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战争》深入探讨了战争对性别角色和身份的影响。作者指出，战争常常强化男性的权力和暴力，削弱女性的地位，同时也对LGBTQ+群体造成不公。文章呼吁社会重视性别平等，尊重每个人的身份和选择，建立和平共处的世界。
性别与战争读后感第一篇
没有观点，只有暗示。没有论证，只有渲染。春秋笔法，怨而不怒，倒是很符合传统“男权社会”对女人和阉人的期许。作为学术论文，本书肯定不合格。但作为历史类读物，还是有不少干货，所以还不算太差。
全书大致讲述了抗战前后上海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博弈。通篇都在暗示一个“观点”：战时民族主义压制女权主义。“爱国”过了头，也就忽略了妇女的权益。与民族存亡相比，女权也很重要，没有个体权利，也就没有国家共同体云云。
作者谈到了沦陷时期的海派女作家现象，并以张爱玲苏青为无视政治、反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典型。这一章节写得比较愚蠢，基本无视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因素。
纵观三四十年代上海史，可以轻易发现一个事实：女权主义与其说是与爱国民族主义此消彼长，还不说是与战争此消彼长。张爱玲苏青们之所以能够崛起，不是因为沦陷区“不谈爱国”“不谈民族”（其实汪伪政权天天都在谈，大谈特谈），而是因为沦陷区相对太平，没有战争，就和30年代前期一样——彼时恰恰是上海女权运动的前一个兴盛期。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女权主义通常只发生于和平、发达的地区。由于缺乏战争和动乱，这些地区的人口比高度失衡，男性明显过剩，于是让广大职业妇女有了挑三拣四的权利。而一旦战争和动乱袭来，比如抗战初期的连年鏖战，男性大片死亡，重新成为稀缺商品，女性择偶空间缩小，女权运动自然就会消弭于无形。
女权主义的天敌并非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战争，或者说——是战时流行的一切形式的“主义”。
性别与战争读后感第二篇
有点可惜，作者搜集史料的能力很强，但是缺乏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读到第四章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博士论文改编，因为拼贴痕迹感有点重……类似于把相关性拼图都找出来了，但是并没有拼成一幅有意象的图像。
以上海作为焦点，但是作者对上海在整个战争中的位置把握有点失焦？把上海完全作为一个女性角色在叙述和建构，这本身就挺男权的……以及上海本身内部的分裂性也被忽略了……
把长城与麻将并置，这里明明可以深挖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身份冲突，作者却一笔带过了。不同阶段《女声》杂志的意识形态背景，也凸显了上野千鹤子强调的「国家暴力对女性的双重压迫」。再到后面女性无法获得三个金币，鲁迅林语堂相继出场，暴露了无论多么精神高洁的男性，在他们心里，女性都在公共世界里没有位置。梅兰芳、抗战夫人和杨绛这三章节的论述，也都过于围绕战争的主流叙事了，其实我还挺期待作者给出不一样的惊喜的，因为女性在战争里面除了一种服务和被裹挟的视角，她也有她的故事和情感啊。尤其感觉这里塞托和列斐伏尔的理论都可以拿来重新审视杨荫榆和杨绛的故事啊。真的好可惜……
再到后面章节的叙述，我感觉都暴露了作者对于女性与战争的问题意识的羸弱，她把握不住在那个时代，女性面对战争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也无法诠释清楚女性作为一个附属身份不断被定义被凝视被工具化使用过程中女性从个体化角度挣脱出来的人性之光，她不是被拯救的祖国，她是拯救祖国的人。女性是富有接纳性的，她要的不是对抗，而是「活下去」。
性别与战争读后感第三篇
第二章讲述近代以来的文艺作品对“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进行多样化创作，结果基本逃不过为夫殉情的结局，近代上海的摩登女子沉迷在手里“建长城”，被时人批评世风日下，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位置与身份不断变化，政治地位却得不到肯定。 第三章以《女声》杂志幕后编辑的变化，讲述该刊创始人之一的王伊蔚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的贡献。日伪控制时，该杂志成为日本海军部的喉舌，田村俊子、关鲁仍在申诉妇女的苦难和为妇女争取权益所发声。 她们的人生道路各自不同，却共同地走向孤独，在男性的民族国家中，她们一直是“另类”。她们的斗争与际遇正印证了伍尔芙说的，“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p93） 第四章从上海邮局不招女职员和裁汰已婚女职员谈职业女性的困境。抗战以来，大批妇女秉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信念，走出家庭，走出书斋，走出校园，积极投身抗战、宣传、救护、募捐……女性的职场之路始终伴随反对声浪，这大概是因为职业妇女开始挑战传统性别角色，而致使他们焦虑。 1945年发表于《职业妇女》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抗战炮火把大量的从前还在家庭里学校里的妇女带到无数的社会职业部门中来，换句话说，敌人铁蹄的驱赶和生活的艰苦使广大的妇女在整个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上占有了比以前更重要的地位”。（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女公务员》，《职业妇女》1945年第2期。） 第五章围绕张爱玲和平襟生的笔墨官司讲述当时文人对女性作家的轻慢以及女性作们家的回应。 第六章对比梅兰芳在战时卖画自救被歌颂和战时李青萍卖画却在战后被清算的遭遇。“其中的区别对待，恰恰投射出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对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的落差。”（p199） 第七章以英茵自杀引出抗战夫人与“临时”夫人因些不自爱的男性引起的风流债。这体现了战时性别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 第八章“中国社会在攻击女性时，暧昧的男女关系永远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p271）杨荫榆以死抗击日军，在后人眼中仍是“开除进步女学生”的顽固校长形象；苏雪林捐出终生积蓄支援抗日却被嘲弄“捐献过小”。这两名女性因与男性作家的讽刺形象被污名化。这样的女中豪杰原本应该在中国的抗战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一切还是被湮没和淡忘了。 第九章多被发现的近代画家“李青萍”，在乱世漂浮周旋于伪政府要员之间窃取情报，在战后却被打上“女汉奸”的标签，一生多次不明不白深陷囹圄。因其性别身份而倍增其沉重。 “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汉奸”都轻而易举地成为清算、惩戒“越轨”女性的最佳罪名。”（p345） 第十章讲述作者与其学生在进行口述时的内容，本章最好的一点是把“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城市不同女性的不同口述”的疑问以学生之口提出来，女性对战争的记忆打上了个人烙印。 总的来说，战时性别秩序松动，战争给女性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但女性想利用此时的松懈来争取更大的权益时，可能会遭到无情的打压。
