同？这一问题牵涉隋、唐、宋三代, 但隋本详情已不得而知, 故此处仅能探讨唐本与宋本是否有别。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 二本当属同一系统, 在内容上没有差别。因为《外传》有部分篇章虽不见于今本, 但却为唐本和宋本所共有, 据此可证唐本的面貌较为完整地保留到了宋代。例如唐人所见《韩诗外传》有一条云: 昔鲍叔有疾, 管仲为之不食, 不内浆, 宁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鲍子。士为知己者死, 马为知己者良。鲍子死, 天下莫吾知, 安用水浆？虽为之死, 亦何伤哉？”[20]434 按此条不见今本, 却见于宋本《外传》。其证为《册府元龟》卷八八一引《韩氏外传》:
《韩氏外传》即韩婴所作《外传》。将引文与上引唐本之文对勘, 可知二者徵引了同一篇当时可见的《韩诗外传》之文, 唯一的区别是唐人系节引, 故较为简略;宋人当系全引, 故颇为详细。前已言及, 这一材料既见于唐本, 又见于宋本, 却不见于今本。合理的解释是, 唐本与宋本同源, 故书中均有此章;今本与唐宋本异流, 故遗失了此章。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如《艺文类聚》卷八三[22]1422及《太平御览》卷四七四[23]2176均引《外传》所载楚襄王聘庄子事, 《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24]412及《太平御览》卷一四六[23]712均引《外传》所载赵简子事, 皆为仅见唐宋本而不见今本的篇章, 可见唐本与宋本确存在稳定的同源关系, 而今本则来自区别于唐宋本的另一套文本系统。这些例证, 也再次印证了胡赓善谓今本“非汉时之旧, 并非复唐宋之旧”的论断。
1 姚鼐 (1731—1815) 《歙胡孝廉墓志铭》记胡赓善“年七十四以卒, 嘉庆三年十二月九日也, 见氏著:《惜抱轩诗文集》卷十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211页。据嘉庆三年 (1798) , 赓善七十四岁, 可逆推其生于雍正三年 (1725) 。然嘉庆三年十二月九日为公元1799年1月14日, 虽农历仍属嘉庆三年, 而公历已进入1799年, 故赓善之卒年应定为1799。 2 例如何广棪对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发出的《韩诗外传》“卷多于旧”的疑惑, 便引录了杨树达、张舜徽之说, 谓:“观杨、张二氏所论, 足证《内传》未亡, 乃在《外传》之中;故今之《外传》‘卷多于旧’, 殊不足怪。”见氏著:《陈振孙之经学及其〈直斋书录解题〉经录考证》, 《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二编第4册,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6年, 205页。 3 例如梁氏谓《类说》所引“孔子谓君子有三忧语”及“出则为宗族患, 入则为乡里忧, 小人之行也”不见于今本, 实则分别为今本卷一第十九章及卷四第二十章之文, 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 18页, 149页。 4 “切”, 通行本均作“窃”。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俱失校。按“切”乃“窃”之俗字, 见《三国志平话》《娇红记》, 参刘复, 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0年, 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